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难成林。为壮大救国力量，孙中山一度想与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康 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合作。但康、梁顽固地坚持改良保皇，反对革命，使合作成 为泡影。

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 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 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 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 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 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觎革 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 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

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显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 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 将翁同觎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 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 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 悄潜人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 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 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 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 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 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 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 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 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 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 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 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 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 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 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 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 不能相见。”

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 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 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 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 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 “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 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复。”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复。”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 “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 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 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 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 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 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 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 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 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 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 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 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 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 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 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 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 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 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账。徐勤推辞 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 续和徐勤理论，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 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 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 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 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 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 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 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 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 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 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 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 “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 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 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 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 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 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来到康 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 “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 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

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 等人，似乎正在闲谈。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王朝，已经不可救药， 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 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王朝，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 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 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 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 么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 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思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 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 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 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 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 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油孙中山任会 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 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 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 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 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 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 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 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 “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 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 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 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 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 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 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 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 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 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 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 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王朝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 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 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 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人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10万元之多。 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 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人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 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 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 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 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 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 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 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地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 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怅，反对革 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镰，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 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 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 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 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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