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时间一长，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准备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他对林月琴说：“一个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你在那个位置上，人家有事就请示你，你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情况，这会影响工作，还不如把事情交给身体好的同志去做，对革命对自己都有好处。何况，我专做政治学院院长，可以集中精力搞得更好一些。”当时只有五四岁的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终于提笔写道：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

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谭政同罗荣桓一样，从红军初创时期起，便做政治工作。他也是古田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指导下，经过广泛调查研究，由谭政起草的。报告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一九五五年春到总政任副主任。他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长期以来是罗荣桓的得力助手。

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即将开会，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后再说，便将信先压了下来。

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二十六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罗荣桓当选。二十八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月二日，彭德怀将罗荣桓的信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这两项提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罗荣桓辞去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职务后，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接触一点实际，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之交，他去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并顺便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衡山县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

一九五七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这一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在斗争中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也有罗荣桓所熟悉的人。

在反右派斗争中，罗荣桓强调划右派一定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他曾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右派是有思想体系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右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因为他的干预，政治学院少划了许多右派。

在总政治部所划右派中，最著名的是文化部长陈沂。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

陈沂在山东、在四野、在总政治部，都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罗荣桓对陈非常熟悉，他听说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陈沂虽然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所领导的全军文化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他还曾向中央反映了陈沂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陈沂仍然被错划为右派。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天，陈沂同他的妻子马楠一道，到罗荣桓家去。他们进门后，林月琴迎了出来，告诉他们，罗荣桓在楼上，请他们上楼。陈沂夫妇脚步有点迟疑。林月琴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上去吧，没有关系。他在等着你们。”

陈沂夫妇一进屋，只见罗荣桓象往常一样，正坐在沙发上沉思。罗荣桓听到脚步声，把眼光落到来人身上，马上立起身，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眼镜，带上，看了一看，缓缓地说：“是你们啊！”然后招呼他们坐下。这时，马楠一下子哭了。

罗荣桓摇摇头劝慰说：“不要这样。”

当时，陈沂划右派已经定案，罗荣桓作为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他虽有不同意见，却不能向陈沂夫妇说明，于是，便以向前看的态度，用鼓励的口气说：

“陈沂，跌倒了，再爬起来嘛！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他又转向仍在抽泣的马楠：

“马楠，你呢，要冷静下来，不要弄得两个人都陷了进去。”

听了罗荣桓这样讲，陈沂感到自己的思想包袱已经不那么沉重了。

“不过，你这个同志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古人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你只要努力，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可能因祸得福。”

听到老首长称呼自己是“同志”，听到他暖人心脾的话语，陈沂激动得连连点头。

后来陈沂始终将罗荣桓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铭记在心，成为鼓舞自己度过逆境中漫长岁月的巨大精神力量。

陈沂被分配到黑龙江一个马场监督劳动后不久，马楠也调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工作。以后，马楠每次进京去看罗荣桓，他都要留马楠吃饭，仍然亲如家人。当他听说陈沂每月只有二八元生活费时，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谈起此事，黄也认为这种作法不对。后来陈沂的生活待遇才有所改善。

一九五八年，陈沂给罗荣桓送来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白山黑水》。罗荣桓让秘书转告陈沂：“小说收到了。几十万字，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好了的，可以多征求一些意见。修改了可以出版嘛！”

这时，他又询问有关同志，得知陈沂仍未摘帽时，立即说：“怎么现在还不摘帽子，人家还要生活嘛！”

在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后，在中央领导人和罗荣桓等的关怀下，黑龙江省委给陈沂摘了帽子。紧接着，《解放军文艺》选刊了《白山黑水》的一些章节。与此同时，林月琴对陈沂的孩子说：“你爸爸的问题，罗伯伯说了，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摘帽子、定级、分配工作。第二步再甄别改正。”

一九六二年，总政已准备给陈沂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干部甄别改正。但是，由于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件事又搁了下来。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进而又提出“大跃进”。五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于是，便有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罗荣桓因为有病，没有参加上述各次会议，但是他十分关注这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那时，北京南面不远的徐水县，曾被称为“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九、十月间，成千上万的人涌到那里去参观学习。罗荣桓同贺龙、聂荣臻也结伴去了一趟。所到之处，他们看到村子里的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墙上都粉刷了白灰，上面写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有其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白菜。

他们来到幼儿园，只见一群为了迎接参观而穿上新衣服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欢迎着一队队参观者。当人们问他们吃什么时，便异口同声、象背诵似地说：“吃饺子、烙饼。”

罗荣桓一行也参观了可以看出是临时凑成的、里面坐着几位老大爷、老太太的“敬老院”。房里尽管打扫得很干净，床上都铺了洁白的床单，然而，四面萧然，缺乏居家过日子的气氛。罗荣桓离开这里时，对聂荣臻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第二年六月，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徐水之行说：去年九月份以后，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也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得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养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

罗荣桓还和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天津胜芳参观了据说是亩产二十万斤的密植高产卫星田。他们来到这一块将几十亩水稻集中移栽来的田地跟前，弯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风的稻棵，仔细观看了地头上放着的一排鼓风机和拉起的电灯。罗荣桓问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为什么要用鼓风机吹？”公社书记答：“不吹，空气不流通，稻子就会腐烂。”罗荣桓点点头，又接着问：“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罗荣桓直率地说：“那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旁边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笑了一笑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

这场不讲科学、不讲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很快露出恶果。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从十一月到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郑州、武昌、南宁、上海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中，罗荣桓出席了于十一月底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他表示坚决拥护会议重申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方针。他曾多次同聂荣臻、贺龙等议论，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由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左”倾错误来势迅猛，严重破坏了生产。因此，一九五九年春荒时节，农村形势很糟，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这种情况反映到部队，便在干部战士中出现了大量的思想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当时，罗荣桓已专任政治学院院长，他便亲自动手，到学院去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做形势报告和讲话。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八日，他共讲了三次。

当时，毛泽东已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做法；但是，这都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在讲话中也是首先肯定跃进，然后再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他在六月五日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便首先说：“一九五八年肯定是跃进。”然后说：“但缺点也不少，教训是很大的。粮食七千五百亿斤，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没那么多，根据各省核实、上报的数字，大致有五千多亿斤。按照五千多亿斤粮，也不致象现在这样紧张。”

接着，他分析了粮食紧张的原因。他说：那时以为粮食过了关，放开肚皮吃饭，吃了五个月，大概吃了一千亿斤。六亿人口，多吃几口饭还不容易，有些地方就吃空了。本来就有虚报，再加上吃了五个月，还有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到哪吃哪，秋收还未收好，如河南有五十％的粮食未收到手，所以即使全国有七千五百亿斤粮食也非紧张不可。

在谈到去年的教训时，针对浮夸风，罗荣桓讲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的地方，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所以毛主席说，要讲真话。”为什么会说假话呢？罗荣桓指出，“上面一要，下面强迫命令，再下面就弄虚作假。”他举了河南的例子，那里要求农民积多少吨肥料，搞不出来，农民只好挑黄土充数。

针对共产风，罗荣桓讲了所有制问题。他说：“农业方面基本是所有制问题，现在又恢复了自留地，小队、生产队都有部分所有制，基本恢复高级社一套。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

在六月八日政治学院速成系八、九、十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罗荣桓还联系到了历史上党内的“左”倾错误问题，他说：去年一听增产了多少倍，头脑就发热了。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头脑不要发热。过去王明、李立三他们看到革命力量有了发展，头脑一热，就搞全国暴动，结果白区损失一百％，苏区损失九十％。他认为，应当吸取历史教训，“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必须有科学分析的头脑”。

在一九五八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罗荣桓在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不赞成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同时也不赞成把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反“教条主义”的路线斗争，用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整人。

这一年五月间，以反“教条主义”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被错误批判的刘伯承（当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奉命进京，下榻于东交民巷八号四号楼，与罗荣桓比邻而居。罗荣桓立即前往问候，并与刘伯承亲切交谈。后来，刘伯承要求到大会发言，作自我批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高血压病复发。罗荣桓知道后，立即叫林月琴陪她去医院看病，同时让林转告汪，叫她告诉刘帅，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注意保重身体。有些事说一说就行了。这种事（指搞批判的政治运动）在我们这个党内是常会碰到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其中又以院校为重点，到处都在插红旗、拔白旗，政治学院也要反“教条主义”。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在政治学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课程已经停课，全院唯一的一门课是社会主义教育，即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章节设置若干专题，结合学一点马列的语录和报刊有关文章。这种学习，内容主要是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怎么谈得上教条主义呢？但是，全军院校“一刀切”，政治学院也得“反”。于是，“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对象。罗荣桓作为政治学院院长，立即出来说话，他亲自到政治学院了解情况，纠正了运动造成的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化解了这场“批判”。但是，这种内耗性的“斗争”仍没有完结。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在政治学院又围绕要不要在教学中“设置对立面”展开了争论。“设置对立面”，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口号。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一时间，这些“左”的口号风靡全国，压抑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些口号传到政治学院后，要不要在学员中“树立对立面”，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左”的观点盛行的形势下，不赞成者有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的危险，最后问题提到了罗荣桓那里。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明确指出：“学习中间要提倡自由思想。不要怕，有什么想法就讲什么。自由思想、辩论，要提倡。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存在，哪个问题都有对立面。但不要为对立面而去找对立面，不要这样提，就是提倡自由思想。首先提找对立面，谁也怕当对立面。这顾虑要解除。提倡自由思想，精神就舒畅些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获咎，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遭受批判。罗荣桓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泽东报告了罗荣桓的意见，然而未被采纳。九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荣桓作为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十二月，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担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出一名领导干部任工作组成员。①〔一九六一年七月，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任主任〕

民兵工作，既是我军的传家宝，也是罗荣桓的老本行。在军委民兵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是靠民兵起家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在两湖农民中搞起赤卫队。秋收起义，毛主席领导我们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军就是在赤卫队基础上搞起来的。以后，毛主席提出正规军、地方军、赤卫队相结合，构成了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有利形势。在江西中央苏区，又建立了少年先锋队，那时的少先队就是现在的基干民兵，成团成营地扩军就是靠赤卫队、少先队。抗日战争时期，民兵有了更大的发展，配合部队作战，独立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地方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民兵更普遍了，部队扩充兵员主要从民兵中来。日本投降后，我们在山东整编，很快就搞出了五十个团；在东北也搞了两批，一批五十个团，一批八十个团①〔两批实际达一百六十四个团〕，这些都是靠民兵搞起来的。”

罗荣桓这一段话，扼要地叙述了中国民兵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正是他本人从事民兵工作的经历。

罗荣桓分管民兵工作后，首先召集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和总政群众工作部长谷景生汇报情况，然后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主持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首先提出，要提高对现代战争中民兵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现代战争将是导弹与氢武器②的战争〔当时用语，即核武器〕，它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工矿重点、交通枢纽地区的破坏是很大的。我们对付这种战争，必须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而这种全民防御网，又必须依靠民兵。民兵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减少常备军，腾出钱来搞特种技术武器，培养干部，培养技术兵。至于战时所需要的大量的步兵，可以从民兵中动员，要多少就有多少。”“因此，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报告根据罗荣桓的意见提出，民兵工作应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陆海边防地区。后来，罗荣桓曾多次论及这一问题。他明确了民兵的战略布局和工作重点，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兵工作的重要发展，也是罗荣桓对民兵建设作出的贡献。

报告还提出了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问题。

罗荣桓接手民兵工作，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这时，民兵工作同其他领域的工作一样，也已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提出，民兵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九月间，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这两个口号虽然起到了激发广大群众爱国热忱和推动民兵建设的作用，但是它已被纳入大跃进这个大框框内，同当时提出的钢铁、交通、文教、邮电、卫生等一系列“大办”一样，浮夸色彩甚浓。庐山会议之后，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浮夸、说假话等不良倾向依旧盛行。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对此更是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到民兵工作。罗荣桓一出任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便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排除“左”的干扰，尽量减少其对民兵工作的破坏作用。

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六百个基干民兵师的任务。

组织基干民兵，罗荣桓是赞成的，一九六〇年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提出了把兵役制作为基干民兵升级受训的制度。他说：“基干民兵升级到部队，受训三年，退伍回到民兵中去。这两个制度结合为一体是好的。”罗荣桓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使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动员工作，虽然具体作法同罗荣桓说的不完全相同，但仍然是按罗荣桓提出的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思路做的①〔参看《当代中国民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十五页〕。

但是，他不赞成马上就组建六百个基干民兵师。在上述座谈会上他坦率地说：“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也可能会象邓克明同志②讲的〔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流于形式。”

二十六年前，罗荣桓在中央根据地任总政动员部长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就提出过“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口号。为了完成指标，许多地方或者以填花名册的办法来搪塞，或者强迫命令。结果编是编了不少部队，但水分甚多，流于形式。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不也同样如此吗？罗荣桓接着说：

“究竟怎样搞法，怎么分布，都要作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从生产，搞不好，就会象彭德怀所说的，会增加农村‘五多’③〔似指表报多、文件多、会议多、蹲在机关多、一般号召多〕，所以大家要仔细地考虑一下。”

最后，罗荣桓说：“现在民兵已提到战略地位。林总在上海会议上讲了三四个钟点，你们回去又给省委一讲，这就更紧张起来了。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现在，要求我们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要求我们广泛进行宣传。这种哑巴工作是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问题。”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推动民兵建设，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于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的在保卫海防、边防、保卫生产、维护治安的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兵代表，以及过去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老民兵、老赤卫队员共六一六一人出席了大会。罗荣桓在开幕词中指出，大会的任务就是为了要进一步调动全国千百万民兵的革命积极性，发扬民兵的光荣传统，发挥民兵组织的作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建设。他号召各地民兵要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开展体育活动。要求人民解放军应该更加关心民兵的建设，更积极地把自己的军事本领和优良作风传授给民兵。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推动民兵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是仍然在“反右倾”的错误轨道上滑行，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风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二。四亿，其中基干民兵有〇。九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一九六〇年十月，他对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一九六〇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开始恢复。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一九六一年四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他说：“主席提出‘全民皆兵’，这是一个战略口号，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形势下提出的。‘大办民兵师’也是主席提出的，是达到全民皆兵的一个具体措施，大办民兵师需要有个步骤才能作到。要大办，究竟怎样大办？弄到下边，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册就行了。”又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轰起来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有二。四亿，数字是假的。我曾说过四六开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开。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

他认为不应再把“全民皆兵”作为行动口号。他说：“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们的报告中还是强调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边就造假名册……。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搞几亿民兵，特别是在没有民兵工作传统的新地区……”他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县武装部搞几点，分区搞几点，省军区搞几点，大军区搞几点，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来。”

罗荣桓主张，把那些充满水分的、不切实际的数字坚决改正过来。但有的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大办民兵师是毛主席的号召。民兵不占编制、不发军衣、不吃公粮，多搞点没什么。罗荣桓说：与其大而无当，不如搞一点实在的。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为了把民兵的数字压下来，罗荣桓建议，提高参加民兵的年龄下限和降低参加民兵的年龄上限。根据他的建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五岁，女性公民压缩了一五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即减少了几千万。

自从主持民兵工作以后，罗荣桓就十分注意抓民兵工作的落实，要求抓重点，反对一般化、大呼隆的工作作风。在《中央军委关于民兵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工矿区，交通枢纽地区，边防地区和沿海重要岛屿。后来，罗荣桓对此又多次作了具体解释。

在城市中，他认为民兵工作应以工厂、学校为重点。他说：“城市民兵工作，主要是抓工厂、学校。工厂第一，学校第二，别的松一点也可以。”在工人民兵中，他又提出：“要以训练特种兵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乐部的工作抓紧，要运用国防体协这个组织去推动工作，要多搞滑翔、跳伞、划船、舢舨活动、摩托车赛跑，无线电训练也要搞，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对于机关、街道中的民兵，他认为不必强调。他说：“机关的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点意义，不要强调，也不必取消。一般地轰，徒然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得很。”

他认为，许多同志都有搞农村民兵工作的丰富经验，但对城市民兵工作，却是新问题。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老兵新传”，希望大家多总结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

罗荣桓关于全国民兵以城市等要害地区为重点，而城市又以工厂、学校为重点，在工厂民兵中又以训练特种兵为主的思想，减少了各地区由于实行“全民皆兵”乃一轰而起的大呼隆现象，从而使民兵工作能够比较落实。

为了抓落实，罗荣桓强调民兵工作要接受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服从生产，结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在视察部队时说：“搞民兵工作必须紧紧掌握一条原则：在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结合中心去开展工作。”他又说：“省军区就是省委的军事部，省军区要给省委当好参谋。省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的工作要跟省委、地委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他明确指出：“学校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提高教学质量，工厂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工业生产质量。学校和工厂的民兵工作，都要在不妨碍教学质量和工业质量的前提下去进行。”为了抓民兵工作的落实，他要求民兵训练的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业务。

一九六〇年四月，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民兵工作座谈会。罗荣桓在发言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民兵训练问题。他说：“民兵训练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不要妨碍生产，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结合国防体育，搞射击、滑翔、跳伞等比赛。学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组织野营。机关、企业可以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搞一些小口径步枪瞄准，用假日打打靶……如果光等集中起来搞制式教练，那样味道就不大了……农村可以利用农闲的机会，在县以下搞一点集会，一年举行一两次。”对于有些人民武装部门训练民兵时机械搬用部队的一套，占用生产、工作和学习时间过多、过长，有的甚至让学校停课一周搞野营，罗荣桓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样下去，民兵工作是不会落实的，做不好的。”他说：“野营活动也要搞小型的，搞一天、半天、几十分钟都可以，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又不影响群众休息。总之，民兵训练的方式方法要生动活泼，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搞些有实际内容又与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

罗荣桓坚决反对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六〇年，由于形势不稳定，有的地方干部群众关系比较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粮事件。有些干部就动用民兵来对待群众。对此，罗荣桓坚决反对。他说：“用民兵搞强迫命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抵制，坚决不执行……”“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是使用民兵、动用民兵，就是犯法。”

在这期间，在罗荣桓亲自领导下，民兵工作由于注意了重新认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工作，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因而民兵工作逐渐落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从而为一九六二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维持社会治安，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文学书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