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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者: 劝学网整理

21章 张学良,杨虎城,刘斐,顾祝同

这篇文章的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

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早年生涯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底“东北易帜”帮助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张学良镇压了嘎达梅林的起义。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东北军很快被击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也直接鼓励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决心。

九一八

中原大战中东北军的出兵关内,客观上助长了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一度希望调整对日外交,使东亚大局稳定,以便于恢复发展和继续他的剿匪大业。他和张学良也交换过应极力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意见。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消极抗战,积极逃战,致使三百日军取得了奇迹的超完胜。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令日军很快侵占了东三省全境。中国军因而被日本军讥笑为“太监兵”,张学良也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梁敬淳博士事后评论说:“... ...,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鉴于当时锦州局势的重要性,在当时国民政府曾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趁机向中央索取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援,并且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出于保全实力的需要,决定全面撤军关内。闻及此举,当时下野的蒋介石急忙致电张学良请求切勿撤兵。但张学良仍在1932年1月2日率领20万东北军退至关内,关外的一万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再一次得到了超完胜的战绩,日本少壮派军阀从此被吸入狂傲邪妄的侵略之途。

蒋介石后来在《敌乎友乎》一文中写道:“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至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服责任之所致”。

再失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勇气。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兆铭,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了。战役中西北军宋哲元部曾派赵登禹旅长率部绕攻日军后方,用大刀奇袭,官兵异口同声“砍上去”!个个争勇夺先,把日军杀得闻风丧胆,措手不及,并夺回了喜峰口。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对比国内同胞洒血御辱的事迹,张学良与东北军的窝囊无能则更为突出现眼,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里面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这些道理虽然直接明了,但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守土,他觉得死守热河只有把自己的军队白白耗掉,作无谓之牺牲而已。张学良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打一场马马虎虎的防守战,应付一下媒体舆论,因此没有把军队主力调上热河布防而是窝守在河北边界。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攥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连指挥官都没有抗战的决心,那些懒散的东北将士又如何会舍命守土呢?在热河抗战之前,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热河抗战之溃败其实在战前已经决定了。张学良虽没有打算抗敌,却没有放过发国难财的机会,他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表巨额军饷,要挟拨款守土。

汪兆铭闻讯悲愤万分,在1932年8月6日请求辞职,并发表通电斥责张学良道:

“北平缓靖共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公开回复道:“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日军于2月23日发动全面攻势,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其下东北军将士更是个个奋勇争先,疾步后撤,以求自保。就这样,日军又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把省会承德给占了。战后中央立令全国通缉汤玉麟,其后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西调剿匪。

西安事变

1934年2月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而围剿红军又屡遭失败的严峻现实,逐渐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怀疑。

1936年4月,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张在和周恩来会商后很是兴奋。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中共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中共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西北剿匪总部参某长晏道刚曾公开批评张学良和东北军剿匪不力,使得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情绪恶劣。再加上国民政府在双十节授勋,有冯玉祥等而没有张学良,国民政府的对日方案的战斗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等,张学良却被列为预备队驻守后方,这些事实都使张学良极为不满。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遭到蒋训斥。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在红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都对张学良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清华大学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还特意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谴责道:“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西安城内,张学良通过中共向斯大林表达了废蒋的意向,但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了解比张学良清楚得多,他认为一旦蒋有什么三长两短,中国会立刻回到以前一盘散沙的局况,不但日本可趁机“三个月灭亡中国”,连苏联也会因此徒增对日交战的风险。斯大林遂电报中共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蒋介石,否则第三国际将和中共断绝一切关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派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却积极调动大军,并用飞机轰炸西安,称张学良再不放人便会派兵血洗西安。

经过中共和宋美龄的联手营救,张最后同意放人,并亲送蒋回南京,飞机抵京后张即遭蒋介石软禁,在一次老乡进访时,张学良探问道:“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哥伦比亚大学张自述资料),可见张送蒋回京是犯了一个愚蠢的判断错误,可能并非义骨侠胆的豪气壮举。“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张学良曾如是说。

晚年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没有成功。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过着隐者的生活。1960年代,他终于和赵四小姐结为伉俪。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而后,1990年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张学良原配夫人于鳳至,后得赵一荻(赵四小姐)陪伴左右。再后来,张学良与于凤至解除婚约,与赵一荻结为连理。

张学良晚年皈依基督教,钻研《明史》。

逝世

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过异议。

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

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若张学良回到中国东北,则有可能被中共享以宣传。

若张真的是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家乡的黑土地,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中共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

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张并非大家想象中的爱国。

张学良并不反对蒋中正, 也不反对毛泽东. 他不希望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道具

自述公开

张学良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了一些争论已旧的历史问题。而根据张学良的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也公布了张学良的自述材料。因为张学良这些对历史的贡献,现在对张学良的事迹论述和功过评价已日趋一统,以下是张学良比较关键的几句自白:

“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山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倒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

“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

“人家日本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 ... 我们那时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漏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是,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90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这是我批评他,我说蒋先生跟我父亲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没雄才。张啸林、杜月笙知道吧?当然,他们是帮会的人哪。他们就说蒋先生不会做。他说你到南京蒋先生就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情,但是蒋先生就没这个雄才,张啸林如此说。”

“彼(杨虎城)不过陪衬而已”,“(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西北军简直没用”,“(令我)伤心极了”

“我不研究明史了。”

傅问:“那改研究什么学问?”

张学良卖了一阵关子后,顽皮地笑说:“研究女人。”

另一次,傅问张学良,当年在东北除了元配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另外是否还有两位姨太太

张的回答是:“不止不止,当年我的女朋友最多有十二个!”

傅继续问:“那里头您最喜欢的,是不是赵四小姐?”

张竟然说:“不是不是 !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杨虎城

杨虎城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陕西蒲城人。中国军事家,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24年杨虎城经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还积极参与了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讨伐。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带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共产党,但遭到惨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一直劝告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抗击日本的进攻并请缨抗日,都受到蒋的冷遇。

1936年,他对蒋的绥靖不抵抗政策忍无可忍,和东北的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迫其联共抗日。事变发生后被蒋介石流放出国,1937年12月他回国准备抗日时和秘书、家人在南昌被蒋介石逮捕并关在集中营。其间,杨虎城的小女儿在牢中出生,妻谢葆贞受虐致死。1949年,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在重庆集中营被蒋介石指使拒绝执行任务,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被特务头子毛人凤杀害。

2005年5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杨虎城长孙杨瀚写信给连战,请求为杨虎城平反,但未得到连战的回应。


刘斐

刘斐 刘斐(1898年 – 1983年4月8日),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刘斐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衔,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1949年后刘曾于北京任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研究组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政恊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

刘斐年少家贫,其岳父为当地有名中医,认识时任连长的白崇禧,送刘斐到西江讲堂短期学习,之后刘在广西军队当下级军官,负责文书等事。后来刘升充任白崇禧的少校参谋,更补送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回中国后到南京参谋本部任事,至抗战前已升任军政部次长,掌管作战计划。抗战期间曾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抗战后至1948年中,刘斐为国军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负责作战计划。1949年李宗仁派出代表团与共党和谈,刘斐以军事顾问身份参与。1949年8月在香港脱离国民党,9月回北京。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3年病逝北京。

有人相信刘斐实际上是长期潜服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宗南的参谋盛国辉称刘斐在1930年已加入共产党;刘斐任军令部厅长其间,国共的多场战役,包括七十四军进攻山东,徐蚌会战等,刘斐都直接参与计划指挥。而战事中,国军的战略意图俱早被共军得悉而陷入被动,可能是与刘斐泄密有关。 参考:中共官方的刘斐生平

(1899-1983)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湖南省醴陵县(今株洲县)人,1899年2月5日生。1917年投笔从戎,后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受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影响投身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期间,曾任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协助国民革命军代总参谋长白崇禧指挥作战,因其才华出众,韬略过人,深得上级的信任。其时,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34年1月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专事往来各地进行反蒋抗日的政治活动,并应程潜之约与桂系斡旋,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实现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抗日派人物,先后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厅长、次长等职。1938年3月,他赴前线协助李宗仁部署徐州会战,与日军大战台儿庄,歼敌2万人,第一次从正面战场给敌人以重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此后,又参与指导武汉保卫战,毙伤日军5万以上,炸沉敌舰上百艘,击毁敌机近百架。1938年10月从武汉撤退到衡山,出席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升任军令部次长,继续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直至日军投降。在南岳会议期间与周恩来的长谈,使他获益甚多,后来对友人说:“衡山一席访,胜读十年书”。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政策非常不满,从1945年秋起便多次辞职,均未获准。1948年6月何应钦取代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白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他因与白关系密切,便以“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作托辞,于12月辞去参谋次长之职,只挂一个最高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空衔回到长沙,开始致力于结束内战、共商和谈的和平事业。他利用与桂系白崇禧的特殊关系,积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出谋划策,排困解惑,深得程潜器重。为促成程潜在湖南起义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帮助程潜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计调陈明仁,帮助程潜掌握兵权;二是授计程潜金蝉脱壳去邵阳,随即又回长沙起义。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推李宗仁出来过渡,提出和平谈判,他被指派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4月1日,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时,他愤慨至极,决定留在北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从北平秘密抵达香港,继续开展促进国内和平和脱离蒋政权运动,联合贺耀祖等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于8月13日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公开同国民党政府决裂,当时被称为“香港起义”。程潜在湖南起义后,他们公开发表《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国民党全体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将军的义举,弃暗投明。9月21日至30日,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和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其著作有《现代工兵论》、《现代国防概论》、《现代国防常识》、《论突击战与闪电战》、《敌我战略战术研究》等。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他在逝世前还口述了《叶老颂》一文,奉劝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进行和谈。1983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乌兰夫称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顾祝同

顾祝同 顾祝同(1893年 – 1987年1月17日),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江苏省主席、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

顾祝同十九岁入读江苏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陆军小学停课,顾祝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1912年加入国民党,后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再升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1922年赴粤,加入粤军二军任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调任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主任。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任教导团营长。北伐时升任师长、军长。之后参加中原大战,任十六路军总指挥。1931年,任国民政府南京警卫军军长、江苏省主席。1933年指挥第四、第五次围剿红军。1935年晋升上将、主管川、康、黔军政。抗战时期任第三战区司令。皖南事变时,顾祝同是主要参与者,负责包围新四军及扣押叶挺。

1946年,顾任陆军总司令,郑州绥靖主任,负责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遭遇大败,精锐之国军七十四军被歼。1948年改任参谋总长。1950年3月赴台,历任国防部长、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等。1987年病逝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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