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爱护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影响所及，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在全国包括国防科研系统，在一段时间里，“左”的影响还在妨碍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情况聂荣臻了解得很清楚，也因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而担忧。通过全国性的了解和深入调查，在广泛听取知识分子意见后， 1961年，聂荣臻向中央正式提出解决科技战线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意见。这就是《科学工作十四条》，当时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产生的背景，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给科技战线造成的困境。

“大跃进”所鼓动起来的狂热，在全国出现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使科学研究机关也受到了影响。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许多科学家对此反应强烈。还有一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都阻碍着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聂荣臻认为，已经到了系统调整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了。就在这时， 1961年初，毛泽东终于从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又一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冬天，聂荣臻组织了对科技战线的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调查首先从导弹研究院开始。

这里的科技人员，反映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可笑，而在那个年代确实存在的问题。导弹研究院，就在国宾馆附近。于是，很多的迎宾任务就落到了科学家们的身上。这些从事20世纪尖端科学研究的导弹专家们，不得不打着小纸旗，站在北京的街头，去欢迎外宾。

在当时，各种运动很多，北京每年要进行机关整顿，一次就要学习几个星期，这已经成为惯例。科技人员用于专业研究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二分之一。知识分子对这些很有意见。

导弹研究院的调查结束后，聂荣臻又指示在更大的范围了解情况。中国科学院所反映的问题，和导弹研究院基本一样。最突出的是，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科学工作者每周6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也大体上只有3天，有的还不足3天。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

1961年春天，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正在酝酿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要求各条战线都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来的指示，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专家座谈会，就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请科学家畅所欲言。

座谈会的气氛轻松自然，被誉为“神仙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1961年4月，聂荣臻来到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王庄。这里湖光山色，春意盎然，无论是漫步苏堤、白堤，湖上泛舟，还是花港观鱼，到处可见勃勃生机。他在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时，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时在脑海萦回：要给知识分子以“春天”，给科学研究的环境以“春天”，应该把这方面的政策条条尽快理出来。于是，他要秘书通知国家科委韩光、刘西尧，中国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国防科委安东、路扬，上海市科委刘述周、舒文等人，先后来到杭州，从4月16日起，一连开了10多天的会议，听他们汇报前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各单位科研政策的执行状况，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等等。就在这里，经过反复磋商，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提出，旨在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做法，这也是聂荣臻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这主要是为了改变大跃进以后，在科研工作的任务、方向、人员设备、制度等五个方面面临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主要是强调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但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

（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

（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时间搞科研工作。

（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

（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

（九）在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上，要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不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

（十一）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专”要统一。

（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政工和行政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

（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

聂荣臻在讨论研究过程中，反复强调：这十四条意见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这是十四条里面的核心问题。大家反复研究后，也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杭州会议结束时，聂荣臻要韩光、张劲夫分别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召开党员所长会议座谈，同时，用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对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建议，并在钢铁、地质、农业、医学4个科学研究院试点，让实践作初步检验。

5月中旬，聂荣臻回到北京，多次找人谈话，了解修改意见和试点情况，大家的反映是好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上报中央前，他又请陆定一、郭沫若、张际春、周扬、徐冰、龚子荣等帮助修改。

6月20日，聂荣臻认为文件已趋于成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后面附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中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据各地的典型调查，当前科研机构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线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2.不少研究工作中有浮夸风，工作做得不够严格，不够踏实，加上研究时间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研究任务变动过多，真正拿到手的重要成果还不多，科技干部的成长也受到一定影响。3.有些研究机构中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得太多，发扬民主不够，有些工作没有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来进行，有瞎指挥的现象。

此外，在7个重要问题上，许多人有糊涂认识，应该予以澄清和作出必要的政策规定：（一）关于红与专的问题。一开始他就提出：“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他们拿出科研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接着，他就这个问题作了六点说明：1.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了红的初步要求。不要用党员的标准或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工作者。2.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些人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两条政治要求，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3.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

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某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有钻研科学的积极性，不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4.不应当轻易说谁是“自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只要专，就容易变白；非红专，就是“白专”。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5.今后在各研究机构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必须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时，应当根据他几年来的变化和今天的实际表现，作具体的分析后下结论。6.对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青年一代，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使他们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问题。他在报告中，对这一方针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了六点说明：1.学术问题上，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对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让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来逐步辨明是非。2.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3.不要给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4.学术上的争论，不要轻易下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结论。即使属于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具体分析，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5.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成果鉴定和评价等问题上，经常会有不同的争论，有些是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更多是属于工作做法和学术见解问题，应该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6.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

（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作了五点说明：1.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强调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结果。2.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十分宽广，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的观点。“没有理论研究，不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以任务带学科”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研究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提出任务。4.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5.少数科学工作者的专长、兴趣、学术见解、研究课题与国家计划结合不上时，“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

（四）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克服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不能“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1.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开出名单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做出成绩，发挥专长，不要随便改行。2.对优秀的青年和中年科学工作者，开出名单，实行重点培养。3.各研究单位有一批已有相当水平的党员科学工作者，要下决心减免他们的行政兼职，安下心来搞科研。4.认真选拔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机构。5.承认并尊重个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劳动成果。6.科学工作者的级别提升，“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

（五）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他提出：科技机密，必须确保。但近期“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斜。“不少重大课题只能由一两个水平较低的青年人去攻夫，很久都过不了关。另外，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相互封锁、耳目闭塞的现象。”为此，1.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2，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3.妥善解决科技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

（六）保证科研时间的问题。他主要提出：1.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2.研究人员结合专业实习进行劳动锻炼，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3.群众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不得占用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

4.研究人员的业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

（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在领导工作中盲目性还不少，今后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向专家学习??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而不要安于外行”。为此要做到：1.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在所内起核心领导作用，“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2.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课题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类似机关支部。“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3.党员个人不许超越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4.研究机构内，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5.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目前必须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

6.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研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7.为了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必须讲究工作方法，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

请示报告说：鉴于以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认识上的种种误差，所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请中央审批。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到了。聂荣臻在会上作汇报，陈述了制定这个文件的过程和理由，举了大量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例子，说明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必要性。他的结束语是：有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的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张劲夫作了补充说明。到会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个好文件，得到会议批准，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

7月19日，中央将《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中发（61）505号文件正式下发。在这个文件上中央作了批示：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请示报告》和《科学工作十四条》下发以后，聂荣臻想，虽然事前广泛听取了一些部门、科研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意见，但这样一个涉及诸多的问题，影响广泛的文件，能真正让所有的有关人员接受，是不容易的。他让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再次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展开调查试点工作。

了解到的情况，使聂荣臻感到欣慰。文件下发后，在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工作者无论党内、党外，青年、老年都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人们普遍认为，文件是解放以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多出人才的正确政策。

在国家科委的组织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各研究单位认真组织落实《科学工作十四条》。各研究机构都开了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研究人员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尽可能予以解决。如对1957年以后，在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错了的人，分别甄别平反，解除思想疙瘩。开展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切实保证每周有5天的科研时间，精简会议，减少科学家、专家的行政事务等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科研人员对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后的形势，普遍感到满意。人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研究人员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更加靠近党了。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两弹”攻关任务的完成。

《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它又有局限性。比如，没有在根本上给知识分子确定阶级属性。时仅半年之后，关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成为1962年初春广州会议的主要议题。

广州是座景色宜人的城市，珠江从城中无声地流过。2月，北国还没有告别银色的世界，这南国之城却已充满春意了。

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聂荣臻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工作十四条》贯彻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

2月16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这个会议，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极为支持。那时，全国经济状况还比较紧张。广东虽说好些，但物资也不富余。不过陶铸还是组织了大批的罐头食品、水果、猪肉等，供会议使用。

到会的有全国各专业、各学科的代表310人。科学家们来到广州后，聂荣臻先找了几位科学家谈心，发现这几位科学家分别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情绪。有人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有人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使我们感到低人一头，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情绪集中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聂荣臻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想起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争论。

那次会上，讨论到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时，有人提出，是不是还笼统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说起话来很激动：“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逻辑的。”

听了这些反映，聂荣臻想，既然知识分子如此关心他们的阶级属性问题，而且，看来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他找韩光、范长江、张劲夫等商量，把会期适当延长一些，除了讨论新的科学规划以外，索性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所以，广州会议的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10多天，一共开了25天。

2月下旬，正好周恩来、陈毅也在广州。聂荣臻请他们到会讲话。他在电话里对周恩来说：这几天会议中，科学家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提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怎么回答好？

是否请你到会讲讲。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正好戏剧创作等几个会议也在这里开，与会的都是知识分子，也要我讲话，到时候我集中讲讲知识分子问题吧。”

3月2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是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的，几百名知识分子欢聚一堂。聂荣臻在主席台上看到，周恩来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小纸片，可能就是那天他们通电话时记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讲话记录稍加整理，就成为政策性、逻辑性很强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好文章。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又引用刘少奇的话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①周恩来接着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政治，不断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周恩来的报告，会场上响起了持续数分钟的热烈掌声。

3月5日，陈毅到会与专家们见面。陈毅的讲话，历来是诚恳坦率和充满感染力的。他说：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爱党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说大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的声音高，嗓门大，言辞自有一股豪气。坐在旁边的聂荣臻看看台下，群情激昂，掌声四起，又看看陈毅，知道他今天激动了。陈毅接着说：今天，要给你们“脱帽加冕”，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陈毅又说：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的讲话，像是刮起一股热风，会场的热度已经不能再高了。

聂荣臻本来今天是请陈毅主要讲讲国际形势，没想到他快人快语，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了个透。

广州会议后，科学工作者的热情空前高涨。虽然，当时生活还很困难，但大家的干劲却不可遏制。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研究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知识分子真是要拼了。这种令人激昂的情景， 20多年之后，许多人还是难以忘怀。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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