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3 月29 日至4 月1 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3 月29 日上午8 时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式，同日晚8 时移至武昌珞珈山武 汉大学礼堂举行预备会议。在历时4 天的会议中，就政治、党务和军事等许多问题 作了讨论。其中重要议程之一是决定撤销复兴社等党内各派系组织，设立三民主义 青年团。同时决定对1935 年5 月成立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和1937 年9 月成立的 军委会大本营第六部（即党务、特务部，陈立夫任部长，戴笠、徐恩曾分任该部的 组长）进行改组。扩大成立为3 个公开的特务组织，一为隶属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 局（简称中统局）、二为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三为隶属 军委会办公厅的特种邮电检查处（简称特检处）。

蒋介石规定，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军统局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 第一处主任兼任。两统都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这样，中统局局长由CC 系大头目、 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军统局局长由侍从室第一 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当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徐恩曾、戴笠 等人的资历太浅，超升太快，难孚众望，但蒋的内心则是不想让特工头目地位太高， 以至位高权重，难以抑制。因此，徐恩曾直到1945 年下台也没有能当上局长，戴 笠的局长职务是在死后才公布的。

可见蒋对特工头目戒备之严。

戴笠未能当上局长，对郑介民的安排倒颇使蒋斟酌一番。最后决定在军统内设 主任秘书一职，由郑介民担任。郑介民不愿屈就这个幕僚长的官职，采取软抗的办 法，借故不到军统局工作，一心扑在军令部二厅中将副厅长的职位上。戴笠知道郑 对主任秘书一职不感兴趣，只好在军统局内设代理主任秘书，初调大特务张严佛担 任，后由心腹亲信毛人凤接替。从此，毛人凤在戴笠的逐步提携下，成为军统的 “内当家”和接班人。

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对头、CC 系 大头目陈立夫经戴笠多次向蒋密报攻击，这次被蒋削弱了对中统组织的直接控制权， 使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 都清楚蒋的一贯作风，无不自觉回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三是将 郑介民由副职降低为幕僚长，戴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5 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 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 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 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名单 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注上记号或 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 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 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 连说了几个“好！

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 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并， 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 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作进一步分工，强调中统仍然 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 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移交军统， 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中统。 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 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 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 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 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复兴社高干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 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 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大特务文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 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 写了一份建议书，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强的报告极为重视。学生训练 问题，本归CC 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 系手中硬抢过 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 清等原复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复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 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复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 题是如何与CC 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什， 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 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 取，也许被CC 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 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请准校长批准非交我们来办不可，否则是 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 要争取时间，扩大地、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 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 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 着地提出CC 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 最好是把要花钱的事，例如要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CC系去办。 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 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 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 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在西北地区 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 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 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 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争斗作了无为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 CC 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 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 年5 月30 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宴请中央社会部的重要干部。陈立夫在宴席上 就忍不住大发牢骚说：“现在各机关都派人组织民众，大发命令，权限不清，系统 不明。如果说时弊，这就是时弊中的最大者！”

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 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档案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 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 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 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 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 毫不客气的。1938 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 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 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系尚好的黄珍吾为 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借口，升任黄为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 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跑，戴见无望，也才罢休。

CC 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 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复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 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 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复。CC 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 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借此发 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 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 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 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 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 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 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 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 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 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借此进一步把 “东总”推到cc 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 月15 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 ：“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 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 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 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

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 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 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 把CC 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 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 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 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 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 “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

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征才能答复委员长。 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

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并 送给戴笠。戴笠当即从3 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鉴专家对签字和印 鉴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的委员确是不在武汉； 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 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 章。

戴笠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 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1 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 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

通风，说此举是Cc 系的报复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 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 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 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罗君强 （军委会秘书处长）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 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

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 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对罗君强撤职查办，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

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 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 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 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 系特务或军统中选 调。戴笠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 CC 系抢走，当即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于1936 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 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 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 请求。蒋也考虑唐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 也好，于是仍把唐派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 抗战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 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 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 系也确为此懊恼 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 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尽量在两统之间摆平， 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的工作。CC 系这 才放心。戴笠也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 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 初过于轻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尽量取 得在与CC 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 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 近些，自觉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 唐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 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 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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