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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作者: 陈石平 1927年夏天，武汉的两条大新闻：“刘氏身冒万险绕道陕豫来汉！”“刘伯承突然失踪！？” 1927年5月中旬，刘伯承偕参谋长韩伯诚、参谋周国干自泸州隐蔽出城，冒着大而走出敌军重围后，来到了富顺县。刚走近城墙，打前站的参谋周国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城墙上贴着三尺见方的《通缉令》，上面印着刘伯承的画像，悬赏5万银圆以换取人头。一看这种情形，他们急忙拐上小路朝隆昌、荣昌方向走去。反动军阀刘湘也很快得到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急忙派出刽子手蓝文彬带人跟踪追捕。在通过荣县地界时，刘伯承等碰见了对头蓝文彬。当时，蓝文彬正坐在轿子里，戴着墨镜，颐指气使地催促喽罗们“快点，快点！”刘伯承一看情形不好，马上转弯走山路。当蓝文彬摘下墨镜发觉行人正是刘伯承，急忙派人追赶时，刘伯承等早已急步流星，隐入崇山峻岭之中。 在荣县脱险之后，刘伯承等人夜行晓宿，经大足、铜梁到川东北的途定（达县）地区。这天傍晚，当他们在一段峡谷里穿行的时候，突然从旁边冲出四五个彪形大汉，手持大刀恶狠狠地吼道：“快把光洋留下来！” 刘伯承迅速拔出手枪，厉声斥责道：“有刀的打不过有枪的，快把刀放下！”韩、周二人也掏出了“家伙”。 那几个土匪一看对方威风凛凛，又有新式手枪，马上畏惧起来，向后退了几步，放下刀，跪地求饶。 刘伯承拿出四五块大洋，往地下一扔，严厉地说；不要干这谋财害命的事啦，有本事跟反动派去斗！滚吧！” 土匪们忙不迭地点头哈腰，抬起银圆，一溜烟跑了。 他们3人翻过大巴山，在茅坝关附近乘上了小船，船行在汉江上游。刘伯承站在船头感叹地说：“刚刚虎口脱险，又碰上强盗打劫，这个世道真不太平呀。” 参谋长韩伯诚点点头，颇有同感地说：“这个社会亟须改变啊。” 刘伯承沉思地说：“好端端的革命形势被国民党右派断送啦。这些人掌了大权，就是虎狼横行，恶人当道！还得靠我们去奋斗啊。” 这时，前面要通过一段滩，船工要大家从山上绕道走过去，到下游再上船。于是，他们和小船上的五六名乘客，又循着山路向上攀登。 山道越来越窄，树丛也越来越密。当人们刚刚爬上一处高坡的时候，忽然右侧传来一阵“呼呼”的喘气声…… “虎！老虎！”有人惊叫起来。 大家定睛一看，果然在十来丈远的地方蹲着一只白额吊睛大老虎，正在磨牙咋舌，远远地盯着这一路过客。眼下，后退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周参谋慌忙掏出手枪…… 刘伯承连忙用手拦住，冷静地说：“不要放枪！大家保持肃静，不要作声，跟我来。”说完，他十分沉着地在前面引路，其余的人跟在后头鱼贯而行。那只野兽在上面真是虎视眈眈，却意外地没有动身，尽管如此，众人都捏了一把汗。但总算平安地通过了这段山路。人们又登上了原来的小船，顺流而下。 刘伯承回过头，幽默地对老虎拱手称道：“老虎、老虎，多谢了，这下你没帮倒忙。” 刚才人们都紧张得不敢出大气，现在又都忍俊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韩百诚感叹地说：“我们是真正的虎口余生啊！” 6月中旬，刘伯承等人翻越了险峻的秦岭。到达古都——西安。这时，他们已经十分疲劳，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了。 在西安他们投宿到泰中旅馆，周参谋掏出仅有的两块钱，交给了老板做押金。这样，才让住了下来，可是三个人都身无分文了。在那个世道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他们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 刘伯承的心情更为急切。因为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整个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吴玉章同志通知他速到武汉，共谋军事大计。他也急于找到党中央汇报情况，了解下一步的决策。刘伯承提议说：“躲在屋里等，是没人送钱来的。走，到街上转一转，碰碰运气，哪怕是讨饭，我们也要尽快到武汉找党。” 他们三人一齐出动，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可转了半天，连个熟人的影子也没碰到，肚子里却早已咕咕直叫了。韩、周二人泄气地坐在路边上。 刘伯承却随意在看墙上一张处决犯人的《布告》。当看到下面签署的名字——军法处长于宝轩时，不由得兴奋起来，自言自语地琢磨说：“不晓得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于宝轩？” 韩百诚一看刘伯承在《布告》上“遇见”了熟人，也满怀希望地凑过来，问长问短。 刘伯承沉思地说：“只是一面之交啊。人家有没有钱？肯不肯借？还很难讲。但可以试一试。” 周国干听说熟人是位“军法处长”，便皱了皱眉头，阻止说：“莫冒险！人家到处通缉你，你还送上门去。不要刚出虎口，又自投罗网。” “他们怕没那么高的眼力，把我刘某人看那么大价钱——5万块大洋。”刘伯承诙谐地摊开双手：“如今，我一无所有，一钱不值罗！只好想个妥善的办法，写封信去试探试探。” 投邮后的第二天晚上，那位于处长果然单独来到秦中旅馆。刘伯承一看情况比较正常，马上出面对那位于处长说：“老弟，我初到贵宝地，手头没钱了，想借点路费，日后一定奉还。” 这位于宝轩，早年跟刘伯承有过接触，对他十分敬仰，便如实地说：“我这个小处长，每月才几十块大洋，老弟又没有什么积蓄，确实解决不了你们的困难，不过，我倒有一个主意，找邓宝珊先生借一点。”于宝轩诚恳地介绍说：“邓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如今当了陕西的军务会办，为人倒也开朗。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的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邓长官会解囊相助。” 刘伯承听了这番话，感到陕西的形势暂时还不像四川那样恶化，也有了些信心，便顺水推舟说：“那好，请于处长代为转达。” 第二天，邓宝珊先生就派人送来600块钱，还开了一张《通行证》。刘伯承喜出望外，急忙出西安，走潼关，转赴郑州，然后，乘上南下的火车直奔武汉。7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 大标题是：“刘伯承军长抵汉”。 副题为：“川中反动派必欲杀刘氏而甘心，刘氏身冒万险绕道陕豫来汉”。 消息全文如下： “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自该部退出泸县后，川中反动派均欲杀刘氏而甘心，一面悬赏通缉，一面派人搜索，幸刘极机警，得于数万道军中奋斗杀出。刘出至富顺，因富顺军队搜捕甚严，乃折回，经隆昌、大足，铜梁至遂定。由选定绕道陕豫，越秦岭而至郑州。途中身经万险，遇土匪，遇猛虎，势极险危。刘偕同志韩伯城、周国干等人奋勇落荒而走，始逃出危险境地，昨（11号）由郑州搭车抵汉。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刘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泸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 刘伯承到武汉以后，刚从江西被“礼送”出境的朱德急忙到大智门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去探望。朱德是中共重庆地委委员、泸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这两位“落难”的战友见面之后仿佛有满腹的话语要倾诉。朱德看看刘伯承疲惫的面容，又拍了拍他的伤腿，既关心又风趣地说：“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队伍给人家剿掉了，我到武汉来找你们呀！”刘伯承深情地回答说，又反问道：“你不是到江西去了么，怎么又回来了？” 朱德微笑着；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灶神送出来，还是要转回去的。”声音是那样幽默、深沉。 刘伯承赞同地点点头，满怀信心地盯着对方。他深信，中国共产党人在泸州创造了军事暴动的崭新模式。这一举动必将对新的武装斗争产生深远的影响。 到达武汉以后，刘伯承很快证实了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暂编十五军军长的消息，这是当时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里的第一个军长职位，是很引人注目的。前几天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发布了嘉奖令，称赞刘伯承率领的起义军。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些“热心”人士，也纷纷上门拜访，频送秋波，要他为国民政府的新任务效力。面对这一切，刘伯承是非常清醒的，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一天天恶化，继“三·三一”惨案，“四·一二”事变之后，许克祥又在长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7月19日蒋介石、冯玉祥召开了所谓“徐州会议”，使反共的祸水在全国蔓延开来。7月的武汉，闷热异常，“分共”、反共的阴云笼罩着全城。在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前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从军事上加强党的力量，对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尤其给予关注。7月中旬，周恩来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还有先期到武汉的副总指挥黄慕颜等人在汉口贯中里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泸顺起义军情况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等问题。在会上，周恩来肯定了沙州顺庆起义的功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他沉思地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的经验要推向全国去。武汉的局势大家都看见了，下一步怎么走法，请各位谈谈高见。” 黄慕颜接着发言说：“我们是从四川起家的，应当打回四川去。”他看人们的反映冷淡，又补充说：“我们起义军有2000多人已经到达湖北竹溪，武汉政府答应给补充一部分枪支、弹药。再说，到四川以后，我大哥黄隐还可以出点力。” 过了一会儿，刘伯承站起来，深沉地说：“蒋介石勾结刘湘，在四川开了第一刀，那里的形势不同往日，政府补充枪支一事，只怕是‘画饼’而已。黄隐是旧军阀，在此革命危急关头，不可将希望寄托在这些老兄身上。” “伯承同志说得很对，现在四川形势相当恶化，杨闇公等同志牺牲，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再谋发展很困难。”朱德以他特有的憨厚声音说，“武汉也日趋紧张，搞不好我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欢迎大家到江西去干。” 当时，朱德同志虽然被“礼送出境”，但他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导团，还兼着南昌市的公安局长，设想到江西去打开局面。众人听后都在思索着。黄慕颜随口问道：“玉阶兄，你才当了个警察局长，我们去干啥子哟？” 会上，大家又议论了半天，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总结说：“四川同志在军事运动方面很有成绩，要设法保存实力。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要将各方面的朋友团结起来，联络起来，使革命继续下去……现在，湘鄂赣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展开，成为革命的支柱与中心，革命洪流终会滚滚前进。不达目的，决不终止。从目前看来，南方的力量保存得多一些，是不是再度向南发展，待日后再商讨，总之，要靠枪杆子跟反动派说话。” 1927年7月下旬，正是汪精卫阴谋采取“分共”政策，同蒋介石合流反共的时刻，武汉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军舰也耀武扬威地乱拉汽笛。刚从泸州战场上下来的刘伯承，对这种爆炸性的局势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政策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已经定下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一天，刘伯承又来到“血花世界”——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吴玉章的办公地议事，正好碰到黄慕颜也来了。一见面，黄慕颜就抱怨起来：“刘军长，你看，武汉方面原来讲得好好的，说给一部分枪支弹药，现在又不给了，真不公平。” 刘伯承淡淡地笑了一笑，没有回答。他知道黄慕颜是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入党的热血青年，对当时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并与搞“第三党”的人士眉来眼去。俗话说，人各有心，心各有见。此时刘伯承已接受党交给的新使命——准备秘密前往江西，参加组织新的武装起义。他见黄慕颜谈不拢来，便顺便告知自己身体不好，近期准备“养病”的安排，并嘱其代行军长职权——代理“军座”，这对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很得意的事；而真正的革命者对高官厚禄却视如敝履，不屑一顾。 有一天，《汉口民国日报》虚虚实实地登出了《刘伯承因病请假》的消息： “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东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会批准，兹将军委会指令志后：‘呈悉，准予给假一月，以资调治，该军长职务，仰即交该军副军长黄慕颜暂行代理可也，此令。’” 当这条消息发表的时候，刘伯承早已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去了。 不几天，武汉报纸跳出大字新闻：“川中名将刘伯承突然失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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