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事理论界也引起了震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

刘伯承笑了笑，风趣他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但是，刘伯承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刘伯承同志：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一件，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他打开稿件，看到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秘书站在旁边，一边看他改一边读：“革命军事家——革命军人”。觉得这样写不合适，忍不住表示意见，说：“你这样改不行，人民解放军每个成员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你！”

他抬起头来，看着秘书，很严肃地说：“我又怎么样？我也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接着，他又对稿件做了几处事实上的更正，让秘书誊写清楚，寄给了中央宣传部。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时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

自1952年以来，由于过度劳累，刘伯承常感身体不适。他右眼早已致残，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其他旧创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后，卫生部门几次劝刘伯承外出疗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一拖再拖。1953年春，为了迎接全军正规训练的热潮，他又领导军事学院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的教育运动，主持召开了教、学员代表会与座谈会，研究改进教授法与学习法，并组织审查修改了66种教材。就这样，一直到这一年夏天，学员们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跟我要帐的。等到了大连，我还他们的帐。”

原来，刘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定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校译一遍。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概则，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刘伯承等人乘渡船到达浦口车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刘伯承向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交待说：“这本条令我搞过好几遍了，但总是不大放心，因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这次，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认真校译一遍，要从翻译角度上，从军事学术、军事术语和文字表达上，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做到内容准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讹传讹，贻患于后。我们争取一个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军委写个报告，请示正式颁布使用。”

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在进入大会发言时，由于发言的人很多，大会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最好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为此，秘书先后给刘伯承准备了两个稿子。但是，他都没有采用。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表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写好后，他让秘书拿给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提意见，帮助修改。然后，让秘书看着表，他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琢磨着在10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合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小学生那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2月14日，刘伯承回到南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军事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宗旨就是“把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军高干会议决议贯彻到训练工作中，完成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各个学员系根据刘伯承的报告，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借高、饶事件的教训检查清理骄傲自满的各种表现，并重点批评教育了一些人员。最后，刘伯承拿着一大棵整顿的总结材料，在全院大会上高兴地说：“好。这才是马列主义。各路诸侯来到军事学院，都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不行。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这一次思想整顿，对全体学员教育很大。特别是对即将结业的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教育就更为深刻。

基本系和情报系是完成系。第一期学员从1951年1月入学，到1954年的3月，所学课程全部结束，进入毕业考试阶段。

3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

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总部领导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的考核。军事理论考试主要是口试，军事想定则进行图上作业。口试的方法是抽签答题，即把试题写在试题签上，放在试题盒内。应考学员可以从盒内任抽一签，根据签上的试题准备10至15分钟时间，然后对主考官作出回答。除了试题签上的试题之外，主考官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学员也必须作出回答。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5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

3月25日，甘泗淇来到军事学院，首先主持了政治理论国家考试。接着，学员们又进行了军事想定作业的国家考试。

4月19日，朱德来到军事学院，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

对于朱德的到来，刘伯承心里十分高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两人相知相亲，友情甚笃。刘伯承对朱德一向十分敬重和爱护。在一次涉外招待宴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

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这次，他亲自带领学院的领导，到下关轮渡码头迎接朱德，陪同朱德检阅了由学员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受到朱德的高度赞扬。

第二天，刘伯承又陪同朱德视察了军兵种教授会的专修室。专修室布置一新，整洁明亮。墙上挂着一些兵器的照片、图表；地上放着这些兵器的实物或模型；桌子上摆着沙盘和其他教具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图表，指点着一些兵器，和他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朱德，这种专修室每个教授会都有一个，全院共有几十个，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朱德称赞专修室建得好，并建议内容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月25日，基本系和情报系进行最后一门军事理论的国家考试。考场所在的大楼布置得焕然一新。外墙正中悬挂着一颗金色的国徽，两边垂放着大幅标语，一边写着“国家考试就是我们向党向国家向毛主席报告训练与学习的成绩”，另一边写着“保证参加国家考试的学员争取优秀成绩是当前全院共同的任务”。考场外面还贴上了醒目的考试规则。

考试从上午8时开始。应考学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考场大楼，按顺序先到各个候考室等候，听到点名后进入应考室。应考室正中坐着主考官，两旁是陪考官和苏联顾问。应考学员先向主考官报到，接着就抽签答题。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整个考场气氛紧张、严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三堂会审”。这一天上午，刘伯承陪同朱德视察了整个考场的情况。朱德还亲自考了两个学员。下午，朱德听取了陈伯钧教育长和学院首席顾问罗赫里斯基的汇报，并接见了全院教授会主任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军事学院创办三年多来，在“传授先进军事科学”“为全军培养高、上级干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告诫学员要把技术与战术同等重视起来，“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他极口称道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协会的创举，要求学员毕业后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研究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强调指出：“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要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荣耀的事业。

朱德这番讲话，说到了与会者的心坎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国家考试，前后进行了9天。参加考试的324名学员均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其中得5分的占30％，得4分的占50％，有45名学员各门课都是5分，被评为学院的优等生。5月1日，在全院欢度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气氛中，军事学院举行了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毕业学员的队伍。然后，由肖克宣读中央军委准予324名学员毕业的命令，再由刘伯承致训词。刘伯承走上讲台，望着台下坐得整整齐齐的毕业学员，心里很不平静。这两个系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年富力强，学习刻苦，充满着革命朝气。刘伯承很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基本系，把基本系称为“学院的心脏”，倾注了更多的心血。3年零4个月来，这两个系的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一段紧张的学习生活，而学院的教学工作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入学时是427人，而毕业的只有324人，计4个人入学只有3个人合格毕业。这使刘伯承想起在北京出席全军高于会议时，毛泽东问他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培养人才快些，还是国防工业建设快些？”

刘伯承回答说：“我还要算算这笔帐。”

毛泽东告诉他：国防工业比培养人才快。我们的国防工业是日日有进步。

我们的空军建设，技术进步很快，海军建设，技术进步也很快。而人才培养还赶不上。苏联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后来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

我们是平行战役，一边工业化，一边培养干部。干部训练，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训练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现在，刘伯承深深体会到，培养人才确实不容易，确实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花费无数心血和汗水。

想到这里，他觉得对毕业学员既要鼓励，更要鞭策，促使他们进一步成长发展。在讲话中，他简单地回顾了3年零4个月训练工作的基本情况，对毕业学员提出了要求：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到实践中去学习的开始。要把在学院所学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发展，推动军事科学思想不断前进。他特别指出，在这次国家考试中，有些人只知道背诵条文，答复问题时还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革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因此，必须警觉不要有教条主义发生。

最后，他还对留下当教员的56名学员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记住朱德总司令的话，把留在学院当教员视为最大的荣誉，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刘伯承致完训词，向全体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奖状和奖品。

当这些毕业学员从老院长手里捧过毕业证书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有的甚至眼噙泪水。他们深深感到，在自己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里面，都有老院长的心血和汗水，有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过去总觉得很长，现在却一下子逝去了。他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院，舍不得离开老院长！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参加国家考试的324名学员，以优良成绩结束了在军事学院的生活。他们象一颗颗种子一样，撒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之中。

今天，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

这是继1952年5月，“集团军进攻战役”集训后，又一次全军范围的在职高级干部短期军事集训。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刘伯承的意见。除按期选调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人军事学院离职学习外，还采取多种方法训练大多数在职中、高级干部：一是批准军事学院开设了高级函授系，招收一批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在开学和毕业考试时到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其他时间则在职学习，由军事学院发给教材讲义，并派出教员巡回辅导。二是在军事学院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组织全军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从中学习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组织与指挥。3年多来，全军共有1万多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三是利用军事学院的教学力量和教学条件，组织高级干部短期集训，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

5月18日，中央军委以军委办公厅、总参作战部和军事学院三家组成集训班秘书处，以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为集训班班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集训班整个训练工作则由刘伯承以军事总导演的名义领导实施。参加集训的正式学员有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138人。还有旁听学员113人，总数为251人。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

他吃、住都在集训班。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课题讨论。晚上，听取各个小组汇报，检查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他还担任了“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的讲授任务，并组织指导了集团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对于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刘伯承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好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领导和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学员们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整个集训班充满着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的浓厚空气。

6月19日，集训结束。刘伯承作了学习总结和学术总讲评。他首先指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战役集训，统称为战役法集训，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掌握的。接着，他结合军事导演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阐述了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反冲击、反突击和反攻等若干军事理论问题。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不断探索，把集团军防御战役这样一个大兵团作战的战斗编成、战役布势和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使这次集训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这次集训结束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仿照这次集训的内容和方法，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战役法集训，从而掀起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

这次集训也使刘伯承在训练高级干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回到南京，他又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组织筹备规模空前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

10月17日，刘伯承以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的名义，发布了演习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加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和部队都要充分认识演习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参观见学人员服务，为高级干部的教育与训练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思想、组织、训练诸方面的准备工作。

11月17日，刘伯承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现地组织指导这次演习。

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多公里，包括当时山东昌潍、莱阳等专区及青岛市的10个县、100多个主要村庄。演习部队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还有海军和空军参加。连同表演人员、保障人员等，总计有8000多人。全军共有264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其中兵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1名，他们分别见学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整个演习分3个阶段实施，到11月30日结束，历时14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不仅在军事学院是第一次，在全军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次演习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它为1956年中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几年来，刘伯承在军事学术上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指导集团军战役演习，为发展和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使全军高级干部掌握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5年，军事学院开办了战役系，并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曾在1954年7月，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告中说：“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调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廖汉生、张震等52名高级干部人战役系学习。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同时，刘伯承也强调不要放弃领导。他指出：“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为此，刘伯承召开会议，与有关人员一起分析战役系学员的一般特点，研究战役系的训练计划。他认为，战役系学员思想水平高，党的观念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些特点，战役系的训练计划应当以学习高级兵团的战役为主，以学习组织指挥及其思想方法为主；训练方法应当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执行这个训练计划，刘伯承还深入到战役系学员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给他们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训练计划的几个问题，亲切地对他们说：“讲的目的，主要是打通思想，达到上下通气。并让大家出主意，共同解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意见反映上来，领导研究统一后，再交大家讨论。因为这个计划包括施训与受训两个方面。”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52名高级干部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正课学习。刘伯承多次为他们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对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写过中肯的评语。

对战役系学员，刘伯承始终寄予着厚望，倾注了自己更多的心血。战役系学员在他的领导下，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情绪，给全院学员做出了榜样。

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

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

这时，刘伯承又在考虑分建学院的问题。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他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现在，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以战役系、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建立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和装甲系为基础，分别建立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以基本系、情报系为基础，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刘伯承领导起草了“高等军事学院编制表”和“高等军事学院房舍筹建计划”两个报告，派教育氏唐延杰和院务部长刘忠两人携带这两个报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

唐延杰、刘忠两人走后，刘伯承想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于是，他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写了一个报告，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校址、组织机构以及建立各军、兵种学院提出了建议。

不久，唐延杰、刘忠两人返回南京，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即将全面展开。刘伯承听了以后万分高兴，全军训练高级干部的事业又将大大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1955年，军事学院教育训练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都是令人鼓舞的。

这一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时，曾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由于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①之时，本想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刘伯承请毛泽东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间选留一批作教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

刘伯承回答：“我很早就喊了嘛！每次给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报告，都论及此事。”

毛泽东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高兴地笑了，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

回到南京，刘伯承很快就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刘伯承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当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时，他从毕业的400多名学员中，一下就留下了200名当教员。又从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测绘学校等的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当教员。这样，就较好地改变了军事学院教员队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员队伍的质量。不仅适应了当时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来分校建院准备了师资力量。

刘伯承还从基本系第二期选拔10名品学兼优的年轻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加上1954年从基本系第一期选拔的5名，从政治系第一期选拔的两名，以及后来从空军系第一期选拔的3名，从地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调的3名，共有军事科学研究生23名。他领导制定了研究生的培训计划、专业课目分工，公布了指导教师名单。并组织指导1954年选拔的7名研究生，着手撰写学位论文。

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2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这个决议，发布了授予刘伯承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命令，以表彰他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为国为民立下的巍巍功勋。

11月29日，刘伯承出席了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授衔授勋典礼。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176名高、中① 1955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将原来的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六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济南、武汉、兰州、昆明、内蒙古（后划归北京）、西藏（后划归成都）和新疆部队（后改称乌鲁木齐部队），以后，又组建了福州部队。

级军官以各级军衔和勋章。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中，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23人被授予中将军衔，24人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役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官系”。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很快度过了5个春秋。

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

接见时，毛泽东十分高兴，让刘伯承一一介绍，他一一握手问候。当刘伯承介绍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①。”介绍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方针（方正的谐音）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介绍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朱庆云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是上层建筑，你在我们上头。”

接见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出水后，他兴犹未尽，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

这一天，刘伯承发布了建校五周年嘉奖令，授予战术教授会写作组等13个单位以集体奖励；授予杨得志、张震等33名同志以一等奖；授予廖汉生、吴克华、林浩等118名同志以二等奖；授予孙继先、左良等494名同志以三等奖，以表彰这些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教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与保障工作，为军事学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天，军事学院隆重召开了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作《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中，刘伯承用十分清朗、欢快的语调，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五年来，学员系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学员系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10个，现正筹备成立战史系和化学兵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发展到近3000人。

五年来，教员队伍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学院成立时，有教授会11个，教员29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

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只占8.9％。现在有教授会50个，专修室86个，教员1300多名。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已占63％。已经从毕业学员、在职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

五年来，政治工作不断深入，发挥了巨大作用。学院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保障训练为中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与军事思①郭奇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1937年春投身革命，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想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进行了连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搞了十次思想整风。不断批评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高了学员、教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保障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五年来，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有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方面教材上千种。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已经成龙配套，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举办了4次师资训练班，以及各种程度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集训班。派出了3批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团，出版了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军语画一、军语释要等多种不事著作和军事学术研究著作。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五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经有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一、二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二期共1008名学员毕业。他们已经把在学院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部队的工作中。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二期，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三期共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这些数字，记载着军事学院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程；记载着在学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全院教职员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

这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在展览馆里，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帧帧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其中，最使他们感动的是刘伯承院长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这是右眼受伤致残、左眼视力也极其微弱的老院长，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写下的啊！许多人看着这些教材，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院长把自己的精力、心血和汗水融进了一页页教材，奉献给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他是用整个身心办学，用整个身心培养干部埃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作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院长和全院同志发来了贺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攻防战斗概则，各兵种战斗概则，江河战斗、遭遇战斗、山地战斗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五年来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侗，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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