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寻梦网首页历史民国民国春秋>4-46章 经营“家天下”

民国春秋

作者: 刘凤舞

4-46章 经营“家天下”

至1950年6月份,解放军人数已经达到540万的庞大数字。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及 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及镇压反革命,经 毛泽东批准,准备在1950年下半年复员140万人,使部队保留400万兵力。

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金日成的部队和李承晚的部队在三八线激战。驻日本的美 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兼任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6月25日,蒋介石收到麦克阿瑟从东 京发来的急电,询问蒋能否派一个军赴朝作战。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 问题,并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蒋介石拍板出兵后,立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其中包 括派遣主力52军附加第13师共3.3万人出兵朝鲜,准备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 场。

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授意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在美文化名人胡适赴白 宫拜会杜鲁门总统,面交了蒋介石向杜鲁门建议派52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 湾方面的诚意。

杜鲁门召集美国军事与外交的高级官员会议,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经国务院与国防 部官员讨论的对朝鲜战争的3项建议:(1)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装备;(2) 动员空军掩护美国侨民撤退;(3)命令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军队 进攻台湾。并希望第七舰队实行双向封锁,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艾奇逊认为 蒋介石诡计多端,居心叵测,只是想达到要美援的目的。

艾奇逊劝阻了杜鲁门不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他说:“接受蒋介石的军 队就有把中共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 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 湾。”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此外,已经开始中英建交谈判的英 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美国权衡利弊,也只能采取取英舍蒋的方案, 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军。

6月27日,杜鲁门政府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两天后,第七舰队的6艘驱 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戈。7月,美国又增派13航空队常驻 台湾。

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期望通过赴朝作战,就可以从 北朝鲜进攻东北,或者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如意算盘。蒋介石 提出的出兵建议无效后,于1950年8月又通过麦克阿瑟,提出派1.5万人的“志愿军”的 名义入朝,结果又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认为起用国民党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 遭到英国等盟国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 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当蒋介石第3次提出出兵朝鲜的时候,杜鲁门却越来越清楚地 看清了蒋介石参战的用心,是在于挑起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大战,因此杜鲁门不能让蒋 介石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其企图。最后,杜鲁门不但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还干脆 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截然分开。蒋介石为此对杜鲁门抱怨甚深。

为配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蒋介石发出“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在台湾 孤岛发起了所谓“国民党改造运动”。蒋介石强调,改造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 首要的任务是检讨过去,反省缺点,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1)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 (2)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3)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在积极方面, 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同时宣布“现 阶段政治主张”,提出所谓的“4大主张”:

(1)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2)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 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者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 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尽量发展;更主张历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 以平均社会的财富。

(3)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为民主政治而奋斗 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的基础。

(4)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点是党员归队和党员整肃。

1950年9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党员归队办法》,号召党员归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只见党部,不见党员,组织系统完全涣散。掀起党员归队运动后, 办理党员归队,使脱离组织的党员再度纳入组织,并趁此机会清除所谓的“动摇腐化、 信仰不坚定分子”。

国民党整肃也有标准,根据《改造纲领》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为整肃 对象:

(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4)有贪污渎赃之行为者。

(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7)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国民党员整肃的程序,初步以小组为基本单位,互相检讨。对被检举人应作调查, 被检举人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及调查报告,逐级转呈国民党中央核定。干 部的整肃,由其所任职务单位的“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干部的整肃,即 可由下而上,也可由上而下进行。

在“整肃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指导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 重建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其党的组织,在小组之上,便是区党分部及县(市)、 省等地方党部。地方党部直接与当地民众接触,参予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地方自治的 推行。除省、市、县等地方党部之外,又有职业党部及知识青年党部和海外党部。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协调党政关系与开展民运社调工作。关于党政关 系,其基本精神是:以主义制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并规定:在 民意机关如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省、县议会、乡镇民代会,保民大会中建立 党团或党部,而在政府机构如行政院、考试院、司法院、省、县政府、乡、镇公所中, 则成立党员的政治小组,原则上实行党政分开。关于民运工作,则向国民党全体党员提 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如号召党员“深入民众,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利益,党员能 为民众利益而奋斗,藉以巩固党在民众中之组织与领导”等等,并制订了“中央民运工 作会报简则”,提出国民党的“民运工作”实施措施:

(1)为广大农民利益而努力。

(2)为广大劳工利益而努力。

(3)妥善照顾“全国”青年。

(4)提倡女权,团结“全国”妇女。

国民党在改造过程中还提出“沟通全党思想,发展群众路线”,开展“社会调查” 等任务。

1952年2月,国民党又掀起了所谓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发表了《反共抗俄总 动员运动纲领》,其主旨是所谓“联合党、政、军3方面的力量,发挥全国人力、物力, 建设台湾基地,俾早日光复大陆,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

为促进“总动员”运动的实施,分别大力推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大“改造运 动”。“经济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互助合作,调整经济结构、维持币值稳定、 保障投资安全、促进劳资合作、发展出口创汇、厉行增产竞赛等;“社会改造运动”则 主要是转变社会风气、培养“民主法治”习惯、厉行战时生活、加强民众组织等;“文 化改造运动”主要是进行“青年救国运动”,筹组“青年救国团”,创造三民主义的 “新文化”等活动;“政治改造运动”则包括实行行政三联制、充实地方自治等政治方 面的“改革”。

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从表面上看,大有“脱胎换骨”

的气势。历时2年又3个月的改造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通过“改造运动”,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 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改造”运动中吸收了大批所谓“爱国的革命分子及优 秀青年入党”,又从本地人口中吸引新党员,增加了党员人数,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的 比例大幅度增加,给国民党充实了一定的新生力量。1951年国民党知识分子党员占61%, 农民党员占37.7%,而30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41%,初步实现了国民党的知识化和年轻 化。同时,有计划地训练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确定了各级党部的监察制度等。

蒋介石通过“改造运动”,对国民党加强了控制。其腐败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在 岛内民众中的声誉也有所好转。由于强化了组织,国民党对岛内的统治能力也有一定程 度的提高。在“四大改造运动”中贯彻实行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方针、 政策,初步确定了台湾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方向。然而,国民党在本质上仍未发生任 何变化。

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 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同时,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一批失去权势的国民党元老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被任命为 评议委员。

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最终成为泡影。但 通过“改造运动”,蒋氏家族在台湾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蒋经国为首 的“太子系”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最有潜力的政治集团。

蒋经国1910年3月生,是蒋介石的长子。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滞留在苏 联13年。1937年回国,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6月加入国民党。“改造” 之初,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便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改造委员”。在“七大”会上, 他又当选为中央常委,进入国民党组织最高权力阶层。

蒋经国“太子系”的班底是“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 如王升等,战干团的学生以及1952年开办政工干校的干部;“一俄”则是指留俄时的同 学。在“三干一俄”中,赣南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位卑名微,“一俄”则为蒋介石 所忌讳。政工干校蒋经国则下了大力经营,俨然是他的黄埔,“太子系”门生多出于此。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 “救国团”是三青团的借尸还魂,是国民党的预备队,而蒋经国则利用“救国团”作为 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无论是中央“改造委员”,还是中央常委、“救国团主任”,都是明是一盆火;而 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又暗是一把刀。他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实权超过三军统帅;又以“总统府 机要室资料组”名义,操纵台湾特务机构,逐步掌握台湾的特务情治系统,其权力凌驾 于一切行政权之上。

蒋经国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为日后蒋经国的上台,实现蒋介石的 “家天下”作了组织准备。

既然“改造”的意图是重新分配统治权力,调整上层统治结构,就难免充满着人事 倾轧的意味,虽然元老派大都已经降伏,然而国民党内新起的政治势力却并不都一心情 愿地拜伏在蒋氏父子的脚下。集权的背后,反抗独裁、向往民主的思潮,逐渐在孤岛内 外知识分子阶层兴起。于是,便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案”。

吴国桢1903年出生在湖北,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归国,历任 国民党政府外文部秘书、科长、副司长、湖北省税务局长、汉口地政局长、财政局长, 1932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不久改任江西盐务、汉口市长、重庆市长,1942年改任外 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颇具才干,为蒋介石所赏识。 又独得美国政府青睐,于1949年12月担任了台湾省“主席”。当时,蒋介石要吴接替陈 诚台湾省主席职务时,吴国桢谦逊地说:

“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较为和陈合作。”

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就任“台湾省主席”的当天晚上,便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4点施政纲领: (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进民生主义,为人 民谋福利;(4)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他宣布起用台籍人士。

吴国桢认为蒋介石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 以图报效。于是刷新吏治,厉行改革。一时间,台湾省“政局”也有些可观之处。他自 恃有美国人作后台,有时难免恃宠而骄,同到处抓权的蒋经国发生冲突。

吴国桢同小蒋的不快可以追溯到1948年。那时吴任上海市长兼经济督导员,蒋经国 奉命赴沪任经济副督导员,他用铁腕手段,全面打击投机商人,同吴发生意见分歧,引 起正面冲突。吴国桢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吴亲赴南京,向老蒋力谏,剖陈利弊。小蒋则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认为 只要争取上海民众的通力合作,施用铁腕手段,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住的,然而“扬子 案”的风波,把小蒋那份声威志气一扫而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变成了“只拍苍 蝇,不打老虎”,小蒋以失败告终,乘兴而来,落荒而走。

到了台湾,蒋经国身为“太子”,“中华民国”当有其一半,而且以情治特务头子 的身份,到处插手,凌驾于一切军政要员之上。吴国桢又是“难得糊涂”的角色,不愿 意装聋作哑。于是,吴蒋潜在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冲突不断升级,形同水火。

蒋、吴冲突的焦点,首先在军事与治安权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一职,循例由 省主席兼。陈诚任省主席时,因不能分出精力来兼管,一切都委诸副司令彭孟缉等去全 权处理。吴国桢接任省主席,也兼任保安司令,但不得不因袭陈诚的旧规,保安司令部 的事,基本上无从插嘴,而獐头鼠目的彭孟缉早已投效到蒋经国的麾下,同蒋经国互通 声气,听其驱使,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放在眼里。

特务机关毫无法制而言,抓人无正当手续,往往公民失踪,家属无法知道,就连吴 国桢这位保安司令也茫然无知。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 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然而蒋经国、彭孟缉根本不理睬。1950 年某天,“省政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 抓人的又是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国桢召见副司令彭孟缉,令其查明原委。

原来台湾火柴公司的总公司原设上海,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栽留在大陆,于是 保安司令部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在大陆从事电影事业,拍摄了一部《民国40年》 的影片,其中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诸多“诋毁失敬”之处。蒋经国通过情扳机关获悉, 勃然大怒。然而无奈吴性栽何,于是下令彻查台湾火柴公司,逮捕王哲甫。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历史栏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