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九四三年的作战，到一九四四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渤海、鲁南地区已从极困难的形势下打开了局面，基本上改变了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鲁中、滨海、胶东地区也有了很大发展。一年来共解放了一。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已恢复并超过了一九四〇年的状况。

此时，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绵长，兵力严重缺乏，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已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在山东，日伪军于交通干线、战略支点和工矿资源区，共配置了四七处重点。为了力保这些重点，日伪军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即开始收缩兵力。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以东地区，日伪被迫放弃据点二百六十四个、碉堡三百五十三个。连同八路军用武力攻克的，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共收复日伪据点八百多个。在山东的日军还有二。五万人，比一九四三年初减少了五千多人，数量降低到抗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伪军却由于国民党部队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荣子恒等部先后投敌而大量增加。伪军多，是抗战时期山东的一个特点。后来，罗荣桓回忆道：“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的整个投降，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这是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①〔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自李仙洲入鲁失败后，仅剩下六万人左右，大小共二十一股（其中千人以上的十二股）。八路军对他们已取得了优势。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与敌人保持秘密的联系，配合日伪的“扫荡”，向八路军进攻；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中心，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他们所驻地区民穷财尽，群众对他们十分痛恨，反抗日益强烈。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罗荣桓及时向他们敲起了警钟。

一次，《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一百期的纪念会上，罗荣桓讲话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须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可以看出，这是经常在他脑际萦回的一个大问题。一九三九年，罗荣桓就提出要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阻止李仙洲部入鲁，以及以后发动一连串攻势，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科（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好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对人民的进攻准备好山东这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准备好强大的自卫武装力量。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四月五日来电亦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卫。”他说：“……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敌人，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主义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敌人有力量进攻正面①〔指一九四四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为了适应反重点主义斗争的需要，罗荣桓要求加强武装工作队的作用。他认为，新的斗争形势给武工队提出了新的任务，武工队要成为在敌占区内生息和发展力量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不仅要起战术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它的战略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了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规定了武工队今后的任务与斗争策略。

会议针对敌之重点主义，决定加强配备在铁路两侧、在大城市近郊、在矿山和各种资源地区活动的武工队。

会议提出，不能把武工队当作一般地方武装使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把对敌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一致对敌，继续巩固与大量发展伪军、伪组织中的进步势力和党的工作。在军事活动上，要提高对敌之兵站、仓库、经济团体、交通部门、重要机关等的破坏能力，敌人“扫荡”时，要主动地以自己特殊的活动打击敌人。作战时，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如袖中匕首、怀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

会议期间，罗荣桓到会讲话，对各地代表倍加勉励。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鲁中泰山第一武工队、鲁南峰（县）东武工队、滨海第四武工队、泰山区孙齐武工队、胶东南海第一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三八人。这些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创造了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

罗荣桓提出，在有利的形势下不可麻痹轻敌，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保守。他认为，在军事上已有可能扩大攻势作战，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

罗荣桓制定的山东总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之孤立的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罗荣桓提出的攻势作战原则是：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因为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未变，仍要坚持以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为基本方针，注意隐蔽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回旋余地扩大，求得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罗荣桓说明了当前所要求的运动战，不是一般的运动战，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要保证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需要的兵力，又不能影响到分散坚持一些地区，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个时期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各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主力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局部的敌人。但从山东全局来说，经常还是要有四分之三的兵力，担任分散坚持地区的任务。

罗荣桓指出，战役攻势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一）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二）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三）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①〔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依据上述原则，罗荣桓在一九四四年指挥山东部队发动了一连串的战役攻势。这些战役攻势事实上成为山东实行大反攻之前的局部反攻，是大反攻的前奏。

一九四四年的春季攻势在滨海军区揭开序幕。一月二十一日，在日（照）莒（县）公路上的重镇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了日伪军一部。

春季攻势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的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被打击，但仍有万余人的兵力。吴部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区，威胁着沂蒙区。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的领导人，反复研究了敌情。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临行前罗荣桓反复交代说：

“请告诉王建安、罗舜初同志：一、根据当前形势，这次我们可以组织比过去规模稍大的攻势作战，除鲁中的部队外，我们准备调滨海军区的第六团配合他们作战。二、这次攻势主要打吴化文部，其它日伪军的据点，暂时不要理它，以达到孤立吴部的目的。三、要争取以比较小的代价，去换取更大的胜利，因而一定要很好侦察，充分准备，严密组织。”

鲁中军区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六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六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三月二十五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开始发动战役。

吴部遭严重打击，于二十八日将其第六、第七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两点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外，以其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个大队，于三月二十九日分别从莱芜、临朐来援。

山东军区获悉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由于根据地连X 光机都没有，不仅无法治疗，连正确诊断都做不出，罗生特建议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不久，毛泽东又颇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二月八日，他来电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①然而〔《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二七页〕，当山东分局收到这电报时，罗荣桓已经出发了。二月二十七日，他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驻地后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他腹部有伤痕，去上海治疗确实冒险。于是，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四月初，他一回来就又投入了讨吴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指挥。

这时，日军东西两面共二千三百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八路军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进退迅速，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之日军终因未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于四月八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部队迅速发起讨吴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四月十五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之吴部第四十九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零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四旅六百余人（后又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境内的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四月十八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一九日夜，歼吴之总部大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二十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四十九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控制，整个战役即告结束。此役，共毙伤敌一千三百余人，俘伪少将以下军官三百二十三人、士兵四千八百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有生力量七千余人，占吴部原有兵力六十％以上，攻克重要据点四十处，重要山寨二十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三十多万。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为八路军所控制。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扩大胜利，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和保卫夏收，山东军区在罗荣桓主持下，在青纱帐盛起之际，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战役攻势。

鲁南军区首先发起了讨伐伪军荣子恒的崮口战役。荣子恒部原为东北军部队，后投敌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他们一贯积极反共反人民，摧残抗日力量，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是鲁南伪军支柱，其第三师刘桂堂部已被歼。这次战役主要目的是歼灭其第二师刘国桢部，解放其盘踞的崮口山区。五月一日，鲁南军区集中第三团、第五团全部及尼山支队一部，兵分三路，在其他部队掩护下，奔袭刘国桢部。是夜狂风大作，鲁南八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奔费县以南的天井汪，将伪第二师司令部重重包围，四日将其全部歼灭，刘国桢被击毙。荣子恒遭严重打击后，逃窜到泗水，五日，崮口山区全部解放。

七月十八日，鲁南、湖西部队及新四军一部，向微山湖东西地区之投降派周侗、申从周等发起反击，控制湖东百余里地区，重新打通了湖西与鲁南的联系。

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以十二个连的兵力，配合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武装及民兵，向广益公路出击。

这时，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一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之丰城。此前，王道部受日军歧视，在渤海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感召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悉后，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的工作。

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又是王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为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长，当肖华一九三八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领导。他曾去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作统战工作；还到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

牟宜之到达王道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堂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

经过半年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王部一千六百余人于七月二十日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任旅长。八月十六日，渤海八路军又攻克利津城，歼灭了伪绥靖军第八集团第二十七团，此役是渤海八路军首次取得城市攻坚战的胜利。

滨海军区发起了讨伐伪军李永平战役。李永平是诸城、日照一带的老土匪。一九四一年投敌，编成伪滨海警备军。盘踞于以泊儿镇（诸城东南）为中心的诸（城）胶（县）日（照）地区。滨海军区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起攻势作战，经过四天激战，歼敌七百余人，攻克大小据点四十余处，解放了铁山、藏马山以西的大片国土，控制了诸日公路大部及海（州）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一段，改变了滨北形势，巩固与发展了滨海与胶东的联系。

鲁中军区于八月十五日集中主力四个团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攻沂水城。至十六日下午二时，全歼守城伪军，俘伪县长牛先元以下八百余人，毙伤二百余人。随后，集中主力攻击由日军据守的中心炮楼。突击队连续爆破了五个碉堡，并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毙日军三十一名，俘二十名。这是鲁中军区首次攻击日伪军联合守备并坚固设防的城市，证明了鲁中八路军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攻坚战术已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山东军区设于济南、青岛等地的情报站纷纷报告，敌人正在全山东境内调动部队，其中有日军九个大队，还有伪军吴化文、荣子恒等部共一万余人，集结于莒县、日照、临沂、青口、海州等地，其中日照有六百余人已经出动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扫荡”。在得悉敌人上述动向后，罗荣桓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敌人的真实目的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领导机关。

这时，驻滨海区的山东军区与滨海军区、鲁中军区之间，都已架设了长途电话，罗荣桓吩咐参谋人员通过电话同鲁中、滨海军区的领导互相通报了情况。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倾盆大雨，道路泥泞，进入腹地后，怕踩地雷，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之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粮食都是从济南、兖州等地捕捉大批民夫挑来的，估计“扫荡”时间不能持久，应沉着冷静地对付敌人的“扫荡”。接着他又电告胶东和渤海军区，敌人兵力不足，捉襟见肘，要他们乘敌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的敌人，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八月二十一日晚十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罗荣桓摸透了敌人的脾性，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配合，其间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原则，回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天深夜，他们来到沭河东岸一个村子宿营。拂晓，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敌人插起话来，他们把“大东亚共荣圈”胡吹了一通，又对八路军进行漫骂。于是，肖剑飞便向他们宣传世界战争大势。这时，躺在隔壁房间休息的罗荣桓听到了，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用电话机搭上了我们的电线，在监听侦测。他命令肖立即停止同敌人对话，放下电话机，然后命令机关部队集合，准备转移。以往转移，都是在黄昏以后，这次，突然定在上午，参谋们都感到容易暴露目标，易被敌人合围。罗荣桓认为，即便如此，也必须马上转移，因为敌人可能已经侦测出通话一方是领导机关，并了解了大体方位和距离。如不迅速转移，必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也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回答：“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走了二十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经摆脱了敌人，才命令休息，支锅做饭。这时，侦察员报告：“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参谋们看着罗荣桓坚毅、沉着的面容，都不禁想到，如果早晨稍一犹豫，就可能遭敌合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敌人这次大“扫荡”，曾先后合击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莒县东南的十字路、三界首、坪上，日照西南的碑廓，赣榆西北的黑林等要点，但都扑了空，便只好对根据地实行“清剿”，破坏根据地后方建设，掠夺物资、牲畜和捕捉壮丁。为了挫败敌人的“清剿”，罗荣桓又适时派出一部分精干部队挺进内线，分别在莒县、日照边境地区，临沭东部地区及日照、赣榆沿海地区，在民兵配合下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人在滨海“扫荡”，山东其他各战略区在山东军区统一部署下，都抓紧有利时机，展开了秋季攻势作战。

胶东军区在八月二十四日攻克牟平南部突出的日伪军据点水道，并向蓬莱、掖县地区展开攻势，又于八月三十一日收复了文登县城，九月二日收复荣城县城，共光复国土五千余平方公里。

渤海军区自八月十九日发起攻势，继攻克利津后，又收复乐陵、临邑、南皮等县城，解放沾化除县城以外的全境，共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光复国土一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达四百多万，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过去被敌严重封锁、分割的地区，已变成了大片根据地。一九四三年是渤海区最艰苦的一年，时隔一年，形势大变。

鲁南军区也将滋（阳）临（沂）路、临（沂）枣（庄）路彻底破坏，断敌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滨海区的反“扫荡”，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他们收复国土五千平方公里，解放人民一百四十余万。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发动攻势作战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复敌占县城。但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因此，不能骄傲自满，应当不断研究敌人，要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新的胜利。 　　　　　　 　　敌人在山东各地连遭打击，在滨海便“扫荡”不下去了，于二十七日开始分兵后撤。

此时，山东军区电台已能掌握日伪军的一些通信密码，对敌人调动了如指掌。罗荣桓得悉敌人撤退后，立即命令鲁中、滨海、鲁南军区派出部队打击“扫荡”撤退的敌人，截击被抢走的物资和牲口。

九月二日，“扫荡”滨海回窜之敌一路，约二千五百余人，由莒县经沂水城北窜博山。鲁中军区以主力四个团，分别于沂水城西沂河两岸隐蔽埋伏。三日晨，敌分两路沿河北窜。左路是伪军吴化文部的陈三坎旅。行至陶沟地区，被八路军截住，激战彻夜，该股伪军一千余人全部被歼灭，伪独一旅旅长陈三坎被击毙。右路是日军草野清大队四百五十人，伪军五百余人，沿沂博路北窜，进入葛庄伏击圈内，鲁中部队与之展开争夺葛庄东岭高地的白刃格斗，刺死敌第五中队长冈田健以下五十余人，将敌压于岭下。黄昏，鲁中部队对部署稍事调整，即展开总攻，冲向敌人阵地又投入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最后退守葛庄西小岭上。四日下午六时，敌向南突围，鲁中部队沿沂河两岸平行追击，敌狼狈不堪，将大部分武器丢于河中，大部在渡河时被击毙。敌掠夺的牲口、物资也大都被夺回。是役，计毙日军三百余人（内有中队长三人），俘日军三十一人，毙伤俘伪军一千余人。这是继一九三九年八月梁山战斗后，山东的八路军在运动中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又一模范战例。罗荣桓下令嘉奖了参战的广大指战员。

山东根据地在夏、秋攻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这时已到延安的彭德怀：“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采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辟地区工作。”

对于北方局和集总的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十月十二日，他和黎玉、肖华致电各军区并报集总、军委，在报告了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后，指出：敌人“扫荡”滨海遭受打击后，尚在沉寂中，但敌人还是相当强大，可能更加慎重地对我发动大规模之“扫荡”。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克服和防止任何自满，以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电报还指出：为了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并求得更加巩固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应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各个根据地间的联系，使之联成一片。为此，“我应配合内线工作的成熟，选择……有利于我之时机，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彻底破坏台（儿庄）潍（县）路临（沂）枣（庄）段与诸（城）莒（县）段，造成对临沂之孤立。”

一九四四年冬季攻势的一个特点是，和军事攻势相配合，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争取大股伪军起义。十一月间，争取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莒县县城，就是一个突出的战例。

莒县是山东的大县，有九十一万人口，处于滨海区中心。西与沂蒙山区连接，东临黄海，向北连接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历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和南北运兵的要道。对该城城防工事，敌人经营已有五年多，守敌的分布是：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三十个中队，其中十六个中队驻城内，一四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至积沟（现属诸城县）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莒县人，原家庭贫苦，行伍出身，抗战初期曾与中共党员王东年共同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任旅长。莫后来脱离高部，在日军压迫下，当了伪军。一九四二年七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滨海八路军严重打击。当时莫正民为求得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系。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了对该部的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一九四四年三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等到八路军向日军发起攻击后，莫部的第二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的同时，捎带将莫部第二大队击溃，并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提出双方早有协议，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并进一步阐明局势，望其三思。山东军区又派这时已担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王道部政治部主任的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他不要三心二意，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但在坏分子耸恿下，莫还是犹豫不决。莫部中以驻井邱的第三大队长王介千表现最坏，曾捕杀八路军一名侦察员，袭击八路军一个区队。鲁中部队立即下令攻克井邱，沉重打击了第三大队，莫亲自带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认识逐步提高，态度好转，同八路军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很受感动。但不久，他又听到谣言说：七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其部队也被整掉了。莫非常关心此事，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他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还漂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四、六、十三团，鲁中军区第一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一旅和五个独立营、区中队、民兵各一部，约一万余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用炸药包炸掉了日军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健儿有的在起义官兵的引导下，从打开的城门冲进城，有的翻越城墙进入城内。黎玉、肖华、李作鹏随特务团两个营一起从南门进城。滨海军区第六团从东门，莒中独立营从西门进城。同时，一队队起义的官兵，臂上戴着写了“正”字的白袖章，排成四路纵队向城外涌出，人流中还押着伪县长、日本教官、顾问等。

县城虽破，但日军仍不投降。他们都龟缩到一个小围子里据守四个碉堡，负隅顽抗。经过长时间的围困和多次连续爆破，敌人的两个碉堡终于被八路军攻下，另两个碉堡的残敌，在增援之敌的接引下逃离莒县。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肖华嘉奖了参战部队、地方干部、民兵和武工队员，莫正民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的番号，莫正民任旅长。在王道、莫正民起义以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十七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在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海军共六百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投降后，山东伪军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战场。在山东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便在事先打击了蒋介石在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在莒县全境解放的同时，鲁中、鲁南、胶东和渤海军区，也都各自发起了冬季战役攻势。鲁中军区向南肃清了临沂城的外围据点，向北直逼胶济线附近。鲁南军区十一月十日攻克大平邑（现平邑县城），控制了泗水城至费县段公路，直逼临城、费县、泗水、滕县等城市，并接近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这两次战役攻势共歼灭伪军四千余人，迫使伪军三股近千人反正，使鲁中、鲁南两区完全连成一片。胶东的八路军十一月中旬粉碎日伪五千人的“扫荡”，十一月十四日，逼退栖霞城守敌，解放该城，烟（台）青（岛）路北段完全为八路军控制。渤海的八路军于十一月中旬在惠民以西地区，对投降敌人的戴镐东（原国民党鲁北军区司令）部的进攻发起反击，歼其三千二百余人。十二月上旬，又粉碎日伪五千余人的“扫荡”，打破了敌人重占利津城的企图。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冬季攻势结束后，罗荣桓在分局和直属队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势力高涨的一年，也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的战斗中，共歼日军四千八百余人，伪军五。四万人，争取伪军一。一万余人反正，收复县城九座，拔除据点一千二百余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万，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十五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三十七万人。八路军向着敌占城市交通线及平原地区发展，向北扩大了胶济线两侧的联系，向东延长与扩大了对海岸线的控制，向南渗过陇海路，牢固地保持了与华中的联系，形成了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的有利形势。

但是，罗荣桓认为，敌我形势的改变仍然不是基本的改变，敌人还是强大的，几万日军加上十八万伪军，他们在实行重点主义配备之后，仍然保有机动能力，能向我“扫荡”或报复，因此要继续防止自满和麻痹情绪。

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罗荣桓乘热打铁，继一九四四年发动了一连串攻势作战之后，又部署了一九四五年的春季攻势作战。

鲁南军区的部队于一月七日向西跨越津浦路，发动了南阳湖东战役，解放了邹县至济宁的公路以南、南阳湖以东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山东与冀鲁豫地区的联系。接着，他们又回师路东，于二月初发起了泗水城战役。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泗水城，打退了增援之敌，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击毙日军顾问、指导官三人，俘日伪军一千一百余人，缴获很多军用物资，同时争取伪第一团四百余人反正。至此，伪十军全部被消灭。泗水城的解放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鲁中、鲁南的联系，而且开辟了八路军以后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向津浦铁路进军的有利阵地。

鲁中军区三月八日发起蒙阴战役。经过三天激战，攻克蒙阴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毙伤伪军二百五十五人，俘伪县长、伪县大队长以下官兵九百五十六人，毙日军一百余人，俘日军九人。蒙阴城是敌人插在鲁中区的一个孤立据点。由于它逼近蒙山，对沂蒙山根据地威胁甚大，蒙阴一解放，从鲁中的泰山区、沂蒙区，南越蒙山到鲁南，使鲁中军区和鲁南军区完全联成一片，造成了山东八路军有利的反攻态势。

胶东军区在春季攻势中主要的进攻目标是赵保原。赵部原是山东国民党部队，此时打着国民党和伪军两种旗号，已成为与敌共存的兼桃部队。赵保原所辖兵力达一。八万人，长期盘据在莱阳东南以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和大小沽河一带。其部队与莱阳、即墨及许多日伪据点交错配置，互为依托。赵保原不但派有代表驻在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还设办事处于青岛、莱阳，经常以壮丁、牲畜、废钢铁、粮食等献媚于敌，对占领区人民横征暴敛，肆意屠杀，无所不为。广大群众对其投降叛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扶植，赵部已成为山东全区最大的一支伪军。

早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罗荣桓曾给胶东军区发电，明确指示他们应考虑胶东地区的前途，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赵保原消灭掉。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胶东军区集中五个团和五个营的主力部队附一个炮兵营，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终于捣毁赵保原的老巢万第，歼敌九千余人，消灭了他的基本力量。赵率残部南窜，投靠即墨之敌。这样，不仅胶东各分区扩大了联系，形成了大片根据地，而且在对日伪反攻作战时，解除了八路军的后顾之忧。

在此期间，滨海军区在粉碎敌人二千人的“扫荡”后，于二月二十一日，以一部攻克海头、小辛庄等九个据点，逼近陇海路和连云港。

经过春季攻势作战，沉重打击了山东日军制定的一九四五年一、二、三月份的“重点主义军事清剿计划”，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为以后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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