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进到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会合。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这时候，随着围攻大别山的失败，国民党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也迭遭严重打击。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除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外，对于生命攸关的中原战场，更是尽力纠集重兵建立重点防御体系：津浦、陇海、平汉路之间的豫皖苏地区，有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况同部17个整编师；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有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白崇禧部16个整编帅；陇海路潼关、洛阳段有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的1个整编师。共计34个整编师54万余人，约占当时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活动在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尤以这三线枢纽郑州、徐州、武汉为重点。

蒋介石之所以置重兵于中原战场，是由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的。从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以来，战线步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在中原地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把敌人这个既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逼长江，瞰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因此，蒋介石唯有放弃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回兵巩固铁道线与中等以上城市。

对于中原国民党军这种新的战略态势，刘伯承指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是指陇海铁路与平汉、津浦铁路的交叉点郑州、徐州，预言国民党军的主力要在这些地方被歼灭。他还多次向部属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这里就是逐鹿常”中原逐鹿，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极为壮观的一幕。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使中原的野战军集中作战，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打中等或大的歼灭战，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一部准备挺进江南。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规定了中原区新的斗争任务：继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中原根据地，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的基地。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逐步集中作战，寻机打几个中等的或大的歼灭战。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作进一步整顿和发展，更好地坚持、巩固与扩大解放区，配合野战军作战。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陆续将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八、十纵队和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第四、九纵队，寻机歼敌。

白崇禧察觉刘邓大军企图后，以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指挥整编第十师、二十师、五十八师组成临时兵团，并配属桂系整编第四十八师，进驻固始、潢川一带，企图截断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的通路；以胡琏兵团（辖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三师）主力位于漯河地区，监视陈唐兵团和陈谢兵团。

中共中央军委为了迅速打开中原战局，直接指挥陈唐、陈谢两个兵团举行了洛阳战役。洛阳系九朝古都，位居秦、晋、豫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前，它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连结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本来蒋介石派有裴昌会兵团在潼（关）洛（阳）间守备，另遣青年军第二〇六师担任洛阳城防。3月初，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胡宗南告急，蒋介石将裴昌会兵团调往西安，令第二〇六师改隶郑州孙元良兵团。孙元良迫于陈唐兵团兵逼许昌、漯河一带，正忙于巩固郑州防务，无暇西顾，只派出少数兵力进至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担任警戒。这就造成了陇海线郑（州）潼（关）段的空虚。

陈唐、陈谢两兵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了洛阳战役。3月7日，参战部队冒雨突然行动。右路陈唐兵团第八纵队连夜插向洛阳以东，于翌日拂晓袭占黑石关要隘，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西援：其第三纵队于当夜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左路陈谢兵团第九纵队于8日凌晨袭占新安、渑池，阻击裴昌会兵团可能的东援，第四纵队于当夜进至洛阳以西以南，协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9日黄昏开始攻击。经5昼夜激战，于14日攻克坚固设防的洛阳城，全歼守军第二〇六师近2万人。俘虏少将师长邱行湘。

洛阳头炮声骤起，蒋介石急令郑州孙元良和漯河胡琏火速援救。时值豫西山区春雨茫茫，胡琏兵团跋涉于狭路和泥泞之中，饱受风寒饥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孙元良是国民党军队里出名的保存实力“专家”，他前怕解放军在黑石关设伙，后怕郑州空虚有失，只派出小部队向西虚张声势。11日，蒋介石闻报洛阳东门失守，饬各路援军加速行动。胡琏率整编第十一师强行军，但在登封一线遭到解放军阻援部队的节节抗击，至16日晚才进抵洛阳南郊的伊河岸边，不过为时已晚。胡琏企图连夜组织渡河，对洛阳实施包围。

怎奈连日大雨，伊水暴溢，渡河器材无着。经通宵折腾，胡琏未能渡过一兵一卒。当时任整编第十一师第十一旅旅长的王元直，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哀叹：“伊、洛两河在洛阳附近，原可随处徒涉，不料近日来天雨，山洪暴发??今年系特殊例外，天意欲失洛阳以助共军，岂人力能为！”

洛阳战役一打，中原敌军调动频繁、处处被动，原有的战略布局被打乱。

为摆脱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合围，解放军于17日主动撤离洛阳。当国民党报纸吹嘘“国军劲旅克复洛阳”时，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4月5日，陈谢兵团再度攻占洛阳，歼敌整编第四十七军4600余人。洛阳从此回到人民的手中。

整编第十一师北上增援，平汉路南段敌情缓和，刘伯承、邓小平本拟乘势举行阜阳战役，以“吸打援敌”的战法，调动张轸兵团于淮西，争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尽管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部队也开始了行动。但当敌发觉刘伯承、邓小平的意图，企图以阜阳作为诱饵，调集19个旅的强大兵力合击攻城部队时，刘伯承、邓小平断然放弃了原定计划，调动部队就势西向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西平等城镇，拆散了敌人的阵势。同时令仍在大别山的第三、六纵队乘机转至淮北。

4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前后，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

这次整训，主要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着重解决部队对新形势和战略任务的认识以及作风纪律问题。半年多来，部队进出大别山作战，经受了严重困难的考验，出现了普遍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因此一些指战员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伟大胜利，甚至发生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用整党整军来克服部队的思想障碍，以便使部队能担当起大战中原的新任务。他们除进行了一般部署外，还亲自深入到第一、二、三、六各纵队进行思想发动。3月11日和4月17日，刘伯承分别给第二纵队和第三、六纵队连以上干部做了整训动员报告。他从挺进大别山三个回合的胜利，从大别山的斗争对中原战局乃至全国战局的影响，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南征的意义。他强调指出：由于大别山牵制了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因此东北才有大开大合的行动，西北和山东减轻了负担，逐步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这就是革命的车轮向前推，反革命的车轮则向后倒退直至消灭。革命的车轮已推到中原区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走在推车子的前头，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下一步的任务是要与陈唐、陈谢兵团在一起，在中原战场歼灭敌人，创造解放区成为继续前进的基地。他要求各级领导通过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运动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迎接新的更艰巨的斗争。

各部队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自下而上地展开了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军运动。各级领导机关开办了整风集训队。基层连队边教育，边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指战员按照查整和三大民主的要求，普遍展开了诉苦运动，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地揭发和克服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斗志，加强了夺取中原斗争新胜利的信心。

在抓好部队整训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为了尽快巩固和扩大中原中心解放区，进一步包围和孤立敌人的点线，缩小敌人的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以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裕兵团行动”的指示，决心发起宛①西战役，攻取南阳西面邓县、镇平、内乡、浙川4县，以控制汉水中段，使豫西与桐柏连成一片。

4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兵团首长制订宛西战役的行动计划。

第二天，他们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确定第二、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部队主力为主作战集团，由陈赓统一指挥；另以第三、第六、第九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为保障兵团，担任钳制打援的任务。战役自5月2日开始，参战部队采用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一举奏效，至17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正规军和保安部队2.1万余人，攻占宛西城镇10余座。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宛西一战，别庭芳、薛炳灵经营10余年的团队垮台，中原的左侧，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对于这次战役，刘伯承作了精彩的总结：“（一）本战役是在蒋匪新战法‘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与放弃次要据点抓紧主要补给要点及实行盯梢等情况下进行的。我们采用优势兵力突然袭击敌纵深薄弱分散①南阳古称。

的宛西四县的上蒋而不打南阳，避免了敌人向心集中增援，而我保障兵团强大，迫使敌人援兵不敢轻进，使主作战兵团取得了从容时间，圆满达成任务。

（二）本战役主要敌人是土蒋，其在宛西有相当的反动社会基础与统治经验，情报灵通，人地熟悉，且在‘小的使我吃不着’的作战指导方针下，一经发现我主力和企图即会逃窜。我们采取了隐蔽秘密行动，由远距离突然奔袭包围即发起战斗，对溃散之敌实行猛追、穷追、搜剿等办法，以求得彻底消灭之。”由阜阳撤围到宛西突袭，典型地体现了“分遣与集结相结合，分遣以撕破敌人的合击阵势，集结以围歼可以歼灭之敌”的运动战原则。中共中央军委曾多次提到宛西战役，表彰为运动战的模范战例。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粟裕等12人为委员；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军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个纵队。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以及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宛西战役胜利结束后，豫陕鄂中心根据地得到稳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后方。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中原部队的力量，决定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改变挺进江南的计划，南渡黄河，加入中原逐鹿的行列。因此，令中原野战军钳制位于临颍地区的敌胡琏兵团，使其不能东顾，以利于粟裕兵团南下。

刘伯承、邓小平认为钳制胡琏的关键，在于使其有南顾之忧，不敢放胆东开。于是决定发起宛东战役。首先佯攻确山，吸引、抑留胡琏兵团于漯河以南地区。同时吸引张轸兵团由南阳东援确山，在其运动于社旗镇、唐河以东地区时予以歼灭。战役的部署，以陈锡联指挥第一、三、六纵队组成东集团，佯攻确山；并以陈赓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以及桐柏、豫西军区武装组成西集团，阻击从南阳来援的张轸兵团，并在适当时机协同东集团予以合击歼灭。

5月25日战役发起，东集团以浩大的声势进占驻马店，包围确山。蒋介石顾虑平汉线南段被解放军切断，急令胡琏兵团从临颍地区南下增援，白崇禧也令张轸率所部3个整编师由南阳东援。刘伯承在宛东准备了战场，布置军区武装破坏了唐河、泌阳一线的公路，故意保留由南阳经社旗镇至驻马店这一通道。张轸以3师之众，成密集队形，直奔社旗镇。刘伯承见敌人行动一如所料，即将战役中心移向张轸兵团。28日，改令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阻击胡琏兵团，而以东西两集团全力对进，决心在社旗镇地区围歼张轸兵团。当夜，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在社旗镇以南的埠口以突然动作扭住了张轸兵团，引起了张轸的警觉。他一面令部队迅速向心集结，向社旗镇以南的解放军阵地作试探性的攻击；一面亲自用日语与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当信阳司令部向他报告东线解放军主力西移，有参与合围的趋向，劝他不要继续东进，而应西退南阳时，他判明解放军的意图是“围点打援”，决心西退南阳，但却故意在电话中严词拒绝信阳司令部的建议，声言以5万精兵，完全可以冲过解放军的防线。并于第二天，以一部向东佯动。

刘伯承得到上述情报后，估计张轸有西窜的可能，于30日令西集团主力由南、北、两三个方向投入战斗，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以使东集团于野战中予以歼灭。并告诫西集团应严防敌西逃退入南阳。如敌仍在原地困守，则于6月1日由西向东投入战斗。他还特地鼓励部属：“此次作战关系整个中原战局，且敌已现慌乱情绪，我全体指战员，应以高度的坚决动作，不惜任何代价勇猛战斗，争取全歼张轸兵团，并防其在飞机掩护下突围。”为了及时掌握战场的演变，保证部署的正确执行，他于31日赶赴社旗镇以北的券桥，开设前方指挥所。

张轸向东攻击的行动迷惑了西集团指挥员，他们误认为敌人己入彀中，竟过早地率部东移，放松了西面的堵击。张轸见有机可乘，于31日拂晓突然率部掉头西退。及至西集团发现后再行追击与堵截，不免迟了一步，张轸主力大部遁去。在西集团勇猛冲击下，仅将后卫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包围于南阳以东马刘营地区。退回南阳的敌前队虽在空军配合和大炮掩护下，全力回援，但遭到西集团第四纵队的坚决阻击，被歼一部。至6月3日，马刘营之敌遭到全歼，宛东战役宣告结束，前后歼敌万余人。

这次战役，实现了掩护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南渡的目的，并截歼了张轸兵团一部，使其再不敢以一个兵团独来独往；但失掉了全歼张轸兵团的良好机会。刘伯承对此批评说：“乃因西兵团一部顾虑自己局部的伤亡，于29日脱离埠口之敌，向社旗镇北撤退，未将张轸抓紧，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轸东进，也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将主力东进至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并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敌重大的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要正确判断侦察到的材料，不可为某种片断材料所束缚）”。

5月末，粟裕兵团在中原野战军宛东战役的有力掩护下渡河南下，进入鲁西南，参加中原作战。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寻歼敌第五军。

指示中原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是钳制南线敌人，予以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即令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北上归建，以便加强华东野战军在豫东的作战力量。同时，计划于6月中旬在汉水流域发动强大攻势，歼灭老河口及襄樊地区之敌。

6月中、下旬，华东野战军接连发起开封战役和睢（县）杞（县）战役。

为阻击平汉路敌人的增援，刘伯承相继组织了3次阻击战。第一次是阻击胡琏兵团北援开封。当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突然发起开封战役，并一举攻克开封外城时，蒋介石唯恐中原枢纽有失，急忙亲飞开封上空指挥，一面令守敌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军和胡琏兵团由东、南两面增援。东路的援敌由华东野战军负责阻击，南路的胡琏兵团则由中原野战军进行阻击。刘伯承见战情紧急，为了争取时间，采取大兵团梯次行进的方式，令第一、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为第一梯队，迅速赶至西平以东的东、西洪桥一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予敌以坚决阻击；以第二、四纵队为第二梯队，尾第一梯队前进，随时准备协同第一梯队作战。从6月15日至17日，胡班兵团集中兵力和炮火，对东、西洪桥进行轮番攻击，企图?举越过阻击阵地。但在节节抗击下，两天仅前进，了80里。18日，开封四关已被华东野战军攻克。蒋介石因胡班兵团已救援不及，且有被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南北夹击之虞，即令胡琏退回汝南。至此，中原野战军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阻击任务。

第二次阻击战是配合华东野战军睢杞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月下旬，经过宛东战役和西平阻敌援沛战斗之后的中原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等4个纵队，正集结在襄城、叶县地区休整。6月27日，刘伯承接到粟裕电报：豫东睢杞作战开始，预计7月2日解决战斗。望迟滞胡琏、吴绍周兵团，阻其北援。刘伯承立即令全体部队分向郾城、漂河、遂平开进，预计歼击正由驻马店北进的吴绍周兵团（辖整编第八十五、十、二十八师）一部，吸引胡班兵团西顾，从而达到阻敌北援的目的。华东野战军瞄妃战役的目标是围歼西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蒋介石、白崇禧鉴于上次胡琏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优势兵力拖住的教训，这次令张轸统一指挥胡琏和吴绍周兵团共5个整编师，全力北援。刘伯承按原定部署，以一部兵力牵制和阻击东路的胡琏兵团，集中主力攻击西路吴绍周兵团。6月30日至7月1日两天，主力与吴绍周兵团展开激战，用诱敌前进从翼侧反击的战法，使敌人暴露在原野上，从而予以重大杀伤。张轸恐吴绍周兵团被歼，遭受白崇禧的斥责，急调胡琏兵团折回西平与吴绍周兵团靠拢，停止北援。至此，中原野战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二次阻击作战。

第二次阻击战，是保障睢杞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7月3日，刘伯承再次接到粟裕报告，说在歼灭区寿年兵团后，拟继续围歼孤军深入的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预计7日结束战斗，要求中原野战军阻击胡琏等部，使其8日不能到达太康地区。同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获悉蒋介石复令张轸指挥胡、吴两兵团，排除万难，驰援黄百韬。刘伯承当机立断，令第一、二、三、四纵队全力东进，采取侧击、尾击的战法，在商水、东洪桥之线与敌激战。张轸由于上两次援救的失败，又怕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因此采取惯用的密集队形齐头并进，这恰恰为中原野战军迟滞其行进速度创造了条件。蒋介石却不满张轸的稳步缓进，严令他赶往睢杞围歼华东野战军的所谓“疲弊之师”。

胡琏企图邀功，自告奋勇率9个步兵团轻装北进。刘伯承立即派部队尾追。

当胡琏刚刚赶到淮阳，华东野战军已胜利收兵。第三次阻击战也就胜利结束了。

至此，经过半年的机动作战，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它的机动兵力已经寥寥无几，大部分兵力困守在徐州、郑州等几个孤立战略要点。“蒋介石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中原逐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性转折。

刘伯承敏锐地注视着形势的迅速发展，精心领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6月5日，宛东战役结束的第三天，野战军司令部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出席作军事报告。会场设在庄边的场院里。周围浓绿掩映，凉风习习，很是惬意。同往常一样，刘伯承军容齐整、正襟危坐。他用犀利的目光环顾四周，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已到齐，便向两旁的陈毅、邓小平小声地征询了几句，然后示意主持会议的李达宣布开会。李达简要地讲了会议的内容和程序，然后宣布：“现在请刘司令员作报告”。一阵响亮的掌声过后，会场立刻静下来。与会者本来以为刘伯承先要作宛东战役总结，不料，一开头他就讲形势和任务：“同志们，我们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开始分析敌情：“敌五个集团①是战略布局上的五个点，??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紧接着，他结合地形提出战略目标：“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常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象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随后，他讲到了对未来战场的精心选择：“我们有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三豫鄂陕。

三个战场中以豫鄂陕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及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经过这样一番透彻的分析，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已是十分清楚的了。于是，刘伯承最后道出了他的打算：“下一个战役，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守敌围歼之。”

在形势任务、战略态势、战场地形的层层剖析中，一个战役计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推出来了。纵队领导既为他知己知彼、胸有成竹的风度所折服，又被他切实可行的计划所吸引。他们始而屏息静听，继则相顾微笑，尔后禁不住七嘴八舌纷纷议论起来。有的啧啧称赞刘伯承的神机妙算，有的急于猜测这回任务会落到谁的头上。刘伯承边笑边说：“同志们，莫忙嘛。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以上方案还要请各位考虑提意见呢。”

会议进入热烈的讨论阶段。大家回顾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中原大地生根、发展，重建了中原解放区。3月间主力转出大别山以来，辗转机动，拔城略地，屡克强敌，夺①原指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其中的张治中集团，应是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张治中时任蒋介石的“西北行辕”主任，所辖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省不是主要战常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今敌人在中原纠集重兵，力图挽救颓势。如何能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敌人的薄弱环节，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成了中原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大家觉得刘伯承兵出襄樊这一着，既有战略眼光，又符合当前战场的实际，确实是个理想的作战方案。

刘伯承见大家意见渐趋一致，站起身来说：根据讨论情况，应作精神准备，尤其应注意吸引南阳援军，寻机歼灭之；老河口战役宜快，指挥联络第一，战役的关键是孤立整编第十一师并消灭弱敌，中原野战军主力应控制于南阳、驻马店间机动；统帅部基本企图应下达，各将领电话应竭力接通，部队应加强硬性，提倡钳击和分隔。

会议的最后阶段，刘伯承代表中原军区首长作结论。鉴于襄樊作战的方案己被大家所接受，他着重地讲了具体的部署：“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已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陕南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把汉水变为内河是豫鄂陕及桐柏的任务。这是面对线的斗争，包括着很大的政治内容，望两区特别注意。”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了一下，同时把语调放慢，以更加集中听者的注意力：“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

随着铿锵有力的话语，他突然抬起右掌，往下用力的一劈，仿佛真的拦腰砍向敌人。然后，他又谆谆告诫说：“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活虎。战术的灵活建立在打的上边”。“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的，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独断专行，我们名之谓机断行事。”听着这抑扬顿挫、从容有序的熟悉语调，纵队领导们深受感染和鼓舞，他们知道，一个新的胜利已在把握中了。

战役发动的时机更加体现了刘伯承的机敏和精明。6月中旬，中原敌对两军主力分别相持于陇海路徐州、郑州段，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彼此都在酝酿着新的大战。国民党军相对放松了对次要方向的注意力。13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老（河口）襄（阳）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以第二、四纵队组成西兵团，以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组成南兵团，于6月下旬向老河口、襄阳之敌发起进攻。正在这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豫东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全局需要，下令暂停老襄战役，速调第一、二、三、四纵队赴平汉路钳制张轸兵团北援，但却有意把第六纵队留在唐河地区待命。

会议的最后阶段，刘伯承代表中原军区首长作结论。鉴于襄樊作战的方案已被大家所接受，他着重地讲了具体的部署：“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已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陕南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把汉水变为内河是豫鄂陕及桐柏的任务。这是面对线的斗争，包括着很大的政治内容，望两区特别注意。”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了一下，同时把语调放慢，以更加集中听者的注意力：“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

随着铿锵有力的话语，他突然抬起右掌，往下用力的一劈，仿佛真的拦腰砍向敌人。然后，他又谆谆告诫说：“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活虎。战术的灵活建立在打的上边”。“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的，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独断专行，我们名之谓机断行事。”听着这抑扬顿挫、从容有序的熟悉语调，纵队领导们深受感染和鼓舞，他们知道，一个新的胜利已在把握中了。

战役发动的时机更加体现了刘伯承的机敏和精明。6月中旬，中原敌对两军主力分别相持于陇海路徐州、郑州段，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彼此都在酝酿着新的大战。国民党军相对放松了对次要方向的注意力。13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老（河口）襄（阳）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以第二、四纵队组成西兵团，以第六纵队和桐柏军区主力组成南兵团，于6月下旬向老河口、襄阳之敌发起进攻。正在这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豫东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全局需要，下令暂停老襄战役，速调第一、二、三、四纵队赴平汉路钳制张轸兵团北援，但却有意把第六纵队留在唐河地区待命。城，分兵西渡汉水；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指挥本部及陕南第十二旅、桐柏三分区部队进逼襄阳，分兵袭占南漳。从水陆两路切断了襄阳守敌的逃路。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傍水，地形险要。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好似两道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曾派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二十二旅守备襄阳，在城南羊祜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构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式工事，居高临下，凭险据守。康泽到任后，继续加以增修改建，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自吹“铁打襄阳，固若金汤”。

外围战斗果然遇到了困难。开始，攻击按先外围后城垣的一般军事原则进行。从7月8日起，第六纵队第十七旅、陕南第十二旅及桐柏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峰轮番攻击，虽陆续攻占了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岘山等，但在守军依托永备工事和施用猛烈炮火、毒气的顽抗下，部队伤亡很大，弹药消耗过多。如继续攻击敌守备更严密的主峰虎头山、羊祜山，将付出更大代价，而且势必影响攻城的力量。刘伯承接连接到王宏坤请示下一步行动和王近山建议从东西关攻城的电报。他权衡战局，认为襄阳敌人兵力不大，康泽不善指挥，据内线报告守敌已异常恐慌动摇，应坚持打下去，因此下令王宏坤继续组织攻击，指示攻城各部“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13日，王宏坤调整部署，以第六纵队担任主攻，桐柏第二十八旅和陕南第十二旅等担任助攻。王近山受领任务后，深知责任重大。多年来战火的磨炼和刘伯承、邓小平的培养熏陶，造就了他智勇兼备的品格。他眼看着外围攻山耗时耗力，囚此早就在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他反复琢磨刘伯承战前一再强调的“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作战方式也应是辩证的”指示，觉得跟敌人死打硬拼是不行的，要跟敌人斗智斗法。他召集各旅指挥员认真商议对策，对当前情况作了周密的分析研究。

结论是：如与敌胶着于外围山地，过多消耗兵力，正坠敌人“拖延时间，固守待援”的诡计。为了争取战役的主动权，必须改换新的攻城途径。他提出：城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虎头山、羊祜山主峰敌火力不能直接对它造成封锁。由于中隔琵琶山、真武山，敌人也不会倾巢下山反扑。若将攻城重点置于西门，利用已攻占的琵琶、真武二山，切断主峰守敌下山的通路，打通城西走廊，可一举直达襄阳西关。他将这个新的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得到了刘伯承的赞同。

调整部署的当夜，第六纵队一部攻到了西关。与此同时，桐柏第二十八旅、陕南第十二旅也分别建立了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城阵地。这样，三支部队就形成了马蹄形的攻城阵势。康泽闻报，更加彷徨无主，急令第一六四旅放弃樊城，全力固守襄阳。同时频频发电，惊呼“处境危殆”，向蒋介石和白崇禧求救。

蒋介石和白崇禧，本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当得报襄阳被围时，他们认为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待到襄阳城门告急，他们才感到问题严重。但对防守方案发生了分歧。蒋介石复电康泽：“共军必无远射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却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这违背“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法则，严令康泽夺回真武山，恢复城南防御态势。由于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令华中“剿总”进行援救。白崇禧虽对蒋介石指派亲信康泽坐镇襄阳久怀不满，对康泽的困境不甚关心，但他也深知襄阳失陷，不仅会危及他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声誉，而且将破坏他的战略后方的稳定。因此，他决定派兵援救。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第十五两个师也有一定战斗力。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不敢从南阳出援。而张轸兵团尚在周家口一带，远水近火，无济于事。唯一可以动用的，是他驻信阳的桂系整编第七师和驻确山的整编第二十师。至于救援的路线，白崇禧又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按照蒋介石规定的原则，援兵“应取捷径，昼夜兼程”。整编第七师、二十师就近在确山集结，经泌阳、唐河、新野奔襄阳，路程较短，急行军5天可到。白崇禧认为，直路行军，途经解放区，共军极易发觉，且有唐河、白河之阻，敌前渡河，犯兵家之忌。他决定取远道，从驻马店、确山、信阳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由宜城向襄阳驰援。预计车运两天，步行5至7天。他颇为自得地对幕僚说：“这条路线所经多是我控制区，兵法云‘以迂为直’，且远敌渡河.安全有保障，定出共军意外；一旦襄阳不守，我又可先敌控制长江北岸沙市、宜昌一线，防共军南渡长江。”

这些，早在刘伯承的谋算之中。6月27日，他就令江汉军区适时在皂市、钟祥一线发动攻势，配合襄樊作战。7月13日，又令第二纵队以一部向南阳佯动，牵制南阳王凌云部不使南援。因此，逼迫白崇禧只得舍近就远，进行长距离增援。15日，敌增援部队先头整编第七师第一七二旅到达钟祥、京山一线，但不敢孤军冒进，停下来等待整编第二十师。这就造成了第六纵队等集中兵力攻击襄阳的有利态势。

15日黄昏，对襄阳的总攻开始了。担负突击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第一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在集中而严密的火力支援下，勇猛通过西关大石桥，5分钟即登上城头，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巩固住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向纵深发展。西关的胜利突破，使城内守敌完全陷入混乱。在东关攻击的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乘机涉濠登城，投入巷战。几路部队协同一致，穿插分割，猛打猛冲，很快在敌司令部杨家祠堂胜利会师。

康泽和郭勋祺这时尚龟缩在大炮楼里负隅顽抗。经劝降无效后，组织了最后的攻击。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工事大半被毁，战士们英勇突进，生俘了康泽和郭勋祺。至此，襄阳这座被敌人蹂躏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是役，共毙伤敌3700多，生俘1.7万余。

战后，刘伯承和陈毅，对康泽和郭勋祺等被俘高级军官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郭勋祺早年同刘伯承、陈毅相识，彼此友谊很深。刘伯承、陈毅多次接见了郭勋祺。刘伯承回忆起1926年与郭勋祺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起开会的情景，感慨地说：“从那时分别到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陈毅与郭勋祺畅谈起1936年至1939年彼此在皖南融洽相处的往事。那时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郭勋祺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军军长。陈毅多次到第五十军，向该部官兵宣讲抗战救国的道理和游击战术，郭勋祺曾送给新四军第一支队一批步枪和子弹。郭勋祺向刘伯承、陈毅倾诉了在川军里屡受国民党中央系的排挤和早就想脱离国民党而又苦无机会的处境，刘伯承、陈毅劝他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郭勋祺表示十分感激和鼓舞。10月30日，刘伯承最后一次接见郭勋祺，布置他返回四川做川军上层人物的工作，为将来解放四川作准备，并指示中原野战军敌工部交给郭勋祺。一定的活动经费和联络信物。郭勋祺欣然领命而去。

襄阳的捷报飞传全国。全国其他战场同样捷报频传。华北军区部队，经过50余天的连续作战，晋中战役得胜在先，平、津、保外围地区大量歼敌于后；华东野战军，自昌潍战役起在胶济、津浦两线及苏北地区转战两月，攻克战略要地兖州，总计歼敌10余万；连同中原战场的开封、睢杞和襄阳大捷，被称为震憾全国的”五路大捷”。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宣告了蒋介石“重点防御”战略的再次破产。中共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朱德总司令批示说：“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之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据点襄樊。

估计正确，敌人指挥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攻城后得最大胜利”。

刘伯承并没有陶醉于胜利之中，而是潜心于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他深切地感到，战争形势的发展，把变换作战样式的问题又提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面前。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那么今后将转入主要的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所以，他急于要把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出来，为今后的阵地战尤其是城市攻坚战提供新鲜经验。在他亲自起草的《中原野战军襄樊战役总结）中，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作战方向和时机的选择是战役胜利的基本条件；初战对战役发展影响甚大，必须慎重处理；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他还提出对付敌人的火力优势，应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到主攻方向；构筑掩体以防敌炮弹杀伤；对地雷先要战前侦察其敷设地点，设法取出或标记所在而绕过避开。他特地表扬了王近山机动灵活的指挥，指出“鉴于虎头山、羊祜山之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桐柏部队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队全力攻襄阳城西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同时他又认为襄樊战役只是全部中原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谆谆告诫参战部队：“中原战场好比一个篮球常你们在襄樊打了一个歼灭战，好比投篮得分，这是应该庆贺的。但要知道，你们有机会投篮，是由于其他对手在豫东和平汉方面被我方的其他队员卡住了。所以这两分的胜利，是我方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的眼光，始终放在战争全局的高度上，力求通过自己部队的行动，达成战略上的有利态势。

襄樊战役以后，蒋介石由于在各战场的惨败，不得不全面收缩战线，采劝放弃要线迟守要点”的方针，裁并绥靖区，编成新的兵团，以加强各重要城市的守备力量和机动力量。在中原战场，经过洛阳、豫东、襄樊等一系列战役，徐州刘峙和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屡遭严重打击，不得不转攻为守，分别将主力猬集于徐州、信阳地区，同时加强了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的防御。中原野战军由此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中原野战军一年来转战江淮河汉，消耗极大，主力锐减。艰苦的环境使部分指战员的右倾情绪和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断滋生，甚至发生过干部唆使战士逃跑和指导员擅自解散连队的严重事件。源源涌入部队的农民群众、青年知识分子和大批解放战士，亟待教育训练。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又要求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必须有大幅度的提高，以进一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所以，中原军区决定自8月起，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在部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整党整军运动。

这实际上是春夏间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

这次整党整军，主要抓住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开展军事民主这两个环节。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开始建立了军区、分区党委，对所属部队和地区实施一元化的领导。尔后，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以团以上干部为整顿的重点。

7月初，邓小平奉召北上，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8月初，刘伯承和陈毅把中原全区团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部署整训工作。

8月7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召开了整军动员大会。刘伯承首先作整军动员报告。他回顾了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成效，提出那次整风实现了“三层亮”：“上有毛主席了解情况，中有同事知道自己情况，下有党校许多干部揭发错误”；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指出，“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行危险甚大”，“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才能教育干部”。他要求大家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党整军，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革命局势发展，特别是在艰苦环境下的紧要关头，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抓好整军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三是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

8月13日，刘伯承、陈毅由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宝丰县皂角树村，前往第二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给第二纵队和桐柏、江汉、陕南军区的团以上干部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因为驻地分散，这些部队的干部没有参加上次的动员会议。报告会开始，刘伯承请陈毅先讲。陈毅朗声笑起来，说：“哪里话，你是最高司令官。”刘伯承说：“不，现在是整党，你是党的书记，你不讲哪个讲？大家欢迎。”一阵热烈而欢快的掌声随即响起来。陈毅连连往下按着手掌，示意大家停止鼓掌，说：“要得，我遵命。”他主要讲述了全国战局的演变和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对形势的估计，分析介绍了各战场的态势以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特别赞扬了刘邓大军带头中央突破，起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指出：现在中原、华东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逐鹿中原，我和伯承、小平同志都感到光荣之至！说到这里，他随口吟出两句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扭头问刘伯承：“好象是魏征的诗，是不是？”刘伯承微微一笑，答：“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征的。魏征是冀南馆陶人，正在陈再道原来管辖的地盘上呢。”

接下来，由刘伯承作报告。他主要讲了整党整军、总结作战经验和提高干部水平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整党整军搞好，以高昂的政治情绪去迎接新的斗争。他勉励大家要加强学习，学政治，还要学军事，把形势和任务认清，把战略思想搞通，弄懂战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动作，克服勇敢有余、智谋不足的缺点，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新形势。

动员后，刘伯承、陈毅还参加了第二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听取了纵队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当面指出了纵队有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等问题。他们的指示，推动了第二纵队的整党整军工作。

在这以后，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以纵队为单位，进行了半个月至20天的查整。按照刘伯承提出的“三层亮”的办法，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步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各纵队领导带头自我解剖，有的查出摆老资格、特功自傲、放松纪律的错误；有的检查出不能正确认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反而采取抱怨领导和消极避战的态度；有的检查出只想单独建功立业，不愿与主力配合作战的思想：有的检查出打胜仗就骄傲，遇挫折就消沉的不良情绪；还有的检查出领导班子不团结，抗上压下的现象。

刘伯承因势利导，既肯定了查整的成绩，又指出了新的目标。他在总结中说：“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基础上改善领导作风，巩固和发扬己有的成果，克服种种坏习惯、坏风气。”他还特别提醒大家：“建设新的习惯和作风，比起破坏旧的习惯与作风，仍然不是容易的事，要有极大的坚持力才行。”

中高级干部进行这样痛快淋漓的自我批评和思想交锋，在中原部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决心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战斗。

中高级干部的深入查整，带动了部队的进步。各部队及时进行了时事教育和整顿支部的工作。时事教育以学习“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为中心，经过讲解、报告，小组和连、营军人大会的讨论，战士们对胜利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斗志更为昂扬。整顿支部工作，也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评议支部领导和党员。许多表现好的党员、干部受到了群众的表扬和鼓励，一些有缺点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应得的批评。

这样，使党员与非党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切实改进了支部的领导作风。

在抓紧政治整训的同时，刘伯承大力抓了军事整训工作。7月28日，他颁发了中原军区一个月整训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步兵部队着重基本技术之精练与提高，即着重射击、投弹、刺杀，特等射手与普通爆炸手的建立，地形利用，工事构筑和单个战斗”。要求机枪手、炮兵、工兵、侦察员等专业兵员，各自完成本职基本技术的练习。对营以下各级指挥员，严格规定“除精密组织与检查部队实际训练外，应着重进行村落战、街市战、对防御敌人进攻诸攻坚战斗之研究与作业，并配合研究洛阳、昌潍、临汾、宛西诸战役的经验教训，在部队基本技术之训练告一段落时，则进行联合动作的实兵指挥与实战演习。”

他更重视指挥机关和指挥人员的训练。针对即将到来的大兵团作战，他指出：“作战由口令时代进到指挥时代，现在是组织时代。大兵团作战，如不健全司令部工作是不能操胜算的”。9月10日，他亲自起草和颁发了《中原军区野战军关于四个月指挥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我们处在由小规模的作战转变到大规模的各兵种协同动作的运动战、攻坚战的关头。??我们野战军必须在战斗及其间隙中，在各级党委领导与首长集中指挥之下，在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下述的四个月（自10月至明年1月底）的指挥工作”。命令对作战、后勤、训练、司令部工作的进一步提高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在这个命令中，还特别批评了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妨碍部队提高训练水平和作战水平的大敌。指出：“现在我们各级干部有些是高高在上，闭户幽居，不深入所属部队，不了解实际情形进行研究，因而也不能对所属部队进行活生生的适应机宜的指导与帮助，更不能谈到在检查中做出正确的、简单明了、具体扼要的总结与改善工作。这样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必须痛切反省与切实纠正。”

上述一系列的部署和措施，表明了他把训练当作即将进行的战略决战的最基本的准备。他常常批评有些干部不重视训练的思想和行为，反复指出，“不教而战是为弃之”。我们的指挥员只会一个字“冲”，究竟怎样冲法？

敌人在哪里？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在这些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刘伯承还潜心于战略战术的研究。他小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阑更深。他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争取5年胜利和继续发展外线进攻的新方针，仔细翻阅历年来的战役、战斗总结和敌情资料。他还选读苏军的报刊文章，借鉴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下许多心得。在他的胸中，正孕育大规模歼灭战的各种设想和新的战法。

从9月起，中原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华东、西北野战军先后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随后，及时地将秋季攻势转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战略重镇济南。中原战场战略决战的局势，开始显明起来。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乘济南战役胜利的余威，把战线向南推进，在陇海路东段和淮阴、淮安举行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于25日致电粟裕和刘伯承、陈毅，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设想将战役分为三步：第一步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邮）宝（应）地区之敌；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刘伯承接到上述电报后，认真地考虑了发起淮海战役的必要性和战局将会出现的趋势。9月25日，他与陈毅、李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表示“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接着，他和陈毅、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又专门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自济南攻克后，华北已放手大打，东北则先以一部配合华北解决北宁路范汉杰部19个旅，尔后华北全力打击傅作义，太原则己不很费力。

东北及华北拟在今年解决问题。华东野战军在10月至11月也可放手大打。

中央军委已令其稍事整补后，南下攻击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尔后直下两淮，以威胁南京。此两役如获成功，则苏北、苏中全入解放军之手，对解放军之补给解决了大问题。然后，他又谈到了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中原区及西北区在10月至11月上半月，仍然处在钳制地位。侍华东两战役胜利完成后，就可放手大打，那时形势即将大变，故8月30日蒋介石说“今后三个月如不能在长江黄河间打开一局面，则非垮不可”。中原区所对付的敌人即为白崇禧的第十二兵团、第三兵团与第十四兵团。以上这两段话，清晰地勾勒出全国基本的敌我态势和中原战局，虽然这时关于淮海战役的概念还是比较狭小的，但他已经预见到“放手大打”的趋势，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原野战军”仍处在钳制地位”。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他与陈毅、李达等当即作了相应的部署，命令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在平汉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采取耗散敌人的方针，牵制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防止其突然东调徐淮地区；令第一、三、四、六、九纵队等，在方城、叶县地区集结休整，以待战局的发展。

刘伯承一贯具有极强的全局观念，只要对全国战局有利，他就勇于主动承担艰巨困难的任务。这时他鼓励部属任劳任怨，积极作战，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自己周围，就是为了给华东野战军和其他战略区创造歼敌的有利条件。他最痛恨那种“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不顾大局的行为，一经发现，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大家引以为戒。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他提出中原部队要“牵制西面，保障东面”。

第二纵队等部在平汉路南段的积极破袭，激怒了白崇禧，他获悉华东野战军正在鲁南休整，鄂豫地区仅剩下中原野战军，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在10月上旬集结了黄维第十二兵团和张淦第三兵团，浩浩荡荡杀奔豫西，企图寻找中原野战军主力决战。这正中刘伯承的下怀。他立即与陈毅、李达等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六纵队加入钳制部队，与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陕南第十二旅等，伪装成主力，且战且走，将张涂兵团拉入大洪山区，把黄维兵团抑留于桐柏山区，使两敌远离交通要道，不能顺利东调，以利华东野战军在东面作战，主力则继续停留在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

10月7日，刘伯承偕同陈毅、李达由中原军区驻地方城县独树镇，乘车来到第四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参加该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他手持花名册一一点名，干部们见状十分诧异，不禁交头接耳，悄声议论。

他严肃地说：列队、点名是军队最基本的课目，连这样的课目也感到惊奇，说明我们的头脑里一点没有正规化的观念。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稀稀拉拉、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今天首先从到会的团以上干部做起，以此带动部队的管理教育。然后，他又强调指出：干部首先应学习战术，总结经验，教育部队，藉以提高战斗力。其次在战斗组织方面，相关干部一定要侦察敌情、地形，不能盲目蛮干，以致处置错误。这一席正颜厉色的话，使与会的干部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确实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提高一步，跟上形势的发展。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立即表示拥护刘伯承的讲话，要坚决把部队整顿好，随时准备执行艰巨的任务。

下午，与会人员参观第四纵队的军事演习。当战士们准确熟练地完成抛射炸药包、登城、架设浮桥等一连串的动作时，刘伯承、陈毅同大家一起报以热烈的掌声。陈毅连声称赞说：就是要练成这么个样子。每一个部队，既要能以多打少，又要能以少打多；不但要善于攻击，而且要善于防守。次日，刘伯承、陈毅、李达又驱车赶往第一纵队驻地，检查了该部的训练情况，与杨勇、苏振华商谈了备战工作。可见，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大战前夕的实际准备。

这时候，东北辽沈战役自9月12日发起后，进展顺利，已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蒋介石唯恐东北有失，正穿梭般往返于南京、北平、沈阳之间.希冀拿出新的办法，以挽救锦州、长春的危局。不料，徐州“剿总”连连告急，叫嚷“徐州会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急上加急，迫于无奈，只得命令驻守郑州的孙元良兵团东开徐州宿县地区，加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的守备。实际上是想集中兵力，固守徐州、浦口间的津浦路，以拱卫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为了破坏敌人的集结计划，保证淮海战役开战成功，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一面令华东野战军从容准备，待时机成熟再行发动攻击；一面令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郑州、威逼开封、徐州，牵制刘汝明、孙元良兵团，不使其东调。刘伯承、陈毅与刚由西柏坡返回的邓小平立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以休整侍机的第一、三、四、九纵队北上郑州，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孙元良兵团回援。10月14日，他们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攻郑部署：（一）我在华东野战军推迟攻势至28日发动不再变更的条件下，决以陈锡联兵团（率第一、三、九纵队）于20日开始转攻郑州，陈谢率部跟进加入作战。攻郑目的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回援，或更吸引杜（聿明）邱（清泉）兵团一部向两，以达到协助华东野战军作战的目的。并同时影响南线黄（维）、张（涂）两兵团之一部北调，更为我南线部队创造战机。（二）攻郑方法，如能先攻郑州则首先攻占之；如攻势开始后孙元良己被迫回援，攻城急切难下时，则争取先于野战中歼击孙一部。如出现攻城与打援均不便利的情况，则让孙元良进入郑州，我军留在郑州附近钳制之。待华东野战军发动攻势后东面吃紧孙部再东进时，我军再举行歼孙战役。（三）南线王宏坤打吴绍周第八十五师如获胜（但亦有可能打不着），再看黄张两敌的行动变化决定第二、六两纵队的行动。刘伯承的作战部署，从来是依据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五项条件来决定的，而且又总是估计到情况的多种变化，从而制定出各种相应的方案。他的口头禅“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正是这种审慎周密、多谋善断作风的确切反映。

10月19日，攻郑部队开始行动。陈毅和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刘伯承和李达则坐镇豫西。由于孙元良兵团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己开赴宿县，维护徐蚌交通，邱清泉兵团远在砀山、黄口，郑州则变成一座孤城。守军整编第四十师等部见中原野战军兵临城下，仓皇弃城逃跑，被第九纵队全歼于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10月22日，郑州解放。开封守敌望风披靡，弃城东逃。

10月24日，开封解放。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会合在即，一场大战已是势在必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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