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也有蓬勃的发展。由于聂荣臻的一贯重视和大力支持，晋察冀建立了一支无限忠于革命事业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化工作队伍。他们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

说到文化工作，聂荣臻从红军时期起就十分重视。1933年在中央苏区，他曾参加《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话剧的演出。他还利用战斗间歇，亲自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①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当这位上海来的摄影记者向他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聂荣臻满口答应。以后他亲自批准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设立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1939年元旦，军区在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聂荣臻尽管事前已经过目，也挤在人群里再次欣赏。聂荣臻自己就是个摄影爱好者。1936年，他曾用任弼时送给他的照相机，在西安附近拍了不少照片。现在，他对沙飞、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①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沙飞、罗光达极为感动。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7月7日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地坚决英勇保卫看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板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更为可贵的是，众多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用生命和血汗的代价，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拍下了数以千计珍贵的历史镜头，成为晋察冀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最形象生动的历史见证。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聂荣臻的支持分不开的，因为他把摄影工作也看作是对敌斗争的一种锐利武器。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 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大文工团、联大文艺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前线记者团等文艺、新闻团体来到边区，以及边区自行成立的各种文艺单位，都受到他的热情支持和欢迎，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他的关怀和爱护。

《抗敌报》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英铅印的报纸。印数也①潘振武：《战歌春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56页。

① 1984年《中国摄影》双月刊，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5期，罗光达回忆文章。

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聂荣臻格外喜欢这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也格外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编辑、印刷工人及发行人员。他说：“邓拓办报是有功的。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因此，他送给邓拓一匹好马。报社凡有重要社论赶着发表，起草后哪怕是深更半夜，邓拓也要单身匹马赶到司令部来，请聂荣臻审阅。《抗敌报》以及《救国报》、《抗敌三日刊》等陆续印发到边区各地，敌人却始终找不到这些“游击报社”的踪影。

边区还办有理论刊物《新长城》，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文学艺术刊物《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

它们像一支支犀利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伪的反动宣传和腐朽的文化，也刺向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扒手们。聂荣臻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成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最坚强的后盾。

“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杨克武，演出一些红军舞蹈，抗战歌曲等比较简单的节目，以配合作战和发动群众等中心任务。后来从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刘佳、胡可、杜烽等，演出的节目就丰富一些了。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胡朋、陈剑戈、陈群等，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常对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宣传部长潘自力说，“我们要有力地抵制敌伪腐朽文化，使扼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咱们边区汇集了众多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对于文艺节目的演出，聂荣臻尤为重视。“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及舒同主任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聂荣臻一有空就去看，看后有时还要作指示。总部学兵队戏剧组带来的戏剧《顺民》，是崔嵬在大后方写的，某些情节不大符合敌后斗争的实际与需要，聂荣臻认真地提出了商榷意见：“剧中的老大爷遭日本兵毒打，儿媳妇被强奸，猛醒后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这个抗日愿望很好，但是房子却烧得不对头喽！敌后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有时敌人‘扫荡’，我们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为的是不给敌人留下粮食和物品，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至于房子，还得留下，敌人走了，我们回来还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赞成‘焦土抗战’的嘛。所以说，艺术要符合斗争需要??”有时候，他看到一个好戏，总是高兴得连声说：“演得好，演得好！你们应该下到分区去巡回演出，让下面的同志也一饱眼福，既受教育，又得到娱乐。”

1941年1月26日除夕之夜，聂荣臻工作到下半夜两三点。大年初一早上，天刚亮，他就被抗敌剧社儿童舞蹈队来拜年的小兵们给叫醒了，起床一看，只见剧社的宣海池、田华、华江等一群长得十分可爱的10岁左右的小孩，穿着聂荣臻批准发放的干部军服、吊兜儿马裤，显出俊秀模样，正舞着霸王鞭，唱着歌儿向他拜年。聂荣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给我拜年??”“聂司令员，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宣海池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脆生生地嚷了起来。聂荣臻哈哈笑了，向正围观的管理科人员说：“好啊，快给他们煮饺子呀！”

能在司令员身边吃到一顿平时极难吃到的饺子，对这些文艺小兵来说，简直是最高的奖赏和享受。孩子们高兴得就像小喜鹊一样，吱吱喳喳地叫了起来。他们吃饺子的时候，聂荣臻在一边端详着，叉腰欣赏着孩子们那种可爱的吃相，流露出满心的喜悦。他拿起电话告诉政治部：“小鬼队拜年，要好好招待！”结果，小兵们转了一大圈拜完年，吃饱喝足之外，衣袋里还胀鼓鼓地塞满了花生和红枣，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地带回去分给比他们年长的队员们。

聂荣臻对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总是给予厚爱的，无怪乎人们常说抗敌剧社的文艺兵是“军区之骄子”了。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①会餐的时候，他特地向导演崔嵬、丁里、胡苏、汪洋、饰演主角的胡朋以及所有的演职员敬酒，表示感谢，并检讨说对大家关心不够，使文艺工作者们深受感动。

聂荣臻关心文艺工作者，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考虑到剧社社员要演出，下部队时要做政治鼓动工作，所以他批准文艺工作者穿干部服，留头发，不必像普通战士那样一律剃光头。但是不允许他们生活散漫，作风疲塌。有时看到个别的剧社人员衣冠不整，军容风纪不好，他会叫住这种人，严肃地说：“你们剧社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地方，各方面都要作出好榜样嘛。”

聂荣臻非常爱惜文艺骨干。他对抗敌剧社的人才保留作了几条严格的规定：第一，剧社里凡是有文艺才华，做出过贡献的人员要调出去，都得经过他批准。第二，剧社的女演员太少，即使是符合婚姻恋爱条件的老红军团职干部，也不许到那儿找对象。培养一个女演员不容易，都找跑了，生儿育女改行去了，她的艺术生命终止了不说，剧社还怎么演出？剧社内部目前也不允许互相谈恋爱，何时开禁，以后视情况再定。第三，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一般由剧社自己定，顶多宣传部审查一下就行，他不去干涉，叫别人也不要一味指责。

正是因为有了聂荣臻的几条规定，才使抗敌剧社保持稳定，涌现出了一大批当时和后来都闻名于全军乃至全国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进城后，聂荣臻曾欣慰地对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汪洋说：“那时我就想到要保留你们这些艺术人才了。现在看来，都留下来了。”汪洋感慨地点了点头，眼前又浮现出在晋察冀时那难忘的一幕：军区政治部调汪洋到冀东工作，忘了向聂荣臻报告，聂荣臻发觉后命令立即追回。宣传部长潘自力急得连警卫员① 1941年1月22日《晋察冀日报》。

都来不及带，骑着快马，满头大汗地追上了走到半路的汪洋，心急火燎地喊着：“聂司令员不同意你调走，赶快回去换人！”

1941年7月5日的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聂荣臻再次指出：各艺术团体在文艺运动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军的传统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①，军队要用这个武器来提高战斗力。艺术要大众化，也要提高，不要因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艺术工作是需要经过10年、20年长期努力才能有成就的，有些艺术工作者不安心艺术工作是不对的。

不难想象，聂荣臻对文艺工作的这些指示，对边区各文艺团体所起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多么巨大。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依据边区无比丰富的斗争生活，创造出了大量的戏剧、音乐、诗歌、文学、美术作品，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刘肖芜问：“司令员给几天做准备？”

“3天。”聂荣臻平静地回答。

“天哪！”汪洋和刘肖芜全都楞住了，这是个大戏，而且连剧本都还没有，更不用说排练、服装、布景、道具了。坐在聂荣臻身旁的吕正操鼓励说：“没关系，你们就是拿着剧本在台上念，我们也看！”

既然聂司令员说了话，那么，这无疑是一场需要打赢的战斗。汪洋和刘肖芜返回剧社，连夜进行紧急动员，并从联大的沙可夫那儿找来了剧本。就这样，他们三天三夜不睡觉，只在排练的间隙才打个盹儿，硬是把戏给排出来了。于是，奇迹出现了——抗敌剧社仅用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领导者们和全体军民。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聂荣臻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边烤火边朝准备演出的演员们喊道：“加炭火呀！喝酒哇！”1940年就任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赶紧给演员们发酒，好让每个人呷上几口酒，脱去披着的棉衣上台。虽然演出服装是麻袋布和纱布所做，剧中的沙发是驴驮子翻过来塞上背包改装的，布景也是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但是演出却很成功。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演出结束之后，聂荣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还称赞饰演“小东西”的年轻女演员方碧演得好。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员，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聂荣臻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位既会演戏又能写剧本的年轻女战士留给他的最后一个微笑。方碧是两个月后与剧社的战友们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宣① 1941年7月16日《晋察冀日报》。

传演出，在山西崞县神岗头遇敌牺牲的。当时，负伤的还有杜烽和演《母亲》的主角胡朋等五六个人。才华横溢的编剧崔品之被俘，后来宁死不屈，也牺牲了。方碧生前喜爱梨花，她牺牲的时候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战友们含泪把她埋在神岗头的梨树下，并在灵寿与平山交界处的两界峰为她召开了追悼会。消息传到军区，聂荣臻痛惜不已，特地发出唁电，以示哀悼。他还指示说：“赶快把负伤的同志送回来治疗。被俘的同志，我们再困难，也要用金子设法把他们换回来！”实际上被俘的文艺工作者大多宁死不屈，几乎没有生还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深人生活，深入斗争实践，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而努力。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两个多月以后，晋察冀军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8月6日，聂荣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的斗争实际情况，指出：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重视文艺工作，即使在艰苦的长征当中，仍然在战斗间歇，组织大家唱歌跳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污蔑这样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可后来他却成了叛徒。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蓬蓬勃勃地开展文艺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使革命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与骄傲的。尽管我们在军事装备上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方面，我们的“装备”是并不落后的，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聂荣臻说到这里，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十分激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聂荣臻接着说，希望大家认识文艺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热爱文艺工作，力争成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最后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们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①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确实做到了以革命文化这个锐利的武器，打击敌人，团结、教育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少人为此负伤流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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