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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作者: 当年明月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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