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882年—1948年），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人。中国近代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清末时加入淮军，曾参与滦州起义，后投北洋军，任营、团、旅、师长。1922年出任陆军检阅使，率其部队入陜西，并以此地为地盘，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在参战途中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逐溥仪出宫，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因无法抗拒直、奉系军阀的压力请来段祺瑞主政，遭到排挤。1925年，北方军阀联合攻打冯玉祥，冯不敌而退回陜西，后赴俄考察。1926年自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宣布所部加入国民党，出潼关参加北伐。1927年宁汉分裂之际选择与南京合作，响应蒋介石在军中清除中国共产党人。1929年，冯玉祥不满国军编遣会议比例式裁兵原则的决议，称病离开南京，并于5月出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但迅速被南京方面内外夹攻而失败，被迫离职前往山西。1930年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与蒋介石对抗，引发中原大战，兵败后迁居山东。1933年5月26日与吉鸿昌、方振武、佟麟阁在察哈尔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时任察省主席的部将宋哲元并不支持，但又不便反对，因而离职，之后冯率军攻下由伪军占领的多伦，引起一阵骚动，但不久后便离察返鲁。抗战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被蒋介石撤职。1946年赴美国考察水利，并发表反蒋言论。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由美返国参加新政协，不幸中途因轮船出事而于黑海遇难。笃信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的称号。
阎锡山，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生于山西省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 国民党内实力军人。
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 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后自东京士官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返国，出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监督。辛亥革命时，率部起义，任山西都督。之后曾支持袁世凯称帝，获封“一等侯”，之后亦继续支持北洋政府。1917年护法期间，奉段祺瑞令带兵赴湖南作战。
1926年北伐战争起，1927年1月，蒋介石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通电拥护三民主义，改悬青天白日旗，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对张作霖作战。1929年任陆海空军副司令。1930年元旦，获国民政府颁授一等宝鼎勋章，但随后便与蒋介石就军队编遣意见左右，联同冯玉祥，李宗仁另组国民政府，引发中原大战。9月，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并派兵入关。冯、阎大败。阎锡山先到大连，之后再回山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寻求和解。阎于1932年3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抗战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官，在战区内与共军通力合作。国共内战期间，阎锡山在山西的地盘被共军侵袭，最后只剩太原及大同两座孤城。蒋介石下台后，阎于1949年6月在广州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8日自成都飞到台湾，亦象征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正式结束。1960年病逝台北。
韩复矩（1890年– 1938年1月24日），字向方，直隶（今河北省）霸县人。曾任山东省主席，抗战初期因擅自弃守济南，被蒋介石诱捕将其枪毙。
韩复矩行伍出身，二十岁时在冯玉祥手下当兵，十八年间累升至师长。1929年中原大战前被蒋介石收买，支持蒋介石与冯玉祥及阎锡山作战，被委任为山东省主席。
抗战开始后，韩复矩身兼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12月底，韩未听从军事委员会命令，主动放弃济南，率部队后撤以保存实力，并暗中与日人谈判。蒋介石接受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及冯玉祥的建议，决定制裁韩复矩。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将领会议，要一、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参加。韩复矩到汉后即在火车站被捕，移送武汉。军事审判后在1月24日被枪毙。
一次，前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挺胸凸肚出现在齐鲁大学校庆演讲台上。未开口倒也威风凛凛，大有学界泰斗之状；口一张，原形毕露，信口雌黄，粗俗不堪。搞得满座师生愕然，哗然，昏昏然。韩复榘演讲
唐继尧(公元1883～1927年)字萤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会泽人，清痒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1909年回滇后历任清陆军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管长。1912年率军北伐，任贵州都督，次年调任云南都督。1915年与蔡锷等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任护国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1917年护法运动中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元帅。1922年创建东陆大学，还支持赵藩等辑刻《云南丛书》。1927年2月部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发动兵变，改组省政府。5月，唐病逝于昆明，葬于园通山。著有《会泽首义文牍》、《会泽督黔文牍》、《会泽靖国文牍》、《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等。
1917年8月11日，唐继尧连发两电，正式宣布“护法”。他宣称护法的四点纲领：(1)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当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 (2)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开会。(3)国务员非经提交国会同意，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能认为适法。(4)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查办，以彰国纪。
从两首诗看唐继尧，若非找旧古董，翻到昆明1924年11月1日出版的《孟晋》一卷二期，谁也不会想起唐继尧写过这么两首旧体诗。
在旧军阀中，唐继尧（1885—1927）自然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上世纪50年代初，云南有多处矗立他从法国铸制回滇的跃马挥刀之英姿的铜像。有些群众，还把他在旧民主革命中的护国运动、云南讲武堂联系在一起，口碑不俗。是位很会为自己造舆论、塑形象的人物。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促唐参加北伐，推举他为副元帅，未就。他的这两首诗，正是这时发表于《孟晋》的。办刊者并无市侩恶习，为他称霸云南而予诗稿特别的版面，是看稿不看人，将它夹在许多旧体诗的夹缝中，并不显眼。第一首为《游华亭寺时甲寅十二月》：
如此江山画不成，万家镫月势纵横。
艰难国步行犹易，溷浊人心洗要清。
是龙池甘水浅，宁知天马视山平。
纵观一线边城小，眼底浮名未足争。
甲寅年是1914年，正是蔡鄂为云南都督之时。官运亨通、春风得意，登西山，望五百里滇池，名寺傍山，掩映在古树之中，真是天然山水，江山多娇，英雄折腰，人民在建共和之后，意气风发，有登天揽月之势。然而，在这之前与之后，确是国步艰难，为何又是“行犹易”呢？这怕是从作者的平步青云的自我感觉而言，心态才那么矛盾，才视人心如猪圈、厕所那么龌龊。此时，他那“纵观一线边城小”、“宁知天马视山平”的壮语是英雄壮志，还是军阀野心，也是不言自明。对于“成则为王”的王者，“眼底浮名未足争”之形象炒作，就很虚伪了。
唐继尧的另一首《由黔移师滇道中偶成》，不知是从贵州都督而为“开武将军”回云南，还是讨袁、护国运动之后出兵川黔归来，总之，都是衣锦荣归之作。讨袁、护国，他不出力，可都出面，一经“炒”作，往脸上贴了不少金，是他仕途上一大宗精神资产。从其中“两年依旧一身轻”看，应该是指滇军占领贵阳到他又高升回到云南的途中的出兵川黔，则多是半载数月之事。它跟游华亭寺是同一时期的事，按时间顺序，它当在游华亭寺之前，不知作者还是编辑反而放它在后面了。
甲马旌旗又此行，两年依旧一身轻。
山花放卷情常定，林鸟飞投意总诚。
历史千秋留泡影，神州百战尽蜗争。
疮痍满地何年补，惭愧前途父老迎。
薄海风潮一剑担，高山雪月又南天。
须知平坦征途稳，莫道崎岖世路难。
盖世才从远处老，极天事亦梦中参。
孕虞育夏寻常事，桑梓归来酒正酣。
不论这是此位军阀“人性”的乡愁，还是他这土皇帝，总想独霸一方，也牢牢系在本土，即便不能名誉上独立，也是实际上的地方割据之实，从他们忌讳离乡出外的情绪，这“林鸟飞投”之情应该是真实的。打打杀杀，成成败败，回首往事，偶尔泛起“历史千秋留泡影”的感叹，也是情况不是永远使他那么自信的必然吧。为此，这种人也只能总是处于深度的矛盾和极端的虚伪之中。不然，一生都以“打杀”来打天下和保小王朝者，何来“神州百战尽蜗争，疮痍满地何年补”之叹呢？要么，就是以能收拾旧山河的救世主自居吧！
有趣的是，一介武夫，趁顾品珍北伐、昆明空虚杀了回来的唐继尧，竟抛出这么两首诗公开发表，除了“桑梓归来酒正酣”既可述往事，也是话此时之短句，这个打杀一生者之“打”，既残暴于武打，又积虑于文打的军阀，“盖世才从远处老，极天事亦梦中参”尤其“神州百战尽蜗争”，不论他是旁观为民族的感叹，还是将自己放在“蜗争”之中的自省之语都是寻求与昆明父老理解、沟通、套近乎的姿态，用现代人的语言说，他是很会作“秀”（Show）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他不糊涂。
孙传芳（1885年–1935年)，山东历城人，是煊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后起之秀。在浙奉大战后，他成为与张作霖、吴佩孚并驾齐驱的三大实力派之一，号称北洋暴发户。孙传芳幼年时代，家境贫寒，早年丧父。他的母亲带着四个儿女生活无着，四处漂泊。饱经世事艰辛的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做一个人上人。”
1904年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后，以官费留学日本。190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到中国，任北洋陆军营、团、旅长。1921年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1923年，任福建军务督理。1925年奉曹锟命进攻浙江，兼任浙江军务督理。11月驱赶奉系，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
1926年北伐军入江西，孙传芳主力在九江被歼，孙向张作霖求救。1927年8月，乘宁汉分裂，蒋介石辞去国军总司令职，率残部再战。于龙潭被何应钦、李宗仁大败。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孙部被晋军收编。孙从此寄食张学良门下。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报父仇的施剑翘刺死。
1889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县孙家庄，字科元。早年，孙殿英投靠盘踞于安徽省亳州城的姜桂题部下。后来，他率部流窜到豫西巩县、宝丰、鲁山一带，投奔“庙道会”会首李凤朝门下，两年后自己成为“庙道会”会首。他拉着一批道徒又投奔豫西镇守部下当了营长。挂名之后，他独立山头，成为土匪头子，搜罗教匪，扩充队伍，自称旅长，1925年被国民党叶荃部收编为混成旅。他出任旅长，后又改称第二师，孙殿英任师长。
孙殿英率部在豫西、皖北一带到处攻城略地。军阀孙传芳、安徽省督军陈调元对他追缉。他率部流窜到山东济宁，投奔了直系军阀张宗昌，被收编为第三十五师，他任师长。在改编为“直鲁联军”时，改称为第五师。
1928年6月下旬，孙殿英拥兵河北蓟县。他串通惯匪马福田等人，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率其工兵营炸开慈禧太后坟墓，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他仍不满足，又率其工兵营掘开乾隆皇帝的坟墓。他亲自进墓点视宝物，装了四五十箱，加封盖章后拉回军营。后来他回忆说：“乾隆权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马兰峪满族人发现后，满清皇族遗老以及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社会各界也纷纷声讨。此事一时轰动全国。孙殿英觉得事态严重。为逃脱罪责，他到处活动行贿：托戴笠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国民政府表面也声言“要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孙殿英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处。
后来，孙殿英恬不知耻地辩解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1934年初，由蒋介石阴谋导演的军阀孙殿英和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在宁夏进行过一场兵团式的混战。其结果使宁夏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人称“孙老殿”、“孙大麻子”的孙殿英时任国民党41军军长，属山西王阎锡山部下。驻防在河北沙城，为华北杂牌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尤其叫蒋介石不放心的是，华北地区多为非嫡系部队。如果冯玉祥以“抗日救亡”的大旗作号召收揽这些部队，则蒋家王朝天下要受到冯玉祥的再一次挑战。于是，孙便成了蒋必须拉拢的人物。为了蒋、孙、冯公开孤立阎锡山，削弱西北诸马。1933年秋，蒋介石任命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兼“第九军团司令”，并送来10万元的军费。
时年冬，孙殿英率领6万号称10万军队向西北进发。此时，盘踞在宁夏、青海的“四马”极为恐慌，本来你争我斗的“四马”暂时团结起来，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此时，“四马”的总兵力约3万人。孙根本没把“四马”放在眼中。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军阀的矜持心态，采取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的阴谋手段。孙殿英原估计西北诸马所属各部，不会放他进入宁夏，可能在石嘴山以北阻击，这样，可以一举歼灭“四马”的有生力量。然后打下平罗，控制宁夏北部地区；同时派骑兵部队向南攻下广武、中卫，扰乱敌后，断敌之补给线和退路，使其增援部队不能进入宁夏，从而孤立省城，最后夺取之。孙军因为远道而来，没有后方补给，粮弹有限，其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
马家军方面，因为军单力薄，不可能全线出击，而是把敌人全部放进来，采用坚守战，以逸待劳，相机出击，消耗敌军实力，拖挎敌人。
12月30日晚9时，担任孙军第一梯队的117、118两师，同时对平罗县城发动猛攻。但是，孙军选择的主攻点在城西北段，正好处于马部设在城外玉皇阁和王家寨子两个机枪阵地的交叉火网之下。在城上和城外的强大火力中，孙军每次攻势都被打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也没有攻下这座县城。
第二天，孙军又扩大攻城阵容，对城的四方同时强攻，但除了伤亡更大外，似无所获。孙军只得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平罗，大部分越城向南推进。在平罗到省城百十里路之间的数次堡寨战中，孙军虽取得胜利，但付出了很重的伤亡，而且并没有歼灭马家军的有生力量。接着，孙军经过稍事休整，主力部队直捣宁夏省城银川，孙殿英要求部将一鼓而攻克之。此时，马家军官兵对孙军的畏惧心理已大大降低，认为他们连一个小小的县城都打不下来，便增强了坚守省城的信心。在马军顽强抵抗下，孙军的攻城战一次次被打退。马军还时时出城袭扰攻打孙军。在满达桥、平伏桥和北塔的数次激战中，孙马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战斗进入胶着状态。这对希望速战速决的孙军很不利。此时，蒋介石看到孙殿英已显露败势，便派来三架飞机对孙部轰炸。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二旅也向宁夏挺进，支援马鸿逵。冬末春初，气候寒冷，给养困难，将领不和，使孙部军心浮动，虽兵多而处于劣势。春节过后，孙殿英从后方赶到前方，撤换3名高级将领，痛斥内部不和，亲自组织攻城。他以“敢死队”作先锋，利用“土坦克”作掩护，于正月十五晚上，亲自督战，开始了攻打北门的战斗。从半夜一直打到天亮，他指挥的队伍连城边也没有靠上，徒受了一夜损耗。
孙殿英此时将责任归咎于高级将领，不听他的指挥，遂对几位产生猜疑，布置便衣对他们加强监视。马鸿逵侦悉了敌方的矛盾，遂不失时机地加紧了策反工作。结果以部兵第一师师长丁饽庭为首的三位师、旅长便开始按兵不动，孙殿英召集与会，也推病不去，所住地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二月末，孙殿英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下紧急退却命令。结果，丁饽庭和旅长杨干卿投降，马鸿逵留在宁夏。师长于世铭脱离了孙军，率部单独从草地向包头逃去。孙殿英率残部向北退到绥西三盛公时，阎锡山命王靖国骑兵部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部队全部被缴械，孙殿英本人则失去兵权，被晋军“优待”到太原的晋祠去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多次与日军作战。但1943年后，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国军”，配合日军多次和我军作战。日本投降后，孙殿英摇身一变，变为“国民党先谴军”，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
1947年解放军生俘孙殿英。后孙殿英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为了照顾他，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开始，孙殿英劳动比较积极，但后来就不行了，甚至一度企图越狱，未得逞。不久，身患多种病症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因救治无效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