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必定会集中兵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主张按总前委原议打吉安，扩大农村根据地。但少数干部力主进攻南昌。经毛泽东说服，会议决定仍先打吉安。就连为传达中央打长沙、南昌指示而来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有的人不过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后再说。因而在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并未能真正取得统一认识。

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了吉安，又连克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很好。这时，少数干部又急于北进打南昌、九江，于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开会仍未取得一致认识。

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宣告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大军如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形势急剧变化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罗坊会议)。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方针时，入赣敌人逼近分宜、临江一线，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势。毛泽东根据敌情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将红军主力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引诱敌人到根据地里，“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多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

从长沙撤出后，彭德怀深感打大城市的作法行不通，因而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多系三军团的干部，当时，彭德怀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①。”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三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贯彻方面军总前委作战方针，准备过赣江。会上部分干部仍不肯东渡，力主一、三军团夹江而阵，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又可分兵湘赣、湘鄂赣、湘东南进行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一、三军团分家的意见。红三军团的干部为什么在渡江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彭德怀认为其原因在于红三军团的五军、八军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的农民，有地方观念，不愿远离家乡渡江作战；他们还担心过江后，把在湘赣两江之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掉。针对这些思想，彭德怀向指战员耐心说明，三军团过江后，湘赣、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掉，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大家听到三军团过江后各地仍有红军坚持斗争，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几天后，周以栗来红三军团司令部开干部会，进一步动员渡江。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人外出筹备船只，回来会议还没有结束。彭德怀进屋，只听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非要过江?我们有意见，就说是地方主义。”他一说，会议气氛又立刻紧张起来。彭德怀向前一站，果断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杜中美等人见军团长态度如此坚定不移，便放弃了夹江而阵的主张，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三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②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亦被诬控。他与红二十军独立营密商后，率部冲至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支，释放了大批被错捕的干部，成为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另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事情如此严重，信不信呢?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里?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分裂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③

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的坚定立场使红三军团干部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信念，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伪造信件妥善处理后，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红三军团的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又聆听了他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在保卫局的督促下，红三军团各师也打了不少“AB团”分子。三师政委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被怀疑是“AB团”，给抓了起来。战友们为黄克诚捏了一把汗，却又人人自危，束手无策。彭德怀十分痛心，挺身而出，要肃反委员会拿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来。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只好给黄克诚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免于杀头。为避免黄克诚再次被抓，彭德怀把黄克诚留在军团部工作。这便是以后说彭德怀对黄克诚有救命之恩的由来。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对手，十分得意。这时，他的心腹之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给反共战争造声势，国民党策动湘鄂赣等省一批豪绅地主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请愿，要求派兵“剿匪”。

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决定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从湖南调任为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第九路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10万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由北而南，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形成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南丰以南的一个大弧形包围圈，打算在东固地区歼灭红军。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一、三两个军团共5个军，约4万余人，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结。准备从中间突破，首先攻打“围剿”主力十八师或五十师，然后各个击破。

12月29日，张辉瓒将十八师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和师部开进永丰县龙冈红一方面军的包围圈中。

12月30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歼敌军一个师部和两个旅，活捉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

在龙冈战斗中，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包围龙冈山之上下固，牵制朱耀华部断敌后路。

1931年1月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二军追击向东韶逃跑之敌军谭道源五十师，歼灭其一部，打了第二个胜仗。其余各路敌军见势不妙，纷纷撤回。

鲁涤平“围剿”苏区失败，蒋介石大为恼怒，春节刚过，就调兵遣将。3月，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分兵四路，布置成西自赣江，东至闽西建宁一条700里长的链形阵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赣南。

在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前，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18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彭德怀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不久，苏区中央局又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退敌方案。毛泽东仍主张诱敌深人，采取由西向东，先打弱敌，然后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人提出分兵退敌、先打强敌的方针，经反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

彭德怀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深为信服。这时，红三军团取消军的建制，直辖一、三、四、六4个师。从5月16日至5月19日，一、三军团配合作战，全歼敌军四十七师一个旅、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三师一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取得中洞、白沙两战胜利。

红军继续向东横扫。5月21日，在山高路窄，荆棘丛生的中村东北端与敌二十七师遭遇。红三军团在一军团配合下首先向敌军发动猛攻，多次冲锋，歼灭该师一个整旅，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大捷。

5月31日，在红一军团攻克广昌后，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出敌不意从建宁城背后，向城内守敌发动猛攻，以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迂回至建宁城前面，前后包抄城内守敌，激战数小时，全歼守军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战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自5月16日至5月31日16天中打垮了敌军的3路进攻，从西到东横扫700里，5战皆捷，消灭国民党军队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在中洞、白沙、中村、建宁4次战斗中，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敢战斗精神，率领红三军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蒋介石在用重兵进剿苏区之际，也不忘他的另一手——策反。蒋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黄汉湘受宠若惊，刚到南昌，即派其侄黄梅庄携带蒋介石和他本人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来到红军驻地黎川。黄梅庄是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到黎川就亮明身份，声称有事要见黄公略。警卫把他送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和黄公略早在湘军即情同手足，知道黄公略的母亲系侧室，颇受黄梅庄及其母的虐待，黄梅庄此来实在蹊跷。为探知其意，彭德怀对黄梅庄加意款待。席间套出黄的口风，原来是替蒋介石来招降的，还拿出了委任状。彭德怀得到黄梅庄策反的罪证，马上与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人商量，将情况报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并通知黄公略；同时打电话给黄克诚，处决黄梅庄，把头交其随从送给蒋介石，让他死了策反的心。黄公略来信完全同意彭德怀的处理。这样，黄汉湘当了几天的宣抚使，就又被蒋介石撤了职。

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相隔1个月，又筹划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非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卖命。遂于6月21日带着外国军事顾问，亲自出马，赴赣部署“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围剿”的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等部10万人，加上调入江西的非嫡系部队，共约30万人。7月初，由南昌、南丰、吉安齐头并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一带而消灭之。

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在第二次反“围剿”后，未得休整补充，只有3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一、三军团奉命紧急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7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随红一方面军各部由闽赣边绕道千里，经瑞金回师兴国，于高兴圩地区集结，完成战略退却的任务，同时与从广西前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正式编入红三军团建制。

红一方面军为隐蔽行动意图，造成敌人错觉，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面佯动。8月5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从兴国高兴圩乘夜通过蒋鼎文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军之间40华里空隙地带，跳出第一道包围圈转至莲塘，与敌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前哨部队接触，随即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数小时激战，红三军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此役，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身负重伤牺牲，由侯中英接任师长。

国民党郝梦麟五十四师得知上官败逃，慌忙退守距莲塘30里之良村。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当日又挥戈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湖坝凹配合一军团攻占良村工事，将郝师包围，经过激战，歼其一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二战胜利。一日之内，红三军团打了两个胜仗，俘敌3500多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连续作战歼灭敌人的战例。

毛炳文师获知上官云相和郝梦麟师被重创，忙将其第八师集结于黄陂，企图截击红军。8月11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分两路迂回包抄敌人，断其后路。当日，配合一军团突破敌人阵地，歼灭该师4个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战大捷。

蒋介石在南昌得知他的军队在莲塘、良村、黄陂连连失利，便将其向西、向南的主力转旗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这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遇到的最严重、最艰苦的形势。毛泽东、朱德为此召集了红一方面军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罗炳辉率十二军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丢掉什物文件，诱敌向东，敌军主力果然被吸引过去，尾追罗炳辉部不放。这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同红一军团主力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的一个20华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枫边地区，集中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及至敌军发觉红军主力不在黄陂方面，再转向西进时，红军已整休了半个月。而敌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往奔波两个月，即使未遭到歼灭性打击的部队，也都吃尽了苦头，被拖得疲惫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这时粤、桂军阀乘机进攻湖南，蒋介石侧面受威胁，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队由兴国等地向北撤退。

9月7日晚，彭德怀奉命率两个师在距兴国城约30里之高兴圩截击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战斗十分激烈，因敌军众多，装备精良，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在红一军团协助下，彭德怀亲赴前线指挥，再次发起进攻。只见他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直冲敌军。顷刻间，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争先恐后冲人敌阵，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因红军兵力不集中，地形不利，加之敌人火力强，形成对峙，为争取主动，将主力撤出战斗。

9月12日，蒋鼎文、韩德勤部从高兴圩退回兴国，企图从崇贤方石岭经东固向吉安逃跑，红三军团紧紧尾随追击。彭德怀和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在前边挥小旗开路。有一个战士大概是太疲累了，就是坐着不动。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战士站起来，朝着彭德怀就是两拳，彭德怀愕然。因战情紧急，也顾不上多说，便匆匆赶路了。

一会儿，传令排长捆着一个战士追了上来，对彭德怀说：“就是他，刚才打了军团长，请军团长发落。” 　 “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含着眼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上一礼，转身跟上部队。

9月15日，红三军团在东固南15里之方石岭与敌军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韩德勤五十二师和蒋鼎文九师的一个炮团又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也被俘，红军未查出其身份，韩德勤混在其他俘虏中一起领了路费获释了。至此，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版图扩大，拥有21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居民250万人，红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同时，军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此前，中共中央派项英带领一部分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因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地位，使党内“左”倾思想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优势，加紧推行军事冒险行动，1932年1月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提出要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月10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组成主作战军，担任攻城打援任务；红一军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④为机动部队；以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游击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为支作战军总指挥。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汇合之处，是个易守难攻之城，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是金汉鼎第十二师马崑三十四旅3000余人，还有赣南各县地主反动武装5000余人，共8000余兵力。在红军围赣州后，守军撤兵进城，修筑工事，附城背水，准备固守待援。

彭德怀考虑到赣州三面环水，水势很大，攻城难以奏效，决定以坑道爆破攻占赣城。自2月上旬至下旬，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主作战军连续三次进行爆城，均未成功。

在红军一再攻击下，赣州守敌士气低落，马崑忧心忡忡，一面电上司求援，一面凭借孤城顽抗，蒋介石急命陈诚派兵增援。广东军阀也对赣州守军采援助态势。

3月4日拂晓，红军第四次爆城。将东门炸塌，红军指战员在浓烟中攻人城内。马崑军在城内已用沙袋构筑了新工事，以强大火力网进行阻击。红军发动多次冲锋，伤亡很大，仍无进展，便从城内撤出，对赣州继续围困。援赣敌军乘红军攻城未遂之机偷渡进城，增强了守敌力量。而红军方面，负责全面指挥的中革军委对敌军实力估计不足，把注意力仍然放在攻击方面，忽视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阵地。3月7日，城内敌军趁红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之机，在城墙下挖掘坑道，向城外偷袭，发动反攻。红军已鏖战数日，过度疲劳，又处不利地势，被敌人冲破阵地。红一师在突围中，伤亡过半，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被杀)；其余攻城部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历时30多天，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且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有利时机，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困难。这次战役的失利，主要是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对赣州战役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刻的阐述：“正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3月中旬，彭德怀在赣县江口圩参加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关于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及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面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中央局的多数委员坚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积极向外发展，分途作战。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的意见。

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军分兵作战两个多月，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西路军到河西上犹、崇义湘赣边活动。两路军会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继而连续进行了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开辟了几个县的新苏区，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得到发展。但预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的设想，都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进一步巩固、发展红军和苏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以后坦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红三军团回师宁都，在归途中发生了郭炳生事件。郭是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时的老班长、救贫会员郭得云之子。郭得云病逝后，其子郭炳生由彭德怀照顾长大，参加了平江起义，从战士逐步晋升为红二师师长。郭炳生受敌人诱惑，受不了红军战斗生活的艰苦，趁部队开拔之机，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国民党。二师政委彭雪枫闻讯赶去追回了一个团。郭炳生带特务连跑掉。以后，郭又被国民党杀掉。

郭炳生的叛逃使彭德怀非常震惊，也十分痛心。

15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启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乍听此言，似觉过分，实际就是郭炳生叛变在他心头留下的隐痛引起的。

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后，于1933年1月，调遣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任总司令，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中路是“围剿”主力，约16万兵力，组成3个纵队“分进合击”，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因受“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离开了红军。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全面推行“左”倾路线，而且强令红军执行“左”的军事方针。

2月初，红一方面军进围南丰，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南丰城位于江西省东部，抚河西岸，是国民党军从抚河战线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第八师5个团驻守，城墙坚固，上有炮楼，城内外修筑了许多堡垒工事，很难接近。2月12日，红三军团强攻一夜未克，第三师师长彭鳌和两个团长阵亡。红军围攻南丰时，敌中路军一、二纵队来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亲到前线视察，改强袭为佯攻，从南丰撤围。命一部红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前进，造成敌的错觉，而红军主力迅速秘密转移到广昌西北待机，红军转被动为主动。

果然，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到黎川地区，命中路军向黎川、广昌迅速推进。2月27日，敌军五十二师进到黄陂以东一带大山中。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出击。红一军团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迅速将敌师部和一个团歼灭。第二天拂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乘大雾迷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右翼绕到敌后背侧，突然发动进攻，一下子冲到敌旅指挥所，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一个旅。红军继续从四面向敌进攻，将乱作一团的五十二师残部全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

同日，红军右翼队红五军团等部在霍源一带阵地上将五十九师大部解决，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至此，消灭了蒋介石两个精锐师，获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初战的重大胜利。

国民党军在黄陂惨败后，陈诚将其“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有的3个纵队缩编为2个纵队，进行重叠作战。慑于红军威力，2个纵队各以1个师前进，2个师掩护，轮番推移。

红一方面军得知敌军意图，以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方面推进，使敌前、后纵队拉开距离，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等部隐蔽在草台岗南部阵地，等候蒋介石的王牌军十一师。

十一师恃强自傲，彭德怀告诉部队，“这一仗，就是要抓住敌人的傲气， 还要先养它一养，然后来个反手把他打下马来”⑤。

当敌后纵队抵达东陂草台岗一带大山中时，与前纵队拉开90华里。彭德怀命红三军团一师一团派出1个连，带上红军游击队的袖标，夜晚出击先打上几枪，然后丢下一些什物和袖标，装成逃路的样子；红一师主力则抢先夺取草台岗的制高点霹雳山。不料派出诱敌之连与敌人一接触，被敌人傲慢的态度所激，竟擅自打起机枪和自动步枪来。彭德怀听到枪声，不禁大怒，一把抓起电话筒，警告一师师长彭绍辉说：若把敌人打跑，你要负完全责任。

霹雳山是草台岗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只有占领主峰，控制住隘口，胜利方能有望。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均未攻下，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抓起电话筒高声说：“彭绍辉，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彭绍辉是平江起义的老战士，原湘军独立五师随营学校的学员，接过电话后，即爬上山头战地指挥。彭德怀也即抵近前沿，命紧紧跟随身旁的军团司号长田长江吹起军号，命令一师迅速、坚决地拿下主峰。彭绍辉回忆说，这一次的冲锋号特别响亮激昂，他一听到号声，便知道是军团长亲到前线来了。在号声中，彭绍辉身先士卒，直向主峰奔去。一师战士齐声呐喊，紧跟师长猛冲。主峰拿下后，红军向敌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鏖战一日，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十一师师长肖乾被击毙，其残部逃至黄陂。

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的左臂中弹被打断，成为独臂将军。彭德怀为此倍感痛心，全国解放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

这次反“围剿”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到鼎盛时期。红军也迅速发展壮大，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余人，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

蒋介石在南京接到陈诚惨败的消息，十分懊丧，在给其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的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往瑞金，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朱德在前线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为代理军委主席，统率全国红军。

这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把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从两个方向打击敌人，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7月1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红三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以后，红五军团十三师、红七军团二十师等亦编入东方军序列。福建军区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宁(化)、清(流)、归(化)军分区所辖的各独立师、团也统归彭德怀指挥。

东方军入闽后，彭德怀根据敌情，决定先取泉上，再攻嵩口、清流，调动援敌，在运动中消灭十九路军之七十八师。

十九路军系由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扩编而成。“九·一八”事变后，调赴上海执行卫戍任务。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一月有余，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愤而弃职返里。当年底，十九路军调赴福建与红军作战，蔡廷锴升任总指挥。

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位置十分重要。由卢兴邦第三〇七团驻守，还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4县地主武装百余人，储备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各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据点，也是东方军向东进军的障碍。

中革军委认为泉上仅是一小土堡，弃取与否，无关紧要，反对攻打泉上的部署，要求东方军不打大城市也要打县城，直接电令东方军只以一个团去打泉上。彭德怀据理力争说：“以一个团围一个团怎么行呢?”朱德、周恩来出来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电项英说：“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建议依原“预定计划，有步骤的争取胜利，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经过反复力争，东方军得以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

7月19日，东方军攻克泉上。军威大振，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条件。中革军委又迫不及待，命令东方军从北向南攻打连城，按地图标示的位置规定了攻城路线。

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侦察人员到前线，亲自侦察敌军布置和连城地势，经过整整一天的实地调查，发现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规定从北向南进攻，红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十分不利，无法完成任务。急电告朱德、周恩来转报项英，提出攻打十九路军应以朋口为突破口，调动莒溪、连城敌人出援，于运动中各个歼灭之。经一再坚持，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得到批准。

朋口在连城南50里，莒溪西北20里，位于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交叉处，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7月30日，东方军集中兵力从前后发动攻击。据守朋口和连城出援的两个团全部被歼。东方军占领朋口，为夺取连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连城原是闽西苏区的一个县，1933年初被十九路军侵占。守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悉所部两个团被歼，立即将驻扎连城部队收缩至城内，急电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十九路军总部唯恐区师被歼，急令弃城，撤向永安。东方军紧迫不舍，急行160里至小陶，再歼其一个团。七十八师的惨败，使十九路军受到极大震动。东方军这次出色的追击战，得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表扬，赞其为“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记录”⑥。8月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联名致电东方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

东方军未费一枪一弹，收复了连城，同时开辟了泉上、清流纵横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东征第一阶段闽西作战任务。

不久，中革军委令东方军立即北上，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主要任务是：进攻沙县、将乐、顺昌、延平(南平)等地，开辟闽中、闽北新根据地，造成对蒋介石的威胁，创造中路军北上的有利条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东方军战胜了酷暑、疾病、缺粮、疲劳等困难，于8月26日攻占闽江上游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两个重要商港，击溃了刘和鼎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东征第二阶段的初战胜利。东方军占领洋口、峡阳后，将顺昌、将乐两座县城包围，主力围攻延平。被围之敌接连向福州十九路军告急，请求增援。

彭德怀对东方军围攻下的顺昌、延平和将乐的地形和敌情作了详细调查，顺昌城三面环水，一面陆路，炮楼坚固高大，不便进行坑道作业；延平是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完整，易守难攻；将乐城也是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可以凭险据守。据此，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仍采用“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于9月初命令其六十师沈光汉部向永安开进，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向沙县集中，亲自率补充师沿闽江两岸向延平接近，以便增援。

9月18日，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增援途中在芹山与东方军的一个团遭遇，在红军指战员勇猛冲杀下，号称十九路军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三六六团被全部歼灭，团长受伤被俘。红军创造了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消灭一个团兵力的战绩。

东方军自1933年7月入闽东征以来，连战连捷。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发展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在闽中、闽北连占闽江上游重要商港洋口、峡阳。在实战中，彭德怀创造条件，调动敌人，围城打援，于运动中巧妙歼敌，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十九路军在闽西、闽中与东方军交战连吃败仗，蒋光鼐、蔡廷锴等深感若再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剿共”，不仅没有取胜希望，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同时，十九路军是一支有“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⑦，因此，才想同共产党合作。

当日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1933年1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十九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十九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十九路军接触，在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下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1时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十九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说：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十九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键行(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商品贸易，采取互相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罢工之自由；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昌决定立即兴师人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江浙地区抽调10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地区通过，向福建进攻。这本是红军截敌歼敌，支援十九路军的最好时机，但中共临时中央忽然改变了态度，说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更带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⑧等等。 　 “左”倾错误领导者，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守势的太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这时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主张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⑨。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藕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⑩彭德怀提出的这个建议，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11)的意见完全一致。可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不仅被否定，还被斥为“冒险主义”。

不久，蒋介石以“讨逆”为名调遣10万大军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十九路军将领，使其内部分化，至翌年1月，历时50几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虽已意识到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齿关系，担心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再次入闽。这时，时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东方军再次入闽作战，由于彭德怀的巧妙指挥和指战员的英勇作战，虽屡战皆捷，但临时中央推行错误路线，使东方军在福建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反第五次“围剿”未起到什么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战略目的。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惨败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他一面向美英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大炮；一面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围剿”的军事骨干。受训军官毕业后，蒋介石赠送每人一把上刻“不成功便成仁”的短剑，以激励部属为其卖命。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50万军队，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在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组织地主武装；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军事部署是：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由顾祝同任总司令，主攻中央苏区。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是“围剿”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计11个师另1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阻止红军向南发展。西路军何键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部，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9月28日，北路军攻占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之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急令红三军团北上就敌，“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12)，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在闽北接到命令，同滕代远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6日，红三军团于飞鸢不期与敌周浑元六师遭遇，经过一天激战，占领洵口，生俘旅长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分析这次胜利的偶然性，强令红三军团转到外线，攻打硝石。硝石位于驻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敌堡垒群中心。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力陈硝石不易强攻，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调动援敌，打击其策应部队。彭德怀的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10月24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人改变战术，就红军应采取之战略方针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翌日，又电中革军委，提出一、三、五、七军团须要立即充实起来，不宜分离作战的意见，他恳切地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彭德怀反遭到批评，中革军委要彭德怀对军委的整个战略部署切实执行，不能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

12月12日，国民党军队以5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团村并进。这时，彭德怀正发疟疾，看到战场上硝烟四起，人仰马翻，战士们英勇杀敌，病情顿时好了一半。但他知道红军兵力寡不敌众，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要打也只能打个击溃战，遂下令撤出战斗。

后来彭德怀写诗描绘这次战役：“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红一军团)未到，让尔逃生。”

1933年岁暮，滕代远奉命调离红三军团，去瑞金任职。彭德怀和红三军团干部对滕代远十分不舍，彭德怀几次向中央请求让滕代远留任，未获同意，与滕代远依依而别。

新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很快就来了。彭德怀见到这位不过二十五六岁，曾留学苏联的新伙伴，爽快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以后齐心合力干吧!”

从这时开始，彭德怀与杨尚昆也结下深厚的友谊，行军宿营，常促膝长谈到深夜，倾吐彼此的经历，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于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其路线得到全面推行和贯彻。在军事指挥上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辖各军团和地方武装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虽然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实际领导权却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1933年9月进人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几个主力军团被调来调去，在敌人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继而，从军事冒险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形势越来越严重。

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后，将其入闽的部队改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协同先期组成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最困难时期。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推行阵地防御战的命令下，彭德怀于3月初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一、红五军团向进占南丰西南之敌发起反击，因敌阵地工事坚固，未能攻下，遭到重大损失。

不久，彭德怀又奉命率红三军团急速入闽，转战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三军团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爬越悬崖绝壁，抗击进攻之敌。

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4月1日，写信给军委说：在历次战役中，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了下级的机动，变成了机械执行，致使不能根据敌情变化和地带、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地完成所给予的任务。他再一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一套不切合实际的作战方针。

4月初，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南至泰宁一线，沿盱江东西岸在宽10华里的广阔地面上，采用“东岸受阻，西岸推进”，“西岸受阻，东岸推进”的战法，交替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

李德等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急调红一、红三军团和地方红军共9个师的兵力，要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李德亲临前线督战坚守广昌。广昌位于盱江西岸，没有城墙，周围均是平坦开阔地，红军没有重武器。彭德怀再三说明广昌无法坚守，李德等置若罔闻，坚持保卫广昌。

4月27日，盱江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进攻，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谓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轰平了，守备在工事里面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众敌夹击下经过一天激战，虽发动多次突击，均未成功，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于4月28日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战斗刚停，彭德怀就接到博古打来的电话，说他和李德要回瑞金，要彭德怀和杨尚昆去谈话。

彭德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等人的作战方针，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广昌战役，李德等又亲临战场瞎指挥，与敌硬拼，造成红军很大伤亡，广昌也丢了。彭德怀憋了一肚子气去见李德。见面时，李德仍然讲战略上怎样分兵把口，战术上如何短促突击那一套。彭德怀火上心头，连珠炮般地问李德：你总是让我们组织火力，请问，没有子弹，怎么组织火力?你总是宣传什么促突击，请问，在敌人密布堡垒下，我们搞的那么多短促突击，十次就失败十次，一次未能成功，今后还能这样搞吗?越说越气，索性把一肚子意见全倒出来，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团村战斗，若一、三军团不分离作战，集中兵力，就能消灭敌军3个师15个团，而你们却坚持分兵，打成了消耗战。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那个位置上，都规定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13)

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刚翻完，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倔强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踞于中央之上发号施令，无人敢顶撞，这次碰上彭德怀，却无可奈何。彭德怀回到驻地，把那仅有的一套军装和几本书一卷，准备去瑞金被撤职、公审、杀头。他什么也不怕，反正把意见都说出来了。

李德也许慑于彭德怀的直言，也许因为打仗还得靠彭德怀，没撤彭德怀的职，也没有给处分，只是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这时，党内还有许多人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闻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已经开始怀疑。广昌战役后，张闻天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在一次中革军委会上，他批评广昌战役说：这次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结果使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李德等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张反唇相讥。

广昌战役后不久，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高虎垴、万年亭战斗。

高虎垴是位于驿前北面、半桥镇东北的一座山头，附近多为高低不等的小丘，南面环绕着巍峨群山，地势险要，是扼制敌人南进的孔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指战员在险峻复杂的地势上构筑工事，外围挖了堑壕，铺设了地雷。为指挥无误，彭德怀冒着硝烟，亲临战场观察地形和敌我部署。红三军团司令部设在高虎垴南端。彭德怀经常告诫指挥员：“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14)由于彭德怀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守备高虎垴的红三军团红五师十三团在团长黄珍、政委苏振华指挥下，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敌人虽几次发动攻击，仍未前进一步，阵地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

8月7日晨，敌军增调德国普福十三号山炮，再次向高虎垴阵地发动进攻，工事被轰毁，红军被迫向南撤退至万年亭，力孤无援，阵地也被攻破。随后，敌人连续攻破红军的三道防御阵地，占领了驿前。红三军团不得不退守石城北的小松。

与此同时，各路国民党军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10月上旬，其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持续一年之久，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给国民党军以重创。苏区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鼎力支援战争。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使这次反“围剿”战役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1页。

② “AB团”是1926年冬北伐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明、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③ 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载《横刀立马大将军》，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页。

④ 1931年12月24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⑤ 彭绍辉：《霹雳山大战中的彭总》。

⑥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载《斗争》第24期。

⑦ 彭德怀：(第三次简历材料)，1970年。

⑧ 《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策议案》，1934年1月8日。

⑨ 彭德怀：《第三次简历材料》，1970年。

⑩ 彭德怀：《第三次简历材料》，1970年。

(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36页。

(12) 《方面军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1933年9月27日。

(1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6页。

(14) 《访问刘志坚同志记录》，197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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