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冀南平原进行大“扫荡”，占领了主要点线后，就把进攻的重点移向太行山区。1941年6月以前，日军为大“扫荡”作准备，分别从正太、平汉、同蒲、道清各线向根据地侵犯，占据和顺、翼城、浮山、安泽及白晋路上的南关等重要城镇，并逐步向外延伸据点，在周围进行小规模“扫荡”，以建立大“扫荡”的前哨阵地。

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主力返回太行区后，及时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搜集分析有关情报，识破了敌人准备大“扫荡”的阴谋。他们在中共晋冀豫省委、地方抗日政府的协助下，对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应付日军长期残酷“扫荡”的思想教育和备战动员。广大军民破坏可能被日军利用的城垣、寨墙、道路，在要点设置擂木、滚石等，全面改造地形。普遍进行空室清野，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情报网、带路小组等，在村寨站岗放哨，防奸防谍。

一部分基干军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对平汉、正太、道清各线进行破击，并袭击了邢台皇寺镇、武安伯延镇、磁县彭城镇等据点，打乱了敌人大“扫荡”的部署。

7月初，日军集中5万余重兵，在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指挥下，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沿线各县出发，分九路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即所谓“第二次九路围攻”。日军企图依托前一阶段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打通白晋路及临屯、邯长公路，控制主要城镇，把由平汉、正太、同蒲、道清4条铁路形成“口”字形包围的晋冀豫区，从中间再划出一个“十字”，造成“田”字分割，逐步压缩八路军主力的活动地域，摧毁根据地。

刘伯承奉总部命令，指挥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协同晋豫支队，决死第一、三纵队，进行反扫荡作战。他针对日军步步推进，着重夺取城镇的特点，指示各部队分遣游击，避敌锋芒，待敌深入后，再打其侧背和分割围歼。7月6日，西面由同蒲路出犯的日军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城后，分路向榆社地区合击。同时，东面由平汉线出犯的敌人经武安向涉县前进。

7月9日以后，连降暴雨。刘伯承抓住日军雨天行动不便的弱点，下令部队冒雨出击。

各部队按照刘伯承的命令纷纷投入战斗。第三八六旅在榆社以西云簇镇夜袭西路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第一〇七联队，毙伤180余人。第三八五旅先后在辽县寒王镇、石匣村袭击北路日军，共毙伤350余人。师特务团在大雨滂沱的深夜摸到涉县以西的河南店，战士们爬上房顶揭开盖瓦往下扔手榴弹，把鬼子炸得死伤大半，活着的夺门逃命，又被早已布置好的机枪、步枪打个正着，几乎全部报销，敌人损失100余人。

就在反“扫荡”作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一位记者来找刘伯承采访。记者刚说完来意，他便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敌人原先那一套所谓的堂堂之阵的进攻作战，即突贯攻击，分进合击，它发现不灵了，现在又改成分散配置，灵活进剿，想以游击对游击呢！大部队仍是稳扎稳打，却开始利用小部队出击，行军走小路，还在夜间出动来打我们哩！”记者边听边记。

“这哪里行嘛！”他边笑边摇着头。“兵力不够，兵力不够！要分散配置，又要守据点，这里几百，那里几百，那它一条线就得摆多少兵！在和顺、辽县一带，他们正在修堡垒，但是相隔十里二十里，起不了大作用。”记者索索地记录着。“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敌人开始重视征服民心了，在占领区教日语，提倡会门佛道，改编学校教材，尤其是给青年开训练班，进行奴化教育。”“这当然也没有用。”他用坚决的语气加以否定。“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它要统治中国地方，要掠夺人力、物力、财力，只有靠烧杀抢掳，这就必然露出它的法西斯狰狞面目。不过，针对它的奴化教育，我们也应该多做点宣传教育工作，揭穿它的阴谋。”刘伯承不仅指挥着对敌军事斗争，而且同时关心和指导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斗争。

第一二九师主力和其他八路军部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不断地打击、围困日军，日军伤亡累累，疲惫不堪。8月下旬，日军留置部分兵力加强邯长大道、平辽路和白晋路北段的守备，其余纷纷撤回铁路沿线据点。晋冀豫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近两个月中，第一二九师部队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了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城。

在频繁的作战间隙，刘伯承特别注意总结“现实战术”，以便有效地指导部队的作战行动。这年7月，他撰写了《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这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强调指出要战胜现代装备的日本强盗，必须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动员广大群众参战，同时，把基干军队与游击队、自卫队配合作战的一般组织形式，提高到以基干军队为骨干结合游击队、自卫队组成的游击集团，发展为全面游击战争的高级组织形式。根据第一二九师的实践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详细论述了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扼敌交通等主要游击战术手段的运用，并在理论上多有发挥和创造。在这以前，他还写下了《游击战与运动战》、《抗战第一周年战术总结》、《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迸敌人的战术观察》等军事论文，分析了日军的作战特点，提出了适宜的对策，大大促进了部队的战术素养。

12月，刘伯承奉总部命令，指挥第一二九师和第三四四旅等部队进行了邯长战役，目的是打断这条日军分割太南、太北的封锁线，巩固根据地，改变日顽夹击的不利形势。

战役是乘日军换防的时机发动的。日军驻平汉路的第十师团调返日本，守备白晋路南段的第二十师团大部调走，一部移驻邯长大道东段，白晋路及邯长大道西段由原在同蒲路的第三十六师团接防。敌换防后，兵力减少，情况不熟，战斗力大大削弱。

根据刘伯承的命令，游击部队从12月8日起，向邯长大道全线展开破袭，消耗与疲惫敌人，掩护主力展开。14日起，主力一部结合地方部队，在邯长大道中段，连续袭击了赵店、黎城、停河铺、东阳关、涉县等据点，隔断了各据点间的联系。22日，主力利用日军两支部队的接合部，首先进攻赵店镇，然后由西向东展开攻击。当晚，师特务团、第三四四旅两个团各一部攻入赵店镇。次日，特务团、第七六九团分别袭入黎城和戚里店，敌被迫出逃。第一二九帅部队展开追击，乘胜连克东阳关、响堂铺、河南店、涉县、井店等城镇。至26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了邯长大道黎、涉段的大部分据点，实现了战役的预期目的。

在对日军斗争日趋紧张、激烈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活动也愈演愈烈。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全国各地蓄意制造磨擦，流血惨案不断发生。

3月以后，鹿钟麟、石友三和张荫梧等在冀南、冀西依靠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扩展他们所盘踞的地区，继续设立与人民对立的“第二政府”，横征暴敛，欺压人民，屠杀八路军和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人民团体。

鹿钟麟一开始是晋冀豫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首脑人物。他原是西北军的一名失意军阀。1938年5月，蒋介石为了利用他跟共产党、八路军争夺河北，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主席，12月又让他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保安司令。鹿钟麟自知缺乏实力，难以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立足，因此想凭自己的老资格，纠集原西北军的人马，组成一股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的势力。他积极联络石友三、庞炳勋、孙殿英、高树勋、孙良诚等原西北军的将领，组成进攻晋冀豫根据地的阵营。同时，他又要求蒋介石把这些原西北军的部队调给他。蒋介石允其所请，下令石友三第六十九军、孙殿英新编第五军等隶属鹿钟麟，又乘机调进国民党中央系朱怀冰第九十七军，任命石、朱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朱怀冰也都心怀鬼胎，各有打算。石友三原是西北军里的一名高级将领，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旧军阀混战中数度倒戈，反复无常，深为各方憎恨，因而失势。抗战爆发后东山再起，先任第一八一师师长，后困部队扩编升任第六十九军军长。他从鲁南山区奉调来冀南，一心想取鹿而代之，独霸一方。朱怀冰自恃与蒋介石同属保定系出身，又握有装备精良的1个军，企图通过磨擦扩地增兵，自成局面。

1939年8月12日，鹿钟麟所属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3000余人在赞皇中马峪进攻第一二九师所属独立支队一部。第二天，刘伯承在一次报告中专门讲到了这件事，他说：“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对付磨擦，叫作‘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朝。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如果不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毛主席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太行山是战略据点，敌人和顽固分子都重视它、争夺它，我们一定不能让步。目前，我们要孤立、打击的是张荫梧这位专槁磨擦的‘英雄’，为我们被杀害的阶级兄弟报仇！”

这时候，石友三己升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他设法把鹿钟麟手下的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及其部下赵金祥、胡和道等收买、拉拢过去，架空鹿钟麟，成为晋冀豫区顽固派新的实力人物。

刘伯承跟邓小平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种种矛盾，认为顽固派部队的广大官兵是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是团结争取的主要对象。顽固派里存在着派系斗争，可加以利用，争取他们大部中立或暂时中立，一部向八路军靠拢，集中力量打击反共顽固分子、特务分子。在当前，鹿钟麟势孤力薄，所部张荫梧又是反共最积极的家伙，应首先予以打击。

8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令第三八五旅主力及青年抗日纵队、独立支队、冀西游击队各一部，对张荫梧进行反击。反击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各方向进到元氏、赞皇地区，突然发起猛烈的打击。张荫梧部大部被歼，残部逃向冀南赵县、栾城地区，又遭到东纵主力痛击，全部被歼，张荫梧只身逃脱。张荫梧所属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在任县邢家湾被青年抗日纵队一部消灭。晋冀豫根据地取得了反顽斗争的一次较大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

在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同时，刘伯承还积极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上层人物，使他们加入到共同抗日的行列里来。

张荫梧属下的河北民军第四团团长朱程，具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不满张荫梧的反共行为，对张荫梧的磨擦活动消极对抗，常常借故不参加。刘伯承掌握到这个情况后，指示师参议室派人去做朱程的工作。经过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反复说服，朱程认清了跟着国民党顽固派不可能真正抗日，只有跟着八路军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6月，他乘张荫梧北上冀中搞磨擦的机会，毅然脱离了张荫梧，率部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朱程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屡立战功，曾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1943年9月在山东曹县作战时壮烈牺牲。

在冀西武安县平汉路沿线，活跃着一支抗日的队伍，它就是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纵队第二师。该师师长范子侠，江苏丰县人，自幼家境贫寒，为生计所迫投到军阀部队当兵，后转到孙殿英部，随孙归入西北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孙殿英在宁夏垮台后，他被编入中央军。他不愿打内战，于是就脱离了部队，回到蚌埠当公安局长。抗战前打入察北伪军金宪章部，在内部策动反正，不料反正后却被当作危险分子遭到软禁。获释后，在晋县、藁城一带组织了百十人的一支队伍，隶属冀察游击第二纵队夏维礼部。他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常率部在德石路沿线袭击日伪军。1939年4月，夏维礼活埋了中共冀西特委派去做统战工作的赵平、叶子青夫妇。范子侠对此十分气愤，于是设计脱离了夏维礼，他借口到井陉打游击，越过铁路到了冀西赞皇，辗转到达武安。由于他积极打击日军，受到老百姓的拥护，队伍发展到4000余人。

刘伯承派人与范子侠联络，并亲自动员他加入八路军的行列。当范子侠部遭受日伪军攻击时，刘伯承指示独立支队、平汉支队等予以支援。经过不断的争取和事实的教育，范子侠于1939年11月20日率部参加八路军，改番号为第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1940年平汉纵队与晋冀豫边区纵队、决死第一纵队等部合编为新编第十旅，范子侠任旅长。他参加八路军后努力学习，英勇作战，积极工作，受到指战员的好评，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11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月，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山西新军，是“七七”事变后，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薄一波等利用跟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它包括决死队第一、二、三、四纵队和工卫队（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政卫队（随营学校组成）等。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日后，大力帮助新军进行整训和充实领导力量，使新军逐步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山西新军的迅速进步和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仇视。他按照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反共方针，命令所属部队向驻晋西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新军和第一一五师部队在第一二〇师的支持下，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与晋西的进攻相配合，阎锡山在晋东南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

又令第十九军所辖的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分由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南下，加强晋东南的攻势。1940年1月，蒋介石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和第二十七军由晋南向北进攻晋冀豫根据地，配合阎锡山的反共活动。

刘伯承和邓小平认真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晋东南的形势，认为：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是以非嫡系作先锋，以嫡系压住阵脚，共同向北推进，建立反共的联盟，夺取太行山根据地，把第一二九师驱逐到正太、沧石路以北。

他们又认为，蒋阎之间的这种联盟是貌合神离的，彼此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阎锡山想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他在晋东南的统治，而蒋介石却想乘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去，用中央军取而代之。正因为二者利害不同，所以行动不会一致。基于这样的分析，他们确定了集中打击孙楚，暂时中立太南蒋军，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南的方针。他们时本身的力量作了调整，把反顽斗争分成两步走，先是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等部队进入太岳区，统一指挥该区内的决死纵队等部队，集中兵力给予进攻八路军的第二十七军以严重打击，接着又主动派人去谈判，迫使第二十七军退回原地。这就制止了国民党嫡系军队向临屯路北的进攻，巩固了太岳区阵地。然后指挥太南地区的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三纵队及民军第四团等，给予孙楚所部以连续打击，恢复了太南已失的部分阵地。

孙楚被打，国民党嫡系部队果然按兵不动。刘伯承决定乘胜出击。他令陈锡联率第三八五旅，并指挥独立支队及第三八六旅一部，在榆次东南地区将阎锡山暂编第二旅全部歼灭。令独立支队及第三八六旅一部，结合榆社游击队等，在榆社以北地区将新编第二师大部歼灭。

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阎锡山发觉蒋介石违背诺言，并不同他一致行动，有意牺牲他的实力，于是集合他的军队西撤，暂时脱离进攻八路军的联盟。

驻在冀西的鹿钟麟，上年11月被撤消了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仅剩下冀察战区总司令的空名，他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要求刚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民政厅长的朱怀冰北上。朱怀冰欣然同意。朱怀冰取代了张荫梧的位子，有了抢占河北省地盘的合法名义，冀西和太行山北部还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这正是他扩张的大好机会。

12月初，他率部进入冀西赞皇地区，到处派兵抢占八路军的要点，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疯狂地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公开叫嚣“驱逐八路军”，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把范子侠部从赞皇地区挤走，12月下旬，朱怀冰指使河北别动第四纵队侯如墉部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从平汉路东西夹击平汉纵队。刘伯承乘冀中警备旅和晋察冀南进支队奉调来支持晋冀豫反顽的机会，要他们赶赴赞皇地区，另调第三八五旅，冀西游击队等部，集中兵力，给予侯、乔两部以歼灭性打击，剪除了朱怀冰的爪牙。

刘伯承觉得冀西阵地必须坚决保卫，这里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被朱怀冰占据，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太行山也将失去可靠的屏障。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必须暂时中立鹿钟麟。他决定到冀西走一遭，跟鹿钟麟、朱怀冰两个系统的人普遍谈一谈，争取他们停止磨擦，至少争取鹿钟麟中立。

1940年1月下旬，刘伯承依次与鹿钟麟、夏维礼、张东凯、朱怀冰会谈。

鹿钟麟、夏维礼因实力有限，惧怕闹起磨擦来遭到八路军的打击，表示一旦发生冲突保持中立。张东凯是朱怀冰下属的新编第二十四师师长，该师系东北军底子。刘伯承告诫张东凯不要替朱怀冰卖命打内战，要顾念东三省沦陷区的父老兄弟，打回老家去。张东凯推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朱怀冰不搞磨擦，他决不会单独进攻八路军。刘伯承劝他要当民族的英雄，不要做民族的罪人。张东凯语塞。

刘伯承见了朱怀冰，严正指出：“老实告诉你，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人民用鲜血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我们以大局为重，一让再让，已经是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了。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吧？我们一二九师一个师抵御了十万日军和十几万伪军，并不是怕你们，我们为了团结抗战，不忍同胞自相残杀，要是逼我们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

由于侯如墉、乔明礼的被歼和刘伯承的警告，朱怀冰不敢孤零零地驻扎在太行山北部，于2月初退回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但他并不甘心失去向蒋介石请功邀赏和自我扩展的机会，仍然坚持与八路军为敌。他在驻地层层筑堡挖沟，包围压迫八路军小部队，断绝根据地的交通补给。并派出两个团，围攻驻磁县以西北贾壁、大湾村一带的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各一部，杀伤百余人，迫使他们撤走。

石友三也渐渐露出了坚决反共的真面目。他初到冀南时，因立足未稳，表示愿意同八路军和平相处。冀南根据地负责人为了团结争取石友三共同抗日，多次主动拜访，热情交谈。并在物质上竭力相助，宁肯自己的部队吃杂粮，穿单衣，把节省下来的白面、棉衣送给他的部队。1940年初，石友三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想充当晋冀豫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反共首脑，就加快了磨擦的步伐。1月下旬，他指使部下活埋东进抗日纵队第二团1个排，围攻东进抗日纵队第三团，策动东进抗日纵队特务营大部和冀南第五分区司令员葛贵斋率一部叛变，还到处捕杀根据地游击队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甚至勾结日寇，公开配合日军“扫荡”。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令程子华、宋任穷发起冀南反顽战役。

战役原定2月11日开始，由于石友三9日突然秘密南窜，程子华、宋任穷命令部队进行猛烈追击与堵截，战役就此发起。经连日作战，歼石友三、孙良诚各一部，将石友三主力堵截在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这时，日军突然出动3000余人进到广平、丘县一带，侧击冀南八路军部队，掩护石友三部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逃向清丰、濮阳地区。八路军部队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朱怀冰、石友三相继被逐出太行、冀南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步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2月初命令朱怀冰、鹿钟麟、孙殿英、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及丁树本等联成一片，再次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同时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军由黄河以南向太南开进，作为朱怀冰、石友三等的后援。

国民党顽固派两面进逼，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同时出击。经过计算，太行、冀南部队和前来增援的晋察冀、冀中等部队，数量上超过顽军，而且国民党第四十一、七十一军尚未渡过黄河，总形势对八路军有利。于是，他们主持制订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和卫（河）东战役计划。

在研究战役计划时，邓小平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刘伯承说：“我们这13个团的兵力是朱怀冰部队的三倍左右，这次全用上。除了独立支队作为别动支队外，其他部队编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3路进攻，采取包围芽插战术，插入朱怀冰部的纵深，直捣他的心脏。关键是在于迅速，叫朱怀冰来不及跑掉，其他顽军也来不及救援。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整个华北的抗战局面。各部队要加强政治动员，讲清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消灭他们！”

2月下旬，两个战役计划分别下达到部队。

磁武涉林战役发起前，朱怀冰部主力第九十四师在泽布峧、崔炉至岭底、石步槽、贾壁一带，位于朱军的东部。新编第二十四师在石泊镇以南张家庄、禅房至台华、关防、东西达城一带，位于朱军的西部。军补充团位于两师之间的庙庄至前、后牧牛池一带。军部及直属队在两师以南的东、西花园。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八路军部队分左、中、右3个纵队。左翼队由先遣支队一大队组成，由王树声指挥；中央队由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等部队组成，由李达指挥；右翼队由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团一部和独立支队、师特务团组成，由桂于生、周希汉指挥。3个纵队由邓小平统一指挥。

3月5日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战役发起。中央队按预定路线突击。

敌人两师的结合部果然防御薄弱，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逃窜。中央队当晚插到前牧牛池，攻占沿途全部碉堡，歼灭其补充团大部，迫使顽军主力退集于岭底、两岔口、花园、贾壁地区。

右翼队由进攻出发地攻击前进，途中遇到了孙殿英的部队。周希汉上前说明八路军专打朱怀冰，该部军官立即命令让开道路。右翼队迅速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打退了顽军多次反扑，关住了顽军突围的大门。

次日晨，中央队、左翼队从南北两面夹击顽军，顽军抵挡不住，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急渡漳河，向林县方向溃逃。

邓小平下令全线追击。右翼队新编第一团一部甩开大步向南疾进，先敌插到漳河以南的芦家寨，卡住了敌人的退路。中央队也陆续赶到林县以北的姚村地区。途中，中央队因两日两夜未得休息，追击速度减慢。刘伯承发去电报鼓励部队：“现在双方都很疲劳，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获得胜利！”

李达立即把刘伯承的鼓励传达给指战员，行军队列中发出阵阵呼声：“响应刘师长号召，坚决消灭朱怀冰！”

经两日激战，歼灭了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其中生俘7000余人。朱怀冰率残部3000余人继续逃往林县以南，遭到预伏在这里的别动支队截击，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

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

朱德总司令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卫立煌的要求。双方经过谈判，划定了两军边界，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北面为八路军的活动地区，南面为国民党军队的驻扎范围，彼此不得越界侵犯。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邓小平率领追击部队后撤，并把俘虏全部释放归还国民党军。磁武涉林战役胜利结束。

东线的卫东战役也在顺利地进行着。程子华、宋任穷总结了冀南反顽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对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上次战役在兵力使用和部署上有不当之处，没有贯彻好刘、邓首长关于“咬一口算一口”、“一口一口吃”的要求，有的方向上口子开得过大，形成“咬不动”的局面。因此他们在部署卫东战役时，注意突出重点，从顽军薄弱处开刀。他们共调集了17个团的兵力。具体部署是：以冀鲁豫支队为豫北支队，由清丰以南向东进攻柳格集、黄城地区的石友三部，以先遣纵队、范筑先纵队为鲁西北支队，以东进纵队、冀中刘（子奇）支队、赵（承金）谭（冠三）支队为中央队，以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为鲁西支队，分别消灭观城、六塔集、濮县等地高树勋部，尔后协同豫北支队围歼石友三部。

3月4日凌晨1时，战役开始。一支精锐小部队潜入顽军六塔集阵地，采用了中心开花、由里往外打的战术。顽军惊慌不堪，顿时乱了阵脚。各路攻击部队乘机猛烈楔人。顽军散成数路南逃。攻击部队猛追，在濮阳以东及东南、东明等地连续予以打击。11日，顽军逃到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暂获喘息。15日，丁树本部也南撤到封丘一带。顽军终于全部被赶出直南①地区。

4月5日，石友三、丁树本在日军支持下回军反扑，企图重占直南，攻击部队坚决予以还击。4月6日，在小韩集一带重创丁树本部，丁树本仅率残部千余人逃往豫西。4月8日，又对石友三部发起猛攻，歼其一部，石友三率残部仓惶逃到曹县、定陶地区。

卫东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石友三等部6000余人。这一仗，把顽军赶到根据地边沿地区，巩固了冀南、冀鲁豫抗日阵地。同时与西线磁武涉林战役相配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联结太行、直南、鲁西反动势力，隔断八路军南北联系的阴谋，改变了虎狼夹击的严重形势。

划界以后，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等部经常违约北进，向八路军挑衅。刘伯承决定找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进行谈判，解决越界纠纷。

一天，他把师参议室参议李新农找来，让他去找范汉杰联系谈判。李新农问：“师长，你让我带多少部队呢？”因为最近为了越界纠纷，八路军方面已有不少人死在国民党军队的黑枪之下了。

“你当谈判代表，不能带部队。带了部队准会打起来，事情就办不成了。

我知道你是担心过下去。这样吧，我替你出个主意，打着送礼的旗号去，怎么样？”不等李新农回答，刘伯承又对作战科科长邓仕俊说：“你给供给部打个电话，问一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好当礼品的。”

邓仕俊打完电话，报告说，供给部仓库里存有总部发来的自制毛毯。

刘伯承“嗯”地答了一声，然后对李新农说：“这就好办了，拿八条毯子，再加些别的东西，配成八份礼，带着去见范汉杰。俗话说，恶汉不打送礼人，保管你过得去。”

“八份礼是不是太多了？咱们物资很缺，连您也老用着那条苏联带回来的破毛毯呢。”李新农有些舍不得。

“你跟国民党军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难道连这一点也不了解吗？

国民党军队就讲究个名份尊卑，给军长迭礼，副军长、正副师长是不可缺的，①指旧直隶省南部地区，包括今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盛河南省小部。

二四得八，不能再少了。”

李新农带着礼物，顺利地到了第二十七军司令部。范汉杰听说是刘伯承派人来送礼，亲自迎到会客室里。李新农交代完礼品，马上转达刘伯承要求谈判停止越界的建议，并说：“刘师长说范军长曾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对国共合作理应有更多的认识。如今国难当头，不要再现十年内战的历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日。搞磨擦祸国殃民，是万世遗骂的事，希望为范军长所不龋我们是采取忍让态度的，这次朱怀冰、石友三无理进攻，我们的反击也是适可而止。但忍让总是有限度的，刘师长再三嘱咐我说，他不愿意被逼得与范军长兵戎相见。”

范汉杰沉思了一会，说：“请李参议稍待几日，容我考虑一下。”

这几天里，刘伯承派3个团到壶关周围活动，故意泄露出众多番号，并让俘获的范汉杰部越界人员带回口头警告：八路军信守协定，不越界活动；国民党军再敢越界侵犯，将决不客气。

在刘伯承文武结合的斗争面前，范汉杰自知理亏，终于同意谈判。他派一名副师长和军部参谋处长当代表，到第一二九师正式谈判。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按划定的界线规定一个缓冲区，那一方违约进入，对方有权阻击。此后，国民党军有计划的越界行动明显减少，太北根据地南部边沿的斗争形势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使根据地军民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日军的进攻。

日军在大规模扫荡平原、山区失败以后，耍弄新的花招，以强化交通为手段，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企图达到扼杀和摧毁的目的。1940年初，敌人的这个阴谋开始全面实行，他们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从内外两个方向压迫根据地，周边严密包围，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4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着铁路、公路。

敌人全面强化交通的情报接连不断地汇集到第一二九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一天，他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刘伯承一下子切入了问题的要害。

“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灵动、秘密、突然袭击，干脆决战的，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①“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面积的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

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①他透辟地分析着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

“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既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象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娶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②①采访原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①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他全面地分析着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抗战军民人人深刻认识到了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①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宠政策’”②。

从此以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转到以交通斗争为中心的阶段上来了。

在这以前，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已进行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交通斗争，取得了许多胜利，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开展全面全力的交通斗争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13日夜，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策应徐向前在冀南展开，刘伯承调动石家庄至邯郸铁路两旁的部队和民众，对平汉路进行第一次总破击。这次破击，尽管没有炸药，只是靠手工操作，但破击部队和民众努力作战，毁坏铁路2800米，烧掉全部枕木，搬走全部铁轨，砍电线杆400余根，烧毁车站两处，颠覆火车一列。此外，还击溃敌人援兵百余人。结果使平汉路的运行中断了3天。

总破击结束后，刘伯承在小道沟师指挥所很快写出了《平汉铁路总破击的经验教训》一文。在回顾过去的交通斗争时，他不无遗憾地写道：“我们对于敌人主要运输线平汉和正太两铁路零破坏和总破坏，拆路、断桥、塞洞、翻车、袭车、消灭部队、劫毁辎重，总不下一百回。但是这些经验教训，总是没有整理，确实是埋没了好些成绩无从发挥，可惜！可惜！”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交通斗争的高度重视和热切期望。

他从八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总破击的经验：从政治上进行动员，使军民认识截断铁路的重要作用，提高破击铁路的自觉性；有领导有组织的总破坏与随时的零碎的小破坏相结合；基于军队与游击队、自卫队密切配合，发挥最大的破坏效果；破击前要有精细的侦察和准备，破击时要有秘密和果断的动作；破击的重点要尽量选在桥梁与隧道等要害部位，或者努力扩大破击的幅度，使敌人难以修复；推广使火车出轨这个费力小收效大的好办法；派部队伏击、袭击和扰乱赶来抢修破毁铁路的敌人，迟滞敌人交通的恢复；加强破击铁路的政治工作，争取瓦解守备的日伪军和解救被强迫护路的民众。

其中，他特地为部队提出了颠覆火车的技术和战术的指导，包括拆轨方①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法，拆轨地点和时间的选择等。这种具体、明确的指导，对于缺乏交通斗争有关知识和经验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表现了刘伯承指挥作风的严谨、细微。

这些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对晋冀豫根据地后来日益深入的交通斗争，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1938年6月16日至1939年1月1日，刘伯承又相继组织指挥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对平汉、正太、道请铁路进行了12次总破击。连同第一次对平汉路的总破击，一共是13次铁路总破击。1939年年年又有多次大的破击。

1939年8月17日至9月22日，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及赵涂支队等对道清铁路进行了6次大破击。

这期间，晋冀豫根据地内开展的小破击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破击战中，广大军民拆铁轨、烧枕木、掘路基、翻火车、炸桥梁、毁隧道、捣车站，伏击、袭击敌人的护路部队和援兵，解放修路民工，在铁路沿线闹得天翻地覆。敌人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不得不增加守备兵力，减少了机动作战的兵力，而且后方交通运输陷入了时断时续的半瘫痪状态。这就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根据地内外的对敌作战。

进入1940年，交通斗争以更大的规模，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冀南军民在打退石友三的进攻之后，集中力量展开破击交通的斗争。4月7日至20日，军区部队在2万余群众配合下，对平汉路及由该线伸展到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进行了全面的破坏。先后破毁内丘、邢台间的铁路10余里，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200余里，取得了全面破击战的胜利。

冀南军区及时总结了破击战的经验，在军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逐渐形成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经常性的破路运动。往往在日落以后，成千成万的群众有组织地奔向各主要公路干线，在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带领下，按照预先的分工，紧张而有步骤地投入破路行动。挖土的、运土的、拆桥的??组成了一幅壮阔的人民战争图画。基于军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一部出动袭击敌人的据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一部担任警戒，负责阻击可能出犯的敌人；其余人员都投入了破路的行列。

日伪军即使发觉了根据地军民的破路行动，在夜间也轻易不敢出动，只是盲目地往外打枪打炮。天明后，他们气急败坏地赶到破路现场，面对毁坏的公路，只有徒唤奈何。他们强迫民工来修复，民工们在枪托刺刀和皮鞭的监督下仍千方百计磨着洋工。公路的恢复自然要比破坏的速度慢得多。好不容易修好能通行了，突然某个夜晚又遭到了破坏。就这样破了又修，修了又破，冀南平原上的交通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军的行动。大大便利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刘伯承及时总结各部队破击作战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原则。7月16日，他给冀南、太行、太岳3个军区和各旅发出破击指示：一、各团分遣一个或二个营担任破击，由团分派政工干部并附以工兵、迫击炮、担架，加强政治领导和机动力；二、各破击营在各地游击队掩护与自卫队、民众协助下，大踏步乘虚破击，先着重破路而不胶着于据点，作无把握的强袭，尤其不要怕走远路；三、在纵深进行整训的团、营，加紧军政教育，建立制度，当敌人饿困或扫荡时给以有力的痛击；四、破敌公路切不可忘掉转到敌后破击基本铁路，特别要注意解放修路民众；五、配合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大力开展敌占区与敌伪军工作，坚决揭露敌人的欺骗，激发抗战必胜的信心。

根据刘伯承的指示，从平原到山区，交通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1940年5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组织指挥了白晋战役，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强化铁路交通的计划。

4月下旬，日军为了加快修通白晋铁路，置重兵于南段，进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高平、晋城、陵川一带，以解除侧背威胁。在北段，仅以第三十六师团两个联队各一部守备已修好的白圭至沁县段。刘伯承与邓小平决心乘隙发起破击战役。

5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战役计划。

计划规定的战役纲领是：

一、协同民众连续破毁铁路，搬完铁轨，烧完枕木，炸毁桥梁涵洞，打断敌人修通白晋铁路的企图；二、坚决消灭大队以下由据点出击之敌；三、夺取与烧毁敌人军用品，救出和争取修路工人。

各部队的任务是，师特务团结合地方游击队，破击东观至来远段；第三八五旅、平汉纵队主力与边区纵队第一、三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夺取来远、南关敌人的军用物资；第三八六旅及决死第一纵队破击权店至柳村段。

各部队并动员广大群众协助破路。

与此同时，冀南、冀西部队和新编第一旅、青年纵队、决死第三纵队、总部特务团、冀中警备旅、晋察冀挺进支队等部，纷纷向有关交通线和据点之敌积极破袭，配合白晋战役。

5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率师指挥部西移榆社以西的周庄。当天，白晋战役发起。各破击部队在2万余群众协助下，在南北200余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猛烈地袭击了白晋沿线沁县、固亦、漳源、权店、南关及来远各据点的敌人。

当晚，第七六九团攻入白晋线上的重要据点南关。这是一次见智见勇的出色战斗。战前，第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带领团、营干部化装侦察了南关的敌情，勘察了地形，果断决定把攻击的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南关位于白圭至沁县的中间，地处武乡、祁县、平遥3县交界的峡谷里。四周山峦环抱，铁路从该镇南北曲折延伸而去，是白晋线北段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存有大量炸药等军用物资，关押着日军从河北、山东抓来的1000余名修路民工。日军为了守住南关据点，驻有一个200余人的加强中队，另有伪军200余人。镇口筑有两座坚固的碉堡，镇内沿街房屋经过改造，设有密集的火力点。

陈锡联认为，南关虽然易守难攻，但如果突破这一点，将把己修建的白晋铁路北段拦腰切断，有利于整个肢击战的进行；而且南关这个险要地段经过彻底破坏，将会大大增加敌人修复的困难。于是，他调整了原先的部署，把攻打南关的任务交给了第七六九团。

第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政委鲍先志，发动营里的干部动脑筋想办法，制定了“腹地开花”和里外结合的作战计划。战斗发起前，派第三营在内线人员的接应下潜入镇内，令第二营钳制外围碉堡里的敌人，以第一营为预备队。第三营在夜色掩护下一直摸到镇内的大街上才被敌人发觉，第三营先敌开火，战斗就此展开。战士们勇猛地向日伪军发起冲击，沿大街逐屋争夺，渐渐把敌人压缩到司令部的一所房子里。第二营在第一营的掩护下从碉堡夹道中冲入镇内，然后会合第三营攻克了日军司令部。团指挥员令工兵利用缴获的炸药炸毁了镇口那两座碉堡。

第二天早晨，战斗胜利结束。除少数日军从地道逃走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日军中队长峰正荣也被击毙，缴获黄色炸药近2000箱和大批军用物资。此外，还解救了被关押的民工。

南关战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权店敌人出动增援，平汉纵队和第三八五旅独立第二团坚决扼守分水岭、来沙堰，击退了敌人。

南关战斗结束前，刘伯承、邓小平年师指挥所又前出到南关以东10余公里处的前庄，指挥参战军民展开全面的破路运动。人们扒的扒、挖的挖、搬的搬、抬的抬、烧的烧??敌人苦心经营1年多的白晋铁路，很快被严重破毁了。

南段破击队中的决死第一纵队第四十二团，乘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白晋线上的机会，奔袭同蒲路赵城车站东北的刘家庄，一举歼灭日军4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白晋战役，经一日两夜作战，破坏铁路100余里，毁大小桥梁50多座，火车1列，毙伤敌350余人。这是沉重打击日寇“囚笼政策”的一次重要战役，取得了破击作战的宝贵经验，鼓舞了广大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胜利信心。

白晋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部东返。5月20日，第一二九师在榆社以南的谭村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刘伯承作了白晋战役战术总结。

他按惯例讲了敌情和战役一般收获，然后进行了战术讲评、作战部署检查和讲述了破击战的几个技术问题。

战术讲评，对参战部队分别指出了战术运用的优缺点，着重强调了各自最突出的特点。对第三八五旅，他称赞他们“在战术上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那就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这一部队在这次作战中有几件切合时机的英勇的机动：一就是把战役的突击重点由来远转到南关；二就是在战斗中第七六九团自动扩大南关战果，第十三团敏捷增援来沙堰友邻，击败敌人出援部队”。对决死一纵队第四十二团，表扬他们在刘家庄战斗中采取了“眼快手快，抓到敌人弱点，给以痛击的战术”，要求把这种主动精神“在全军中发扬起来，以使日寇陷于顾此失彼的窘状”。

在作战部署的检查中，他总结了打击日军“囚笼政策”的三种作战方式：一破击，二反“扫荡”，三遭遇作战。对破击战的编成，又区分了破路队、掩护队、预备队、工兵队等四种。这些，为尔后日益频繁的破击作战规定了组织指挥的方法。

白晋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师除原有的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外，增加了新编第一旅、四旅、七旅至十一旅等7个旅，师特务团改为第三十四团。这时，全师主力共有9个旅另1个团。此外，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

8月，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成立了行政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任。晋冀豫根据地又有了统一的政权机构。

6月中旬，刘伯承指挥太行部队主力转至平汉路西侧进行武沙战役。武安、沙河地区，年初敌人已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在刘石岗、范下曹构筑据点，分派伪军高德林部两个营守备。目的是切断太行与冀南两个根据地之间的主要交通联系，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他调集第三八五旅、新编第十一旅等部5个团，攻击刘石岗、范下曹，经两天作战，第三八五旅等部队攻克了这两个据点，共毙伤俘伪军700余人，破坏铁路、公路各1段，实现了打通太行、冀南间交通的目的。

从4月至8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晋冀豫根据地军民积极展开交通斗争，使敌临邯铁路被迫停修，计划修筑的邯济铁路无法动工，白晋铁路费时一年多仅修至夏店镇，打破了敌原拟修至晋城，再南接道清铁路的企图，迟滞了德石铁路的修筑进度。粉碎了敌修筑公路网，扩大平汉路两侧占领区，分割封锁山区与平原的阴谋，从而全面地打击了日寇的“囚笼政策”。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斗争中，日军边遭打击边竭力恢复、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他们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在冀南，修复和扩展了公路网，增设了据点，造成根据地军民“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的状况。

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光靠晋冀豫根据地本身的力量还不够，最好有华北各大战略区共同组织一次破击作战，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各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的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白晋战役结束后，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行前，彭德怀、左权在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送行。刘伯承与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谈起华北战局和两区的配合作战，认为横贯在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

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的破袭。

这以后，日军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扬言向重庆、昆明、西安发动进攻，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攻占宜昌，扼据入川的咽喉，接着又大举轰炸重庆；同时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国民党在这种形势面前，更加动摇，妥协投降的危险空前严重。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阎锡山、朱怀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胡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山西敌情，守备正太路的日军以一部派往华中地区，参加宜昌作战，其警戒力量有所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跟左权研究决定，为了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有必要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7月中旬，左权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上述设想。他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南进和西犯，彭副总司令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主要目标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同负责实施；平汉、同蒲、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第一二〇师和各铁路沿线的部队都参加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欣然表示赞同。

随后，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师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首长研究战役的准备工作。

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同日，刘伯承和邓小平联名下达了关于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要求部队“注意休养体力，加强军事教育”，“在休养30天内每人增加5分菜金”，“设法求得相当的充实，并注意鞋子、干粮”。

刘伯承还专门对司令部的人员作了交代：这次本师遂行大规模的破袭战役，首先是对据点的战斗，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强袭和攻坚，应把困难设想得多一点，把准备工作考虑得更周到一点。准备工作要突出侦察、防谍和技术战术三个方面。侦察不仅要广泛收集整理情报和有关材料，通过游击队、自卫队等监视敌人的行动，而且必须组织各级首长、司令部机关实地勘察，确实掌握各该部队攻击目标的地形和敌情，增加胜利的把握。师司令部要派人直接作战役侦察。防谍要加以十二分的注意，战役企图绝对不得过早暴露。

作战计划严格按级传达，部队集结、开进要适时，尽量采取夜间行动。在一般居民中可散布我们将南下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以迷惑敌人。技术、战术要组织一些应急训练，熟练武器、工具的使用，搞好步兵、炮兵等的协同动作。

可以把白晋战役以来各部队的破路经验收集一下，整理成文件，发给部队。

师参谋长李达向参谋们作了具体布置，把刘伯承的指示——落实下去。8月2日，《关于破路经验通报》下发给了部队。

8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息想给各部队发了个指示。指示分析了日军的铁路、公路和据点的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揭露了日军的“拐骗术”，在于把八路军的注意力引向“伸出的公路和据点”，以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指出基干军队因为“忽视了铁路的重点”，所以处于被动地位。

要求“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深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队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队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路平行的汽车路，而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路。这样就可使敌被动，阻敌向内延伸，又可开展敌占区工作，解决粮食特别是铁路东西交通问题。”

各部队接到刘泊承、邓小平的这个指示，进一步认识到破击铁路是交通斗争的中心环节，扭转了存在于部分干部中的破击铁路不如打据点光彩的情绪，思想一致地投入到正太路破击战役中去。

8月18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方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向参战部队指挥员布置作战任务。

刘伯承首先传达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总部命令，这次正太路破击战役，我师跟晋察冀军区共同进行，他们在东段，我们负责西段，彼此以阳泉为界。

我们准备投入10个团的兵力，其他部队。已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路袭敌，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担任正太路主要作战任务的10个团，拟分成3个纵队，请大家把师部发的晋东南情报图打开，由李参谋长来介绍敌情和说明本师任务。”

李达按照情报图介绍敌情：“我师当面之敌为片山第四混成旅团所辖4个步兵大队，并各附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及通信兵。分布于正太路盘石至段廷段的是德江光第十五大队。另3个大队以阳泉为中心，向铁路南北延伸：北伸盂县的是第十二大队，南面昔阳、和顺两县驻的是铃木第十三大队，辽县、榆社驻的是板津第十四大队。另外，守备北同蒲路的第九旅团所属吉野大队，则分布于榆次、太谷、徐沟及其附近地区。”然后说到第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总部决定于8月20日起，我参战部队同时向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开始进行连日大破击。晋察冀部队破击正太路阳泉（不含）以东段，我们师主力破击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均含）及平辽公路。估计我们师的主要敌人是片山第四混成旅团驻铁路部队。我军开始破击后，敌人将会以装甲火车辗转射击，以火车转移其预备队，加强各据点战斗的出击，空军也会有一部参战。敌人伸入平辽的部队，也将抽兵由平（定）和（顺）段进击我右侧背。驻守同蒲路的吉野大队，也有可能调兵经长凝袭击我左侧背。”①刘伯承接着说明战役部署：“根据以上的估计，我们这次战役的纲领：第一，主要是对正太路阳泉至榆次段的铁路和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的破毁，特别对于桑掌至晓庄和马首至芦家庄两段铁路的技术工物，要着重破毁。

第二，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破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铁路线上的必要据点，破毁其要害，烧夷其建筑物。对于路侧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抑留。第三，当片山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就将其各个消灭之，保障我破路顺利进行，造成收复辽县、榆社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②然后他对战役作出具体部署：战役由陈康、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部队分为3个纵队：右翼纵队由范子侠、赖际发率2个团，担负阳泉、寿阳间的破袭任务，先集中兵力攻下坡头和张净车站，得手后，再向西扩大战果。中央纵队由陈康、陈锡联、谢富治率4个团，主力隐蔽集结，为师的总预备队；以一部兵力攻占敌冶西据点，牵制平定之敌，另以一部兵力占领阳泉西南狮恼山，阻击阳泉可能出援之敌。左翼纵队由周希汉率3个团，担负寿阳至榆次问的破袭任务，先集中兵力攻下芦家庄、上湖、马首等车站，得手后，视情况向北、向西扩大战果。平和支队由汪乃贵率1个团结合地方武装，分途破毁平定至和顺、寒王镇公路，牵制平辽公路之敌。

最后，邓小平又强调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他特别告诫大家：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并要求大家回去把任务向部队交代情楚，进一步做好战斗动员。

8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师前方指挥所进至广阳以南的明水头，设前方联络所于上龙泉以南的马鞍桥。

当晚20时，声势浩大的正太路破击战役打响了。随着一道道划破夜空的红色信号弹醒目的闪光，各路破击部队以神速的动作扑向铁路沿线的车站和据点。在同一时刻，同蒲、白晋、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许多公路干线上都燃起了战火，日军的华北交通线陷入全面被攻击之中。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达到100多个团，所以以后就把以正太路为主的破击战役称为“百团大战”。第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共有46个团。

由于事先进行了成功的保密和佯动，正太路上的日军全然不觉八路军发起战役进攻。开始阶段，日军惊慌失措，一片混乱，沿线车站和据点处处受攻，自顾不暇，无法互援。石家庄、阳泉、太原等各日军旅团司令部，一时也来不及调集兵力，显得十分被动。但日军惊魂稍定，就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破击部队发动了更勇猛地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正太路西段200多里的地面上，枪炮声、炸药爆破声响成一片，夜空中火光闪耀，连绵不断。

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91页。

②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91页。

战线左翼芦家庄的战斗进行得紧张而激烈。该据点驻守着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人和伪军20余人。担任攻击任务的是左翼纵队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战斗开始，第十六团一举突入庄内，连续攻占了车站外围的4个碉堡，将守敌大部消灭。残敌10余人向两溃退，遭到第十六团预伏部队迎击，敌复转向东窜，又与第十六团攻车站的部队遭遇，敌见无法逃出，则占领车站高房死守。第十六团组织强攻，未能攻下。次日拂晓，第十六团实行火攻，并以炮火猛轰，引爆了高房附近的火药库，仅剩的几个敌人仓惶逃出高房，退到一间独立房屋固守。

刘伯承、邓小平在师指挥所里彻夜未眠，等待着破击战的战报，首先传来的是右翼纵队新编第十旅第三十团攻克桑掌据点的捷报。他们经过1个半小时连续3次攻击，就拿下了该据点，并彻底破坏了桑拿大桥。第二天，芦家庄、上潮、和尚足、马首等据点被攻克的报告陆续送来。左翼纵队决死第一纵第二十五团反击前来偷袭的一个日军小队，将敌大部歼灭，缴获轻机枪一挺。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通报表扬，同时指示各破击部队加强翼侧警戒，防敌袭击。

21日突然天降大雨。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不要松懈，继续按计划行动。三路破击纵队不畏恶劣的天候条件，仍然努力攻击。至25日，又相继攻克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赛鱼、晓庄等据点，同时攻克了平定西南的外围据点冶西。正太路西段20个据点，除寿阳等少数几个外，已全部攻占。

正太路全线被袭的消息传到阳泉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司令部，片山旅团长惊得目瞪口呆。据守狮垴山的第七六九团派出两个连夜袭阳泉，牵制阳泉日军出援。片山草木皆兵，判断八路军至少有2000人，慌忙把城里日军600余人全部集中起来抵抗，并将侨民500余人也武装起来，强迫他们投入战斗。

侨民中不少人吓得六神无主。有的特地穿上了新衣服，准备以身殉战。

为了援救寿阳等残存据点里的日军和扰乱八路军进行破路，片山连续组织重兵猛攻狮垴山，并以大炮、飞机助战。第三八五旅主力依托阵地坚决抗击，打退了多次冲击。

26日午后，中央纵队为避免与敌决战，令守卫狮垴山的部队主动撤离。

在连续攻占正太路西段的车站和据点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令部队抓紧破路。各部队按照分工，除一部兵力担负警戒外，其余的部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当地群众、铁路员工。迅速地投入战斗。寿阳东西重要地段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人们按照“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水塔，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根电杆，彻底破坏路基”和“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的口号，日以继夜地进行破路作业。

由于战前专门进行了破路教育，参战军民不但破路热情高，而且边干边总结，创造出了许多好办法、好经验。铁轨卸下后一部分运回根据地用作军工原料，大部分一时难以处理，以往大多是搬离铁路进行深埋，既费时又费力。这次有人建议将铁轨跟枕木架在一起烧，经试验果然效果很好，一堆枕木烧完，架在上面的铁轨也烧弯报废了。

5月间在白晋路南关据点缴获的近2000箱炸药大显神威。在一声声“轰隆卤的巨响声中，正太路西段的车站、水塔、桥梁、隧道等纷纷倒塌了下来。

刘伯承十分关心破路的进展和毁坏程度，反复告诫部队：“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他还抓紧了督促检查工作，派出专人沿铁路线具体检查破毁情形，随时指出不足和提出改进意见。要求各破路纵队负责人必须亲自察看重要设施的破毁，不合格者重复进行，务求彻底。

经过10个昼夜的大规模破毁，正太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几个残存据点里的日军龟缩不出，惶惶不可终日。这条被日军视为命脉的“钢铁封锁线”，终于彻底瘫痪了。

8月底，华北、山西的日军才从全面被攻的态势中恢复过来，他们急欲向八路军报复。驻守白晋、同蒲南段的第三十六、三十七师团各一部开到太谷、榆次等地，阳泉第四混成旅团也陆续调回了平定、昔阳等地的驻军，准备袭击第一二九师破击部队的后方。31日，榆次、寿阳、阳泉以及和顺、辽县的日军，分路向马坊、安丰进行合击。

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停止破击，转入反“扫荡”作战。

破击部队和群众纷纷撤离正太路向南退去，广阳至沾尚以南的山沟里一下子聚集了数万人。

第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也都设置在安丰以南的卷峪沟一带山谷里，西距道坪、东距石拐都不到40里。如果日军一旦突进来，后果将会很严重。刘伯承立即命令周希汉率左翼纵队坚守高坪、道坪阵地，命令陈锡联率中央纵队的第三八五旅阻击石拐方向的日军。

日军指挥官通过飞机侦察发现了卷峪沟一带八路军后方的动静，命令榆次、寿阳两路部队加紧攻击。周希汉率第十六团死守高坪，以第二十五团向北阻击河底村之敌，令第三十八团占领高坪附近的柳村坪、松凹一线高地，坚决不让日军突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日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拼命向高坪阵地正面进攻。第十六团英勇抵抗，不断组织部队进行反冲击，牢牢守住了阵地。

第三八五旅迅速赶到翟家庄一线山地设防，挡住了石拐日军的前进道路。日军发动连续的冲击。第三八五旅依托有利地形不断杀伤日军，日军的攻势渐渐减弱了。

9月1日，高坪、道坪一带的日军集结得越来越多，攻势更加猛烈。周希汉指挥第十六团、三十八团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迟滞日军的行动。

9月2日凌晨，日军占领了羊儿岭制高点，形势对第一二九师左翼纵队很不利。这时，刘伯承派师部警卫营长从卷峪沟赶到羊儿岭下，向周希汉传达命令：“要死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周希汉迅速部署防御，令第十六团守卫羊儿岭主阵地，第三十八团守卫附近的红崖阵地作策应。

6时，日军开始反扑，企图夺回羊儿岭。第十六、三十八团沉着应战。

他们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前沿抗击，主力疏散隐蔽作预备队。日军逐次增加兵力，调集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指战员们越战越勇，始终坚守在阵地上。

当夜21时30分，刘伯承令周希汉撤退，告诉他机关和群众已全部撤走。

周希汉率领部队撤出战斗，一算时间，整整打了15个小时。

9月3日，日军一个大队进犯和顺以西的张建忖，刘伯承令陈锡联率第三八五旅伏击。经两日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残存的日军逃回辽县。

9月5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600余人由太谷向榆社以北的双峰镇进犯。刘伯承命令陈康率第七七二、二十五团，由北向南。周希汉率第十六、三十八团，由南向北，夹击歼灭该敌。陈赓、周希汉分别率部与日军激战两昼夜，至7日拂晓将敌大部歼灭，毙永野大队氏以下400余人。

通过这3次打击和基干军队结合民兵、自卫队的广泛袭扰，日军被迫回撤，破击部队的反“扫荡”胜利结束。至此，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正太路破击战役也就胜利结束。9月20日，刘伯承在榆社以南的宋家庄师前方指挥所，给营以上干部作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总结》报告。他着重从交通斗争的角度分析了正太路破击战的作用，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中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并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来说明开展交通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谈到战役的重大意义时，他指出：一是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二是振奋了敌占区民众，推动了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三是团结了友军，取得了威信；四是打击了敌人的南进计划；五是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六是锻炼了军民，积累了作战经验。

1940年9月23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榆辽战役，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城。

榆辽公路是日军深入太行根据地修筑的平辽公路的前锋段，他们企图把这条公路再由榆社向西南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达到其既分割太北根据地，又能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

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在讲堂镇设立了前方联络所，在宋家庄师指挥所颁发了榆辽战役作战基本命令。决定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王景3个据点；以第三八五旅并指挥新编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出援的日军，配合作战。

鉴于这次战役主要是攻坚战斗，命令强调指出：“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如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23日23时，左翼队和右翼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指战员冒着日军据点的密集火力猛攻，很快攻克沿壁、王景、小岭底、铺上4个据点。

榆社、管头两处，是榆辽公路上的主要据点，各有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守备，工事构筑、兵器配备也都很强。左翼队第七七二、十六团第一次强攻榆社城失利。指挥员们进行阵前总结，认为火力没有运用好是主要原因。他们重新组织了火力，把敌人的火力点、射孔一一编成号，安排轻、重机枪和特等射手分工压制；把山炮拖到距西门50多米的一座楼上实行抵近射击。这些办法立即见效，第二次强攻一下子突到了城内，但残存的日军利用修在中学里的核心碉堡继续顽抗。第三次强攻又未能奏效。指挥员们决定照刘伯承的指示进行坑道作业。经一昼夜努力，战士们把坑道挖到了中心碉堡底下。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中心碉堡崩塌了，里面的日军大部被炸死，活着的当了俘虏。榆社城终于被攻占了。

右翼队第十三团进攻管头，由于地形所限，在占领一个碉堡后，未获进展。右翼队除以一部兵力对管头敌人围困外，集中兵力攻击石匣，经1昼夜激战，于28日攻克石匣。

榆辽战役刚一发动，辽县日军立即出动西援。第一二九师右翼队第三十二团依托狼牙山阵地，将来援的日军击退。24日以后，日军又多次发动进攻，第三十二团英勇抗击，始终阻击住了日军，保障了榆辽公路上的攻坚战斗。

28日，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总部指示，改变原定攻击辽县的计划转移主力于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准备歼灭由武乡东援管头的日军。对和顺南援的日军，则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

为了吸引东援日军急进，29日夜，第十三团再攻管头。工兵在据点一角设置地雷，部队乘引爆后墙塌烟起之际，一举突入据点，又以手榴弹连续猛炸，炸得敌尸枕藉，终将管头攻克。

30日，由武乡东援的日军进入第一二九师预伏地区。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展开了围歼战。指战员们冒雨连续发动10次猛攻，歼敌过半，逐渐将残存的日军压缩到两三个山头上。

日军指挥部一面令红崖头的部队固守待援，一面令武乡、和顺的部队火速增援。31日晨，辽县日军400余人猛攻狼牙山，遭到第三十二团的坚决抵抗。日军正面攻击不成，就派兵迂回到狼牙山主阵地的侧后，上午10时，突破了狼牙山阵地，沿辽榆公路急进。和顺日军也集中兵力攻占了塞王镇，向辽县急进。

在这种情况下，红崖头、关地垴地区的第三八五旅等部队，于当天中午再次发起强攻，争取在日军援兵到达之前歼灭被围的日军。由于日军守卫部队利用抢修的工事顽抗，攻击未能成功。

刘伯承认为部队久攻之后已很疲惫，再坚持攻击已无取胜把握，且武乡、和顺出援的日军正在接近，继续胶着有腹背受敌之虞，遂报告八路军总部撤出战斗，总部予以批准。刘伯承下令撤退。至此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榆辽战役结束。

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积极配合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的正太、榆辽战役，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冀南军区部队与太行军民联合行动，对平汉路元氏、安阳段作了严重破坏，炸毁了该段的大部分桥梁，并一度攻克邢台车站。在冀南根据地内，对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和将要修筑的邯济铁路的路基进行了连续大破击。新编第九旅一部在东、西高村战斗中，歼灭日军1个中队，缴获野炮订1门及机枪数挺。在太行区，新编第一旅对安阳、磁县间铁路和长治、壶关、潞城等地公路辗转破击。该旅第二团一部结合游而队袭人长治日军飞机场，焚毁飞机3架，击伤1架，烧毁仓库两座。该旅第一团在安阳同治桥战斗中，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俘日军10人。太岳军区部队对白晋、同蒲两铁路，进行了反复破击。王新亭率领沁北支队在温家山顽强阻击由沁县出犯的日军500余人，有力地保障了榆社攻坚战的胜利进行。

榆辽战役之后，部队获得了短暂的休息。刘伯承忙着总结作战经验，同时准备反击敌人的报复“扫荡”。

10月4日，他打电话通知第三十二团团长宗书阁、政委李震、副团长周明国到师部去汇报作战情况。宗书阁原是“皇协军”的营长，率部起义加入八路军已有一年，一年来经过实战锻炼在指挥上有了很大进步，可这一次狼牙山阻击战最后关头没有打好，让辽县日军越过狼牙山西援，妨碍了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围歼战的彻底胜利。因此，他接到电话后，心情十分沉重，心想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向师长交待呢？李震和周明国的心里同样忐忑不安。

次日，他们三人骑马赶到师部。刘伯承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宗书阁简要汇报了狼牙山阻击战的经过，表示愿意接受师首长的处分，李震和周明国也争着要求承担责任。

刘伯承笑着说：“我今天找你们来，一不是处分，二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跟你们一起总结作战经验。”三个人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你们仗打得还是不错的，不是抗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吗？部队打得很顽强。最后没有守住，一是敌人兵力大，二是你们吃了不懂战术的亏。我总是强调我们师的干部战术素养差，跟日本鬼子打了三年，应该说这方面有进步，但离实战要求还差得很远。你们三个人，宗书阁和李震是知识分子，作战经验少，周明国是红军，仗打了不少，可战术上的道道也不多。”①三个人觉得刘伯承的分析完全符合他们的实际。

“打阻击战，我们很多干部只知道死守，不知道它就是运动防御战，目①采访宗书阁谈话记录。

的在于迟滞敌人，限制敌人的行动。因此，应采取节节抗击的办法，尽量拖延敌人的时间，为主力赢得机动的时间。你们在狼牙山正面跟敌人牛抵角，是一种单纯防御，也是消极防御，不是积极防御。”②刘伯承耐心地给三位部属讲解着。

“阻击战一般有两种打法，一种是部队占领阵地，摆开与敌人决战的架势，大量杀伤敌人，迫使他展开主力，与我决战，待敌主力展开后，我则迅速转移阵地，在新阵地上再阻击杀伤敌人。这样反复多次，节节抗击，达到杀伤和迟滞敌人的目的。另一种是一面组织正面防御，大量杀伤敌人；一面派出部队迂回侧击敌人，迫使敌人后退，同我侧击部队作战，使敌人主力无法迅速前进。这两种打法才是积极防御。”③宗书阁等连连点头，他们的心头一下子豁亮了。

中午，刘伯承陪他们三人吃饭，在饭桌上，又嘱咐说：“你们回去把我的话告诉部队，部队打得很好，要多鼓励，不要轻易批评。干部间要讲团结，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埋怨。你们都还年轻，不要因为一仗没打好就背包袱，来日方长，努力学习军事知识，钻研战略战术，这对团以上的指挥员来说尤为重要。”

10月上旬，日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扫荡”，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扫荡”首先从太行区开始。10月6日，武安日军800余人，进犯武安、阳邑一带，10日，辽县、武乡、潞城、襄垣等地日军3000余人，分多路会犯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

刘怕承指挥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等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和自卫队，在内线节节抗击，粉碎了日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阴谋。新编第十旅一部乘虚在和辽公路上的弓家沟设伏，歼灭了日军一支运输部队，击毁汽车40余辆。迫使日军“扫荡”部队分途撤退。

20日，日伪军出动近万人，“扫荡”清漳河东北地区，重点是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一二九师直属队与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麻田、左会之间及涉县、偏城一带。

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部队辗转于峰峦沟谷之间，进行坚决抗击。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在桥上、人家岩阻击辽县进犯麻田的日军，掩护北方局和总部机关安全转移。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分别于辽县、温城以南及武乡东田、韩壁一带阻击由辽县、武乡外出“扫荡”的日军。

26日，日军岗崎大队500余人由黄烟洞西犯左会、刘家咀。总部令第一二九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29日夜，刘伯承指挥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及决死一纵队等部队，将日军包围在关家垴高地。在总攻发起前，被围日军突然以一个中队的兵力攻占了关家垴西南凤垴顶高地。次日晨，总攻开始，激烈的战斗同时在关家垴，凤垴顶展开。在关家垴地区，日军飞机多架轮番轰炸扫射，第一二九师部队进行了异常勇猛的攻击，迅速突破日军的防御阵地，将日军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地区。经多次白刃搏斗，将日军大部歼灭。少数残存的日军逃到一个突出孤立的台地上，据险固守。台地四周平坦开阔，台地边沿峭岩壁立，日军在壁沿挖了不少猫耳洞藏身。第一二九师②采访宗书阁谈话记录。

③采访宗书阁谈话记录。

部队发动多次攻击，未能成功。刘伯承命令部队：把炸弹捆成一团，朝着洞里掷，或用石灰罐柄进去呛，用柴禾烧烟熏，人员冲上去用铡刀进洞去砍，采用一切办法消灭日军。凤垴顶日军组织了猛烈的侧射火力，严重威胁着关家垴的攻击部队。第一二九师被迫增兵攻凤垴顶，一日内连续进行10次猛攻，予日军重大杀伤，扼制了日军的火力，但阵地终未攻克。31日下午4时，日军2000余人从黄烟洞方向赶来增援。第一二九师奉命撤出战斗。关家垴、凤垴顶两地残存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遗尸280余具，仓惶撤走。

几天以后，刘伯承率领第一二九师部分干部，到关家垴实地总结攻坚战经验。他仔细察看日军在台地的四周所挖的许多“猫耳洞”，人藏在里面确实很安全。他指着“猫耳洞”告诉干部们：“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这个办法我们也可以学习嘛。”

11月17日，日军转而“扫荡”太岳区。日军出动7000余人，分多路向太岳腹地进犯，沁源县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为其主要合击目标。日军沿途大烧、大抢、大杀，肆意摧残根据地。太岳军区以地方武装节节阻击，军区机关和主力适时转到日军的合击圈外，伺机打击日军的清剿部队。第四十二团一部，在权店附近伏击日军，杀伤百余人。第四十二团及第五十九团各一部，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与日军激战，杀伤敌人160余名。同日，第十七团在龙佛寺杀伤日军百余人。日军合击扑空，又屡遭打击，且不断受到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袭扰，不得不于12月上旬分途撤退。至此，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整个百团大战也就胜利结束了。

百团大战在晋冀豫区取得了巨大的战绩，三个阶段共毙伤日伪军8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但第一二九师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前后有7000多人伤亡。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各抗日救亡组织和群众团体纷纷举行祝捷会和庆功会。百团大战的伟大作用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刘伯承曾对百团大战作出正确的评价，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又中肯地指出了当时八路军方面对华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指挥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尤其是第二、三阶段更多地采用了阵地战的形式，增大了部队的伤亡，伤了自己的元气。

文学书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