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①〔九月十一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上仍用八路军的番号〕。原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及第七十四师合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十月二十三日，恢复红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保证顺利实现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的前后，罗荣桓首先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他组织编发了讲话提纲，派干部下部队搜集思想反映，他还亲自深入红四师第十团了解情况。在一个星期内几乎跑遍了每一个连队。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战士们都乐意向他说心里话：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同志，怎么能忘记！”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帽徽了，还有什么脸去见乡亲？”

罗荣桓耐心地听大家把话讲完，然后象拉家常那样，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说明大敌当前，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同时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最终目的。八月，正届建军十周年，中央发给每位红军老战士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很珍惜地把它戴在胸前，对同志们说，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整装待发的第一一五师，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和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以及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和几个直属营。全师共1.55 万余人。

八月二十二日，林彪、聂荣臻已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第一一五师在三原县云阳镇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罗荣桓带领指战员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八月三十一日，罗荣桓率陈光旅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由侯马乘火车北上。到原平车站后，已赶回部队的林彪、聂荣臻率主力继续北上，向平型关开进。九月下旬，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的指示①〔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阜平，属河北省，位于晋冀边界，在山西五台山以东。这里虽然是山区，但距平汉路不足七十五公里，由平绥路进攻山西的日军已离此不远了。受到国民党军队溃退的影响，这里早已是一日数惊，人心惶惶。罗荣桓一行一到，宣传队立即撒向街头巷尾，抗日标语写满了墙，到处都在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情绪顿时稳定下来。抗日景象生龙活虎，阜平面貌焕然一新。

九月底，中共北方局决定由李葆华、王平、刘秀峰等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王平到阜平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等嘱咐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可直接向罗荣桓请示。王一到阜平，罗荣桓便亲切接见，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在前面丢，我们在后面拣。你要向他要，他不会给的；可是他丢给了日本人，你再拣回来，他就不好开口了。不过，现在阜平的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跑。县长叫张仲孚，表面对我们客客气气，实际上极力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在东乡王快镇还住着国民党军队朱怀冰一个师。现在日军日益逼近，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共同抗日，可是腿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跑不跑就很难说了。”

罗荣桓建议，可以因势利导。就以当地士绅和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为基础，成立“动委会”①〔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利用这一合法阵地，大刀阔斧，发动群众。

“动委会”很快正式成立。王平当选为主任，张仲孚被选为副主任。罗荣桓派了十几名红军干部协助王平工作。他们分别到各个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不到一周时间，各区都成立了“动委会”，领导着全县人民的抗日运动。全县还组织了四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面对这一局面，张仲孚沉不住气了。他召集学生说：“到阜平来的是一一五师政治部，他们没有兵，在阜平待不长。你们要抗日，到王快投奔朱怀冰去！”

省委立即到罗荣桓处开会研究对策。罗荣桓建议召开群众大会，并请张“出席指导”。在这个会上，用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杨成武支队收复察南、骑兵支队在倒马关击退日寇等胜利消息不指名地驳斥张的无耻谰言。

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仲孚被驳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一行动又成为一次有力的动员。城区的义勇军很快由一个班发展成一个连。

十月十二日，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侵占了石家庄，张仲孚慌了手脚，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跟朱怀冰一道逃跑。张仲孚兼任县保安队的队长，手下有不少人和枪，还有一两万元公款。王平听到张准备逃跑的消息，急忙到罗荣桓那里去请示。罗荣桓说：“这个人留在阜平，成抗战之事不足，败抗战之事有余。要是他单枪匹马地跑了，也就算了，钱可以不要，但是人和枪不能叫他带走！”保安队队副比较进步，罗荣桓派人找他谈话，向他说明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政策，请他自己抉择。他立即表示坚决留下，并保证保安队一人一枪都不会跟张仲孚走。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张仲孚果然偷偷地跑了。但保安队大部分人留了下来。罗荣桓知道后，笑着对王平说：“跑了就跑了吧，死狗总是扶不上墙头的。没有县长我们派一个，管保比他干得强。我看，就由你当县长好了！”第二天，罗荣桓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当上了阜平县长兼保安队长。

十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师骑兵营发动突然袭击，解放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曲阳县城靠近平汉铁路，敌人在这里囤积的大量军用饼干、罐头，全部为八路军所缴获。

曲阳解放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统战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开进曲阳，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潘为曲阳县县长。

阜平和曲阳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八路军最早建立的一批抗日民主政权。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不久，八路军能否不通过国民党政府直接委任县长，建立民主政权，在一些党员思想上还是未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敢于放手建立民主政权，这除了因为他有红军时期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外，主要是对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有深刻的理解。

骑兵营继解放曲阳之后，又收复唐县，并一度打进平汉路上的定县城。他们在战斗间隙以班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到十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周围各县的义勇军已发展到四千多人。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留下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连，共约二千人，由聂荣臻领导，在晋察冀三省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机关“分家”的工作由罗荣桓负责。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他（罗荣桓）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

晋察冀军区十一月八日正式成立后，罗荣桓结束了在阜平的工作，率领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溯滹沱河西去，到达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可是罗荣桓无暇前往游览。他一到五台山就忙于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兵员。他听说东冶镇附近有个煤矿，立即派了一批干部去，一面帮助工人挖煤，一面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并且吸收了一批工人参军。

东冶镇西南面的河边村是阎锡山的老家。那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占地几十亩的高墙大院，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同河边村隔一条滹沱河的建安村，是徐向前的老家。他的亲属住在一幢破旧的小院里，生活非常困难。徐向前路过这里时，回家看过一次，掏尽身上的积蓄，只留下十块钱。罗荣桓到五台以后，特地叫宣传部的干事朱明带上三十块钱，去看望徐向前的亲属。

罗荣桓率政治部从东冶镇继续西行，拟从忻县过同蒲路，未成，又折返到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①〔今建屏县县城〕。

在洪子店，他会见了刚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负责人周建屏、刘道生和北方局代表栗再温等。一天，罗荣桓他们正说话间，脚登草鞋、身背斗笠，穿着红军制服的平山特委书记李德仲走进屋来。栗再温给李和罗荣桓双方作了介绍。一直做地下工作、大学生出身的李德仲握着久仰其名的罗荣桓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为了消除李德仲的紧张情绪，罗荣桓上下打量着他，问道：“长征时，你是哪一个方面军的？”李愣住了，而在座的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罗荣桓很诧异，忙问：“你们笑什么？”栗再温解释道：“他不是红军。”罗荣桓又打量打量李德仲，说：“你们看他这身穿戴不是红军是什么？”大家又笑起来，李德仲红着脸解释道：“我的警卫员是红军。斗笠和草鞋都是他给我编的。这身军装也是警卫员的，我只不过是借了穿穿。”在哄堂大笑之中，栗再温忍不住开玩笑说道：“他呀，是假洋鬼子。”罗荣桓也不禁笑了起来。为了不使李过分难堪，他也风趣地说：“对不起，是我没有搞好调查研究，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第二天，栗再温和李德仲向罗荣桓汇报了平山地下党的历史，然后请他作指示。罗荣桓在扼要谈了当前形势后，讲了军队问题，说：“……打仗要靠兵。我们的队伍总共改编了三个师，数量不多。但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我们到敌后去，队伍会逐渐扩大的。”他停顿了一下，用饱含深情的目光把栗、李等人十一扫过，又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一一五师人也不多，特别是缺乏知识分子。你们这里地下党的基础很好，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栗、李问道：“需要多少？”罗荣桓笑眯眯地回答：“百十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

当时，地方工作尚处在开辟时期，要动员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参军，并非易事。但是，栗再温、李德仲仍然表示，对抗日主力军的要求，一定尽力满足。半个月后，他们就输送了一百三十多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到一一五师。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一一五师的骨干。

一九三七年底，罗荣桓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师政治部从洪子店南下，经昔阳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西南洪洞县的马牧村与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

此时，聂荣臻已留在晋察冀。第一一五师政委空缺。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下同）发电报向中共中央反映：林彪屡次要求另派政委。罗荣桓仍任师政治部主任。

第一一五师由晋东北南下时，第三四四旅即划归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师部直接指挥的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政委肖华），下辖两个团：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政委吴文玉）和第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政委杨勇）。这两个团在平型关等战斗中伤亡较大。广阳战斗①后〔广阳战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至七日，一一五师和十二九师的部队，先后在山西昔阳以西广阳镇一带，连续伏击沿正太路进攻太原之日军的左路部队，共歼敌千余人〕，师部派杨勇带一批干部到晋东南扩兵。罗荣桓回到师部时，大批新兵已到。师部除把现有的两个团兵员补满外，又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团。由邓克明任团长，符竹庭任政委。

日军攻占太原以后，大举南进，一部西犯逼近黄河，窥伺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第一一五师向隰县、大宁一带开进。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第一一五师直属队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因部分人员穿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当地驻防的阎锡山第十九军的哨兵以为日寇来了，开枪误伤林彪。罗荣桓立即报告集总和中央军委。当日二四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同一天，在毛、滕发电前数小时，集总已决定，由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第一一五师的全面工作，实际上仍由罗荣桓负责。到一九三八年底，罗荣桓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

罗荣桓派人将林彪转送延安之后，即与陈光率领主力部队迅速进至蒲县至大宁公路一线，用游击战的“拿手好戏”，在敌人的侧后方，以营为单位，分散预伏在道路曲折、地形复杂的午城、井沟一带的若干个阵地上，此起彼伏地向敌人连续进行袭击。平均一天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两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转移到别处打。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连续打了五个昼夜，共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给猖狂西犯的敌人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稳定了晋西南的局势，为吕梁山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午城、井沟战斗之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过河东来。刚到大宁，便遭敌人拦阻。卫进退两难，要求第一一五师支援。罗荣桓派司令部侦察科长苏孝顺找卫联络，并派第六八六团三营前往掩护。第二天，敌人将卫部冲散。为了掩护卫立煌，第三营十一连指战员，在白儿岭顶住了八百多敌人的轮番进攻。已经脱险的卫立煌用望远镜遥望白儿岭，只见整个阵地都处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已成一片火海。他问在那里有几个团，八路军联络人员告诉他，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这个连完啦！”然而，这个连却胜利归来了，全连仅伤亡二十余人，得到师部通报表彰。卫立煌也不禁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他还对他的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还扛着梭镖，那么能打，唱起歌来也有精神。可你们垂头丧气的样子，象什么！”后来他特地送给八路军一百挺轻机枪，十万发子弹，表示谢意。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还曾同阎锡山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统一战线关系。为了支持阎锡山抗日，八路军总部在一九三八年初调拨了两个新建的连队编到阎锡山的晋绥军总部执法队去。行前，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康克清向两位连长交代：在晋绥军中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党的组织关系可向汾阳“牺盟会”内的党组织联系转接。

部队编入晋军执法队后，遭到司令陈宏棠的排斥刁难。陈诬蔑这两个连队是“赤匪”，扬言要予以“解散”，并拉拢一些人叛变。一时，部队思想很混乱。此时，八路军总部已东去太行区。连长邱金发便连夜赶到四〇里外的第一一五师师部向罗荣桓汇报，要求将部队拉回来，编入第一一五师。

罗荣桓听完邱金发的汇报后，耐心地说：“你们到晋军去，是朱总司令同阎锡山商定的。现在遇到一点困难就把部队拉出来，于统一战线不利，会影响我们八路军的信誉，不能撤回来。执行这项任务，困难肯定是不少的，甚至会遇到危险。你是红军老战士，又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办，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要提高警惕，防止反动分子的暗害。你们只要坚持下去，斗争得法，就一定会胜利。”罗荣桓还就如何巩固部队，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如何坚持合法的斗争，做了具体指示。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说服，邱金发进一步理解了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掌握了斗争的办法，愉快地返回部队。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他们整顿部队，向顽固派进行坚决而巧妙的斗争，终于保存了部队，胜利完成任务。

中共中央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的一项重要的行动是组建新军。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亲自出面邀请山西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进行此项工作。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接受了阎锡山的委任，在以共产党员作为骨干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基础上，很快组建了四个决死纵队（相当于旅）和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

决死第二纵队住在洪洞、赵城一带。这支部队发展很快，在短时间内，由三个团发展到十一个团，达二万余人。缺干部、少经验成为部队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陈光、罗荣桓率部转移到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师部与决死二纵队驻地相邻。罗荣桓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很关心。在十二月间，他便遵照总部指示，给他们调去一批干部。这时，他又将这个纵队的领导干部韩钧、张文昂、徐荣、郝德青等请到师部，商谈二纵队的建设问题。他说，你们的部队发展得很快，这很好，说明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但是军队是要打仗的，部队不但要多，而且要精。所以，我建议你们进行整军，部队要整编，不要怕编掉几个团，主要看部队有无战斗力，能不能打仗。在整军的基础上，抓紧进行军政训练，特别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官兵关系，加强部队的团结。

随后罗荣桓又请陈光、肖华和宣传部长肖向荣等，多次给纵队的干部上军事课、政治课，给他们讲解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具体地传授红军的建军经验。陈光还在二纵队住了半个多月，言传身教，帮助他们进行整顿。

在罗荣桓、陈光的具体帮助下，决死第二纵队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整军。他们首先整顿了组织，将十一个团编成八个团，共约一．五万人，使部队更加精干。团、营、连都配备了政治工作干部，排还配了政治工作员，部队从组织上得到了加强。然后，在一一五师派出的干部的具体帮助下，进行军政训练。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侦察、夜战、破铁路、攻碉堡等，学会游击战的战术；政治训练，着重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军政一致、军民一家、官兵平等等建军原则。

通过整顿和军政训练，使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红军的建军经验，受到了红军优良传统的影响，同旧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很快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抗日部队。

在一一五师帮助决死二纵队整训的同时，从延安抗大来到山西八路军办事处主办学兵大队的何以祥，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也到晋西组织抗日武装。他从学兵大队带来的十多个学员，都被各县要去了。他既缺人，又缺武器。一天，他带着晋西区党委的介绍信来请示罗荣桓，罗荣桓鼓励他说：

“人是不缺的，干部也不用愁。”

“在哪里呢？”

“不在我这里，在人民群众中间。你要去发动群众，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干部。”罗荣桓接着具体交代：“红军东征时，在汾阳、孝义、灵石一带撒下了一些‘种子’，有的党员现在隐蔽起来了，你要到每个村、每个区去找，恢复党的组织。在以阎锡山的名义建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很多进步分子，你要同他们取得联系。在阎锡山政权的县长、科长里头，也有一些进步分子，你要学会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同时还要做青年工作、妇女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何以祥从罗荣桓那里没有得到人和枪，但他得到了办法和信心。他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从秘密串连到公开活动，团结的群众越来越多。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阎锡山部队撤退时丢下的几百条枪，把新发展的游击队员全副武装起来。何以祥又去师部汇报，罗荣桓鼓励他：“你做得对，有了朋友，胆子就大了；有了群众，办法有了，枪也有了。”为了组建这支部队，罗荣桓还派一一五师的干部去传授经验，训练干部，派宣传队去演戏、慰问。又组织这支部队的新干部到一一五师学习。这支白手起家的晋西南游击第一、二、三大队，很快发展到二千多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十八旅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陕甘宁边区再次受到严重威胁。陈光、罗荣桓决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召集第三四三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干部举行作战会议，布置战斗任务。给决死二纵队第三团这支新部队分配的任务是看家，并向孝义方向警戒。随后陈光、罗荣桓即率第三四三旅把部队分散预伏在汾离公路的两侧，于十四日、十七日，分别在薛公岭、油房坪给敌人的运输补给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又于十九日在王家池伏击敌人后撤部队。三战三捷，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六十余件，击毁汽车三十余辆。

胜利归来后，陈光兴高彩烈地招呼决死二纵队三团的干部去看缴获的大洋马。他对三团团长曹诚说：“想不到这一仗打得这么便宜。早知如此，应该把你们也带去锻炼锻炼。”

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敌军头目，在战地拣到一份写有第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材料，便立即写信给杨勇转一一五师司令官。信上说，他们不惯于在山地打游击，约八路军到汾阳县三泉镇西的南阳村会战。这封来势汹汹的挑战书，恰好暴露了敌人的虚弱和无能，说明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三战三捷”刚结束，罗荣桓作为第一一五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判了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口号，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明了中共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具体变化的道路，再次强调了游击战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罗荣桓在十月十七日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通过汇报第一一五师一年来的情况，他着重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另一个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罗荣桓在发言中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在午城、井沟战斗中，采用小部队，利用若干个有利的阵地，此起彼伏地连续打小仗，消灭敌人的情况。罗荣桓谈到，有一个排，为牵制敌人，在一个阵地上坚守了两个小时，然后悄悄转移阵地。向该阵地倾泻了二百多发炮弹的敌人竟未发觉。我军用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收到了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他说，在井沟战斗中，敌人死伤近五百人，我军伤亡不超过一百人。他用这些生动的战例，说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荣桓在发言中直率地谈到，由于部队改编时一度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加之一一五师政治部又在较长的时间单独行动，远离部队，而且有大批政工干部调到地方工作，因此，使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所滋长。他汇报了一一五师到晋西以后，克服政治上的麻痹情绪，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他建议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基本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曾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五〇五页〕

“派兵去山东”，这是中共中央早有酝酿的战略设想。

山东，背靠中原，面临渤海、黄海，南接江淮，北迫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十五。三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在山东沦陷之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①〔位于胶东文登县东部〕、黑铁山②〔位于长山、桓台、临淄交界处〕、鲁东③〔指昌邑、寿光地区〕、徂徕山④〔在泰安市东南〕、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到六七月间，已达四万人。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一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支持的情况下，由党领导广大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与发展起来的较大的武装力量。在这支抗日武装的控制下，初步开创了大大小小许多块抗日根据地。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开辟的，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而山东却是由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点。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杂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小股武装共达一五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起义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一九三八年四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发展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第十二九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四八位干部发展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便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与此同时，中央和集总又决定调第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他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随肖华前往。其中有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和第三四三旅政治部的周贯五、王辉球、王叙坤、刘贤权等共约一百余人。

肖华出发之前，罗荣桓和他谈了话。罗荣桓指出，冀鲁边区位于天津以南、老黄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河北和山东沿海地区，处于敌后之敌后，威胁到天津和津浦路，敌伪和国民党都要和我们争夺这个地区。那里已经有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需要整顿、加强，提高他们的战斗力。那里还有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杂牌部队，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也有向那里发展的动向。他要肖华做好思想准备，在敌我友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到那里去打游击，过艰苦的斗争生活。

九月二十七日，肖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县，旋即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曾国华的永兴支队编为第五支队，冀鲁边区地方抗日武装编为第六支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调到鲁西北，后又经泰西转往鲁南地区。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其后方，用以对付共产党。与之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对共产党、八路军制造摩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去山东已经刻不容缓了。中共中央决定派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去山东湖西地区。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十二月间，朱德，彭德怀按照上述电报精神向陈光、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第六八五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十二月间，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①〔该支队活动地区包括河南省夏邑县〕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也于十二月二十日晚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②〔在晋西还留下一个由补充团扩编的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政治委员林枫（兼）。〕。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白雪皑皑的绵山，于行军途中迎来了一九三九年的元旦，到达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特地到第一一五师驻地看望大家，给干部作了形势任务报告，还应罗荣桓之请，为一一五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总司令留他们吃饭，亲自下伙房，抄起菜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第一一五师归还第二战区建制，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指挥。

对蒋介石的无理命令，只有置之不理。派第一一五师到山东，属于“先斩后奏”，这时就需要一个代号了。恰好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谈判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第一一五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翻太行山，过平汉路，然后直插山东。

部队出发前，罗荣桓将一只小皮箱交给政治部的秘书杨永松，对杨说：“箱子里的东西你可以看，但千万不要搞丢了。”杨永松掂了一掂，箱子很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瓶药和几本书，便空空如也。书中有一本是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本红军大学印发的、纸质很差、印得模模糊糊的讲稿上，罗荣桓多处圈点批注，书角已经起皱，看来他已阅读多遍了。在此书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将其作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出发点。这本书对罗荣桓的思想影响极大。毛泽东所阐发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罗荣桓终生信奉不渝，把它作为一切行动必须遵守的原则。

部队出发时，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看望。二月十四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都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让即将到前方去的丈夫给孩子起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匆匆赶队伍去了。

罗荣桓赶上队伍后，一直东进。东面，是敌人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后方去。给孩子取的这个名字十分切合当时部队的实际。后来，第一一五师好几支部队都曾使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

从晋西到山东约有三千里，途中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翻越了被戏称为雪山的绵山，还配合十二九师粉碎了敌人对山西辽县的进攻。这次进军曾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进军山东以后，罗荣桓就开始挑起开创一个地区新局面的历史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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