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海空军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规模反攻，给予日寇以致命的一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去找到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陈公博急电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并召集其他大汉奸来南京商讨后事。

16日下午，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死到临头，仍争闹不休。周佛海先发制人，首先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宣布伪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死党梅思平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宣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急得汗流满面，急切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想个办法。”周佛海立即打断:“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袖而去。汪伪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树倒猢狲散，大小汉奸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出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的被捕经过，颇为曲折。1945年8月30日，正是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十五天，重庆《新民报》以“陈公博畏罪自杀”这一醒目标题，登载了一则短新闻:“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天自杀受伤，本日已因伤逝世。

看到这一消息，人们拍手称快，并不以为奇。因为这个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罪恶累累。如今他的主子完蛋了，他也该毙命消魂了，因为社会不需要他的存在，人民不需要他的苟活。

但是，也有人对此存在疑问。像陈公博这样在侵略者面前丧失民族气节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竟会自杀，从逻辑上讲也使人难以理解。

当时，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是这样向蒋介石提到此事:“现在外面有传说，说陈公博已经自杀。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学生已经派人查访去了。”蒋介石沉思一会儿说:“陈公博自杀?”遂又道:“那才见鬼哩!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许多珍珠宝贝。给我去找!”

陈公博到底哪里去了呢?是丧生黄泉?还是匿藏在什么地方?军统特务又是如何搜寻他的下落的?结果怎样那是后话。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日本投降后第十天的下午发生在日本本州岛鸟取县西郊的米子军用机场的一幕。这个已遭战争破坏空无一人的机场，十分寂静，突然一架从西方飞来的破旧不堪的MC飞机降落在该机场。飞机停稳后，机门打开，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侵华日军顾问小川大尉。随后下来的是七个中国人。小川截住一辆载货汽车把这七个人送到市区一家小旅馆中。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来前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和科长吉川等人，他们把这七个人用飞机接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不肯住预定的京都旅馆，移居到郊外较幽静的金阁寺。而且畏缩在寺里，不敢迈出一步。这一伙到底是何许人也?

汪伪政权的死党（右起）林柏生、陈群、陈公博、褚民谊、陈君慧。这是1940年5月10日，以陈公博为专使的“赴日答礼使节团”成员在乘坐的“太洋丸”上的合影。

这其中有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为首的那个人就是谣传“畏罪自杀”的伪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另外两人是陈公博的夫人李励庄、秘书兼姘头莫国康。众人皆知，这七个人就是伪政权的一群死党。

陈公博等为何要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自杀”的烟幕下逃亡日本呢?

抗战前，陈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抗战爆发后，他随汪投敌，当上了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1944年12月20日，汪的棺材在南京梅花山下葬的前一天，陈公博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随之又兼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等职。陈几乎囊括了所有党、政、军的头号伪职。

陈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死心塌地的降日贼。然而，到了日本投降前夕，陈也感到末日来临，又要改换门庭，寻条生路。他见周佛海与军统特务频送秋波，暗中来往，也紧步后尘，送函重庆，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表示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

但事实打破了陈的梦想，蒋介石对陈以外的其他汉奸的一系列任命，使他备受冷遇。他决心再做努力，又密电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解散经过和善后意见、日军撤退步骤等报告蒋介石，并提出许多建议，但仍杳无音信，相反，周佛海、任援道、罗君强、等人则先后得到蒋、戴的任命，并委以重任。陈公博感到极度失望，感到大势已去。

就在陈一筹莫展之时，刚从藏江回到南京的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见了陈，说重庆国民党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他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说话语无伦次。次日早晨，陈一行乘飞机仓皇出逃日本。

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9月初，陈公博“自杀”的真相在国内已尽人皆知，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交出汉奸陈公博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等回国的正式要求。9月18、19日再次向日方提出上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陈公博一伙。10月3日陈等被押送回国，至此，陈公博一伙在日本渡过了战战兢兢的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最终落入法网。1946年4月12日，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处决。

周佛海和陈公博，被称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而且周一直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实权。随汪精卫投敌后，他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操纵汪伪特务组织。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尸骨未寒，汪伪巨奸之间争权夺势，闹得不可开交。周在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面前，以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相威胁，非干上海市长不可。陈公博只好忍痛相让，这一肥缺落到了周的手里。汪死后，表面上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手中，直到日本败降都是如此。

一位外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家认为周佛海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安定不下来，他刚刚安定下来参加伪南京国民政府，马上又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是否明智的问题。

原来周佛海作为“CC派”要员，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是至友。随汪叛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便暗中恢复与重庆的联络，并设立了秘密电台。为重新献媚于蒋，他卖力地执行重庆的指示，为重庆方面保释、营救被捕人员，并将许多机密情况报送重庆当局。

蒋介石和戴笠则认为，周是汪伪政权汉奸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又对各部伪军有重大影响。控制了周，就基本上能控制汪伪政权，可以为其抢夺东南沦陷区的果实铺平道路。所以蒋、戴接受了周佛海的要求。蒋还亲自写信给周佛海，予以慰勉。其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插，望无虑。

戴笠为紧紧拉住周佛海，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如1945年3月，周母在息烽病危，戴采取各种医疗措施予以治疗，并将病情随时通报周佛海。6月，周母病死，戴代表周为其母守灵、安葬，并将他跪在周母灵前的照片寄给周。此事使周感恩不尽，更加义无反顾地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效力。

以上也就是周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重庆政府的宠信而摇身一变重新掌握权力的原因。可见，周佛海是众汉奸中尤为出色的一个，动手之早，手段之高，乃是其他汉奸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前前后后，他成了汉奸中最为忙碌的一个。周曾亲自致电重庆，请示给予官衔，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的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8月19日，周即以总指挥的身份发表了谈话，声称上海行动总司令部成立。他精神一振，准备大显身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尔曼·德丁于9月10日评论道: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周佛海控制的伪军，打着蒋军“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戴笠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都与周佛海进行密谈，两人形影不离。在戴的指挥和导演下，周亦做到了“人尽其才”。他们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利用参加过汪伪政权的人，对付不必再利用的汪政权的人，演出了一场“以汉奸肃奸”的闹剧。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戴笠以赏月为名邀请周佛海、丁默 等聚餐。席间戴安慰众汉奸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一席话说得周佛海等汉奸们满面春风，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9月底，戴笠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自然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亲自用飞机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对于这样的处置，民众非难之声嚣然而起。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严厉谴责反动政府说:“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又把周召回南京。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周，判处其死刑。不久，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改死刑为无期徒刑。次年4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累累的一生。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死后一直居住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侄子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只有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算得上汉奸群中的一个死硬分子。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虽话说得强硬，心里也感到绝望。催促褚民谊，寻找出路。这时，军统局在粤负责人郑介民几次来访褚民谊，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内称: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交谈。此间（指广州至重庆）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此乃是郑介民诱捕陈、褚的一计。陈、褚二人以为蒋介石尽弃前嫌，格外开恩呢!不免一改忧虑、害怕的心情，喜出望外。8月23日，郑介民又来通知，说飞机已到广州，望立即动身。

但来的是由军统特务押车的十余辆汽车，并只允陈璧君一行人每两个人坐一辆车。陈璧君见此有异，但寻生路心切，上了汽车。汽车并没有驶向白云机场，而是开到珠江港口，岸边果然泊有一艘汽船，并有武装人员看护。郑介民待陈璧君等上船后说:“兄弟还有公务留穗区处，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他说着指了指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即跳上岸，钻进汽车去了。汽船拔锚离岸，刚开出一箭之地，何中校点头为礼:“汪夫人，褚先生，为确保旅途安全，汽船上不能带武器，如有，请马上交给我们代为保管。”“我们谁也没带武器。”陈璧君抢先回答。“抱歉得很，各位应接受例行检查。”何中校话毕，武装军统特工每三个对一个搜身。陈璧君气的脸都扭曲了，但想到今后，她极力克制自己，没有发作。“小不忍则乱大谋”嘛。搜查既毕，何中校从腋下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稿，以略带威严的口吻说:“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住所，以待后命。”

陈璧君这才知道中了圈套，异常愤怒，一路大吵大骂，吵吵闹闹中，汽船已至市桥，慢慢靠向一只小汽艇，何中校指指汽

艇:“汪夫人，褚先生，请过去。”陈璧君扶着栏杆不动，大声说:“不去，除非用枪把我打死!”随船的军统特工一齐把枪口对准她，四面围住，她根本不当一回事，破口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对待我?老蒋也知道老娘我的脾气，老实告诉你们，他也不敢得罪我。”僵持了好一阵，褚民谊忖度硬顶下去绝无好处，从旁劝解道:“他们奉命行事，与他们吵毫无作用，假使重庆方面决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夫人还是过去吧，免得何先生他们为难。再说，自己家里也不一定安全。”他说完，先自上了小汽艇。“你们这些畜生，欺侮我一个寡妇。”陈也感到再闹也无济于事，褚民谊的话也有些道理，便骂骂咧咧跟着褚民谊上船。

又开了一段路，汽艇靠岸，陈璧君及褚民谊等被领进了伪师长李辅群宅邸二楼。她与女佣合住一室，室内吃用之物一应俱全。何中校临走时冷冷地说:“不准下楼，只能在楼上自由活动。”至此，陈璧君知已成了笼中鸟，日坐愁城，但以看报、看书、下下棋来消磨难熬的时光。

在近二十天之后，陈等又被秘密解回广州，被囚禁在一个日军官原来的住所。此地条件恶劣，陈感到压抑沉闷，曾哀鸣道:“我有受死的勇气，但绝无坐牢的耐性。”但等待她的却只有牢房。

11月14日上午，一架军用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升空，机上载着陈璧君及其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娣、外孙女何冰冰，褚民谊与伪广东省四个汉奸厅长同机赴南京。至南京机场后，这一群人被押上等候在这里的囚车，关押在原冯玉祥的住所———宁海路21号，这时的陈璧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了。陈璧君之子汪孟晋、女婿何文杰也已被逮捕归案，关押在宁海路25号。母子见面，相对凄然。这天，送至监狱拘押的汉奸有数十人之多，按规定，应唱名检收。当看守唱“陈璧君”时，无人答应。“陈璧君!”看守加大嗓门，又喊了一声，同时瞪起眼睛，在犯人中扫视，看其神态，被喊之人要被斥骂一顿了。“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陈璧君怒斥:“你不过是个雇用的最下等之人，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配这样称呼老娘?当年国父孙先生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之名，胆大妄为透顶!”她边说，边逼向看守。看守被她一顿训斥，竟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她，一步一步往后退。说来也怪，狱卒们从此就不敢直呼其名了，而叫她“陈先生”。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依据《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由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理汉奸，并昭告，凡通谋敌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感与蒋介石结怨甚深，难逃一死，昼夜惶恐不安。谁知数日以后，她忽然变得心情开朗，脸上有了笑容，食量也明显增加。原来她已抱定，即使遗臭万年，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忧惧而死，有辱声名，所以是得过且过，有几天就快活几天。

1946年2月，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三个要犯被转移至苏州狮子桥监狱并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4月16日，开庭审讯陈璧君。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首席推事石美瑜、推事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升座毕，传令带被告。身穿蓝布旗袍、架着金丝边眼镜的陈璧君，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自人丛中挤出。她对受审早有思想准备，并准备在法庭上着力表演一番。读完起诉书后，由被告答辩。陈璧君早就横下一条心，对汪伪政权的卖国罪行矢口否认，她对抗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各事了如指掌，手持事先写好的辩辞，滔滔不绝，把蒋介石的底牌通通翻了出来。陈璧君指手画脚，俨然一演说家:“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三省、华北、华东大片土地早已被日军占领，还不都是蒋委员长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汪先生没有断送一寸土地，相反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回权利。就拿广东来说，日军进攻时，省府高级长官闻风而逃，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经多次审讯，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审判长孙鸿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捧判决书读到: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

（三十五年度特字第410号）

公诉人:本院检察官.

被告:陈璧君，女，年56岁，广东新会县人，住广州法政路30号。公设辩护人:高浚。

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左:

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

当宣读判决书之初，陈璧君脸呈恐惧之色，双手发抖。当听到“处无期徒刑”一句时，她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冷笑，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被告如果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孙鸿霖目视陈璧君，“这是被告的权利。”“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陈璧君说。

1949年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打到南京去，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1949年2月，南京行政院议决，政府迁都广州，并对关押在狱中的汉奸做出一项特殊规定:凡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开释;判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然而尚未来得及转移，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苏州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江苏第三监狱，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于7月间移解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服刑。

新中国建立后，陈与其他罪犯不同，仍骄横傲慢，稍不如意，就大吵大闹。管教干部叫她以书面形式检讨汉奸罪行，她瞪起眼睛说:“我只有一部革命史，没有什么罪。”几天以后，竟然上交了洋洋数万言的“我的革命史”，吹嘘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潜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管教干部对其卖国有功的谬论严加批驳。她却说:“我是反蒋的，你们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

尽管陈璧君对党和政府抱有敌意，管教人员依然对她耐心进行改造教育，当她生病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及时给予治疗。1952年11月，陈璧君肛门出血不断，经医生检查是由痔瘘引起，便将她送到医院，切除了肛门瘘管。经半年精心诊治护理，终于病愈出院。经看守人员的严肃批评教育，长时间的思想改造，她开始对汉奸罪行有所认识。1955年7月，陈在交待材料上写道:“我少子来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我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地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地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了解了。有一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些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渐渐认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平气和，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诸病并发，又一次住进了上海市监狱医院。在离开监狱时，她一再说:“我自知病入膏肓，阳寿已尽，毋需再住院了。”6月，陈璧君因病医治无效，死于上海监狱医院。火化后，骨灰送往广州，由其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汪伪政权的要员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等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殷汝耕、齐燮元等新老汉奸均被判处死刑。据金雄白估计，汪政权的军政头目中约有二千七百名被处决，另外有二千三百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汪精卫一伙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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