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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

作者: 许文继、陈时龙

第20节:守成令主盛世与隐忧

国家:盛世与隐忧

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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