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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

作者: 易竹贤

8.2 海外读敦煌卷子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 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

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

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

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

①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 Giles,巴黎的Professor Paul 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② 《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③ 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④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⑤ 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⑥ 《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⑦ 《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⑧ 《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

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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