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国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

在其它国防和民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几万科技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科学院、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及各条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取得的成果。聂荣臻深知离开这些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只能是空谈。然而，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潮不断地冲击着科技战线。聂荣臻对此时有所闻，深为忧虑。为了“两弹”能尽快上天，为了在科学技术上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决心力求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把这看成是当务之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这些措施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至今回忆起来，许多人仍乐道不已。

在组织国防科研攻关的时候，聂荣臻以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的一贯思想，来领导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队伍。当时，在国防科技部门工作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有几万人。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各类专家，其中有许多是满怀爱国激情、排除重重困难、返回祖国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部分，主要是解放前从旧中国各类高等学校中毕业的大学生；第三部分，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和选送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回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聂荣臻认为，这几部分人从总体上说，都是爱国的，极其宝贵。到了垂暮之年，聂荣臻回忆这些知识分子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国内，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跑出去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真心地热爱祖国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努力攻关，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能的。但当时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掌握上却存在着不少问题。

曾指挥过几十万大军的聂荣臻，今天作为科技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得不为科学家、专家、技术人员免受当时“左”的错误思潮干扰，而施加自己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毛泽东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但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在不少单位和部门，由于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有精神压力。当时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但是“红”的标准是什么，“红”与“专”的关系如何，却常常存在着争论。

一时间，业务、技术与思想的关系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

为了使科技工作者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保证“红”，就要加强政治学习，这本来没有错。但有不少单位，采取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措施。譬如有的单位拿出过多的时间学文件、讨论、开会，而且不着边际，不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只是照本宣科。结果，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研究任务受到影响。

有些知识分子对此提出异议，受到了批评，有的还被戴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在科研单位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聂荣臻知道后，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 1960年12月13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即每周40小时）从事专业工作，政治学习和党、团、工会活动每周只能占8个小时。他还对二机部的领导人讲，要给科技人员以读业务书籍的时间，改变会议过多的现象；对五院领导说，如果不保证科研时间，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罪责的。

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聂荣臻听了汇报，认为这对科研工作尤其是像“两弹”的研制非常不利。他多次对有关领导耐心解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较少，一般说，大多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对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科学家，我们的同志对他们总是有一道鸿沟，特别是五院。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要他们搞研究工作，就应该相信他们。

经过聂荣臻的反复说服，终于使科研单位的领导人、人事和保卫部门的干部统一了认识，使大批科学家进入科研部门工作。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的高级研究人员，准备调入五院从事研究工作。这件事谁也不敢做主，问题反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得知这位研究人员在新中国建立后，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当即决定将其调入五院，以后还担任了五院某分院的副院长，一直不受干扰地从事科研工作。这怎能不使这位科学家深受感动呢！

1960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军队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①许多科研部门也跟着做，尤其是在五院。因为这是受国防部直接领导的研究院，各级行政和政工人员大多来自军队，所以推行“四好”、“五好”运动就更积极些。但广大知识分子对此有意见，认为开展这项运动不适合科研单位的特点。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下，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反面人物，受到压制和批判。

这个情况反映到聂荣臻那里，他把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找来，对梁说：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现在军队有些单位总是把知识分子按士兵一样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要善于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自觉性，不能光靠开会，搞得筋疲力尽，那样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对科研影响很大，这种做法应该研究改进。以后聂荣臻又对五院副院长王秉璋等说：科研部门必须提“以研制工作为中心”，不能照套军队的“四个第一”、“五好运动”、“四好运动”的做法。

这方面“左”的错误做法，当时在科研部门特别是国防科研部门得到了合法抵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却因此受到了反复的批判。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不一而足。

但历史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①五好战士，是指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四好连队，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连队。

1961年1月，聂荣臻听说五院某单位搞“两忆三查”运动①而停止工作，他指示立即制止，并派专人去这个单位检查，得知确实已经按他的指示办了才放心。

由于聂荣臻的关心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环境要好得多。但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不少单位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1960年10月，聂荣臻在三座门宴请五院的部分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他是想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谈心，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天，他穿了一身浅灰色的便装，风纪扣还是一丝不苟地扣着。他找了一些老一点的科学家座谈。聂荣臻和知识分子谈话，一向都是很随便的，大家向他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有人讲到生活。聂荣臻知道大家有顾虑，就勉励说：不要有顾虑嘛，国防部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身事业。我们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尖端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大家有多大本事尽管发挥。既要努力学习，又红又专，技术上又要勇于负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技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是政治问题。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劳逸结合，尽快拿出自行设计的各型导弹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聂荣臻一席话，说得科学家们心里热乎乎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有些科学家就说，五院把几千名大学生抽出来，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去西藏参加平叛等等。第二天，聂荣臻要安东去向五院党委传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迅速纠正。科技人员的劳动锻炼，要结合本专业，在五院的厂、所实施。没有什么比了解、信任自己更宝贵的了。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就享受了这种充分的信任。聂荣臻也因此而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广大科技人员从心底里把他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聂荣臻非常关心钱学森，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为钱学森考虑得都很周到。聂荣臻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国防科委很多人听到聂荣臻说过这样评价钱学森的话。在工作上，五院领导给钱学森安排了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聂荣臻规定，没有他本人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早在1956年，筹备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以及后来在航委的共事中，在技术问题上，聂荣臻就像学生对老师那样尊重钱学森，虚心请教。

导弹研究院一成立，经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钱学森被任命为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导弹研究院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前景规划。但是作为院长，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导弹研究院为建托儿所的事，也去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板凳也要他拍板。而有些技术问题，本来应该由钱学森拍板的，而党委却要讨论决定。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聂荣臻知道后，就对导弹研究院的领导人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他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为此， 1960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①“两忆三查”，是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政工作。建议被批准。为了保障钱学森在技术工作上的指挥决策权，导弹研究院又建立了技术指挥线。一批老专家，像任新民、粱守槃、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不久，也被分别任命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聂荣臻一再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科学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决策权。技术指挥线全部由专家组成，技术问题，由技术指挥线决定，保证了专家们的决策权。尔后，下面的各科研单位也都建立了技术指挥线，科研工作的计划、协调由专家拍板，充分发挥了科学家们的作用。

聂荣臻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在许多极为微妙的地方，深谙知识分子的心理。有一次试验地地导弹，导弹研究院副院长王诤与钱学森都去了试验基地。试验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回京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介绍得很详细，然后，又讲了自己的看法。王诤讲完以后，钱学森也谈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汇报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向聂荣臻告别。聂荣臻把王诤留下，诚恳地对王诤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先让钱学森同志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以后汇报工作，王诤总让钱学森先讲。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聂荣臻特别指示五院领导人：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型号设计委员会由钱学森负责，党委研究技术问题的大政方针时，请他参加，认真听取和尊重他的意见，使他有职有权。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信任，使钱学森得以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的贡献。

钱学森对聂荣臻也充满了崇敬之情。1984年他回忆说：聂荣臻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①聂荣臻也许比任何人都热切盼望国防尖端技术的每一个突破。每当新的难关被攻克，他向科技工作者们送去的是祝贺。而当有的试验失败了，他送去的是安慰，是鼓励。有时，这比胜利时的祝贺更让科技工作者感动。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失败，聂荣臻没让追查责任，而是安慰大家，使参试人员深受感动。聂荣臻是这样地理解他们。

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导弹总体设计师，经历过无数次导弹发射试验。因为每次发射成功而感受到的喜悦太多，他已经记不清了。他说，每次试验成功，从聂荣臻那里听到的都是鼓励。如果失败了，他从不批评埋怨，而是从另一种角度给予鼓励。

国防科委和在聂荣臻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聂荣臻对任新民是极为器重的。中国导弹的起步，首先是从仿制苏联近程地地导弹尔-2开始的。仿制成功后，工程技术人员对发动机部分作了一些改进，改进工程是任新民主持的。因为，原来尔-2的发动机就不怎么好，改进后虽有所加强，但一段时间里，老出问题。那个时候，有些人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①《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0页。

看待。火箭发动机出问题，被人作为政治问题反映上去了。聂荣臻听了这个反映，对五院领导人说：你们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庄逢甘两位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听说五院已经成立，他们要求调到五院工作，就没有再回哈尔滨，而是到黄带子坟刚从部队接收过来的房子里，不顾条件简陋，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住在那里。我叫安东去动员他们住旅馆。安东回来对我说，任新民、庄逢甘表示，“我们既是调到这里来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一再动员也没有去旅馆。这件事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请你转告任新民一句话，“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不是这句话哲学上的意义，而是感情上的理解，使任新民大为感动。不久，发动机技术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了。有一次聂荣臻了解到，火箭发动机试车时，任新民冻伤了手，他责问有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对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多注意保护！”

著名火箭发动机动力学专家、五院三分院副院长梁守槃说：“科技工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作出成绩。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科技人员，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但对于外国人欺凌的感受则是一致的。因此，在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大家都渴望能为祖国建设效绵薄之力。绝大多数留用的科技人员是爱国的。聂总看到了这一主流，一直对他们采犬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放手’的方针，没有因为他们出身于其他社会阶层而嫌弃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有缺点而采犬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会见和交谈中，一直给科技人员以可敬可亲的长者的印象。”①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钱三强1984年回忆说： 1956年时，“聂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1960年，正当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我国遇到了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正在这时，又是聂总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为了保证（原子弹攻关）计划完成，聂总一方面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科技工作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另一方面他亲自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后勤保证??使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大协作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我想这正是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聂总重视知识分子，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②①《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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