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因而党内斗争日趋尖锐。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张国焘却公然违反决定精神，胁迫红军总部及其他红军南下。

中共中央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未向全党传达俄界会议精神。贺龙、任弼时和红二、六军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全不了解。因为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中央与贺龙等便失掉了电讯联系。

9月，蒋介石调集14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妄想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贺龙等认为敌情空前严重，决定“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进企图将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它方向之敌”。按照这个方针，红二、六军团于9月上旬撤离津市、澧州，在石门西北集结待机。

但是，因为敌人采取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也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9月29日，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询问红二、六军团情况的明码电报。贺龙、任弼时立即给周恩来发出了密码电报：“你们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却收到了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北上，以为与中央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给上级的电报，包括部队行动的请示报告，都是发给朱德、张国焘的。

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经反复讨论，决定将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创建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批准。朱、张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分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

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精简行装，每人只带3天粮食，两三双草鞋，以便轻装前进。

出发的前一天，贺龙在桑植县刘家坪红二军团全体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红十六师。我们两个军团已有1.7万人。比起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1倍还多。蒋介石搞来140多个团围攻我们。我们在根据地坚持了1年的斗争，人民支援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掠抢，养不了我们这近两万人的红军喽！所以，我们要从内线转到外线，打到敌人后方去。”

要跳出近140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贺龙认为，如果直奔贵州，后边跟着咬得很紧的10几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贺龙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然后，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取得主动权。

军委分会领导成员一致同意贺龙的提议。突围开始后，第二天便突破了敌军的澧水封锁线，第四天又突破敌军的沅水封锁线，消灭了一批敌人。

贺龙等立刻命令两个军团展开攻势。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扩大了3000多名新战士。

红军在湘中捷报频传的时候，贺龙的女儿出生了。有人说，等贺龙来给她取个名字。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红军打了胜仗，就叫捷生吧！贺捷生在战火中出生，在襁褓中参加了长征。

红军突入湘中，出敌意外，他们急忙调动7个师追了过来，还有几个师也随后赶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中西部地区。

在军委分会会议上，贺龙说：“敌人追来了。我们再拖他们一阵。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索兴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掉头去贵州。”

大家同意贺龙这个拖着敌人兜圈子的办法。

从1935年12月11日开始，红二、六军团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大量敌人穷追不舍，拥向湘东南。突然，贺龙率红军转向了西北。时已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兼程疾进， 1936年1月1日进到芷江冷水铺一带，把各路敌军远远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元旦，1月9日，到达了石阡地区。

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的这次行动在指挥上被人们称为神来之笔。

石阡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无法长期供应两个军团的给养，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敌人15个师又陆续追来。军分会和贺龙遂决定转到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开辟根据地。

一路上，贺龙率领红军时而向南，时而北进，时而作出袭取贵州省会贵阳的姿态，时而又作出抢渡乌江的模样，甩开敌人大部队，寻机歼其小股。

敌人认为贺龙企图走红一方面军的老路，乃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然而，2月2日，贺龙却率部向西巧渡鸭池河，到了黔西县，各路敌军又被甩在了一边。

红军占领黔西、大定、毕节3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后，便展开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和90多个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的游击队和1个苗民独立团。同时，进行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焚毁债契，分粮分财，分发给贫苦群众视如黄金的盐巴，让这一带许多劳苦人民第一次吃上饱饭，穿上新衣。红军也进行了休整，加强了训练，并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从1935年11月长征开始到1936年2月，4个月以来，红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不停地与敌军周旋，到了黔、大、毕，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贺龙仍然十分忙碌，在建设黔、大、毕革命政权的许多工作上，运用了他的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争取和团结有影响的上层民主人士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毕节城里住着一位57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红军即将解放毕节时，国民党毕节专员劝他一起逃走。周素园断然拒绝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当年就是闻名的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红军到了周素园的家，看到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家，居然没有多少财富，却有很多书籍，其中许多是被国民党政府严令禁止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王震听了汇报后，连忙前去拜访。一见面，王震笑着说：“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周素园说：“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王震又问：“你有不少马列主义书啊？”周素园笑了：“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嘛！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足足10年了。

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喽！”

王震大为感动，向贺龙作了汇报。不久，贺龙以主席名义请周索园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工作很有成效。因而，比较顺利地团结了一批上层开明人士。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的时候，贺龙指示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经受不住和我们一道长征。他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我看可以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作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贺龙还指示把一批黄金和银元送给周素园作路费、生活费及活动经费。周素园知道后十分激动他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贺龙听了十分感动他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贺龙和周素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周素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和他畅谈，说他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和同志。

大定县的一位开明士绅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工作努力很有成效。但因为他是个士绅，也就有些不恰当的议论。贺龙率军经过大定县城的时候，亲自到彭新民家里去拜访，称赞他的革命行动，让他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我们是信任你的。彭新民深受感动。红军撤离后，彭新民在当地坚持斗争英勇牺牲了。他以生命回答了贺龙的信任。

贺龙和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红红火火，急坏了蒋介石。他从南京飞到贵阳，亲自布置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他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5个纵队进攻，令两个纵队在东西两面防堵，由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设防。他下定决心，妄想用120个团的兵力，把贺龙和红二、六军团一举消灭。蒋介石亲来督阵，各路敌军不敢怠慢，尽管他们几个月来已被红军拖得人困马乏，战斗力锐减，仍然疯狂地开始了进攻。红军在金沙、三重堰以北地区两次寻机歼敌，未能如愿，敌人重兵渐渐围拢过来。

贺龙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红军应该转往黔西南，摆脱敌人的围攻。行前在毕节城，由贺龙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贺龙作了感人的讲话。晚间，军民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提着灯笼，举着火把，气氛十分热烈。这那里是在准备撤退，倒像在庆祝红军的胜利。

2月27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贵州山区的2月，天寒地冻，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1万多人的红军在一座座大山中转来转去，艰难困苦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敌军遮断了通往黔西南的道路，红二、六军团为了摆脱敌军的反复合围，在乌蒙山中辗转回旋，转了差不多1个月。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可以回旋的地区越来越校红二、六军团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贺龙的脚板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流着血，疼痛异常，他柱着一根拐棍一步一跛地在崇山峻岭中走着。他的马驮着伤病员，自己又不肯躺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走，迈一步，身躯就颤抖一次。休息的时候，贺龙坐在山坡石头上，往开裂的脚板上抹些油，用火烧伤口，直烧得皮肉发焦把血止祝贺龙痛得咬住嘴唇，脸色发白，满头大汗。后来，油脂没有了，就直接用火来烧脚板。

这时，任弼时患了肺玻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他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啊！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了群的孤雁埃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

任弼时身体虚弱，骑马困难。贺龙动员他躺在担架上。任弼时怕影响了战士们的体力，坚决不干。贺龙又动员肖克、关向应、王震和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前来劝说，任弼时才同意坐上担架。一次，任弼时躺在担架上，贺龙拄着木棍，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后面，给任弼时讲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研究部队行动。他说：“我们的情况不妙，敌人100多个团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让我们拖起跑，比我们更受罪。敌人各个纵队只受顾祝同指挥，行动不大一致。包围圈虽然缩小，漏洞还是有的。再有，敌人对我们永远估计不足。这1个月转来转去，敌人会以为我们垮得差不多了，也增加他们的骄气。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隐蔽地从敌人的接合部钻出去，兼程进入云南，捅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赞成贺龙的主张。贺龙召集两个军团各师和部分团的干部，下达了秘密突围的命令。要求部队行动一定要十分隐蔽，不准点火，不准喧叫，马蹄裹布，不准发出声音；凌晨从敌夹缝中通过，即使被小股敌人发现也不准打枪，不准捡歼灭小股敌人的便宜，要极迅速地摆脱敌人。

根据贺龙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从密集的敌人中间迅速穿了出去，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红二、六军团这次历时1个月的回旋作战，是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进行的。这个地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山高谷深，缺粮缺水，瘴疫很多，又处在多路敌军不停顿地围追堵截之下，确实经受了极端严重的考验。

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3个方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曾十分高兴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①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1936年3月2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宣威附近。贺龙等考虑，依当前形势以在滇黔边的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宜。在歼灭滇军一部后，于28日进到盘县、亦资孔地区。敌军4个纵队进到北盘江左岸，沿江布防，滇军1个纵队扼守云南边境与红六军团对峙。

这时，红二、六军团直接面对的敌军减至5个纵队共50多个团，而且绝大多数已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行动比较积极的是滇军的那个纵队，其目的也仅在于阻止红军入滇，不敢单独冒进。红二、六军团却保持着相当于从桑植出发时的兵力。

到达滇黔边境以后，生活得到了改善，体力有所恢复，士气旺盛。

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也利于红军活动。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在盘县一带建立根据地是可能的，即使不成，也可以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蒋介石集团与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挥师东向，求得存在和发展。在长江以南有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在战略上与长江以北的红一、四方面军相呼应，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贺龙等正在筹划下一步行动，接到了朱德、张国焘发来的电报，指示红二、六军团可于3月渡金沙江与总部会师，也可在滇黔边活动。这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并不肯定，而对如何渡过金沙江却说得比较详细。

事关红二、六军团今后的战略行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全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想进一步弄清朱、张的意图，便于3月29日致电红军总部：“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入滇境之先的一个不长时期内，因粮食困难，气候太冷、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相当疲劳，减员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总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的总共在2000人左右），惟近日又在恢复中。二、在目前敌我力量条件下，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按指元谋地区〕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至感到大的困难。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3月30日，朱德、张国焘发来回电，倾向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之会师。

北上方针既定，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于3月31日西行，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这时，蒋介石组织了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令滇军及国民党嫡系4个纵队迅速追堵，并派顾祝同到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红军攻占寻甸。龙云判断红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江，急令他的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又令滇军孙渡纵队加速追击，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龙云全力防堵贺龙所部人滇自有他的打算。他对蒋介石深具戒心。他清清楚楚看到去年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之后，蒋介石派大批嫡系部队尾追入黔，没能消灭红军，却趁机搞垮了贵州军阀、省主席王家烈，抢占了他的地盘。如果贺龙进了云南，蒋介石也会照方抓药，搞垮自己的。因此，龙云要防红军，更要防中央军。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4个纵队，使红军渡普渡河时遇到了很大困难。

1936年4月9日，贺龙在和其他领导人研究下一步行动时提出，抢在蒋介石4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甩掉滇军主力。贺龙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押在普渡河，他那个云南省会变成了空城。他唱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小，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调兵去保昆明。然后，我们一掉头，甩掉敌人，到石鼓、丽江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要过普渡河到元谋过江呢？”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一致同意。4月10日凌晨，红军掉头南下，直扑昆明。当天，先头部队突然进抵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进至离昆明城仅15公里处。第二天，两军团全部进至距昆明20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了一副要打昆明的架势。

昆明震动了！顾祝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龙云把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参加守城，又十万火急地电令守在普渡河渡口一带的滇军赶快回来救昆明。

敌人急如星火地朝昆明赶来。贺龙率领红军突然转向滇西，把所有敌军甩得远远的，从而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

后来人们把佯攻昆明称作是贺龙在长征中指挥上的第三个神来之笔。

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每天行军百里，几乎一天攻占一座县城，势如破竹，横扫滇西。楚雄、镇南、祥云、宾川、盐兴、牟定、姚安、盐丰、鹤庆等县城都由民团防守，红军一攻即破，伤亡很小，缴获颇多，既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又不断扩大红军。参加过这一时期斗争的老战士回忆说：当时红军受到群众的拥护、支援，生活得到极大地改善，连有名的云南火腿，在那些天里都吃腻了！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我们决采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快则十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这时候，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但是，再拼命也赶不上了。

4月25日夜，贺龙等率红军开始在石鼓等处渡过金沙江，到28日黄昏，全军1.7万人顺利渡江完毕，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途。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1个旅，匆忙赶到金沙江畔时，红军早已没有踪影。敌人唯一的收获是亲眼看见了红军留下的大幅标语，上边写着：“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至此，蒋介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种种计划破产了。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指挥下，历经湘、黔、滇诸省，进入藏区，一路上有力地打击了敌军，保持了自己的实力。朱德、张国焘得知红二、六军团己胜利渡江，4月27日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电传来，全军欢跃，望以此转达我万里长征所向无敌的红二、六军团全体战士。”

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5月1日至3日齐集中甸城及其近郊。中甸位于滇西北，地处康藏高原。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

居民主要是藏族，信奉喇嘛教，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二、六军团对藏区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民情风俗，与他们到过的地方都大不相同。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勾结当地贵族，欺骗群众，利用统治阶级掌握的武装阻挠红军。因此，通过藏区就成为红二、六军团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给贺龙也带来了新的课题。

中甸城只有几百户藏民，红军一到，大都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叫归化寺，是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寺里的松本活佛对红军的到来惊恐不安，令僧众关闭寺门严加防范。贺龙、任弼时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以贺龙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而来的，并且阐明了红军的性质、纪律、政策。同时，深入宣传政策，与藏民广交朋友，为藏民做好事，积极争取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红军1万多人来到这几百户人家的藏族聚居的小县城，不杀、不抢、不抓夫、不拉妇女，还和和气气做好事，尽管群众心中存有畏惧，却也不能不被红军的行动所感动。归化寺里一位管事的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和红军“首领”谈判。5月1日，夏那古瓦和几位头人会见了贺龙，向贺龙献了哈达。贺龙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一一作了回答。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归化寺的活佛和掌教八大老僧，请夏那古瓦转交。信中写道：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的接待和红军的行动消除了喇嘛们的疑惧。活佛和八大老僧请贺龙去归化寺作客。5月2日，贺龙亲率40余名着装整齐的红军代表来到归化寺拜访活佛，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活佛和八大老僧及几十名喇嘛身穿盛装以隆重的仪式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破例为贺龙举行了跳神仪式。这种宗教盛典本来只有每年冬月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时方举行的。贺龙向活佛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僧侣们深受感动，活佛和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5月3日和4日，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麦3万余斤。两天中，红军筹集了10万斤粮食。几百户人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按照红二、六军团通过藏区前往甘孜的需要，还远远不够。红军只得及早起程了。

在藏区行军中，贺龙多次指示部队要团结藏族同胞，并要求红军中有关人员学习藏语，以便和藏族人民交往。在中甸，红军请到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做翻译。此人四川籍， 40多岁。贺龙亲自会见了他，行军时还常常和他一起走，向他讲革命道理。在红军缺粮，指战员大都吃野菜、草根的时候，贺龙下令要保证这位翻译有粮食吃。翻译甚为感动，他说：“这样的军队真是天下少有啊！”他工作认真，主动向所到之处的藏民作宣传解释工作。他跟随红军一直走到陕北。“西安事变”后，贺龙对这位翻译说：”你现在可以回家喽！”他却不肯回去，要求参加红军。贺龙亲切他说：“长征路上，你吃了很多苦，给我们帮了很多忙，红军和我都感谢你，永远忘不了你。当初在中甸时，我们向乡亲们和你家里人讲得很清楚，把红军送出草地就让你回家。现在你都走到陕北来了。万一你家里的亲人担心你生死不明，我们共产党、红军就失信于民喽！当初的协定是要遵守的啊！”这位翻译只好答应。

临别的时候，贺龙送给他1匹好马和足够的路费。他流着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贺龙。

为了减少沿途筹集粮食的困难，5月5日，红二、六军团分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要翻过大雪山，走1个多月。除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之外，粮食极端困难，而且，一些藏族头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影响很深，他们带着武装阻击和袭击红军，残杀掉队的红军人员，使红二军团增加了不少困难。由于贺龙和全体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团结兄弟民族的政策，才使损失减低到了最小限度。

红二军团走到德荣县时，在一个荒僻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位喇嘛和几位藏族小头人。贺龙和任弼时接见了他们。喇嘛见贺龙像个大人物，按藏族习俗跪倒行礼。贺龙急忙搀扶起喇嘛，请他们就坐，让警卫员端来奶茶，才开口说：“有件事，我搞不明白。我们一路上很尊重寺庙和藏族兄弟，你们为什么还要跑上山呢？”一个藏族头人说：“汉官说过，红军都是瘟神，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砸菩萨，我们害怕埃现在看见了，你们红军是好人。”贺龙说：“我们这次路过，是为了打日本强盗的。这些外国侵略者占了我们中国大片领土，杀我们的同胞，要把咱们全中国吞掉，要全中国老百姓当奴隶，就是你们讲的‘娃子’。我们来到这里所做所为如何，你们都听到了、看到了。请你们回去转告乡亲们，安心生活，照常拜佛念经，上山放牧，照常做生意嘛。”喇嘛和头人点头称是，紧张的神色也消失了。任弼时说：“红军有严格纪律。在你们这里免不了要吃你们的粮食，我们照价付钱；损坏了东西付钱赔偿。请你们对乡亲们讲清楚，希望你们多多帮助。”

喇嘛和头人被贺龙、任弼时的亲切、诚恳所感动，表示愿为红军出力办事。接着，贺龙详细询问了由此北去沿途的地理环境、气候情况、有几条路可以通往甘孜，走那一条路近些、安全些等等。他们都仔细作了回答，并且表示沿途寺庙都有他们的师兄弟，他们也会帮助红军。贺龙热情地握着喇嘛的手说：“一言为定。我们红军正式邀请你们各位为本军办事。”喇嘛和头人说：“我们一定办好。”

贺龙、任弼时送走了喇嘛和头人，立即把负责联络工作的同志找来，交待他们送些银元给喇嘛和头人，作为红军给的见面礼。还指出：到甘孜还有很长的路。如果能争取这位喇嘛和那几个小头人当向寻和联络官，以其地位和与当地的关系，只要他肯尽力，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通过藏区了。他指示联络人员要和喇嘛、头人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学好藏语，和他们真心诚意地交朋友。

联络人员回拜了喇嘛和头人，送上了贺龙给他们的礼物，转达了贺龙、任弼时的问候。喇嘛抱着礼物，感动他说：“谢谢红军的恩施。红军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军队。红军缺什么，我们一定帮助。当向导么，我跟上红军走！”

这位喇嘛自愿带红军一直到达甘孜，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为迎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大力进行了准备。

徐向前总指挥在动员大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一方面军、二、六军团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摘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准备粮食、牦牛肉等等。在当地群众中也普遍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尽管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加上红四方面军六七万人已经在这里驻扎了一些时间，各种物资已是相当困难，但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还是竭尽全力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红二、六军团为了迎接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全体人员在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凡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做、不传，并号召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

两支主力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标语。红四方面军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并送给红二、六军团大批毛衣、毛袜和其他物资，充分体现了工农红军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团结友爱精神。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贺龙后来多次提到这是一次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是充满革命热情的会师。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支主力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会师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都从前方赶来，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气氛还是热烈的。贺龙见到了曾经共同领导南昌起义的老战友朱德、刘伯承还有张国焘，分外高兴。谁知道还有许多令人困惑、令人忧虑的难题摆在面前呢？

早在6月23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时，朱德赶来与肖克、王震会了面，进行了亲切的谈话。7月1日，红二军团进抵甘孜的甘海子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也与朱德会了面。两次会面，朱德都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贺龙他们。朱德还给贺龙他们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并且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与此同时，张国焘也在积极活动。他向红二、六军团派出了工作组，煽动对中共中央的不满，散发了《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

贺龙、任弼时等坚决予以抵制。任弼时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以后，严肃他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立即打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

张国焘想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少数办法，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则以“谁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张国焘准备换掉红二、六军团4个师以上的政治委员，也未能如愿。

1961年，贺龙对有关人员谈话时说，“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后来也讲过：“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后来，又任命罗炳辉为红三十一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红二方面军共有8个师的兵力。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兵分3路从甘孜等地向甘南进发，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从甘孜随红四方面军之后北上。

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雹气候无常的水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遍布沼泽，稍不小心，脚陷进泥里，就会惨遭灭顶之灾。一路之上红军得不到给养补充，起初，每人每天还有3两青稞粉充饥，后来就完全断了粮。指战员们只得挖野菜、草根，吃牛羊皮，最后，连野菜和牛羊皮也没有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第二天，别人来呼唤起程时，见他已经牺牲了。草地的天气，忽而阴天，忽而雨雪交加，忽而鸡蛋大小的冰雹朝人们猛砸下来。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74人。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只有具备坚强革命意志和久经考验的红军才能够活下来、走出去，创造出人类的奇迹。

看见指战员牺牲在草地里，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活着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的，都要抢救战友！贺龙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师、团都组织了收容队，全军所有的骡、马都驮着伤病员。有的人就是因为抓着牲口的尾巴走路才免于牺牲的。贺龙的乘马也一直驮着伤病员。他和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跋涉。粮食断绝了，贺龙组织大家去挖野菜。草地里的野菜许多是含毒的，吃了它很快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贺龙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他们没有任何化验仪器，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有些指战员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草地的小河里有许多鱼，千百年来人类从未打扰它们，所以不怕人，钓起来不很难。贺龙亲自钓鱼给大家吃，还组织一些人去为部队钓鱼充饥。贺龙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

在最困难的时刻，贺龙毅然把自己心爱的马交给供给部杀掉，分给战士们吃。贺龙爱马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那匹枣红马与他一起征战多年，还救过他的命，也救过许多伤病员，贺龙决定杀掉，不仅他心情沉重，{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205_1.bmp}警卫员们一个个都哭得很伤心。

贺龙难过地说：“不要哭了。我不到10岁就放马， 10多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热爱革命。

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么？”

当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看见一座座村庄，看见晨雾里屋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的时候，人们迸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喜悦，仿佛是从死亡线上来到了充满希望的人间。

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任弼时从甘孜出发时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8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致电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指出：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8月中旬，主力可以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红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3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精神欢迎他们。

任弼时也于8月9日发出了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为促进3个方面军会师及会师后的大团结，他已建议中共中央在会师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解决团结、统一的问题，总结过去的领导并着重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讨论。要求红二方面军立即为大会师作政治动员和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8月16日，贺龙等复电任弼时：一，在求吉寺留的信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发出“告一、四方面军书”。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行军，9月初，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这时，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地区，都已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占领；西进的红一方面军也己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10多个城镇。3支主力红军日渐接近。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其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与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9月8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改变此口号，3月，有人来接洽。”

贺龙、任弼时等当即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且提出：为着不放弃全国积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的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这份电报再次表达了贺龙等反对分裂、拥护中央，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同时，也透露出贺龙他们对党内妨碍团结、制造分裂的忧虑。

蒋介石见3支主力红军已经造成即将会合之势，急令胡宗南部从南方返回陕甘与西北和四川北部敌军一起向红军进攻，阻止红军会合。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9月初，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眠州、武山等地，尔后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第三十七军；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进而实现3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消灭胡宗南部。

依照军委计划，贺龙等于1936年9月7日在哈达铺制定战役计划。8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说：“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9月11日红二方面军各军开始行动，至20日，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并占领了略阳、凤县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完成了预定计划。9月25日，敌第三军1个旅及1个团向成县反扑，红二军、红三十二军给以严重打击，毙伤敌数百，俘敌300余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随即展开。9月中旬，建立了成县等4个县和几个区的革命政权，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还扩大了2000多名新战士，筹集了大批粮食和经费。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从宁夏的豫旺一带西进，红四方面军到达了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形成了3个方面军南北呼应之势。

蒋介石立即调集其嫡系军队抢占西兰公路，企图阻塞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并切断东北军主力与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同时命令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宁夏、青海的国民党军配合行动，进攻红军。

9月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精神，为求得3个方面军会师，进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拟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由于该计划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协同不好，致使红二方面军受到敌军夹击。后经军委同意，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于10月22日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在会师前因来不及将部队全部收拢，与多路敌军作战时，又处于被动状态，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贺龙说，红二方面军因为陷于孤立地位，几乎被敌人合围，打得很苦，比在乌蒙山和过雪山、草地时还危险，损失也大，令人痛心。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他们历时1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110多次。从自桑植出发时算起，比红一方面军长征晚了1年多，虽然在他们长征的时候，敌人已经获得了追堵拦截的一些经验，给红二方面军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但是，由于贺龙等的正确指挥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会师后，红一{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209_1.bmp}方面军送来数万斤粮食， 2000多只羊、猪、牛， 1000多套棉衣，几万张羊皮， 500匹布和3万块银元，以示欢迎和慰问。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接着，11月19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到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周恩来、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阔别了8年之后又重逢了。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为人民剧社充满激情的文艺节目所感动。贺龙兴奋极了，当场说，我们一定也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坐在贺龙身边的周恩来指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说，“好嘛！叫你们的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叫“战斗剧社”。后来，在贺龙关怀下，这个剧社在几十年征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慰问期间，周恩来曾问贺龙：3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贺龙说：“统一归彭（指彭德怀）指挥吧！”后来贺龙讲起此事时说：那是我们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会师后，任弼时调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由关向应接替。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210_1.bmp}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多个师向红军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

按军委命令，红二方面军在10月24日至30日边战斗边转移，于11月中旬投入山城堡战役，配合兄弟红军进行了歼灭第一军1个多旅的胜利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围剿”。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国是。红二方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军。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即着力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和建设。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贺龙参加了这个会议，作了坚决拥护中央的发言，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他这番话博得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赞赏。在这之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继续当选为军委委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此期间，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消极影响，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1937年7月5日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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