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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作者: 陈石平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麦克阿瑟－“戈尔洛夫”＝Ｘ？ 当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介绍上述公式时，笔者惊奇地发现，这个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E张、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4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信息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当时，办军事学院，由于“我”情、“友”情、“敌”情等方面的因素，我军的军事教育，除坚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传统的教材外，大多数要借用苏联红军的教材、教程，这是历史之使然。如此一来，军事的翻译与介绍就成了学院教学的一个“自来水龙头”。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工作处于介绍苏联军事学术的“前沿”地位，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没有翻译，便没有借鉴，没有借鉴，便难以发展现代中国的军事学术。 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刘伯承强调军事科学要服从政治科学，明确要求军事翻译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中国军队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认为：“我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亦即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运用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军事翻译的任务，就是要沟通中外军事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融合中外文化的“基因”。因此，一定要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坚持为军事教学服务，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此，刘伯承提出了研究军事学术和搞好军事翻译应该遵循的工作方向是： 一、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 二、以毛泽东历来的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经验总结； 三、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以及美军的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上述三条是当时整个军事学院研究军事学术的方针，同时也是军事翻译工作的方针。刘伯承在大力组织翻译和介绍苏联红军各军兵种的战斗条令时，首先让译员、教员和学员领会这些条令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让大家从中体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体会苏联红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作战经验。刘伯承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因为它的作风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 为了帮助大家加深领会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各种条令的基本内容，了解现代作战的武器装备和诸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学院有计划地组织译员、教员、学员到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和其他技术兵种参观见学，了解各种舰艇、飞机、坦克的作战性能和特点。大家反映说：“我军过去的传统多是单一兵种作战，只算是‘陆林’好汉。现代作战需要陆海空三军协同，各兵种互相配合。刘院长把外国的情况介绍过来，联系实际进行消化，联系我军的实际装备进行未来作战构想，的确是看得远，抓得实。” 在翻译介绍苏联经验的同时，刘伯承极为重视发掘我军自己的经验。照他的话说，叫做“水已涨，船要高”。就是说，借鉴外军经验与发掘自身的经验，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辩证关系。只有在借鉴中发掘，在发掘中借鉴，才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不断提高我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水平。他在1951年1月下旬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指出：“毛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于军事思想，都有伟大的天才创造，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毛主席的这些创造，是最典型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我党最宝贵的财产之一。中国革命战争转变的每一阶段，都由毛主席预先给我们作好了安排和打算，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时，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我们军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现在又要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来转变了。中国人民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革命军人也就负起了新的使命——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我们担负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不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来考虑，不能不在建军传统与军事思想上来考虑。” 在论述建军传统的时候，刘伯承指出：“我们的步兵是历史最久有着优越传统的，我们的步兵在世界上应列为头等，它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在革命奋斗史中，表现了政治质量的优秀、训练教育的成功，而且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各时期证明了步兵的伟绩，‘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我们其他各兵种，也都是从步兵发展而成，因而步兵的优良传统，也发展成了其他兵种的传统。”“我们要建设各种新兵种，就一定要靠步兵作基础，一定要向步兵学习。我们今后军事建设的方向，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是将我们现有的世界上第一等步兵加上正规化与现代化的训练与装备，那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有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着这样优越的建军传统，又有现代化的兵器，又有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作先导以资学习，这都是使我们军队顺利转变的极有利的条件。” 为着继承和发扬我军传统，使“拿来”的外国军事经验能在我军传统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并逐步提高，向前发展，刘伯承提出发动全体学员，联系本军区、本部队的战争经历，总结和编写战例的活动。在具体安排上，将学员按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进行组合，成立战例编写小组，由战史教授会和学术研究室进行组织和指导，采用个人写作和集体讨论研究的方式，着重编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100多名学员共写出了82德战例汇编稿，其中包括辽沈、平津、淮海大战中的一些著名战役、战斗，还有太原战役、湘泸战役、兰州战役、粤桂边追击战斗和海南岛登陆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这些战例反映了我军作战的光荣历程，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力量和智慧，体现了现代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的基本状况。 当这些战例汇集起来以后，刘伯承细心地审读了每一篇稿件，并高兴地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他指示训练部赶快汇编成册，铅印出版，发给全院同志学习。并当即挥笔写下了“战例汇集刘伯承题”八个字，作为封面。《战例汇集》一共出版了四集，书中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经验，这样就进一步充实了教学内容，也促进了军事翻译工作的不断进步。 在借鉴和介绍外国军事经验时，刘伯承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始终将目标对准我国当前战争的“热点”，着重研究当前敌国的作战特点和规律。他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更重要的方法是有的放矢，就是准备抵抗和打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侵略。”他要求负责训练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要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朝鲜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十分关注，当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刘伯承根据军委指示，首先选调40多名学员到朝鲜指挥作战，直接观察和接触美军，随后又调去70余名学员，如杨得志、秦基伟等著名将领，都是从军事学院出发开赴朝鲜前线的。 刘伯承指示训练部门，收集和整理美军作战特点和规律的材料，介绍我军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新鲜经验，印发各教研室和学员参考，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同时，邀请志愿军代表到学院作报告，介绍入朝作战的新鲜经验。他还嘱咐从军事学院入朝的志愿军将领与学院建立通信联系，随时通报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将前方来信选登在院刊《军学生活》报上，向全院教职工广为宣传，以促进教学研究和军事翻译工作。1952年3月19日《军学生活》报曾刊登这样的编者按： “志愿军某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从朝鲜战场上给刘院长来信，报告在朝作战经验。经刘院长批示，将信中有关战术部分，整理出来，作为全院教学人员研究在朝作战经验的材料。材料中，首先告诉我们朝鲜战场敌我攻防的战斗形式逐渐在发展变化。即原来在战役间隙时期，敌我中间保持一个真空地带，现在是变为敌我面面相对恃的情况了。由于这一基本情况的出现，所以敌人在进攻上表现兵力火力特别集中，企图求得一点突破，以扩张战果；在防御上敌人一方面加强阵地工事，同时还大大加强其前沿的火器，企图以坚强的工事与浓密火力相结合的力量来阻止我军的突破，以确保它的阵地。在我军自己，处在新的情况下，关于防御阵地的选择，工程保障的设施，兵力与火力的组织以及反冲锋的动作等，均取得了新的战斗经验，在进攻中对交通壕的构筑与利用，步炮联合指挥所的组织，火炮的抵近射击，进攻开始时间的选择，以及纵深战斗中肃清敌人地堡的方法等都是最近取得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经验结合我们学院目前所学的战术来说，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我们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也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加强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通过一系列措施，刘伯承把军事学院的教学同现代战争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使紫金山下的校园同朝鲜半岛的广阔战场紧密联系起来。 1951年7月1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专门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引导教员、译员把目光放在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实际上。他指出：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5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它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早。因而志愿军体会到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这即是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军事基础上加速完成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工作，尤应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军事思想，克服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我们不要作《前线》剧中的“戈尔洛夫”；同时也不要丢掉自己战争史上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理论要与实际结合，教导我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自己的经验科学地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的指导。同样的，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可把它当作教条。我们必须把这一指示的精神用到军事科学的学习中来。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够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的无限的生动的威力。 在研究朝鲜的军事地理特点和我军后勤指挥和供应问题时，刘伯承讲到：“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高的，作战是英勇的，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的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曾有一个战士在某次肉搏战中刺刀戳到美国兵的胸膛上，但因为吃不饱没有力量而戳不进去。他们是这样的，我们应如何关怀他们，学习他们，研究他们的情况以支援他们呢？我们军事学院要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努力学习飞行队与防空兵器如何使用、如何组织，前送、后送工作如何实施，道路如何构筑，仓库如何设置，等等。 由于现代战争中军队众多，技术兵器复杂，需要兵器物资的大量消耗，因而后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今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后勤课。” 刘伯承还专门谈到军事学院在教学和科研中如何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结合，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要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协同作战，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负责学会。我们不但要负责学习，而且还要负责指挥打仗；不但能负责直接指挥打仗，而且还能负责作参谋工作；不但要负责指挥军队，而且还要负责训练军队；不但要负责前方，而且还要负责后方；不但要负‘杀敌三千’之责，而且还要负‘自损八百’之责；不但要负胜利之责，而且还要负未达到目的而暂时受挫之责。总而言之，我们要勇于负责并且负责到底。” 刘伯承特别要求学院在学术研究工作上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求各教授会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此后，军事学院又派出了三批规模较大的赴朝见习团，让广大学员到朝鲜前线，重上战地，实地考察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规模、样式和特点。当见习团陆续返回国内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编写了《朝鲜战地见习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当参战的志愿军学员归国后，他又指导他们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并及时把这些反映当代战争的特点的材料充实到军事教学和军事科研中去。 当时，学院的教材以及教学方法，主要来自苏联。在50年代初期，全党、全国、全军从上到下都学习苏联，大批苏联顾问（原来刘伯承建议叫“专家”，后来的文件仍叫“顾问”，各单位据此统一称呼）来到中国，军事学院就有一个较大的顾问团。当然，大多数顾问工作是比较好的，对军事学院的建设是出了力的。但在顾问中，也有人主张照搬苏联的一套。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借鉴苏联经验也必须以我为主，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为此，还多次与苏联顾问发生争论。 在一次制定战役想定作业时，苏联军事总顾问罗哈里斯基按照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提出“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先打集中强大之敌，然后再打分散的弱敌”。他认为，这样的打法可使强敌失势，其他弱敌便会望而生畏，不战自退。 刘伯承根据我军的作战经验，主张先打弱敌，并解释说：“你这套想法符合苏军的情况，并被卫国战争的一些战役所证明，不无道理。但必须注意我们中国的国情和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我军现在的装备还比较差，国力也不雄厚，只能采用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致胜，所以，我军的打法依然是‘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然后再打强的。”罗哈里斯基想不通，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刘伯承耐心地解释说：“现在我们都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让我们各自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吧。”后来，军事顾问又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他找到刘伯承说。“中国军队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未来作战的样式会有本质的变化。”刘伯承指出：“中国军队固然已经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也有了一定的武器装备，但这些条件绝不能构成未来作战样式变化的条件。我军建设的水平是和我国经济建设基础相联系的。离开我国国情，只看由社会主义国家支援的一些武器装备，就随便改变我军的作战样式，是极其有害的。”罗哈里斯基虽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仍坚持战役教学中要贯彻先集中打强大之敌的观点。 当时，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军事顾问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学一学再说。刘伯承却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军训练的方向，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负。这不单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我军建设向何处发展的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以跟着人家的屁股跑，否则，是要犯历史性的错误的。专家的工作由我来做。” 当然，刘伯承不是采取简单的办法轻易地否定对方的意见，而是用事实说服苏联顾问。他翻阅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战役、战斗，选择了20多个战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反复地、认真地同罗哈里斯基切磋、研讨。特别是重点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战例。在刘伯承的大量的有力的论证下，罗哈里斯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意见脱离实际，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最后结束争论时，他特地备了两瓶名酒，对刘伯承表示说：“刘院长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我虽然都是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学习过，但是我不如你，我只学习了它的原理，而你却把学习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是失败了，但这是光荣的‘失败’。从中，我认识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实事求是’。”刘伯承也举起酒杯，谦虚地说：“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苏联有苏联的实际，中国有中国的实际，离开实际的东西，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了。”最后，战役想定作业按照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拟定。通过这次争论，广大教员、译员和学员也受到深刻的教育。 刘伯承认为，军事翻译决不是两国文字的表层“粘合”，而要进行深层的发掘，嫁接两国文化的“基因”。他根据军事翻译工作处于学术“前沿”的地位和特点，给军事翻译工作提出了“要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任务。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有其自身的体系、规律和特点。在语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军事用语。刘伯承同志认为，军事翻译人员首先要懂军事。要懂军事，必须先钻研军事。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他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论述了军事翻译人员学习、了解军事，掌握军事翻译规律的重要性，指出：“我觉得总的问题是要提倡互相合作。 “譬如我们学校，是三大部分组成的，老干部、旧军人、知识分子。我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要把马列主义斯大林军事科学学好，就需要互相合作。 “对老干部，我说：‘把经验提高到理论’； “对知识分子，我说：‘你切合实际一点’； “对旧军官，我说：‘丢掉你的旧一套’。 “老干部有经验，而文化科学修养不够。知识分子俄文学得快，而缺乏军事知识。旧军官只有丢掉国民党军队的一套旧经验，才能学习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道理。这种情况，如果大家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就不好。” “对于我们学校的教材，我提出了八个字：内容正确，文字清通。这首先要懂得军事，懂得文字意义，彼此说话都能明确了解，不要发生误会事，有一个翻译；把敌人与我军都译颠倒了。或者把他不懂的删去不译，甚至把积极的行动误译为消极的行动。另外还有闹了一些笑话的，如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之类。‘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军事也不例外，有的日常用语不科学，如‘恢复疲劳’，‘疲劳’为什么要‘恢复’呢？应该是‘恢复体力’才正确。” 在谈到军事翻译人员应懂得军事的要求时，刘伯承借引了毛泽东的教导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事例，指出：“我们很多翻译对于政治、文艺都翻得很好，只是翻不好军事，因为他不懂军事。 “一个作家要写战争，首先要懂军事，要懂战争生活。不懂，就写不好，高尔基如果没有社会的基层生活，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毛主席早已指出过：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不了解群众生活，你就写不好；了解之后，必须加工，不然也写不好；不了解群众生活，就会闹笑话。 “要‘懂’，必须钻进去，要懂军事，也必须钻进去，如像你们懂文艺，就是由于曾经钻进去了，所以才能表达出来。不深入，就不能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 刘伯承还结合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颇有远见地提出军事翻译工作在新时期的要求。他说：“业务的‘万金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要在总的政治任务之下专门钻研业务的时代，以前，业务的‘万金油’随处可用，但什么病也治不好，现在我们必须学专业。学政治是共同的，任何人都要学，不学政治，工作就要犯错误，但如果不钻研业务，就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不精通业务，政治则变成了空的，业务钻研不深则政治认识也不会高明。 “有极少数翻译不太好，从字面上随便翻译并不了解学术内容。有时甚至张冠李戴。无以名之，我叫它‘毡帽翻译’。山西农民有一种毡做的帽子，里外都一样，翻过去能戴，翻过来也能戴，特别是扯它不烂。我们的学术工作不能像这种帽子一样。应该精通两国文字，尤其是精通军事科学，才能做好军事翻译。” 刘伯承的这些思想，对我国军事翻译理论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导作用。为了使翻译人员增长军事知识，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把翻译人员编入在职干部军训班学习军事，或轮流去步校集训，或到各系（班）旁听军事课。并且组织大家参加军兵种见习，参观各种军事演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军事翻译人员的军事素质终于有了明显的提高。 重视译文质量，重视译员的外文水平和中文修养，提出并完善军事译文质量标准，正确评价军事翻译的美学价值，是刘伯承对军事翻译理论建设的又一贡献。他曾经幽默地指出：军事翻译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翻译工作好比两国文字结婚，要生出漂亮的“混血儿”，不能生出“丑八怪”来。在衡量译文的质量标准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并且，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作出新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要求译文的内容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常常说：许多军事译文是要指导作战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译文中错一字，就会使读者（大多数是各级军事指挥员）产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达”——就是要求文字通达，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搔痒，使人扑朔迷离。 “雅”——就是要综合两国文字的表达特点，讲究辞章语法，要像行云流水，不枯屈辇牙，不文白夹杂。 为了提高翻译人员的外文水平，刘伯承指示南京军事学院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通过各种途径，为大家创造学习和深造的条件。如订阅外文书刊，聘请高水平的外语教授讲学，开办俄语译员训练班，让苏联军事顾问和翻译为大家补习俄语，或是派员到院外进修第二外语。他自己身体力行，借助留声机，并请教苏联顾问，猛攻俄文口语。 为了加强翻译人员的中文修养，学院还专门安排现代汉语讲座和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刘伯承亲自出席讲课，讲述中国翻译简史，介绍严复的翻译思想，讲解革命导师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结合军事教学，介绍汉字的结构特点，并提出用字要简，造句要短，选词不要生僻，不要艰涩，要照顾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准等要求。 对于部分译员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刘伯承同志总是严肃而又诚恳地提出批评，要译员们切实钻研中文，研究修辞学，他建议大家读《鲁迅小说集》、《鲁迅杂感集》等书籍。他经常说：“小说利于叙述，杂感利于论辩。如能多读《水浒》、《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从中体会出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知道怎样说出话来才能使别人明白。”为了给翻译人员做出榜样，刘伯承还利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译了一些较为难译的作品，交翻译室传阅，启发大家摸索军事翻译的规律，总结军事翻译的经验。 党必刚回忆说：“我们的老院长在三伏暑天，于紧张的野外演习之后，不顾疲劳，精心校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这样一篇长达数万字的稿子，给我们示范，他把我们叫到面前，深入浅出地指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指出原来译稿的缺点，要我们对这篇经他修改及部分重译的文章，很好地组织学习，领会其中用词、造句的风格，在以后翻译其他教材时，以此为参考。我们译员百余人，学习了之后，深深感到刘帅军事学识的广博，对原文了解的深透，文字表达的精确、生动、有力，欣喜有了卓越的典型可资遵守。” 在军事翻译工作上，刘伯承亲自确定军事翻译原则，统一军事翻译用语，为我国军事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军事术语是表达军事科学概念的语词，也是军事翻译的语词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军事术语不够准确，不够统一。加上当时翻译的教材中有一些外来用语，和我军历来的习惯用语不尽一致。另外由于军事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在使用上需要统一。刘伯承引导全院同志学习《恩格斯论术语的革命》。深刻领会恩格斯所讲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的论述。还组织大家学习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有关经典著作，提高大家对术语规范化和改进文风的认识。 军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它涉及的面很广，几乎横跨所有重要学科，每一个军事术语都含有一定的内容，要求非常严密。如果翻译有错或用语不当，就会弄错学术含义，曲解学术内容。为此，刘伯承把军语的审定与命名当作军事翻译的“基础工程”，并规定了三条确定译名的规则：“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的军语，尤其是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沿用，如不统一，则使之统一。”刘伯承认为，这一工作十分重要，没有军事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确地交流思想，也不会有准确的军事翻译，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指挥。同时，军事术语的改变，又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一个术语的兴废和改变，往往牵扯到军制、编制和组织上的重大问题，必须由统帅机关和专业部门统一掌握，任何人或任何部队都不得擅自改动和乱用。军事学院是学术机关，有责任把研究和确定的军事术语（包括军队标号）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使用。 当时，有人错误地认为，军事术语的统一工作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是挑字眼、抠名词一类的文字游戏。也有人对军事术语采取轻率态度，随意修改，造成用语混乱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刘伯承亲自带头抓军语的审定与命名。他把原来的“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和“工兵”；把含义消极的“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把军（师）以下的“反冲击”同集团军以上的“反突击”区别开来；他还参照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兵势》，将战役上布成的阵势即战役军团的兵力部署，称为“战役布势”，以便与军（师）以下为进行战斗所采取的“战斗队形”相对应，等等。 刘伯承就是这样，对每一个军语都要反复推敲，仔细斟酌，对不甚明了者，不耻下问，虚心求教。有一次，他对海军术语“破雷卫”的确切定义搞不大清楚，便去请教海军系主任林遵，林遵告诉他由两只军舰拖索破雷的工具就叫破雷卫，刘伯承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您是专家。从您这里我又学到了知识，以后还要向您请教。”又如坦克上的“引擎”一词，刘伯承曾多次求教于一位坦克专家，方才最后敲定。 对于初步确定的军事术语，刘伯承都指示有关部门到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并且从1951年4月30日开始用出版《军语通报》的形式加以公布，通告各系、各教研室等单位。在刘伯承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军事学院还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一书。该书收有两千多个词条，后来大多数被正式定为人民解放军军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同时，该书中的许多词条，被分别收入各种辞书，为我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进行军事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基准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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