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军统特务在河内刺汪一击不中之后，戴笠心有未甘，始终把刺汪列为军统 暗杀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将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动中去，以完成 自己的最大心愿，从而能使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

1939 年5 月，戴笠闻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并与以原中统特务丁默邨、李 士群为首组织的汉奸特工组织合流，知道仅靠上海区从外围狙击一时难以得手，决 定另辟蹊径，派遣军统特务戴星炳利用过去是“改组派”的关系，打入汪精卫身边， 伺机下手。戴星炳奉戴笠命令，经香港到达上海，佯装投靠汪精卫。但因戴星炳原 在改组派中的地位不高，投汪后并不能得到重用，因而难以与汪接近，加之汪此时 经两次暗杀，早成惊弓之鸟，处处严加提防。

结果混了半年多，工作并无进展。戴星炳感到再这样混下去，对戴笠、对蒋介 石都难以交代，于是写信建议汪精卫，说他可以回广东策动张发奎、李汉魂、邓龙 光等原粤系将领投汪。其本意原是想借此抽身，向戴笠交差。但戴笠并不肯放戴星 炳过关，他决心要刺汪成功，代价再大也在所不计。于是决定增派军统局书记长、 凶悍的大特务吴赓恕亲率10 名行动特务，随戴星炳秘密返沪，实施刺汪计划。

戴星炳第二次重返上海，吴赓恕等人也先后潜赴上海，开始工作。按照戴笠对 戴星炳、吴赓恕交代的新计划，如果刺汪行动一时不能得手，可以先打击其他仅次 于汪的大汉奸。于是戴星炳、吴赓恕决定先取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但因事机 不密，戴星炳被76 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了解到他的身份后，决定通过他与戴 笠联系，目的是使76 号与军统暗中携手合作。戴星炳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 戴笠写信，军统局也复函同意。但复函中通过粗细笔划的运用，另给戴星炳秘密指 示，命令他伪装合作，寻机除去丁、李，加紧除汪。丁、李破译此信后，恼羞成怒， 当即将此案密报汪精卫，汪对戴星炳的“背叛”极为痛恨，大笔一挥，立予枪决。 戴星炳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军统大特务。

二次刺汪行动流产后，戴笠并没有因此而放松部署，仍然电令吴赓恕，要他继 续活动，伺机刺汪。吴赓恕是军统内资格很老的大特务，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 器重。这次领衔出征上海，曾发誓不取汪精卫首级决不回重庆。

戴星炳一死，他就积极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在伪维新政府当科员的老同 学陈承纶，再谋刺汪之策。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有师生之谊，吴 便威逼陈承纶利用与汪的师生关系去接近汪精卫，伺机在汪宅或办公处所安放定时 炸弹或下毒，置汪于死地。

陈承纶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公务员，根本无胆量去谋汪之头。但吴赓恕的心狠 手辣、凶野蛮横的威名使他亦不敢拒绝吴的要求。他考虑再三，为今之计只有让汪 精卫来对付吴赓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经过向汪全部密报，由 汪交代76 号设计将吴逮捕，立予枪决。吴赓恕成了刺汪活动中第二个丧命的军统 大特务，第三次刺汪行动随之失利。

吴赓恕的死讯由军统上海区报告戴笠，戴极为伤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戴对汪 的报复心理。为此，他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派智勇兼备的军统行动专家、河内刺 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接任上海区区长，以加强对刺汪行动的领导；一方面用内外结 合的方法，在上海建立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汪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该站再 收买随王天木投汪的76 号第二处专员、原军统特务诸亚鹏，三谋刺汪之策。整个 行动由北极冰箱公司经理、军统特务陈三才指挥协调。考虑到汪精卫此时出入都乘 坐保险汽车，戴笠还为陈三才配备了1 枝穿甲枪，以作狙击汪的汽车之用。这件案 子本做得极其机密，戴笠也寄予厚望，不料被军统特务吴道绅出卖，结果陈三才被 捕，诸亚鹏供认，所有刺汪行动计划、文件与枪支弹药全部被抄，陈三才也被76 号结案向汪具报。

第四次刺汪行动也半途夭折。

四次刺汪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戴笠仍然铁了心要取汪之头。他总结了多次失 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变换部署，挑选一名能够接近汪精卫的壮士或侠客，在汪接见 时，不须借助凶器或毒药，只凭拳脚功夫，当场取汪之命。这样既能通过汪处警卫 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简化步骤，迅速实施刺汪行动，减少在长期准备过程中暴露 行迹的风险。经过戴笠饬令军统局行动处多方寻找，居然物色到一名理想的行动人 员。此人名叫黄逸光，广东人，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1 只老虎。平时从 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徒步旅行团，自任团长。到南京后，当时任行政院长的 汪精卫曾接见过他1 次，并合影留念。

黄逸光受命后，当即带着照片到南京晋见汪精卫。此时汪已“还都”南京。因 多次破获军统组织的刺汪案件，汪早已“成精”，保护更加严密。自改组派分子戴 星炳因刺汪行动案被枪杀后，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提防，防止他们 是戴笠派出的刺客。现在黄逸光仅凭当年1 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当然不会 放心，于是先秘密派76 号特务调查一番，果然从他下榻的中央饭店房间里搜出4 英寸穿甲手枪1 枝，达姆弹10 发，照相机1 架，小型电台1 座及密码本。据此， 76 号特务将黄逸光当即逮捕，并从黄逸光身上搜出一包毒药。原来，黄虽然带了 枪支弹药，但按照戴笠的交代，并不想使用。按原计划只想利用与汪的同乡和故旧 关系，在汪接见时，只凭巨大的臂力将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当场吞药自 杀。汪精卫闻报，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黄逸光成了刺汪行动中第三个丧命的军统 特务。此时，陈三才尚关在监狱中，汪精卫一时无暇顾及。岂知关了一段时间后， 陈三才的家属贿通汪精卫的连襟诸民谊，要他向汪进言，开释陈三才。岂知诸不提 还可，一提反倒提醒了汪精卫，他当即从一大堆文件中，找出76 号上送的那份报 告。这时的汪精卫，早已铁了心，杀人也早杀红了眼，凡有刺汪行动的人，决不宽 恕手软。于是当即在报告上立批“着即枪决”4 个字，陈三才成了刺汪行动的第四 个牺牲者。

从1939 年5 月到1940 年的1 年时间里，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4 次组 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 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这使戴 笠不得不承认汪精卫确是条很难对付的老狐狸。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 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这 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 还要刻骨铭心。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 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 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微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和平运动”有大功的人，在汪精 卫“组府”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 是差强人意的。但是，“组府”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1 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 给陶1 个宣传部长。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 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 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 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 的是徐寄■和黄漱初。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非浅。上 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 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 有师生之谊。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徐遂引黄见杜，3 个人密商结果， 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 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戴因此时在重庆 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 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 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 天就匆匆返港， 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对高、陶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回头。高、陶早有 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1 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其意也就 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 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由戴笠直接引见蒋介石。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 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 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 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 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 陶的生活费。

黄漱初第二次去上海转达了蒋的指示，并表示一切由杜月笙担保，同时又将蒋 给的10 万元港币，每人给了4 万元。1940 年1 月初，正当汪精卫赴青岛参加与 伪南京“维新政府”及伪华北“临时政府”会谈将南北傀儡政权合流时，陶希圣、 高宗武携带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乘船到达香 港，受到杜月笙等人的欢迎。杜月笙当即嘱咐王新衡用电报向戴笠报告，并由香港 区派专人将密约送往重庆。经戴笠报告蒋介石同意，将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公 开发表。陶先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赴重庆，被蒋留在身边工 作，不久因替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再获蒋之青睐。在陈布雷自杀后，更作了蒋 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而高终不敢回重庆，由蒋发给美金5 万元，带着爱妻逃往美国。杜月笙由于策 动陶、高出走有功，由蒋发给奖金法币20 万元，另由戴笠发给王新衡等香港区内 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 千元。

陶、高的拆伙使汪精卫的“还都”黯然失色，汪为此痛心至极，大骂陶、高卑 鄙无耻。而戴笠也稍解心头之恨，蒋也由此而减轻了对他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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