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一年起，和在华北各地一样，日军也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扫荡”。三四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七月至九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一九四一年八月决定：

“（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意见，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十月二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一一五师分别发出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第一一五师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干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处察看了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作了具体充分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一期间，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调动三个师团、四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五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五日晨，敌人分为十一路，在坦克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这时，第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①共二千余人就住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而战斗部队只有第一一五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一个特务连。

上午，敌人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最近的离留田七八里，远的不过十余里。八路军几个连分别把守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有一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有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陈光此时从滨海区养病刚刚回来，尚未进入情况，由罗荣桓主持讨论行动方案的军事会议。炕上摊放着军用地图，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陈士榘等都围着地图在沉思，大家都在思考，研究突围的方向。讨论了已经有个把钟头了，需要赶快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然而又不能匆忙决定，万一撞到敌人窝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人主张向东，想想又不合适，转而又主张向西，但仍然是没有把握。罗荣桓一直没有说话，他在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

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畑俊六②就在那里坐镇〔当时据情报，以为日军此次“扫荡”的总指挥是驻华总司令畑俊六〕。然而，罗荣桓的主张却是：向南！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东面，沂河、沭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到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手中。八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和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五十一军正在北沂蒙一带同山东纵队搞磨擦。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蒙（阴）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罗荣桓这一意见，乍一听出人意料，细琢磨，又非常合情合理，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于是，罗荣桓又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人叫到地图跟前，指出一条行军路线，从留田向南经张庄、高里，折而向西南，越过沂蒙公路到汪沟一带宿营。

罗荣桓等大家把路线记清以后，又详细交代了经过每个地方的注意事项。他对沂蒙山的地形要比对故乡的衡山洣水还要熟悉。哪里有一个隘口，哪里可以通炮车，都了如指掌，好像在他脑中有着一个大沙盘。

罗荣桓交代了任务之后，又给营的干部做了具体分工。陈营长和教导员带领第一、二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第四连居中，护卫机关。副营长带第三连担任后卫，负责收容。他要求战士的步枪一律压满子弹，上好刺刀，随时准备战斗。他又宣布行军纪律：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太阳落山，河滩上飘荡着雾霭。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的山头上的战士们可以看到敌人点起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嘶，此伏彼起。看来敌人颇为洋洋得意，以为“铁壁合围”已经大功告成，只待天明发起总攻了。

司令部等机关人员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集合完毕，前卫一连要出发了，罗荣桓大步走了过来，问道：“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一班。”宋连长和王指导员回答。

“哪一位是班长？”罗荣桓走到一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一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

“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政委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罗荣桓的话音一落，宋连长便立即回答：“一连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罗荣桓又检查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日本军用水壶取来递给回班长说：

“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罗荣桓这把水壶是部队从战场缴获的日军军用品。以后，回景和在战争年代经历过多次轻装，这把水壶却一直保存着。虽然油漆已经剥落，壶身也磕碰得坑坑洼洼，但是他仍视若拱璧。

罗荣桓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随前卫连出发了。一开始，他没有骑马，而是很安详地走着，不时同队伍中的指战员们打着招呼。他不像是带着几千人去突围，仿佛是去参加一次会议甚至像是去散步。大家看着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

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着侦察员走在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了进来。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腾挪闪避，迂迥穿插，一连越过三条大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阗，然而又悄悄避开了。

到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是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护山庄①宿营〔今埠山庄〕。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离临沂城只有二十五公里。

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

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对于劳累了一天的指战员来说，无疑是绝妙的催眠曲。

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在突围的行列中，有一个外国人，穿着八路军的制服，在夜间看不出同大家有什么差别。可天亮后，因为他深目高鼻，长相不同，就成为老乡围观的对象。

他叫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他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等人。一九四一年九月，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根据地，罗荣桓热情地接见了他。一一五师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让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希伯不干，他激动地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山东战场的情况。”

度过留田突围惊险的一夜后，他高兴得象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留田突围之后，罗荣桓获悉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敌人袭击，但情况不明而又联系不上。他感到十分焦虑①〔山东纵队机关十一月四日拂晓遭日伪军偷袭后，在南墙峪复遭敌合击，突围后已转移至泰山区〕。他与朱瑞、陈光等研究以后认为，如果第一一五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虽然自身比较安全，但根据地内部已无主力坚持反“扫荡”斗争，必将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因此，决定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七日，罗荣桓、陈光率师部和特务营北上。为了减轻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压力，八日，罗荣桓和陈光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领三连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接着，他又具体交代：“敌人在垛庄②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在蒙山北麓〕、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九日清晨，黄国忠带着部队到了石岚附近。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地点非常有利。东西两面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为了增加声势，黄国忠又把全营的号兵都调了来。一切准备就绪，单等着敌人来钻这个口袋。

战士们忍受着寒冷的侵袭，冒着细雨，埋伏在岩石后面，等了将近一天，一直不见敌人踪影。黄国忠等正在考虑是否撤回去时，通信员送来了罗荣桓的指示，要他们坚决等下去。

黄昏，雨停了。大家等得正心焦，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嗒嗒的马蹄声，敌人果真来了。

毫无戒备的敌人，带着抢掠的牲口、物资，队形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地走来。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战士们趁势从山上直扑下来，不过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指战员们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迅速转移。

第二天，沂蒙中心区的日军果然纷纷外调。于是，罗荣桓等又率师部并调驻在滨海区的山东纵队二旅一个营挺进东蒙山。此时，罗荣桓看到的沂蒙根据地已被敌人的“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据统计，人民群众三千余人惨遭杀害，被抓壮丁一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数计。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四分之一，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都成赤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敌人在这片废墟上安炮楼、修公路，又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这时，八路军如不重返沂蒙山区，这一地区就会沦陷，胶济路以南各根据地都将更难坚持。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要“打掉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于是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陈光率部在沂蒙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同敌人兜圈子，于二十一日经过岸堤，二十六日经过马牧池，到达安保庄。途中在李家峪和西北村，又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两次合围。沂蒙区群众看到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受到很大鼓舞。

罗荣桓丰富的实战经验，卓越的指挥艺术，在反“扫荡”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他遇事沉着，机智果断，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师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罗荣桓亲自指挥特务营抗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途中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照这个速度，不等部队过完，敌人就会追上来。罗荣桓望着滔滔河水，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对他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

这时已经立冬，侯向之从冰冷刺骨的河水中一步步趟过去。罗荣桓看着侯向之到了彼岸，马上下命令，整个部队全部徒涉。部队很快就过了河。然后，罗荣桓命令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但保留了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吧。

罗荣桓从不轻敌，也不靠侥幸，总是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与敌“不即不离”。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庄，罗荣桓就率部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的开水还是热的。

罗荣桓经常告诫大家，对敌情不容有任何疏忽，一丝一毫的疏忽往往会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二九日，师特务营与山东纵队二旅那个营，攻击孙祖北面绿云山的日军。为了防备敌人增援时机关受损失，师部、分局和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然而敌人正在那里布置一个准备合击八路军的包围圈，可是在那一带活动的抗大一分校尚未发觉。他们报告，未发现敌情。于是，在三十日拂晓，机关的大队陆续开了进去，结果误入敌人的合围圈，受到敌人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第一一五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殉难。罗荣桓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极为沉痛，他与朱瑞、陈光等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时失散的人员。幸好，分散突围的同志绝大部分都安全地回来了。

十二月初，“扫荡”的敌人陆续撤回。在陈光、肖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了山东全盘的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向东面滨海区方向去的敌人，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二旅一个营，与罗荣桓失去联络。这时，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和警卫员及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道：“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罗荣桓率领大家直插沂、沭河中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和他们打招呼，罗荣桓也叫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夜幕垂落以后，安全地到达了滨海根据地。

持续了五十多天的反“扫荡”，在年底胜利结束，八路军给“扫荡”的敌人以重大打击，坚持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很大的胜利。但是，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主观原因则是在工作中存在一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和集总。

罗荣桓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在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谁，因而在反顽斗争时忽略了对敌人的注意。

罗荣桓等指出：“在此次沂蒙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中央军委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罗荣桓等还指出了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群众工作薄弱而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凤，罗荣桓从一九四一年四月起曾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没有得到重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建议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展开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一九四一年五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一九四一年一至四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毛泽东二月四日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毛泽东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分局、一一五师和山纵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统一。

三月十八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五旅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率部队护送他们穿越敌伪军的好几条封锁线，罗荣桓派教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四月十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一落脚，他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的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和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很多材料，并从当地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抗战开始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报告。他首先肯定了抗战开始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敌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我们在山东立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在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

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我们在山东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先机①〔先机：当时的常用词，指能够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时机〕。而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还指出了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这个报告，采纳了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拥护。

随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等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报告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对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到胜利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四年工作总结之后，为了转变山东的工作，需要抓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军事领导，贯彻执行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方针，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对友军的疏通团结和对顽军的反“磨擦”斗争，还要开展整风，进行大生产，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这些都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贯彻。而当时首先要处理的是“抗敌自卫军”的问题。

对此，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依据上述原则，四月间，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十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六月十八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七月十三日，“抗协”山东省会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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