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大量的工作是后勤保障。聂荣臻说：“严格他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

①第五次战役前，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聂荣臻每天一到办公室，后勤方面的电报几乎都是一大叠。

整个后勤工作是周恩来亲自抓的，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第一批志愿军出国时，走得非常仓促，周恩来和聂荣臻多次给总后勤部打电话，催问冬装的生产、调运情况，要保证每个出国作战的战士都有1套棉衣。

1951年1月，周恩来和聂荣臻出席了在东北军区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运输问题，运输已经成为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大问题。几次战役下来，敌人已摸清志愿军只能携带一个星期的粮食弹药等军需品，公开宣称志愿军只能发动“礼拜攻势”，即每次战役进攻，只能维持一个星期。于是，美军就有意拖到志愿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反攻，以造成志愿军的被动困境。后勤会议认为，当前后勤工作的关键是运输问题。针对这一情况，聂荣臻在会上说：“虽然东北准备了很多物资，但运输工具既少又不好，又有飞机轰炸，运不上去”，“‘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在朝鲜打败美帝，不仅是小米加步枪，还要加很多东西??后勤将随部队的进步而加重负担。计划性组织性要加强，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是不行的。”①这次会议，对促进志愿军后勤工作向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志愿军是大兵团连续作战，第三次战役以后，提出了要进行联合兵种作战的问题。战争物资消耗很大，就地补充几乎是不可能的，朝鲜北方的城镇乡村被炸成一片废墟，缴获的少量物资也往往被敌人炸掉，一切都得靠国内运去。铁道兵部领导军事运输的开始是滕代远，以后是吕正操，他们为完成军运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3月21日，聂荣臻召开特种兵例会。他对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的领导人说：彭德怀司令员前不久回京时提出，对付高度现代化的美帝国主义军队，我们也要进行联合兵种作战。这样，后勤供应问题更复杂，各部要在月底前完成联合兵种作战及其后勤保障计划。此后，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聂荣臻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

此后，即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志愿军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体制，取消兵团一级的后勤机构，加强军、师级后勤供应能力等，经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逐步好转。

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坚持要中、朝军队自三八线后撤，企图不战而多占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遭到严正拒绝后，美方竟扬言“让炸弹、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51页。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50页。

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随即于8月中旬发动夏季攻势，同时发动了所谓“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称“绞杀战”）。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又出现了严重困难。为此，9月上旬，铁道兵再次在沈阳召开了运输会议，研究对付“绞杀战”的办法。

关于这次会议，聂荣臻在9月27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自7月朝鲜境内山洪爆发，敌机集中轰炸以来，朝鲜境内的运输问题情况极为严重。9月上半月的14天中，铁路在许多地段只能通车3至5个夜晚，且行车速度降到每小时5至10公里，电话经常不通，只能由人引导行车。朝境铁路沿线已积压空车皮、重车皮5000余辆，占全国铁路车皮总数的20％，其中棚车占60％。9月下半月至10月底，需要长途运输车皮1.2万辆，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运送6000辆。①因此，周恩来总理指示，主要运粮食、被装和油料，其它物资一律缓运。由此可见，志愿军后勤运输问题的严重性。

针对这种状况，聂荣臻向彭德怀提议：（一）增加高射炮，部署在咽喉地段，对付低空轰炸的敌机，高空敌机则由志愿军即将参战的空军飞机对付；严密搜查敌特，切断敌人在志愿军后方的地面与空中联络。（二）在咽喉地段国内将增派5个团的兵力和一批运输抢修器材，力争尽快全部修复被炸毁的铁路线及其桥梁、通信线路，并将行车速度每小时平均提高10至15公里。

（三）为统一运输指挥，完成中朝物资的运输计划，建议成立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由该部统一下达命令，以减少矛盾和忙乱现象。（四）开辟新的公路，用汽车尽快倒运火车运来的物资到安全地点。（五）改善装卸办法，将待运物资分类统一包装规格和重量，以提高运输效率。（六）木材、石块、煤炭等尽量就地取材，减少运量。（七）加强军运与铁道部门的联系，协调运输计划，保证按时完成任务。①这些建议大部被采纳，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还创造了许多更为有效的好办法，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美军于1952年6月，不得不宣布放弃“绞杀战”计划。

志愿军后勤工作另一个大问题是武器弹药的供应。从1951年春天起，这方面的困难越来越严重。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组织实施。如1951年3月15日，他专门召开兵工生产会议，提出为了满足志愿军的作战需要，国内究竟能生产什么武器弹药？要大家把家底摸清，寻找解决办法。4月3日，他在研究部队编制问题的会议上提出：部队改装问题，基本上是个弹药问题。过去解放军缴获的美式装备，弹药消耗很大，而又不能大批生产，所以志愿军装备要逐步换成苏式的，从苏联购买，包括弹药。5月份，在聂荣臻的参与领导下，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拟定了向苏联购买60个师武器装备的计划，经中央军委批准后，通过正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徐向前向苏方提出订货。5月下旬，聂荣臻在听取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汇报时说，志愿军需要的反坦克等武器弹药，中国已向苏联订购，根据前方需要，还可以增加订购数量。7月，他在又一次研究部队编制问题的会议上说：中国军队现实的状况是，人多武器少。在朝鲜，志愿军有约半数的人员不能上战场，这方面的困难要力求克服，而其中的关键又是缺乏弹药。

1952年3月1日，聂荣臻在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根据去年10月美军秋季攻势时志愿军的作战消耗，加上非战斗损耗，以及必须控制的储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57页。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58页。

备基数，已与洪学智一起拟定了志愿军弹药补充计划。计划提出：各种子弹，国内库存及自己生产的可以满足需要，所缺的是大量炮弹，拟用3种办法解决：1.向苏联订货，主要是大口径炮弹，去年已提出几十万发的订货计划，拟请苏方尽快满足我们的需要。2.火箭筒所需的弹药尽量组织国内生产解决。3.志愿军还在使用的美式榴弹炮等火炮所需的炮弹，拟组织国内兵工厂以修理旧弹的办法解决。在这份报告中，他还结合朝鲜战场与国内需要，提出了1952年国内弹药生产的三条原则：（一）凡制式武器的弹药，可扩大生产，以满足各方需要，到1953、1954年再视情况缩减生产。（二）虽是制式武器的弹药，但不易长期保存的，在满足朝鲜战场需要后可酌量减产。（三）凡非制式武器的弹药，只满足朝鲜战场需要，尽量减少生产和库存。这份报告，先后获得周恩来、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朝鲜战嘲往往一次战役就要消耗很多物资， 1953年夏季攻势中，一次20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用了弹药1900多吨。”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向朝鲜境内运送了多达9600多个品种的260多万吨物资。尽管美军占有绝对的海空军优势和火力优势，但始终未能切断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瘫痪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对此，聂荣臻认为，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说：“志愿军后勤工作的许多重大改进，都是洪学智同志在那里具体组织实施的。”聂荣臻对杨立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同志??人很勤奋，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想了很多办法。”①美军实施“绞杀战”计划以后，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空军迅即入朝参战。

为弥补鸭绿江南至清川江之间的机场网的空隙，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由绥远董其武部队组建的第二十三兵团，迅速入朝担负抢修机场的任务。聂荣臻为此进行了紧张的工作。8月29日，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已对第二十三兵团的武器弹药、被装、通信器材、施工机械等作了紧急补充，共4万多人，拟于8月31日找师以上干部来京开会后迅即由现地出动，开进计划也已拟定。8月30日，周恩来、毛泽东分别批示“同意”，“照办”。31日，聂荣臻与薄一波、傅作义一起找第二十三兵团师以上干部谈话。聂荣臻勉励他们要齐心协力，入朝后争取出色地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9月7日，第二十三兵团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进入朝鲜，随即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敌机不断轰炸下，展开紧张的修建新机场施工作业，提前完成了南市、泰川、院里3个机场的修建任务。从9月20日起，年轻而又无比英勇的中国志愿军空军的正式出动参战，对粉碎敌人的“绞杀战”起了重要作用。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自1951年8月起至10月下旬，先后发动了夏季和秋季攻势。志愿军进行了顽强反击，共歼敌15.7万余人，迫使美方于10月25日恢复中断了两个多月的停战谈判。由于美军实施的“绞杀战”，志愿军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据此，毛泽东于10月初指示，志愿军应抽调30万人回东北地区整训。为实施这项大规模的行动，聂荣臻组织总参谋部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与各方协调后拟订了计划。10月9日，聂荣臻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关于“抽调部队及机关勤务人员到东北地区整训待机，以减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52页。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53页。

少朝鲜前线供应需要量与运输可能性之间的矛盾问题，遵照主席指示，今日曾召集邓华、陈锡联、李涛等同志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根据研究意见，提出以下执行方案：在前线正面留6个军作战，另留两个军作机动部队；拟将第三兵团15万人，第二十三兵团（完成机场修建任务后）3.6万人，各部队的机关人员3万人，志愿军后勤人员4.5万人，徒手的坦克和炮兵人员4000人，共26.5万人抽回东北地区整训；加上减少为这26万人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相当于抽调30万人回国。方案在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聂荣臻组织具体实施。11月30日，第二十三兵团按照计划回国，部署于河北省定县地区。同时回国的还有从志愿军其他部队中精简下来的老、弱、并残人员。

这次回国共20余万人，相对减轻了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负担，为改善后勤供应起了良好作用。

美军在夏、秋季攻势惨败以后，不久又遭到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局部反击战的沉重打击， 1952年1月下旬，竟丧心病狂地对朝鲜北方发动细菌战。

2月，又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细菌战。聂荣臻在接到前方有关细菌战的第一份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了汇报。此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他投入了反细菌战的斗争之中，从2月起，聂荣臻就让有关部门动员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科学家40多人，以后扩大到70多人，于3月上旬，奔赴朝鲜北方及中国东北地区。这70多人都是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的专家。临出发前，聂荣臻同部分专家谈了话，并向中共中央建议，为鼓励科学家们的调查工作，国内由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盛大欢送，新华社公开报道。建议获中央同意。与此同时，聂荣臻又积极组织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了大批疫苗和防毒面具，及时送到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手中。他在2月28日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的报告中说：拟在3月上中旬前送各种细菌疫苗580万份，在此之前，已前送了大批防鼠疫、防霍乱杆菌疫苗，可以满足前方需要；另外给第一线部队筹集了20万具防毒面具，印制了大量防化学战的教材，也可很快运达前方。①2月29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批示：“照办。”“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陈其瑷等人率领下，实地调查了近一个月，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公布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许多国家纷纷起来谴责美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由于中朝两国军民共同努力，在全世界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终于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终于取得了反细菌战的历史性胜利。

1952年9月，遵照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开始组织志愿军大规模轮换入朝参战的工作。10日，发出了《关于入朝部队轮换问题给邓（华）、杨（得志）、甘（泗琪）的指示》。指示中说：“为使国内部队获得对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锻炼，同时又照顾到出国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决定选调国内部队以军为单位进行轮换。关于部队轮换计划问题，遵照主席批示，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3个军，第二期7个军，共10个军互相轮换，占当时志愿军总兵力15个军的三分之二。①此项工作，从1952年秋开始，到1953年春结束。部队大批轮换开始后，聂荣臻于12月5日又向毛泽东、彭德怀建议：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65页。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74页。

组织国内军队机关于部，分批轮换到朝鲜战场实习，使他们也得到与美军实战的锻炼。由总参谋部及各大军区司令部机关干部去朝鲜分别换回志愿军司令部及各兵团司令部机关的人员，时间约到1953年夏换完。政治工作及后勤工作干部也分批轮换，由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拟出计划后实施。②毛泽东12月6日批示：同意这个计划。

部队和机关干部的轮换工作陆续组织实施后，为志愿军增添了活力，使作战过于疲劳的部队得到了及时休整，又使大批干部、战士得到与美军进行实战的锻炼，积累了以劣势装备与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

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产生了良好而又深远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经过1952年春季、夏季依托坑道工事顽强坚守防御辅以小规模的反击作战，共歼敌11.7万人。秋季，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又歼敌11万余人。1953年夏季，在大规模反击战役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歼敌12.3万人。实践证明，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在英勇的中、朝两国人民军队面前，也无法得到。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至此，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两国军民取得的辉煌胜利，以美帝国主义遭受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多年后，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①在抗美援朝的胜利果实中，也凝聚了聂荣臻的一份心血。

②《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76页。

①《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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