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托夏寿田转给袁的一篇大作《君宪救国论》，袁读后曾击节赞赏，叹为真是旷 代逸才！这篇《君宪救国论》就文字来说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只是立论不正而已。原文 太长，特摘录如下：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 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谋强，与 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 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客曰： 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 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 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 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 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 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 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 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 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 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 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 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 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 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 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 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 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 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已无所得，遂有忮求 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 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 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 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 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 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 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 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 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 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 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 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 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 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 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 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 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 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 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 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 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 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 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 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 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 国也，岂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 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此言虽奇，理实至常。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 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 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 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 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 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由此言之，宪政功用 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 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 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 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 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 而实至理也。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 后。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 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 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 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 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 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 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 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 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 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 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 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 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 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 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 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 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 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 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 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面 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 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 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 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 问题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宪政，而弊端百出，为后世诟病者， 其故何欤？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 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著，排满革命之言，充 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 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 造端，而海内思望郅治。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 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党之势力，因此一落千丈。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 之事，可以断其必无；盖立宪则皇族政治无自发生故也，乃天祸中国，大总统之计划未 行，而朝局以变，漳滨归隐之后，立宪党失主持之中坚，而与宪政极端反对之皇族政治 以生，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 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 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 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当时识者早已知之，立宪党由盛而衰，革命党由 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果也，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军队为其主力，而各 省咨议局议员和之，议员中以立宪党为多，至此亦不能不赞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时， 始去皇族内阁，颁布《十九信条》，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终清之世，并未成立宪法， 更无宪政利弊之可言，仅设资政院咨议局等以为之基，然以皇族所为，无异命之为革命 之机关。西儒有言：‘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宪欺民，焉得而不颠仆？ 大总统当时奏对，即言‘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 也！至今顽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谓前清之亡，亡于立宪者，是欲以皇族之罪 加于立宪党，立宪党不任受也。故谓皇族不愿立宪，致酿革命之祸，则可耳；谓立宪不 便皇族，致酿革命之祸，则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谓清室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 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 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 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 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机，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 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 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 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 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 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 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 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 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宪， 则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 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 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 《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 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 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 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 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预 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则子所谓立宪，不与前清，民国同乎？虎公曰：然！予以为他日之君主立 宪，有二要义焉：一日正当，所以矫民国之弊也；二曰诚实，所以矫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 中国之福也，予虽愚蒙，敢不从教。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

这时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这封信曾传诵一时，兹摘录如 下。其中有七不可，引经据典，原文过长，故删去。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 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 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宏谋 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 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 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 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 开明专制之例矣。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 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 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 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 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 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 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顾新《约法》已定 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 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 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 者自绝。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 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 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 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 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 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 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 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至贵会宣言，但研 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 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迨辛亥武昌 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 心者深也。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 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 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 之旧说已沦。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 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 乎？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 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 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 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 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 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原文太长，所以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 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 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 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 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 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 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 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 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 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 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 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 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 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 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顾吾窃有 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 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 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 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 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 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 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 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 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著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 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 共和之不适，著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 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又云：兹括安可触，驰恐 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其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而识时务之俊 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 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 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 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人生几 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 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 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 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 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 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 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 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 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 以自完其说也！吾今请先与论者确定立宪之界说，然后徐察其论旨之能否成立。所谓立 宪者，岂非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而政权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谓君 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耶？认定此简单 之立宪界说，则更须假定一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吾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 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薰丹穴以求得之耶？ （今大总统不肯帝制自为，既屡次为坚决之宣言，今不过假定以资辩论耳，不敬之罪， 吾所甘受也）。

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 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 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今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 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 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如曰即戴今大总统为君主也，微论我大总统先自不 肯承认也，就今大总统为国家百年大计起见，肯自牺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国民所要 求于大总统者，岂希望其作一无责任之君主？夫无责任之君主，欧美人常比诸受豢之肥 腯耳，优美崇高之装饰品耳！以今日中国万急之时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诸如 此闲散之地？借曰今大总统不妨为无责任之君主也，而责任内阁能否成立，能否适用， 仍是一问题。非谓大总统不能容责任内阁生存于其下也，现在国中欲求具此才能资望之 人，足以代元首负此责者，吾竟苦未之见。盖今日凡百艰钜，非我大总统自当其冲，云 谁能理？任择一人而使之代大总统负责，微论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今先自不行。昔之由 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盖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起废之良药也，今后一两年间之时势， 岂能有以大异于前，而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 迂阔之论耳！是故假定今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亦不能成立也。

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 不敢言。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 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 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 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 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 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 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 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 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吾言几尽矣，惟更有一二义宜为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张君主国体，其心中之将来君 主为谁氏，不能不为公等质言之，若欲求诸今大总统以外耶？则今大总统朝甫息肩，中 国国家暮即属纩，以公等之明，岂其见不及此？见及此而犹作此阴谋，宁非有深仇积恨 于国家，必绝其命而始快，此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若即欲求诸今大总统耶？今天总统 即位宣誓之语，上以告皇天后土，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年来浮议渐兴，而大 总统偶有所闻，辄义形于色，谓无论若何敦迫，终不肯以夺志，此凡百僚从容瞻觐者所 常习闻，即鄙人固亦历历在耳；而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 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 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 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 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 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 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 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 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 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 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 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 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 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 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 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 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 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 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 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揉升木，如 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 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 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 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 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 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 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 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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