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1930年4月至10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投入总乒力达100万以上。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7月13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叫聂荣臻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叫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李立三还要求各地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于是，刘伯承去武汉，聂荣臻到镇江。

聂荣臻带了两个人，一个叫伍云甫，一个叫涂作潮，是搞无线电的，拟打下镇江后用无线电与中央联系。

他们到镇江分别住下后，聂荣臻找到镇江市委书记，了解镇江情况。那位书记说，他们能够控制的力量，一是镇江兵营里有一点人，还有镇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间武装。这就是镇江起义攻打南京的基矗聂荣臻马上意识到根本没有条件，起义不能搞。

而这位市委书记，已被敌人盯上了。聂荣臻在旅馆和他谈过话后，上街买了一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当他回到旅馆，看到他住的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职业上的警觉使他明白出事了，立即转身走开。

他徘徊在街头，决心取消这次起义。天黑了，总要有个安身之所。他走进一家澡堂。镇江的澡堂是彻夜开放的，这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他在这家澡塘洗两个钟头，在竹床上躺一会儿，已经是半夜了，又换一家澡堂，再跳入浴池，总算挨到了天明才走出澡堂。外面细雨蒙蒙，他看看街上有行人了，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看到报上登出镇江市委被敌人破获的消息。他回想起昨日回旅馆看到的情形，感到真是万幸。他只要一步迈进那个房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上海，知道同去镇江的伍云甫和涂作潮俩人没有回来，他又返回镇江。好在事前有准备，很顺利地把他们接回上海。

他向李立三汇报了事情经过，说明镇江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李立三还不相信，叫顾顺章派人去镇江核实，得知市委机关确遭破坏，市委书记被捕，此事才算了结。

去武汉发动起义的刘伯承同样没有搞成，也相继返回。与刘伯承一起去武汉的刘云却牺牲了。聂荣臻八旬高龄时谈及此事还不无愤慨地说：“李立三那个盲动主义，简直是坐在家里想的，根本不去考虑条件，主客观的条件。

你不能这样嘛。”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向忠发做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做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做了政治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领导岗位，取消了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聂荣臻对这些都是深表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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