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 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 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 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 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 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 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 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 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 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 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 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 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 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 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 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 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 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 “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 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 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 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 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 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 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 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 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 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 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 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 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 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 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 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 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 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 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日本 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 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 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 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 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 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 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 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 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 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 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 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 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 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 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 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 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 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 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 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 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 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 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 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 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 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 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 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 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 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 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 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 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 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 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 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 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 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 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 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死亡。他总算保全了一 点晚节。

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精卫在北平 会见了王克敏。王克敏说：

“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 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

汪精卫见王克敏不许他在华北染指，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

是时，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 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 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 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 一色的汉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门窗上也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 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了望楼。有1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 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 设在这里。

6月29，汪精卫约梁鸿志来会谈。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发现梁鸿志比王克敏更不理 想，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7月5日，汪精卫去南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提出： 新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任行政院 长。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会谈，仍没有结果。

汪精卫一气之下，准备撇开“临时”、“维新”政府，在广州寻找立足之地，建立 一个“华南政权”。7月24日，他顶着南方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 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粤语广播发表了《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但 是，汪精卫仍然是毫无收获，“空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卫终于认识到， 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不能离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府 的地点，除南京而外，别无他处。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 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 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 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 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 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

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 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 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 “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军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 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 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 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 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就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 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 的方式，招幕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 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 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 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迅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 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 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 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 志。该杂志是国民党CC系特务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 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村因 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 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CC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 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 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 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 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 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3处被裁撤，丁默 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 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 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 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每月货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 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 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 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 出合流条件：

（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 （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 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 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 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 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 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 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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