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 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 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 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 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 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 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 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 为一条条车龙船龙，婉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 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进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 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 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 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 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 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 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 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应该承认，孔祥熙在抗战中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机构进行调整，对财政进行 改革，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家王朝 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主观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1942年后， 大后方工业呈日益衰败之势，就是证明。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抗战初期工业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时，沿海地 区的大量资金内流，也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保证。由于抗战激发 起来的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也是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共渡难关、打败日寇的精神鼓舞下，近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不 讲条件，不计报酬，日夜工作在生产第一线。除领导工业生产外，还大胆革新，努 力创造，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如水利专家们在西南地区先后勘查了40多条河流， 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河，青海的汉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 东河等地建起了多座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荒凉 的高原找到了石油，并成功地将石油开采出来。化学专家先后研制出了酸碱、橡胶、 水泥、甲醇等战时急需的化工产品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再一是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 大后方和海外市场的联系几乎被全部切断。内地各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原来主 要靠外国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输出大幅度削减，沿海各省 的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几乎中断。与此同时，由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移人后方对工 业品需要的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事对军需品及药品、交通工具等需求的增多；供应 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就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并为大后方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大 市场。

同时也应当承认，在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些扶持工业发展的措施，在 政策上对大后方的倾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支持沿海工厂内 迁。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并投款 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 到内地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

当时实施的“行业专卖”政策，亦是孔祥熙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财政正常运转 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 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 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时，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经济工作还是肯定 的，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满却使他不安起来。特别是宋子文，虽然在位置上宋子文 不能与他抗衡，但宋子文深通经济。孔祥熙的那些所谓“改革”把戏经不住宋子文 一驳，加上宋子文是“国舅”，哪天到宋美龄那里吹吹风，揭揭他的老底，他也会 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 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 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 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 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 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 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 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 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 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 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征收“专卖利益”， 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 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 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 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采取对策。即采取行政规定 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 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 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 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 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 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 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 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 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 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 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 产烟卷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烟卷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 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签，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 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烟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 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 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 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 个亲信借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 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 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 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 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 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 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 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 人民的血汗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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