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 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 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 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 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 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 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 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 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 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 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 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 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 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 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 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 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 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 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 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 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 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 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 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 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 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 “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 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 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 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 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 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 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 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 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 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 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 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 “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 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 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 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矗对于 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 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 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 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 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 “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 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 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 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 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 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 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 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 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 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 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 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 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 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 “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 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 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１韩 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 “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 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 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 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 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 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 （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 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 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 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 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 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 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 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 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 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 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 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 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 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 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 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 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 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 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 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 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 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 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 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 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 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 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 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 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 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 “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 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 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 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 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 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之时， 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 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 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

陈立夫在“CC”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 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 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 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 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 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CC”在较大范围的外围，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两种方法。例如抗日战争以 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会员人数9734人（会址在四 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用职员王鉴藩为金陵大学“CC”学生，后来跟洪 兰友当秘书），在这9000多人中，有意让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 冲淡“CC”色彩。“CC”有意用这种外围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 实际则利用该会来收罗文化界的分子，这就是它的“寓吸收于外围”的训练工作方 法之一。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本来是“CC”插不进去的，因为在 “CC”里边，实在没几个象样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当时也颇有社会地位，并且自认 清高，一般也不屑于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本来是学过工程 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学关系，加上他们在统治层中，又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因 此就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也套了过来。虽然套了过来，但 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间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极力扰其二三等人物，以扩大 “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照他们说，这是一种“就汤下面”的办法。

“中统”在外围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运用上述的原则，归纳言 之，可分三种：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鸭卵鸡孵”，三曰“夺胎换骨”。

所谓“挖根移植”，就是把别人培养好了的技术人员，情报能手以及具有一技 之长的其他货色，拉过来植在“中统”这块毒土里，使其继续生长，为之服务。干 脆地说，就是吃掉人家的现成东西。

所谓“鸭卵鸡孵”，则是原来已经成为“CC”的职业学生，或是从未暴露过的 在某些技术学校（如兵工署的兵工专科学校等）的“CC”爪牙，让他们在那学习， 学成之后、，等于用母鸡孵出的小鸭，羽毛长了，再自然地浮人“中统”的污水塘 中。“中统”“少壮派”中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上层特务。都是这个来源。

所谓“夺胎换骨”，系利用已有的公开团体（特别是历史悠久，有名气的老牌 企业）来做文章，掌握其中部分的或个别的有作用人物，予以物质诱惑，施以组织 训练，进而加以纪律约束，使为己用。但始终让他们罩在原有的壳子下面以蔽风雨， 在原有的环境中以吸吮营养，以延续其内线生命。例如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中央信托局及邮电、税务以及新闻。文化单位中身居要津的分子，为“中统”暗中 工作的就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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