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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作者: 陈石平 刘伯承的“死讯”——中央社的专利，只要国军还在打仗，就要不停地播！播！！播！！！ 战争是个变幻莫测的怪物，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捉摸不透。 这不，几个月来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国军与共军杀了好几个回合，孰胜孰败，孰赢孰输，各自心里都有数。可是，国民党的中央电台却天天广播“国军屡战屡胜”、“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更有趣的是，每隔十来天，就有“刘伯承仓皇逃走”、“刘伯承中弹殒命”、“刘伯承被国军俘获”的爆炸性新闻。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每一条好消息都像给国军不断注射的“兴奋剂”。尽管许多官兵不相信这些新闻，却有不少人亲眼看到“刘伯承”“狼狈逃窜”的镜头： 某村庄，凌晨共军突然撤走，遗留物品甚多，似仓皇逃遁。 土路上车马杂沓，到处撒满粮食、物品、还有文件若干…… 国军“王牌”第五军、第十八军的侦察官员见此情景，也按捺不住兴奋的情感，仿佛已经看到要把刘伯承、邓小平赶过黄河的景象。 其实，刘伯承早就看出了敌人妄想逼我连续作战的企图，决定走出一步退棋。他诙谐地说：“对发了疯的野牛，不能跟它角抵角。我们要机动歼敌。只须留几个小团跟蒋军周旋，主力要大踏步转移，到后面休整。” 一位参谋报告说：“对‘黄河小组’的美国人怎么办？” 所谓”黄河小组”，是由美国救济总署出面，以救援黄河水灾的名义来到中国的。刘伯承早就知道其中有不少美国人是专门替蒋军搜集情报的。他们经常以勘察地形为名，乘着吉普车到处乱窜，把地形、道路和我军军情通报给蒋介石。 “美国人？哼！”刘伯承轻蔑地一笑，若无其事地说：“他们是来搞‘救济’的，当然不能赶走。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跑，不要理睬。” 部队快速向北撤去。可战士们发现，这次撤退跟以往大不相同，指挥员不要求有整齐的队形，甚至要大家装得“狼狈”些。而刘伯承看到这人马杂沓，车辙混乱的状况，却露出满意的微笑。 “怪！”许多战士交头接耳，感到迷惑不解。有几个调皮的战士，竟然向刘司令员提出责问。刘伯承避而不答，反倒对三纵的指挥员说：“部队要走得再轻快些，要把大车翻倒放在路边，粮食也不要那么多，可以往地上撒……”。 这样一来，队伍里的疑问也多起来了。刘伯承司令员却依然满怀信心，一直朝前走着，还风趣地和大家搭讪说： “哎，前面到啥地方了？” “大名县。” “古时候这里是啥地方哟？” “马陵道。”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说：“对，前面就是马陵道。哪个来摆咙门阵’，讲一段孙庞斗智。” 战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应承。大家知道，刘司令员博古通今，深谙古今兵法，在马陵道讲孙庞斗智，其中必有用意，便一齐要求说：“请司令员摆一摆！” 刘司令员也不推辞，一面朝马陵道“败退”，一面讲起了几千年以前，孙膑用“减灶”示弱的谋略，诱歼魏军数万兵马，逼得庞涓自杀的故事。 果然，“黄河小组”的一些美国先生向蒋军送去了“重要”情报，说共军“狼狈北窜”，后方“十分空虚”。蒋军一听，鄄城一带确实没有共军，估计共军已由菏泽、巨野公路向濮阳、清丰北逃。于是，严令“王牌”第五军和第十八军火速挺进，大胆深入。 待敌军乖乖地钻进我军布置的“口袋”，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向西南进发”。 不到几天功夫，敌人所谓的“王牌军”全部被第二野战军分割包围。经过激烈的交战，共毙伤蒋军3000余人，俘获5500余人。战士们扛着战利品，乐呵呵地说： “马陵道上摆奇兵， 孙庞斗智又一轮。 先施‘拖刀计’， 牵住‘王牌军’； 再杀‘回马枪’， 全歼‘豆腐兵’。” 看来，播发假消息、假新闻也帮不了国军多少忙。像刘伯承这样九死一生的战神，压根儿就不把“死”字放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超凡脱俗了。所以，国民党方面不断报道刘伯承的死讯、伤讯。刘伯承则不断地创造惊人的战绩。真邪！ 当时，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曾针对敌人宣传机关多次造谣刘伯承将军负伤、逃遁，战死，作过战地采访，其中有一段报道如下5 “刘伯承将军总部浸润在紧张而冷静的气氛中，发电机的马达隆隆作响，街上电线纵横，通讯设备极忙碌，刘将军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以电话指示机宜，记者以‘中央社’捏造刘将军牺牲的广播稿出示，刘将军一笑置之，继续其电话指挥，他正创造一个惊人的战果……” 记者所指的“惊人的战果”就是即将开始进行的巨金鱼战役。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为配合伪“国大”召开后的声势，在南线战场伸出了两个拳头，准备与我军决一死战。一个拳头伸向苏北，以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指挥12个整编师（军），28个旅，分四路对华东我军进攻；一个拳头伸向豫北冀南，以郑州绥署主任顾祝同指挥4个整编师（军）、10个旅，分两路东西并进，向冀鲁豫我军进攻。两个战区由陈诚统一协调。 看国军的气势，是要打一个大仗。以挽回过去失利的面子，压制住共军的发展势头，看看这个阵式罢：向豫北进犯的是王敬久的整编第二十七军（辖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王仲廉的整编第二十六军（辖整编第三十二师、整编第八十五师）共9个旅，由东明、滑县向预北、淄阳、内黄进攻。另以整编第四十师一个旅和暂编第三纵队由安阳向冀南大名进犯。两路敌人齐肩并进，寻机与刘邓军主力决战。 敌在豫北战场的部署煞费苦心，顾祝同的目标是夺取平汉线上重镇、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以实现其打通平汉线的计划，兵锋所指却并非邯郸，而是绕道豫北，走了一个“）”字形。其企图有二：一是将我军压向豫北、冀南，与华北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协同，两面夹击我军，打开华北大门，尔后再拍兵东调华东战场。二是先置邯郸而不取，使我军有后顾之忧，背着保卫邯郸的包袱，不能远离邯郸，从而可抑留我军于黄河故道以北，割裂我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战略区的联系，配合徐州绥署苏北作战。 国民党战略家们的如意算盘是“一箭三雕”：打开华北大门；歼灭或抑留共军；打通平汉线。 乖乖！表面看来，老蒋的这一招着实厉害。可是，他那里晓得两个拳头伸了出去，却敞开了鲁西南这片胸膛，为其最后失败埋下了伏笔。 管他呢，国军还有几百万人，有美国老板，怕谁？！干！11月28日，国军由两门镇、滑县北犯。12月上旬，进至豫北濮县、清丰、内黄一线，并向冀南大名推进。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这次进攻，迅速扭转战局，并抑留该敌于中原地区，使其不能东调华东战场，决心集中力量于豫北地区寻机歼敌。刘、邓首长率二、三、六、七纵队同这批敌人周旋了20多天，曾几次准备好战场，拟在淄县、清丰、南乐地区，寻机歼灭王敬久集团一部，但终因该集团以数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之连日下雨，地面泥泞难行，而没有打成，只是锻炼了部队的脚板，欣赏了马颊河畔南乐、清丰一带秀丽的风光。 当然，战争不是儿戏，打仗不是游览。尽管许多作家把革命战争史描写得轻轻松松，把刘伯承写得神乎其神，而实际情形却是严酷的。 12月中旬，敌人占领了濮阳、临漳、大名，离邯郸只有几十里地了，情况吃紧，我后方机关开始转移。 仗怎么打？战机何在？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所内，刘伯承陷入了沉思之中：“很明显，这样僵持下去，不仅不能抓住或制造战机，给敌以打击，反而使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陷于被动，遭到打击。” 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转到了军用地图上的鲁西南地区。突然间，刘伯承目光一亮，大声对站立一旁的作战参谋唤道：“马上把鲁西南敌人分布情况送来。” 不一会儿，作战参谋有条不紊地向刘、邓首长汇报了鲁西南敌人的情况。 “黄河故道以南的鲁西南地区，仅有敌方先觉部整编八十八师两个旅，位于徐州西北的金乡、鱼台、丰县地区，以防守徐州西北门户。敌整编第七十五师一个旅和第四区刘汝珍残部，摆在郓城、菏泽、东明、考城及其以南地区，护卫开封。敌暂编第四纵队两个支队分别在定陶、巨野守备。其余敌人多是地方土顽。” 说到这里，邓小平政委接过话来：“这个地区原为我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除一些县城外，广大乡村仍为我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控制。而且，这个地区是敌徐州集团和郑州集团的接合部，敌两个集团互有矛盾，协调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战略地位颇为重要，可直接威胁陇海铁路和徐州，我军一旦有所动作，敌人恐怕坐不住了。” 说完，刘伯承、邓小平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已定下一条妙计：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敌进我进，插入敌人纵深薄弱要害之处。” 正当紧要关口，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给刘、邓首长打来电报： “华东主力在宿迁附近已获大胜，第二步准备西进，进逼津浦与徐州。”这次华东大胜，就是12月13日至19日陈毅、粟裕组织指挥的宿北战役，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2.3万余人，击毙敌师长戴子奇。毛主席指示刘、邓：“如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祥）、巨（野）、金（乡）、鱼（台）、成（武）等地，调动五军、七十五师而歼灭之为有利。” 最高统帅部和刘邓的意见不谋而合。于是，刘、邓大军开始向鲁西南疾进，千军万马如同一把尖刀插向国军敞开的胸膛。 刘伯承是位举轻若重，远虑深谋的战略家。但是，每当作出一个新的决策后，便显得格外轻松、坦然。进军路上，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讲起了“围魏救赵”的典故： “蒋介石重兵向我解放区腹地进攻，想侵占我们的邯郸。我军既不在冀北恋战，又不回顾邯郸，而是大胆向敌兵力空虚的鲁西南进攻，威胁徐州和陇海线，逼敌回援，这不正好是‘批亢捣虚’‘直趋大梁’吗？这样既可救邯郸，又可牵制在中原的敌军，这就是我和邓政委的作战决心。” 战局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刘伯承的预言，在我军南线强大攻势和陇海线、徐州之敌告急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将进攻豫北的王敬久和王仲廉部撤至陇海线，邯郸之围得解。 中央社越是播刘伯承的“死讯”，人民解放军越是打胜仗；人民解放军越打胜仗，中央社越是频频播发“死讯”。这是1946年冬季中国战地新闻战的一大特色。为着传播正确的消息，戳穿中央社的谎言，新华社著名记者朱穆之、李普也频频出动，对刘邓大军作战地现场采访。 朱穆之去采访时，正值鄄城大捷后。自1946年8月以来，刘伯承亲率边区健儿，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纵横进退，所向披靡。总计蒋军在边区被歼灭者凡十三个半旅，二十一个保安团，被俘者有师长（原军长）赵锡田以下官兵四万余名。 加上鄄城一役，战果尤为可观。朱穆之趋赴前线某地访晤刘伯承将军，并转达新华社总社的祝贺及敬意。刘将军精神焕发，当即纵谈目前战争的形势。刘将军议论精辟深邃，又谐趣横生。 “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蒋介石六万多人”，刘将军微笑地说：“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记者写道：刘将军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巨野战役即为一例。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三师及四十七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重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刘将军认为目前此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举反攻的局面即将出现。接着，刘将军用冀鲁豫前线的变化来说明了这个道理。冀鲁豫前线的国民党军王敬久九个旅，刘汝明集团六个旅，孙震集团七个旅，共二十二个旅，其中被我歼灭者有刘汝明集团三个半旅，孙震集团七个旅，王敬久集团亦被我消灭约一万人。现存国民党军十五个旅，而其中八个旅也已被我所重创。刘将军说：“看蒋介石能有多少个八个旅，能有多少个六万人，如果他愿意，我一定还可再拿几个空城换得他的第二个九个旅，第三个九个旅，第二个六万人，第三个六万人。” 记者的报道也为刘将军的幽默所感染。“刘将军更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某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刘将军称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 刘将军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蒋军在冀鲁豫现仅残存的十五个旅中，有十个旅就被迫固守着十七个空城。仅余五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个个歼灭的危险就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进行作战。相反，我军因无防守城镇之累，部队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一个矛盾，国民党是极难解决的。这种形势最好的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分散，其攻势已达顶点，其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刘将军极深刻而又诙谐地说：“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与碉堡，都是我们最好的钳制部队，它们替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待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 记者就中央社鼓吹的“国军接连胜利，且采用‘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最新战术的”的消息提问时，刘将军说只有兵力十分充足，这种战术方能收其效果。但今日蒋军兵力已极空虚，一个月前蒋军主力第五军及整十一师遭受挫败后，东拼西凑，仅调来整七十五师两个旅的疲惫之师，以后即再无补充。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集中进攻，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御护漫长的补给线，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为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记者深为刘将军的坦诚与自信所折服，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刘将军承认蒋军火力颇强，但他认为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陷于无用之地。尤其蒋军士气很低，每次战斗，很多放下武器。因此纵有美式装备，也无法改变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至此，刘将军特别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军士气旺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将军特别赞扬守卫龙(土固)集的战士，他们以寡敌众，敌人进攻的火力虽有如一片火海，而他们坚守阵地达十一昼夜，始终未后退一步，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刘将军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必要坚守那一点时，我们是不可被攻破的。 刘将军在军事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早为中外所称颂，而他对每一个战役的指挥，英明远识，谨严缜密，尤为每一个将士所叹服。前线某高级军事干部说：蒋军作战，其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陈诚，毋宁说是刘将军。 1989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到新华社新落成的记者大楼，访问著名记者李普老先生。李老先生精神矍铄地告诉笔者，他正在写作一部《忆刘帅》的长篇专著，几十年来深入研讨刘伯承元帅的主要成果将收入其中。他一边找出有关资料向我介绍，一边侃侃而谈： “1946年冬天，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把我带到了刘邓大军。11月21日，我第一次访问了刘帅。然后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中工作了约近两年。 那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剿灭”共产党的军事部署，8月，最后揭下了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和平、进行军事调处的假面具，国内和平已经无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准备出上海版的计划，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11月，我被派到华东解放区采访，我和一位女同志从上海经南京、北京，飞到邯郸，准备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走到华东去。 日本投降以后，邯郸曾经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我们到达邯郸的时候，晋冀鲁豫中共中央局和军政领导机关又搬回了农村——太行山东麓的冶陶镇，属河南省武安县，在邯郸西侧约六十公里。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这里所说的将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正是我第一次访问刘帅的那一天，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讲到了这次战役，讲到了刘和刘邓。那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周恩来同志关于国共谈判最后破裂的报告，他刚从南京撤回延安。毛主席在会上说：刘邓19日已经开始反攻了。我们有办法。是半年到一年的问题。已经过了五个月（6月到11月），还有七个月。将来问题的解决，还是靠刘伯承，再打几个胜仗，事情就好办。今后半年到一年，再消灭它七八十个旅，两党力量就平衡了。达到了平衡，要超过它就比较容易。我们第一年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可以到外线去——安徽、湖北、河南和四川的一部分。” 李普老先生接着点燃了另一支香烟，两眼放射着睿智的光芒，一板一眼地强调说：“毛主席这样讲刘帅，显然绝不是指刘帅一个人，也不是仅仅指刘邓两人和那一支部队，而是指整个人民解放军，指还是只能靠武装斗争解决问题。不过，刘帅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和独特的伟大贡献，也是确凿无疑的。对于我来说，正好碰上这一天，却实在是太凑巧了。 我们登上一辆运载弹药的大卡车从冶陶镇出发，在大雪纷飞之中去前方，去刘邓野战军总部。 这次采访是不期而遇，我事先毫无准备。我们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大多充满传奇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那时我对刘帅的经历，仅仅知道在1927年南昌起义和后来红军的长征中，他是总参谋长。此外，日本投降以后，他和邓政委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了两次大胜仗，两个月之内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大规模进攻，对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点，我和当时重庆新闻界某些人一样，倒是多少注意到了。 第一次是上党战役。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9月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刘邓在九十月之交当头一棒，全歼了他13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那时候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这个又被称为《双十协定》、以“坚决避免内战”为核心的文件，实际上是这样打出来的。 第二仗是平汉战役。平汉铁路贯穿于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极力要占领华北，抢夺东北，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因此，他在这里下的本钱极大，晋冀鲁豫解放区又首当其冲，在10月间爆发了平汉战役。刘邓大军激战10天，全歼蒋介石两个军共2.3万余人，同时争取了高树勋将军一万多人起义。 蒋介石又一次全军覆灭，这才迫使美蒋认识到他还没有准备好，只得再施权宜之计。这样便出现了有美国政府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并作为主席的‘三人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出现了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两党‘停战协定’，然后出现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国内和平。 我们当然不能说当时形势的这种发展，全是刘邓大军这两仗打出来的。这种形势的出现，还应当归功于其他解放区军民的胜利，特别是首先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但是刘邓大军处身于自古以来号称‘四战之地’的这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它承受了当时极大的压力。迫使它打了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初的两次大仗，从而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些，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得这样清楚，只能说多少注意到了而已。现在再回头一看，如果这两仗没有打好，打败了，特别是如果刘邓没有当机立断，报经中央批准先打上党一仗，一开首就去迎击平汉之敌，整个形势的发展恐怕会是大不相同的。 那天刘将军不在总部，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果然，一次新的战役已经打响了。这就是滑县战役，又称濮（阳）滑（县）战役。刘将军同意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那是在抵近战场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们从总部前往，小吉普车的行程约近两个小时。 那是滑县战役的第三天，这次战役历时四天，共计歼灭蒋军两个旅，一万一千八百多人，其中生俘旅长杨显明以下八千多人。 刘将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走进村边他的临时办公室。大概是刚下过雪的缘故，房间不大却很敞亮。他站起来迎接我们。屋里生着一盆炭火，他叫我们一起围炉而坐。 我们也叫他‘师长’。最初，显然是受了同志们中间那种气氛的感染，同时大概也多少带有入境随俗的意味。但是经过这次访问，我就深深感觉，对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位老前辈，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了，越到后来，我对这点体会越深，至今回想起来更是这样。” 李普老先生欠了欠身子，掐指算了一下，说道：“那年他54岁，在刘邓全军各级领导人中，年事最长。他身材略高，微胖，显得很结实，比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年轻得多。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装，戴着棉军帽，动作矫捷而又稳重，果然气宇不凡，显出大将军的风度。他戴着眼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只见他脸上堆着微笑。这是那种慈祥的微笑，胜利的微笑。 那种慈祥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感到很亲切，竟像见到了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和我同行的那位女同志的反应尤其如此。我们竟没有很快提出事先拟好的问题，却像向家里的老人那样诉说起自己的心事来，说：我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不懂得军事，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后来谈话转入正题，当他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又冲口而出，问了一些很外行的问题。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解答，又一再微笑着鼓励我们说：‘不要紧，慢慢来，有许多事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他那语气使我感到他十分体贴人。当他鼓励你的时候，也不着痕迹。” “我们在指挥所交谈，可以听到前线的炮声，刘伯承同志仍是那么从容，好像手下的千军万马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操练和演习一样。”李普老先生告诉笔者说，“过去我看过不少历史书，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人物的传记读过不少，我从未见过像刘帅那样指挥若定的军人。” 感谢李普老先生把历史的镜头拉成近距离的特写，使我们探寻到刘伯承若干克敌制胜的秘诀。回到家里，我又翻阅了1946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其中有一篇《刘伯承谈蒋介石》，署名是新华社记者李普。文字不长，特录于下。 刘伯承将军以猛虎掏心战术打击蒋介石停战令以后的偷儿行为，四日之内歼灭了他一万一千多人。战役开始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允许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他穿着一套崭新的灰色棉军服，动作矫健，比我所见他的照片胖一些，而且大出我意外，比我预想中的他要年轻得多。他首先告诉我们这次战役的经过：蒋介石一面下令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侵占滑县一带的部队继续前进，相继侵占濮阳。“这是偷儿形式”，他说，“他想以他的停战令麻痹我们，可是我们不上当，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这一线从东到西是三个大据点，何冠三的河北保安第十二总队以朱楼为依托，江匣锋的一二五旅以邵耳砦为依托，杨显明的一〇四旅以上官村为依托，大家伸出手来向濮阳方向偷摸，各各伸展出来二十多里，建立了许多小据点。“我们打法也怪”，刘将军微笑着说，“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根朱楼、邵耳砦、上官村，一下子解决消灭了他们的旅部和总队部，俘虏了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和总队长何冠三。”他顿了顿接着说：“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就是不做人的事，要学《推背图》。”他提到这次在杨显明的旅部，得到蒋介石一个密令，停战令以后仍旧继续进攻，但是严禁发表战报。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他允许我们到战地去看看蒋介石的工事。“那是很坚固的乌龟壳，这就是蒋介石的乌龟战术。”他说：“我们固然不容易打进去，但是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我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资格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他说：“他这乌龟战术即所谓步步为营，另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从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这两套东西。从今年八月十日以来一百天内；我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了他十一个旅。第一次陇海之战，他是步步为营，我干掉他两个旅；第二次定（陶）曹（县）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我干掉他四个旅；第三次张凤集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这就是所谓翻过来牛皮楂，翻过去楂牛皮！”这是一句四川土话，和蔼的老人和我们一起大笑了。“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这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他说：“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的小子机动兵力，比如说吧，一比九已经太多太多了。你要卖国独裁剥削，非压迫人民不可，人民已经晓得反抗，你就更得加强守备兵力才能控制，否则人民就不听招呼了。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拿来守备，太不合算。同时，他们没有日本人强，日本人一排一班可以守个地方，而他现在规定一营人都不打仗。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白刃战是士兵们不“敢，夜战、野战呢，怕士兵们跑，士兵都是抓了来的，再好的飞机大炮也要人拿呀！谁来给你当兵。他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他一再地说：“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独立民主和平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都起来了，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制胜的根据。”最后，关于城市得失问题，他说，“这是很简单的算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他又为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老百姓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三个星期之前的鄄城之役时，鄄城有一个老头子问他的儿子：到底消灭了没有，怎么消灭的？儿子说：消是真的消灭了，旅长活捉了起来，他亲眼看见的，另一个老头子插嘴说：“这办法最好，东消灭他一股，西消灭他一股，等到他没人守城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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