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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戴笠 作者: 杨者圣 08_8 运用张国焘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他深知仅仅依靠军统 的传统基干是难以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的，必须另辟蹊径。戴笠初期特别看重张国 焘，他认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人物，运用张国焘来开展反共活动，无 疑成了戴笠手中的一张王牌。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被安排到重庆 观音岩张家花园3 号。从此以后，戴笠就在如何充分运用张国焘开展反共活动方面， 动了许多脑筋，想了许多招数。 首先，戴笠成立了1 个专门机构来安置张国焘，取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特研室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张国焘虽然正 式加入军统活动，但由于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的 头衔，因而不屑于当一名在册的军统特务。当军统局人事室交给张国焘“内外勤人 员调查表”让他填写时，张国焘不填，并发了一通脾气。 其次，戴笠采纳张的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张国焘认为，开展 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机构，还要有专门人材，而军统的人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 必须专门进行培养。戴笠对张的这个建议很欣赏，马上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 器口童家桥洗布塘，班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 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 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其严格程度是军统其 他训练班从未有过的。但由于爱国的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共产党，庸俗、混饭吃的 才走入军统，所以特政训练班学员的知识之低，道德之差出乎于张国焘的想象。该 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 余人，结业典礼的时候，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 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 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完全不能达到戴笠的要求， 许多特种政工人员派入边区后，不但拉不出人来，自己反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 业的学生甚至无法按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的第三个招数是采纳张国焘的建议，开展所谓“来归”人员活动。 张认为共产党有它的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它成为中国第二个大党。 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用特务盯梢、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 出卖党员等办法并不高明。虽然能使极少数共产党员屈服，但仍然收买不了他们的 心。正确的办法是从政治上争取，去联络他们，具体做法就是当发现中共党员后， 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 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张向戴笠解释这“来 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张的 这一套作法很得戴笠的赞赏，很快批准推行。为配合联络“来归”人员活动，戴笠 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设在洛阳，站 长由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中共叛徒朱德崇担任；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 站长由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中共叛徒项乃光担任；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 站长由中共叛徒黄逸公担任。戴笠又进一步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成立陕北 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成立延安策反站和耀县策反站，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 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张国焘曾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 况的交待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局内处长、外 勤省站站长、区长及特联站、策反站特务阅读、阅后缴还，不许传阅。但戴笠对张 的这份呕心沥血之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它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而对特务 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多年来，除了1 个原张国焘的 心腹、红九军军长何畏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其它方面始终未能做出令 人满意的成绩，与戴笠当初的期望相去甚远。戴笠对张失望之余，不禁恼羞成怒， 经常对张冷言冷语，进行讽刺挖苦。 张国焘无计可施，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向蒋、戴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 开访问陈独秀，将陈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编辑成册，用以作为对付延安的宣传武 器。戴笠经与胡宗南等人研究，认为张国焘的建议不过是一种脱身之计。张自知玩 不出什么花样，在蒋面前报不了帐，“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 重，又可搪塞一下”。戴笠虽知张国焘的诡计，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以售其奸。 将此报告蒋批准，与胡宗南一起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戴笠意欲邀张同去，张因怕 引起陈的怀疑而故意拒绝。戴、胡商量的结果也是认为张不去为好。于是，戴、胡 二人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访问陈独秀。 当时，陈独秀已是60 余岁的老人，自清末以后，其声名卓著，令国人振聋发 聩。晚年虽落魄如斯，仍令胡宗南、戴笠不敢怠慢。戴、胡初欲以假名求见，又怕 陈不肯接见，或敷衍了事，达不到问计的目的。于是，胡仍以34集团军总司令、戴 亦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 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 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 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 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 正目的：“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 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 愤愤不平地说：“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 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斯大林之 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 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独秀 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 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 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 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 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 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 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 “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 对校长难以交差。”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 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 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 之哀叹：“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 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 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 “无政可参”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无计可设” 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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