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的交锋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 外的政治形势作1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把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但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剌激。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也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宋哲元、张自忠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其他如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党）之后，抗日的气氛駸駸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它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3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可惜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份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的错误幻想，未能认清、警惕、查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而国民党蒋介石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及时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坚冀察当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之志。

其实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到：“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

在华北，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在东京，上层人士私下盛传着：“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2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寇在砺兵秣马，磨刀擦枪，而冀察当局的领导人，却毫无所觉，满心还在以为冀察平津是稳定的，从而没有作好应战的充分准备。在这样全然不备的情况下，日寇突然发动攻击，怎不显得被动呢！

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如此，下面的广大官兵却不然，他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恨，爱国热情高涨，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的磨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既事先未能阻止“七七”事变的发生，又未能争取“七七”事变后的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最终还是把惨淡经营的地盘丢掉，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九军、是宋哲元、张自忠的悲剧。

果然，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下，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卢沟桥发生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保定，刘汝明在石家庄，北平只有秦德纯在主持工作。重庆《新蜀报》1937年7月8日报导：“天津6日电：冀察行政机构为适应当前环境，决定改组。宋哲元续作相当时日休养，暂时还不返平。所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绥靖主任及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均由张自忠代替，另设副委员长，由秦德纯充任。不久即实行。”

7月7日深夜，张自忠得报说，我军在卢沟桥同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自忠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其实，日军向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发动武装进攻，是早就策划好了的。日军驻丰台部队的军事演习，就是以攻克宛平为目标；日本东京的上层人士早已传遍：“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第二个“柳条沟”就是卢沟桥。只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多数冀察当局领导人，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而不察觉罢了。

驻守宛及平芦沟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0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反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张自忠获知日军向我驻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反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得到这个电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张自忠和秦德纯、冯治安、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等人商议。看来宋哲元以为日本人只是想逼他就“经济提携”的一些项目表态，所以还不想回北平来主持一切。大家决定派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哲元回平；另一方面由秦德纯出面与日本人交涉。争取先平息双方的军事冲突，不要把事态扩大。

同时提出，二十九军将领军官在平的家属，应先撤离北平，以防万一局势恶化来不及撤退。

由于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中劳而无功，损失惨重，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为了给支援部队赢得时间，所以便采取了缓兵之计。故尔于7月9日晨派松井太九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条，即：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退到丰台，中国部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根本不想履约撤兵，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源源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敌我双方军事冲突越演越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击日军。

邓熙哲来到山东，见到宋哲元，转达了诸将领意见，请他回平主持工作。

宋哲元却对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蒋介石电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嘉奖应对得宜，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绝不放弃。”

9日，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往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发动袭击，歼灭该敌。

张自忠得知上述计划以后，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

张自忠对何基沣旅长说：“现在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张自忠最后还是以军部命令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的良机，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等到敌人援兵到来，日寇实力更强，我方更加被动。前线将士因此对张自忠产生不满情绪。但这也确是张自忠在指挥上的失策。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陷入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据此及今井清的训示向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在谈判中，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条件：

一，冀察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定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在卢沟桥驻军改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和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也预期必然一样，那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6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向华北派兵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娈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象。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一下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格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定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是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16日至19日，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第一一旅相继从关外抵密云、顺义集结，驻朝鲜第二十师也于19日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逐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但宋哲元仍无视这一事实，于20日还对外发表了希望和平的说话。

不料说话刚刚发表，日军就于当天下午3时，以巨炮轰宛平城及长辛店，我军伤亡很大，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中炮负伤。

张自忠来平向宋哲元建议说：“现在日军纷纷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立即派员赴南京请示，究竟我国准备到什么程度？是打，还是不打……我军应该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战争。”

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建议的一分备战计划。但宋哲元仍在以妥协迁就求和平。其时就是准备也为时已晚，敌人已经一切就绪，就等命令动手了。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整个平津地区是阴霾密布，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之中，到处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一片混乱，双方交火的事件不断发生。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冀察当局，被日寇无理蛮横的步步紧逼，已到了最大的容忍度。

频繁的交涉、商谈，使本来就患严重肠炎未愈的张自忠，身心疲惫不堪。

这一个时期以来，张自忠的内心是痛苦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是这些又能向谁人述说呢？半个多月来，几乎天天都是卧于病榻，而卧病和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谈判打交道，真令他气愤填膺，如果不是从冀察平津的“和平”大局考虑；不是从全国抗战考虑；不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考虑，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但是，就是这样地在日本人面前忍辱退让，日本人却还越逼越紧，没有一点要把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过去的样子。而且，看来这次日本人的胃口确实是很大，不单是从谈判桌上要捞取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且还想用武力得到更多、更大的。看来，这场仗是要非打不可的了，日本人在源源不断从东北等地向河北、平津增兵，驻扎在朝鲜的第二十师不是已到达天津了吗？

他现在不得不同意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的话来：“现在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呀！”他当时还批评何基沣旅长，说他们要夜袭丰台的日军是愚蠢，现在看来愚蠢的是他张自忠。

他现在真有点后悔当时不该制止何基沣他们那次夜袭，否则的话，一旦打起来，二十九军至少也会少上千把敌人的压力。

这是7月24日，他吃过晚饭后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徘徊。脑子里许许多多的烦事都萦绕在心头。

“张市长！”

这叫声使他悚然一惊，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天津交通银行总经理徐柏园前来看望他。

“啊！是你。到我办公室坐吧。”他邀请徐柏园到办公室坐坐。

徐柏园是找他谈及救济方面几个问题的，因为徐也是市救济总会的常委。

最后徐柏园望着张自忠那憔悴的脸色问道：“和日本的谈判情况怎么样了？时局会如何发展？我们打算该如何应对当前这危急的时局呢？”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谈判难呀！日本人是越来越蛮横不讲理了，他们所提的条件也是越来越苛刻，可以说已经把我们逼到无可退让的地步了。现在他们又大量增兵平津及河北地区，也许一场战事迟早是难免了！”

说到这里，张自忠声音越来越高，双手紧握拳头：“真的到那时候，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

他突然沉默了，徐柏园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他突然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但若仍有一线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

徐柏园道：“我看现在这个局面，日本人是恐难善了。”

张自忠：“是呀。你们也要作好打与不打的准备。从内心上讲，我到是希望与日本鬼子痛痛快快的大打一场。但是打与不打，还得看南京国民政府和我们宋委员长的态度。”

徐柏园走了。张自忠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明天他要去北平。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将要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时局，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7月25日，张自忠从天津来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

这次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会议，没有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开，也没有在南苑军部召开，而是在武衣库宋哲元的私邸举行。

由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家属，大多已转移离开北平，所以这里除却宋哲元和他的护兵外，也没有女眷了。这到更象一个临时寓所了。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宋哲元、张自忠外，还有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石友三等。这些人都先后到来。今天大家的脸色都非常的凝重，可以看得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给每个人精神上的沉重压力。

会议开始，仍然由宋哲元主持。

宋哲元对大家说道：“当前形势，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是十分危险而严峻的。日本人不顾我们的一再让步，委曲求全的和平诚意，仍然是步步紧逼，条件越来越苛刻，现在已经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我们希望和平也是有原则的，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来换取冀察平津地区的和平，那我们岂不真成了汉奸了。日本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河北增兵，关东军的两个旅，即独立混成第一旅、第一一旅已在密云、顺义集结；驻扎在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也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加上原在这里的驻屯军步兵旅等，日军在河北、平、津兵力已达5万余人。日本人如此大规模增兵，以及他们在谈判中所提条件越来越苛刻看，他们已根本不想和我们谈判和解，而是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大战势所难免，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十九军已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了。过去我们老是下不了决心和日本人武力对抗，那也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是战是和的态度不明朗。蒋委员长庐山讲话大家都晓得了。前两天，熊斌来见我，向我转达了蒋委员长的意见和态度，表明了南京中央这次真的准备抗战了。中央决定补助我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高炮部队调来保定，归我二十九军指挥。基于当前局势的发展，冀察平津和二十九军面临的威胁，和日本人继续谈判已没有什么意义，和平解决问题已没有多大指望，所以我决定下令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的交涉。”

宋哲元停下来，望望每一张表情严肃的脸，方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布置备战工作。现在就请大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吧。”

宋哲元态度有了如此的转变，张自忠心中的重负也觉得一下轻了不少。

宋哲元的话说完以后，张自忠说道：“我先明确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宋委员长刚才的看法和意见，这也应成为我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与对策。我完全同意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与交涉；我二十九军应全力投入备战准备。日本人根本没有诚意，既然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已决心抗战，那我们也就没有再向日本人委曲求全的必要了。”

冯治安道：“我也完全支持宋委员长的态度。我一直主张对日本鬼子只有以牙还牙，绝不能妥协退让。现在既然只能一战，那就让我们二十九军誓与日本鬼子周旋到底吧。南京中央都已下了抗战的决心，我们还顾虑什么呢！当然，这仗如何打，我们是应该好好研究计划一下。”

其他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和决心。

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的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日军兵营海光寺；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向南面出击，进攻平昌、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张自忠命令在南苑的三十八师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同时打电话给在天津的将领李文田、黄维纲、董升堂、宁殿武等人，指示所有在津部队，统由李文田副师长指挥。敌若向我进攻，我军坚决予以反击。

7月28日，宋哲元根据当时局势，下达二十九军各部进行战斗布署：

（一）第一路军（北平城郊）

总指挥：张自忠，副总指挥：冯治安

（二）第二路军（天津附近）

总指挥：张自忠 李文田（代）

副总指挥：刘家鸾

（三）第三路军（察哈尔省）

总指挥：刘汝明

7月25日、26日两天，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使战火迅速蔓延。

27日夜，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尤其是南苑，更成为他们急于攻占之目标。

佟麟阁、赵登禹将军指挥部队，英勇抵抗。南苑、北苑、通县等地战斗尤为激烈。

7月28日下午4时，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战事。

突然骑兵师长郑大章仓皇地走了进来，他对大家说：“南苑战事十分不妙，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都已经壮烈牺牲了。敌人以40多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轰击，我守军伤亡特重，我的骑兵师第二旅伤亡一半，另一半已退守固安，南苑已不可保了。”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雷，把开会的众人都惊呆了。

佟、赵二人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都是患难多年的袍泽兄弟，大家听此噩耗，怎不心痛如割。

宋哲元当场顿足大哭：“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南苑如果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北平恐也难于守得住了，看来还得及早思谋对策了。

张自忠在前两天向天津发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在天津的家人，那是以遗嘱口气嘱咐家事。另一封是给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 翀和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电中说：“我们都是国家人员，守土有责，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一职，才对得起国家。刻我担任北平城防司令，市府的事务由马秘书长负责；驻津附近的部队，由李局长就近指挥。我决心以身许国，与北平共存亡。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共维国难。”

马彦翀与李文田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商议天津方面的对策。

李文田道：“既然师长不能亲自回天津来主持一切，看来这副担子就要落在我们头上了哇。”

马彦翀：“根据目前局势，和已是不可能，和日本人开战已是在所难免的了。我们应当好好的布置一下，一旦动起来，我们该如何的打？能不能把他们几位都请来，我们好好的谋划一番。”

李文田点点头：“对，是该开个会好好布置一下。”

于是副总指挥、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保安队长宁殿武等都来了。

人到齐后，由李文田主持会议。

李文田把张自忠的来电向大家宣读了以后道：“张师长已不能回津主持，这里主要就要靠我们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得请大家谈谈。日本鬼子不断增兵，南京中央和蒋委员长已发表了声明和讲话，明确了抗战的决心，宋委员长也下令停止同日本鬼子的谈判，要抗战到底。日本人到处向我们二十九军发动袭击，这场仗是非打不可的了。我们第二路军的作战区域在天津，我们该怎么打，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请大家说吧。”

黄维纲道：“我们如果坐等人家来打我们，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古人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这一仗能打好，既保卫了天津，也消灭了在天津的日本鬼子。对宋委员长和师长他们保卫北平也是一个支持。我认为在天津有几个重点我们应该考虑拿下，一个是车站，包括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等等，把天津的铁路主要东站占领了，就可以掐断天津方面的日本鬼子增援北平的运输线；一个是机场，我们占领机场，击毁敌人飞机，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将是一个巨大削弱；一个是海光寺日本兵营；还有日租界。至于如何打，请李副师长布署好了。”

“我同意振三兄（黄维纲字振三）的意见。这两年咱二十九军忍气吞声地和日本鬼子打交道，受的气也受够了，也该让弟兄们出出这口恶气了。”董升堂道。

李致远：“他们两位说得对。我们必须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单是出出咱二十九军弟兄们这口恶气，也给老百姓出出这口恶气。”

经过详细的研究，最后决定，7月28日一致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军意图，决定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和日租界，以市保安队为主，由刘家鸾、宁殿武负责指挥。其余各车站、北宁铁路局、机场分别由一一二旅、一一四旅负责。独立第二十六旅作为总预备队，以备支援各攻击点。

28日凌晨，各处进攻开始了。三十八师在津部队向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快天津东站、总站、北宁铁路局都被占领了。捷报频频传来。驻天津日军竭力抵抗，其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日军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日军兵营。

经过反复冲杀，东局子机场也被我军占领，在机场停机坪上停有日军飞机十多架，当即被我军浇上汽油放火烧毁。并将机场跑道破坏。机场一片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最为惨烈的是攻击日军海光寺兵营，由于承担袭击海光寺任务的是天津保安总队，因受条约规定限制，保安队不得拥有重型武器，所以保安队除轻机枪外，只有两辆轻型装甲车，十辆机械摩托车。而海光寺日军兵营，则是日军在华北的最重要的据点，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平时驻有重兵，日本人长期经营，筑有坚固的防守碉堡和工事、高墙，凭险固守。兵营内还有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所以双方成胶持状态。

保安队多次冲杀，都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所阻，虽说也击毙、击伤了大量的日军，破坏了敌人一定的军事设施，但我方伤亡更大一些。

分队长张凤岐自从金刚桥事件，由于当时局势，在日方的压逼下被“判刑”，但张自忠指示，保留他的军籍，还天天派人给他送饭。“七七”事变一起，张自忠便令将他释放，并令其归队，仍担任分队长之职。国仇家恨，使他对日本鬼子更是刻骨仇恨。

这次他主动请缨攻打海光寺，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每次都率领他的分队，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工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敌人火力太猛，均未能攻破敌人的防御，被迫退了下来。并且他也几处负伤。分队的士兵劝他撤下去治伤，他都断然拒了，草草地裹了一下伤口，又拿起枪向敌人射击了。

最后一次冲锋，他端起机枪，冲在最前面，边向前跑边向敌人开火，口中大喊：“弟兄们！冲呀！杀光鬼子为俺们中国人报仇呀！”

正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他在倒下之前向敌人射出了最后一梭子子弹。

勇士倒下去了，他再也没有能爬起来继续前进。

海光寺的战斗打了一天一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日军，但却始终未能拿下。

另一支进攻日租界的队伍，也攻入了日租界，占领了两条大街，也受到敌人顽强的抵抗。

天津各日军据点受到攻击，损失惨重。驻在华北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暴跳如雷，急令第二十师等日军进行疯狂反击。

在津的三十八师各部，由于孤军无援，弹药不继，在激战3昼夜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向南撤到静海、马厂一带。

7月30日，天津陷落，被日寇占领。

平津相继落入日寇之手，大半个河北也落入了日本侵略者之手。

“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对日寇侵略者的还击，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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