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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戴笠 作者: 杨者圣 12_7 上海肃奸 1945 年9 月18 日，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 地区的汉奸已经失去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 戴笠在肃奸问题上，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是颇耍了一番手腕的。在战后的第一 阶段，为了利用数百万汉奸及伪军的力量与共产党抢占地盘，争夺天下，戴笠指示 负责接受的先遣特务给汉奸伪军传话，甚至叫人在收复区的各大中城市广泛张贴布 告，内容是：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这个处理 汉奸的原则就是不管这个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 有坏的行为也要办理。这个原则公布出去，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 没有干什么坏事，也都没有跑。并且响应蒋介石的号召，在最后关头坚守阵地，固 守待命，立功赎罪，等候中央军接收，有的甚至希望重新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启用。 直到9 月中旬，这时距“八·一五”光复已经1 个多月，全国的肃奸工作依然没有 什么动静，有的汉奸看周佛海在上海、任援道在南京、丁默邨在杭州等地方，依然 像昔日一样，窜上跳下，东奔西走，神气活现，十分活跃，俨然都成了国民党的新 贵。汉奸们由此对自己前途的估计也都更加乐观，觉得原先的悲观不但没有根据， 而且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神情也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原先到处龟缩隐藏或躲躲闪 闪的汉奸们，又开始走出来，互相之间轻松地开开玩笑，说说境况等等，一种解脱、 宁静的气氛在汉奸中间逐渐感染、弥漫、扩散。 1945 年9 月20 日晚，正是中秋节的月圆之夜。这一天，在中美所与军统局 的上海联合办事处——杜美路70 号的花园洋房里。到处是火树银花、灯光璀璨， 一片节日的浓烈气氛。门前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更是一辆接一辆地鱼贯 而来。当晚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 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 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 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伪税警总团长 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澎、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 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 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 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 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再三向 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 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在如此花好月圆的喜 庆场合，由权势薰天、信誓旦旦的戴笠说来，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 洋。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 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 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 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 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拚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 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 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 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 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 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 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 9 月23 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 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 在愚园路公馆请客。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 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 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 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 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 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 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 多名汉奸 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 到100 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 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市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 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 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著名的 大汉奸，特务头目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 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 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经理李泽等人，因他们 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 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 谢意。其实，在戴笠认为，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 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 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 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在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 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进来。 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 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 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 戴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自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 名汉奸也列入 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 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 被派到上海。1939 年被76 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 号特工总部第一 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 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 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抗战胜利后，万里浪、傅胜兰找到毛森，登记自首，请毛森在戴老板面前替他 们缓颊。毛森事先已得到戴笠的底牌，只在表面上敷衍他们，利用他们做检举汉奸 的工作。万里浪、傅胜兰信以为真。为了能取信于戴笠、毛森，他们便加倍地对过 去的汉奸同行进行检举打击。特别是万里浪，由于他对上海各方面的汉奸十分熟悉， 手下又有一批爪牙，故毛森任命他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调查室主任，专负责对汉 奸的调查统计任务，并参加了初期对部分汉奸的逮捕工作。万里浪摇身一变，又成 为接收大员，心中分外得意，对调查和捕奸活动也就十分卖劲。每当他押着昔日的 同僚到军统看守所交差时，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气，连在押的日本人也感到 愤愤不平。到9 月下旬的肃奸前夕，万里浪开始嗅出形势将对他不利，便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拔脚开溜到蚌埠，但终为戴笠派人抓获，押回上海，关入军统看守所。当他手 铐脚镣地进入牢房时，原先被他密报或捕捉的汉奸一个个须发皆张，对他怒目相向， 只因他反复告饶，才免尝一顿老拳。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 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 戴笠很快死去，新任局长郑介民顶不住CC 系等其它派别的攻击，为表白洗刷自己， 主张对26 名背叛领袖、背叛团体、出卖同志、卖国求荣的附逆分子处以极刑，以 严肃军统的纪律。当时，正是全国一致要求严惩汉奸的高潮时期，于是，在1946 年8 月15 日，即抗战胜利1 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 名军统叛 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 了1 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 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 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 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 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感，难以开展工作， 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勘乱”大队长。 另一个中途投伪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 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 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 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 由于汪伪76 号的头目丁默邨、李士群都是CC 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 特务 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 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 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抗战胜利后， 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 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 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这使中统局对 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 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 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 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 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 “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 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中统汉奸特务很少有能逃脱戴笠打击的，只有极个别由蒋介石亲下手令力保的， 可以作为例外。汪伪特务张瑞京原是中统上海特派员，投伪后，先后任76 号顾问、 76 号南京区科长、特务行动大队长、陆军第七旅旅长、参军处中将参军等职。因 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吃喝嫖赌，形影不离，成为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 在世时与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收藏之处。日本投降后， 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机，捷足先登，将这十几箱密件偷出，通过中统局献给蒋介 石，蒋大喜，不但下手令保护张瑞京过关，而且颁赠“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 张瑞京由此担任战后南京市的大肥缺敌产管理处长。对这个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 奈何，只得由他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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