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院成立之后，刘伯承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的任务；为学习新兵种学术而奋斗；在学习、工作中建立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政治生活的秩序；在学习、工作中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后来，他又把这几项工作概括为“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指出这不仅是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而且是军事学院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长期任务。

1951年1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央军委给军事学院的赠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为题，在华东军区和军事学院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他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他还指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刘伯承和学院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订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下课回来。

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竖不成行、横不成列，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杂乱地走着。

看到院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多数房间还比较整洁，可有的就显得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是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话就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又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机关里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

这种种现象使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草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一天，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礼”，一个是学“法”。“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学“礼”与学“法”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

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集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让机关工作人员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学管理，“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

对于院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训练制度。训练制度包括训练部组织系统、各教授会的工作、训练时间的配当，以及在施训受训中的纪律与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统，又注意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从、穿插配当、纵横连贯、密切协同，使教、学、保障工作三个方面构成行动的统一，克服“单打一”和紊乱无章的现象。

刘伯承领导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以此作为军事学院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的依据。

这个暂行规定，严格规定了学院训练系统各个部门的工作纪律和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教员在编写讲义、想定，组织课堂教学、课题讨论和作业讲评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也规定了学员在课堂、现地作业和野外演习中应该遵守的各项纪律。

暂行规定中关于学员的学习时间，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规定每天授课6小时，即连续上6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另外，还要进行3小时的自学。共为9小时。

关于考试问题，规定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进行考试，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要成立各级考试委员会。学制两年以上的完成科毕业考试，要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考试方法有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闭卷答题，口试抽签答题。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进行。

对这种课业制度和考试制度，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就是军事学院成立后，院内院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所谓“6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审”问题。

尽管如此，暂行规定作为军事学院训练制度的一个雏型，在当时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后，院党委在总结创建初期的工作时，刘伯承曾经形象地说：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无基础，好比是“气体时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规，好比是“液体时代”；到了4月，《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颁布之后，组织才渐趋健全，训练才走上正规，才成了型，才进入初具规模的阶段，气体变成液体又凝固成固体了。

在建立与改进行政工作制度的实践中，刘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编制的最大特点是“横宽纵短”。因此，领导院校工作就要实行团一级的、面对面的、单刀直入基层的领导方法。

有人对刘伯承说：“团一级的领导方法太低了，与最高学府的地位不相称。”

刘伯承幽默地回答：“团的领导方法有什么不好？周总理出国访问，不就是代表团的团长嘛！”

各项正规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使军事学院象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样，和谐地、有规律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领导全院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向现代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进军。

教育训练，必须与科研相结合。1951年2月，为了给教员、学员搞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阵地，刘伯承决定在军事学院创办一个刊物——《八一杂志》。

他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不久，毛泽东在刘伯承的报告上批复：中央军委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已定名为《八一杂志》。你们的刊物就叫《军学》好了。并题写了“军学”二字。于是，军事学院的院刊就定名为《军学生活》报。后来，“军学”就成了军事学院的代名词和显著标志而一直沿用下来。

有了学术研究的阵地，还需要建立学术研究的组织与机构。在刘伯承的倡议下，学院成立了学术研究会和学术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员、学员参加的群众性的学术研究组织，后者是院长领导训练部长、各教授会主任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机构。

在学术研究会和学术研究室成立会上，刘伯承提出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先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二、以毛泽东历来的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经验总结；三、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以及美军的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这三条，不仅是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学院训练工作的方向。

根据这三条，刘伯承首先组织学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认真学习研究苏联红军各兵种的战斗条令。刘伯承认为，由于现代诸军兵种装备众多，技术复杂，要想协同动作，必须要有条令、条例。条令、条例是军队行动组织性、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可言。因此，学习新兵种学术，就要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从学习研究条令、条例入手。这是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要项之一。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技术兵种刚刚建立，全军上下还没有一本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战斗条令。于是，中央军委军训部把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的任务交给了军事学院。刘伯承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让科研部组织专门班子，把这本条令的1948、1952、1953年三个版本全部译出来。并多次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指出：现代战争是诸兵种的合同战争，这就要求各兵种在战争中应有严格的、和谐一致的协同动作。因为只有各兵种和谐一致的努力，才能达到胜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统一指挥之下各兵种协同动作的组织工作，是何等繁剧，何等紧张，却又不能不落在指挥员的肩头之上。所以有人说，指挥员的组织能力，就是军事学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让你们仔细地准确地翻译这本野战条令，其意就在于此。

一个月之后，《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译出来了，并据此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供学员学习。科研部领导感到这项工作总算比较圆满了，可以向院长交差了。可刘伯承仔细地看了译稿，并不满意，嫌它粗糙。他对科研部领导说：“这本野战条令是学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译得十分准确才行，不能有丝毫差错，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辞的地方。现在全军正在进行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这本条令，结合我军的现实情况来学习新兵种及其学术，这是解决教育与训练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件事还没有结束，我还要亲自校正译稿。将来你们还要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经过一段时间条令、条例的学习，学员们初步掌握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一般理论概则。这时，刘伯承又带领他们到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部队参观见学，了解这些军兵种的技术与战术，为下一步组织实施协同作战的野外作业和实兵演习打下基矗刘伯承不辞辛苦，和学员们一起，到南京大校场空军机场参观飞行训练；到驻长江口的海军部队学习舰艇知识；到驻徐州的装甲部队观摩坦克打靶。

从坦克的履带、舰艇的舵轮和飞机的引擎学起，熟悉它们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动作。

在海军部队参观见学时，刘伯承对海军术语“破雷卫”的确切内容搞不大清楚。于是，他就请教海军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告诉他，由两艘军舰拖索破雷的工具叫做“破雷卫”。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你是专家。我从你这里学到了知识，以后还要向你请教。”

在空军部队参观见学时，刘伯承却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当他提出让学员看看进口的苏制米格战斗机时，空军部队的负责人支支吾吾地说，这件事他作不了主，需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结果，苏联顾问不同意，飞机没有看成。

这件事使刘伯承很气愤。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不爱发脾气的。但是，这一次，他却真火了，非要把这位负责人找来当面质问不可。

这位负责人自知理亏，不敢再见刘伯承，让一位副手去。

刘伯承毫不客气，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空军究竟是中国人当家，还是外国人当家？飞机我们已经花钱买来了，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为什么组织学员参观还要外国人批准呢？”

参观见学活动，使学员们初步了解了海、空军等军兵种的技术与战术知识。为了在人民解放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现代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刘伯承又召开了战例编写会议，决定以各军区和各野战军为单位，把学员组织起来，成立战例编写小组，由战史教授会和学术研究室派人辅导，以个人写作和集体写作相结合的方式，首先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他要求全体学员积极行动起来，人人动笔动口，参加编写工作。

在刘伯承的发动下，编写战例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学员利用课外时间，废寝忘食地工作。他们找资料、绘地图，座谈讨论，反复修改。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共有100多人编写出了82个战例。从类型上，有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以及渡海登陆作战等。从内容上，有著名的三大战役中的一些战斗，还有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上海战役、粤桂边追击战斗和海南岛登陆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

当这些战例汇集起来送给刘伯承审阅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对训练部的干部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他指示训练部赶快汇编成册，铅印出版，发给全院学习。并挥笔写下了“战例汇集——刘伯承题”八个字，作为封面。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汇集》，一共分4集陆续出版，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对于教员来说，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经验，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对于学员来说，使他们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在总结自己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去学习现代军学科学和指挥艺术；而对于刘伯承来说，这只是他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教学的开始。下一步，他又在考虑如何学习与总结正在战斗着的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并把它运用到军事学院的教学之中去。

从志愿军一入朝，刘伯承就密切注视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每一步发展。他指示宣传部门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指示训练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贯穿到学院的教学中去。1951年，军事学院举行了3次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报告会，以后又请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军长张翼翔、赴朝慰问团负责人陈沂，以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报告五次战役等的作战情况。他赞扬这些报告给全院“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上了一堂实际的军事课。”

刘伯承还通过被调刘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高、上级速成科学员，直接了解朝鲜战场上的发展变化和最新经验。

军事学院成立后两个月，由于朝鲜前线需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高、上级速成科直接调走了44名学员。这些人好学上进、勤奋刻苦，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正当年富力强之际，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中、高级指挥员。

刘伯承十分喜爱这些学员，把他们的提前调离比喻为“鸡雏尚未孵出，鸡蛋即已取走”，为他们未能完成学业而深感惋惜。

这一年5月，彭德怀提出，再调50名学员和一些院、系的领导干部，充实志愿军各级指挥机构。

刘伯承十分支持朝鲜前线的急需，按要求选调了一批正在学习的学员和在职干部。当这些学员离开学院时，刘伯承叮嘱他们要多写信回来，介绍朝鲜战场的现实情况，并希望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再回到学院深造，完成未竟的学业。

不久，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从朝鲜前线来信，谈到了他率领部队参加第五次战役的情况。还谈到了作战指挥、通讯联络、后勤保障，以及战斗的整体性、机动性和争取时间等有关战术思想的一些问题。

以后，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也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来信，谈到了五次战役后，在西线指挥两个军担任防御作战的情况。信中说：“我军在攻防战术上亦有进步，首先从干部思想上扭转了不愿指挥特种兵的问题。

现在都嫌炮兵配属太少了。在步炮胁同与炮火运用上，组织严密，发挥了炮火的威力。现在我军在技术上基本克服了零敲碎打的现象，并以坦克炮及山炮抵近打点，对摧毁敌工事也起很大作用。”

信中又说：“在防御战斗中，近来出现了不少典型战例。如果连一个排，在冶洞阻击战中，由于阵地选择适当，工事伪装良好，使山头、山腰、山脚的配备密切结合起来，构成绵密火网，曾打退敌两个步兵连在18辆坦克掩护下的集团冲锋，以伤3亡1的代价，毙伤敌100余名，而且阵地寸土未失。”

刘伯承看了杨得志的这封来信，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学术研究室加以整理，刊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上，作为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资料，供全院学习。《军学生活》报在刊登时，他还指示要加按语。按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7月1日，在学院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刘伯承作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军事学院训练工作的长篇报告。他着重强调了军事科学与战争实际的特殊联系，指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

然后他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

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五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圼。因而志愿军体会到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

（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

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等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我们军事学院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

（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

在兵器物资拿上去之时，志愿军同志便考虑如何用得上去的问题，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让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

（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抗美援朝的前方与后方是不是密切协同呢？我们说是协同的，但是未达到密切的程度。??今后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更要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材料。各教授会则应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以求学习得合于实际。

为了更好地把教学同朝鲜战争结合起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效果，刘伯承连续派出了赴朝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参观见学，吸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丰富养料。

第一次是在1952年3月，由陈伯钧任团长，带领12名领导干部到朝鲜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参观见学。刘伯承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中。

见学团到了朝鲜，先在志愿军司令部听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场形势的报告，然后分头到各个部队见学。当他们来到杨得志所在的第十九兵团兵团部时，杨得志花了4个钟头时间，将敌我双方战术特点及其演变情况，作了一次详细报告，使见学团收获很大。

见学团在朝鲜，既见学志愿军的战役战术，也见学志愿军的政治工作。

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东写的专题调查报告，全面总结了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至今，仍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见学团还在阵地上办学讲课。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陈庆先，多次给志愿军团以上干部讲授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概则与指挥艺术，受到志愿军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第二次赴朝参观见学是在1953年9月。见学团由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联合组成，以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戴润生为团长，以系和教授会的领导干部为主。主要是学习志愿军上甘岭防御战役和金城战役的经验。见学项目包括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保障，装甲兵、炮兵运用等许多方面。

这是朝鲜停战以后，刘伯承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范围广泛的战地参观见学活动。

见学团11月10日回到南京。戴润生等人向刘伯承汇报说，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的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一些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志愿军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听了戴润生等人的汇报，刘伯承感到十分欣慰。过去，他曾经为那些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到朝鲜前线的干部感到惋惜。现在，他又为这些干部经过初步学习之后，即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两次见学之后，刘伯承组织和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学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并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这种前线与后方的密切合作，部队与院校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同时也给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1952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训练以科学文化教育为主的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犹如一次伟大的战役一样，很快在全军打响了。很短时间，全军就调配教员5万多人，开办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

200多万干部战士投入到学科学、学文化的战常这一年，军事学院的科学文化教育则以新成立的海军系、空军系、政治速成系以及高级速成系第二期为重点进行。刘伯承决定对这4个系实行半年预科制。首先补习半年文化，然后转入正科学习军事和政治。对在职干部，则开设文化补习班，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学习。

在教学准备会上，刘伯承对教员们说：“工农出身的学员，他们的文化都是从战争年代的识字牌上学来的。数、理、化从未学过。这就给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带来了困难。世界好比一间大房子，里面博大精深、万物皆有。但是，这间房子是锁着的。没有开门的钥匙，只能从门缝窥视。这样看就很狭窄。有了开门的钥匙，就能打开房门，走到里面去看，就能看得宽广，看得深远，看得全面。什么是开门的钥匙呢？科学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金钥匙’。我们要把这个‘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

其实，从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刘伯承很快察觉到这是学院训练中的重大障碍。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痕，打碎这副枷锁。我们如果只在政治、经济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保卫国防，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疮是有困难的，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了现代化国防的。”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1905年日俄战争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学习科学文化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沙皇俄国尽管花费了亿万卢布购买和建造军舰，但由于俄军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些不懂科学、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之辈，军官和士兵们缺乏训练、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结果被日军打得大败。正如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必须有质量高的人才。”

通过反复教育，学员们认识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稳定了学习情绪。但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又出现了问题：有些学员对军事课、政治课感兴趣，能坐得住，听得进去。而对文化课，特别是数、理、化课，一讲什么公式定理、结构式、方程式就头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绕舌的各种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书”一样难。慢慢地，学员们开始叫苦了，坐不住了，听不进去了。课堂上也乱哄哄地不成样子了。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学员们对学习数、理、化没有产生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关键又首先是坐下来、学进去。于是，他坚持到课堂上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实际上是进行“督阵”。

老院长来听课，犹如一鸟入林压百音，课堂的秩序与往常大不一样了。

思想“开小差”的没有了，交头接耳的没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声的也没有了。学员们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教员讲课也格外有劲。慢慢地，学员们从坐不住到坐得住了，从学不进到钻进去了，逐渐产生兴趣了，感到学有用处了，因而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看到课堂上的变化，学员们学习上的变化，刘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问他是用什么办法促使学员们发生这种转变的，他风趣地说：“我这是砂锅炖肉，炖不烂而蹲烂了。”

1952年8月，毛泽东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全军文化教育应该采劝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部署，强调要抓住重点实施教学，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正规的理论系统，以速成的方式，结合部队实际，养成学员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适应其学习军事科学及政治理论的需要。”

在具体实施中，刘伯承要求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索性删掉”，以突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整个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一年（完成系）时间内，使学员从原有文化程度基础上提高二至三级，力争使所有学员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根据当时学员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习军事科学对文化程度的起码要求而提出来的。

刘伯承还针对学员在学习上听强于看，说强于写，理解力强于记忆力等特点，强调在教学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即教员少讲、精讲，学员多作业、多练习、多实验，求得融会贯通与熟练运用。他亲自听课、参加讨论、批改作业，在实践中总结了语文、数学和理化课的教学方法。对语文课，他建议采劝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原则。对数学课，他总结了“边讲、边练、边研究、边总结”，四个方面统一结合的方法；对理化课，他归纳了“讲解、实验、总结”六个字，强调讲解与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了上好理化课，他还帮助文化外语教授会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理化实验室，使学员都能普遍进行理化实验，增强感性知识。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时间，教学难度较大，学员当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叫嚷“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张学点容易的，难的就不要学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试，学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还有的总想走“捷径”、找“窍门”，从教员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员给予“照顾”，评个及格，弄一张文凭了事。一些教员也产生了急躁情绪，为学员们达不到标准而着急。有一个教员竟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学员，把考卷上本来答错的题也悄悄地打了分。

这件事虽然“秘密地”出现在考卷上，但却没有瞒过刘伯承的眼睛。根据学员们的反映，他亲自查阅了考卷，并把这个教员和教务部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学员学得不好，却给高分，这或许对他提职有利，但对他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放松要求、降低标准、迁就照顾、弄虚作假，只讲‘速’不讲‘成’，这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速’又要‘成’。因为‘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有‘速’而没有‘成’，那么这个‘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时间限制是不行的。但是，‘速而不成’则更足错误的，是贻害于国防建设大业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质量关。”

为了克服学员的畏难情绪，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刘伯承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他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正如翻山过关，松不得劲。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个一个地迈，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是没有的。针对个别学员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窍门”的思想，他强调：“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

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

刘伯承不仅在深入教学中归纳总结了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通俗易记、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给学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针对当时大多数学员听得懂而记不住的困难，提出了许多加强记忆的方法。他说：“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

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

怎样才能加强记忆呢？他指出：一要处理好学与习的关系。课堂上学，课后就要习。“习有几种，每种必具有目的性。例如：每日温习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时练习的主要目的在熟练，适时实习的主要目的在运用。”二要处理好听讲与融化的关系。课堂上听课，课后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时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习、作业之时；大小关节的融化，如课题讨论、测验、期考和年考之时；整个系统的融化，如学完每门学科乃至毕业，整个课业都能分析综合，都能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之时。他把这些方法形象地统称为“反刍消化”，就象牛羊吃了草料之后，慢慢地、细细地、长时间地咀嚼消化一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强记忆。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作业与考试的作用。把做作业叫作“结疙瘩”，做一次作业结一个“疙瘩”，增强一次记忆。以此循环，就能结无数个”疙瘩”，串联起一门知识的主要内容。把考试叫作“打收条”，通过教员评卷打分，看看自己能够向教员交回去多少知识，看看“接收”与“交回”之间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这些方法，既通俗易记，又切实可行，学员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总结推广这些方法之后，大大增强了学员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军事学院科学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教学，有27％的学员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学员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职干部通过文化补习班、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样，就为广大中、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全院一致称赞刘伯承院长是给大家“送金钥匙的人”。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中。军事学院正在这里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

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一早就登上了参观台。7点正，刘伯承下令演习开始。

突然，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只见一门门火炮从农田的“谷垛”里推出来，一辆辆坦克从路旁的“土堆”里开出来，向河对岸猛烈射击。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轰鸣声，3架轰炸机飞临河滩上空，向地面投下了一连串炸弹。

霎时间，河滩头、河对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这次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是在高级速成科开学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学习了一般的技术、战术知识和理论后，进一步从实践中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

刘伯承象当年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一样，有条不紊地指导着这场演习。他自任总导演，组织了演习指导部，主持拟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和演习训练计划。

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刘伯承多次到现场指导训练，重点抓陆、空之间与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演习场，首先巡视了渡河先遣分队的阵地。指出：先遣分队前出时，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战斗队形，不能密集，连、排长的指挥位置也要适当。接着，又巡视了炮兵和装甲兵阵地，要求这两个阵地一定要伪装好，不能暴露。坦克行进路线要做出标记，互相之间不能太近，又不能距离步兵太远。当他看到通信报话所的位置离坦克固定发射点比较近，就提醒说：“这样近能听清楚吗？要注意避免干扰。”

在酷热的阳光下，刘伯承从一条堑壕走进另一条堑壕，从一个阵地来到另一个阵地，连续步行4个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浸湿了军帽，浸透了军衣。随行的人员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解开领扣.摘下军帽，拿在手里一左一右地搧起来。但是，刘伯承一直不解领扣，不摘军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军人姿态。

临走的时候，刘伯承对演习指导部的人员说：“这次演习，中央军委和全国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都要派代表来参观学习。因此，这次演习有建军的政治意义。不仅单独为着学员，同时也是为着训练部队，为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在组织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强，七雄出”①的局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各项制度和纪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正式演习前，还组织了预演。刘伯承对预演进行了讲评，指出了工事伪装、步坦协同和战斗队形变换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要求严格，防止松劲散漫；要求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求协同一致，防止各自为战。并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个佯渡口，并要求把“敌人”空军情况加进去。他说：“过去，二野挺进大别山，过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论哪一次，都有敌人空军袭扰。演习等如实战，一切都要力求与实战相同，才有示范指导作用。”

到了演习正式进行的这一天，一切都显得紧张而有秩序。演习开始后，①语出宋代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这里是借用来说明防止互相争强、各自为政之意。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袭之后，渡河先遣分队的战士们从隐蔽地点向渡河地点飞速前进，第一航部队也向渡河器材集结地挺进。“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以炮火封锁河岸，以飞机俯冲扫射，阻击地面部队渡河。“我方”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袭。高射炮向“敌机”射击，各种火炮和坦克向“敌人”阵地继续猛烈射击，轰炸机再次向敌人阵地投弹。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先遣分队登陆，第一航部队泛水，第二航部队向河岸开进。接着，先遣分队占领“敌人”滩头阵地，第一航部队登陆，第二航部队乘木排、竹筏、葫芦等各种就便器材泛水。接着，水陆两用坦克也开始渡河。工兵分队一边架设浮桥，一边用铁舟、门桥漕渡各种武器。团指挥所乘船向对岸转移，并发出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的信号。“我方”几架运输机飞过之后，天空中开出一大片银花，空降部队在“敌人”后方降落，并迅速集结起来，占领了有利地形。接着，第二航部队登陆成功。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通过浮桥，到达冲击位置。团指挥所发出全线冲击信号。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占领“敌人”阵地，与空降部队会合。演习经过两个多小时，胜利结束。

在演习进行之中，刘伯承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在骄阳下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在演习场上。当他看到有的学员穿着衬衣、戴着草帽，有的还把草帽拿在手里搧来搧去，不觉转身对陈毅喟然叹息道：“我们的干部现在养娇了，怕把脸子晒黑了嘛！”

演习胜利结束之后，举行了总结讲评大会。刘伯承作了总讲评。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江河进攻战斗的演习。我国地形是西面多山、东临大海，能成为交通障碍的大的河流，一般是自西向东入海。因此，在将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江河战斗占着重要地位。我国历史上江河战斗的战例和经验是很多的。但是现代化、正规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江河战斗，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习，尤其是反抗现代装备的美帝国主义集团，我们更应在保卫国防任务上进行有的放矢的学习。这次渡淮河的战斗演习就是在这样一个想定之下进行的。

第二，我们是以现代各兵种协同动作进行帅的渡河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有步兵，有炮兵，有坦克，有水陆两用的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的渡河器材，各种通信工具等。我们系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靠诸兵种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他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

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是以高级速成科为训练对象，组织战术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结合进行。高级速成科学员都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高级干部，刚在教室与野外完成师一级战术的综合训练，现在又到此来作师渡河进攻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其目的在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渡河进攻的具体的、生动的协同动作，以使学员获得深切一致的战术见解。在现代战斗中如何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构成顺畅的通信网，如何集中地面的与空中猛烈的火力射击必要之点，如何布置疏散的战斗队形，如何构筑掩护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现地的伪装等必须学会。

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成绩。

临淮关演习，不仅演练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也演练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在临淮关训练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临淮关所在的凤阳县，是全国闻名的花鼓之乡，也是历史上闻名的重灾区之一。黄河曾经从这里夺淮入海，造成淮河连年泛滥。解放初期，这里的农民依旧十分贫困。演习部队来到这里，看到群众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铺的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里十分难受。刘伯承指示政治机关要及时搞好阶级教育，激发训练热情，并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钱，节省出口粮支援群众，在训练之余帮助群众锄地、拾粪、收割麦子。演习结束后，刘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群众利益受到一点损害。各个分队在驻地普遍召开村干部会、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对在演习中损害的庄稼认真进行丈量，照价赔偿。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部队撤离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出许多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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