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1928年底“东北易帜”帮助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张学良镇压了嘎达梅林的起义。
1929年7月，张学良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东北军很快被击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也直接鼓励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决心。
中原大战中东北军的出兵关内，客观上助长了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一度希望调整对日外交，使东亚大局稳定，以便于恢复发展和继续他的剿匪大业。他和张学良也交换过应极力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意见。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消极抗战，积极逃战，致使三百日军取得了奇迹的超完胜。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令日军很快侵占了东三省全境。中国军因而被日本军讥笑为“太监兵”，张学良也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梁敬淳博士事后评论说：“... ...，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鉴于当时锦州局势的重要性，在当时国民政府曾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趁机向中央索取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援，并且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出于保全实力的需要，决定全面撤军关内。闻及此举，当时下野的蒋介石急忙致电张学良请求切勿撤兵。但张学良仍在1932年1月2日率领20万东北军退至关内，关外的一万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再一次得到了超完胜的战绩，日本少壮派军阀从此被吸入狂傲邪妄的侵略之途。
蒋介石后来在《敌乎友乎》一文中写道:“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至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服责任之所致”。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勇气。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兆铭，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了。战役中西北军宋哲元部曾派赵登禹旅长率部绕攻日军后方，用大刀奇袭，官兵异口同声“砍上去”!个个争勇夺先,把日军杀得闻风丧胆,措手不及,并夺回了喜峰口。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对比国内同胞洒血御辱的事迹，张学良与东北军的窝囊无能则更为突出现眼，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里面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这些道理虽然直接明了，但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守土，他觉得死守热河只有把自己的军队白白耗掉，作无谓之牺牲而已。张学良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打一场马马虎虎的防守战，应付一下媒体舆论，因此没有把军队主力调上热河布防而是窝守在河北边界。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攥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连指挥官都没有抗战的决心，那些懒散的东北将士又如何会舍命守土呢？在热河抗战之前，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热河抗战之溃败其实在战前已经决定了。张学良虽没有打算抗敌，却没有放过发国难财的机会，他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表巨额军饷，要挟拨款守土。
汪兆铭闻讯悲愤万分，在1932年8月6日请求辞职，并发表通电斥责张学良道：
“北平缓靖共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公开回复道：“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日军于2月23日发动全面攻势，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其下东北军将士更是个个奋勇争先，疾步后撤，以求自保。就这样，日军又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把省会承德给占了。战后中央立令全国通缉汤玉麟,其后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西调剿匪。
1934年2月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而围剿红军又屡遭失败的严峻现实，逐渐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怀疑。
1936年4月，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张在和周恩来会商后很是兴奋。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中共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中共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西北剿匪总部参某长晏道刚曾公开批评张学良和东北军剿匪不力，使得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情绪恶劣。再加上国民政府在双十节授勋，有冯玉祥等而没有张学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案的战斗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等，张学良却被列为预备队驻守后方，这些事实都使张学良极为不满。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遭到蒋训斥。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在红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都对张学良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清华大学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还特意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谴责道:“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西安城内，张学良通过中共向斯大林表达了废蒋的意向，但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了解比张学良清楚得多，他认为一旦蒋有什么三长两短，中国会立刻回到以前一盘散沙的局况，不但日本可趁机“三个月灭亡中国”，连苏联也会因此徒增对日交战的风险。斯大林遂电报中共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蒋介石，否则第三国际将和中共断绝一切关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派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却积极调动大军，并用飞机轰炸西安，称张学良再不放人便会派兵血洗西安。
经过中共和宋美龄的联手营救，张最后同意放人，并亲送蒋回南京，飞机抵京后张即遭蒋介石软禁，在一次老乡进访时,张学良探问道：“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哥伦比亚大学张自述资料),可见张送蒋回京是犯了一个愚蠢的判断错误,可能并非义骨侠胆的豪气壮举。“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张学良曾如是说。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没有成功。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过着隐者的生活。1960年代，他终于和赵四小姐结为伉俪。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而后，1990年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张学良原配夫人于鳳至，后得赵一荻(赵四小姐)陪伴左右。再后来，张学良与于凤至解除婚约，与赵一荻结为连理。
张学良晚年皈依基督教，钻研《明史》。
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过异议。
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
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若张学良回到中国东北，则有可能被中共享以宣传。
若张真的是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家乡的黑土地，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中共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
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张并非大家想象中的爱国。
张学良并不反对蒋中正, 也不反对毛泽东. 他不希望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道具
张学良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了一些争论已旧的历史问题。而根据张学良的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也公布了张学良的自述材料。因为张学良这些对历史的贡献，现在对张学良的事迹论述和功过评价已日趋一统，以下是张学良比较关键的几句自白：
“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山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倒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
“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
“人家日本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 ... 我们那时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漏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是，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90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这是我批评他，我说蒋先生跟我父亲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没雄才。张啸林、杜月笙知道吧？当然，他们是帮会的人哪。他们就说蒋先生不会做。他说你到南京蒋先生就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情，但是蒋先生就没这个雄才，张啸林如此说。”
“彼（杨虎城）不过陪衬而已”，“（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西北军简直没用”，“（令我）伤心极了”
“我不研究明史了。”
傅问：“那改研究什么学问？”
张学良卖了一阵关子后，顽皮地笑说：“研究女人。”
另一次，傅问张学良，当年在东北除了元配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另外是否还有两位姨太太
张的回答是：“不止不止，当年我的女朋友最多有十二个！”
傅继续问：“那里头您最喜欢的，是不是赵四小姐？”
张竟然说：“不是不是 ！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陕西蒲城人。中国军事家，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24年杨虎城经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还积极参与了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讨伐。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带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共产党，但遭到惨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一直劝告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抗击日本的进攻并请缨抗日，都受到蒋的冷遇。
1936年，他对蒋的绥靖不抵抗政策忍无可忍，和东北的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迫其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流放出国，1937年12月他回国准备抗日时和秘书、家人在南昌被蒋介石逮捕并关在集中营。其间，杨虎城的小女儿在牢中出生，妻谢葆贞受虐致死。1949年，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在重庆集中营被蒋介石指使拒绝执行任务，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被特务头子毛人凤杀害。
2005年5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杨虎城长孙杨瀚写信给连战，请求为杨虎城平反，但未得到连战的回应。
刘斐(1898年 – 1983年4月8日)，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刘斐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1949年后刘曾于北京任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研究组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政恊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
刘斐年少家贫，其岳父为当地有名中医，认识时任连长的白崇禧，送刘斐到西江讲堂短期学习，之后刘在广西军队当下级军官，负责文书等事。后来刘升充任白崇禧的少校参谋，更补送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回中国后到南京参谋本部任事，至抗战前已升任军政部次长，掌管作战计划。抗战期间曾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抗战后至1948年中，刘斐为国军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负责作战计划。1949年李宗仁派出代表团与共党和谈，刘斐以军事顾问身份参与。1949年8月在香港脱离国民党，9月回北京。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3年病逝北京。
有人相信刘斐实际上是长期潜服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宗南的参谋盛国辉称刘斐在1930年已加入共产党；刘斐任军令部厅长其间，国共的多场战役，包括七十四军进攻山东，徐蚌会战等，刘斐都直接参与计划指挥。而战事中，国军的战略意图俱早被共军得悉而陷入被动，可能是与刘斐泄密有关。 参考：中共官方的刘斐生平
（1899-1983）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湖南省醴陵县(今株洲县)人,1899年2月5日生。1917年投笔从戎,后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受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影响投身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期间,曾任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协助国民革命军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作战,因其才华出众,韬略过人,深得上级的信任。其时,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1月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专事往来各地进行反蒋抗日的政治活动,并应程潜之约与桂系斡旋,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实现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抗日派人物,先后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厅长、次长等职。1938年3月,他赴前线协助李宗仁部署徐州会战,与日军大战台儿庄,歼敌2万人,第一次从正面战场给敌人以重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此后,又参与指导武汉保卫战,毙伤日军5万以上,炸沉敌舰上百艘,击毁敌机近百架。1938年10月从武汉撤退到衡山,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升任军令部次长,继续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直至日军投降。在南岳会议期间与周恩来的长谈,使他获益甚多,后来对友人说:“衡山一席访,胜读十年书”。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非常不满,从1945年秋起便多次辞职,均未获准。1948年6月何应钦取代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白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他因与白关系密切,便以“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作托辞,于12月辞去参谋次长之职,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回到长沙,开始致力于结束内战、共商和谈的和平事业。他利用与桂系白崇禧的特殊关系,积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出谋划策,排困解惑,深得程潜器重。为促成程潜在湖南起义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帮助程潜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计调陈明仁,帮助程潜掌握兵权;二是授计程潜金蝉脱壳去邵阳,随即又回长沙起义。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推李宗仁出来过渡,提出和平谈判,他被指派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4月1日,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时,他愤慨至极,决定留在北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从北平秘密抵达香港,继续开展促进国内和平和脱离蒋政权运动,联合贺耀祖等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于8月13日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同国民党政府决裂,当时被称为“香港起义”。程潜在湖南起义后,他们公开发表《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全体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将军的义举,弃暗投明。9月21日至30日,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其著作有《现代工兵论》、《现代国防概论》、《现代国防常识》、《论突击战与闪电战》、《敌我战略战术研究》等。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他在逝世前还口述了《叶老颂》一文,奉劝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进行和谈。1983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乌兰夫称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顾祝同(1893年 – 1987年1月17日)，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江苏省主席、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
顾祝同十九岁入读江苏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陆军小学停课，顾祝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1912年加入国民党，后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再升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1922年赴粤，加入粤军二军任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调任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主任。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任教导团营长。北伐时升任师长、军长。之后参加中原大战，任十六路军总指挥。1931年，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卫军军长、江苏省主席。1933年指挥第四、第五次围剿红军。1935年晋升上将、主管川、康、黔军政。抗战时期任第三战区司令。皖南事变时，顾祝同是主要参与者，负责包围新四军及扣押叶挺。
1946年，顾任陆军总司令，郑州绥靖主任，负责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遭遇大败，精锐之国军七十四军被歼。1948年改任参谋总长。1950年3月赴台，历任国防部长、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等。1987年病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