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晚，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营地一片静谧。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政委任弼时、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收听到南京中央社广播的重要消息：日本军队7日晚10时在卢沟桥演习，演习后称有日兵一名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检。8日，日军更无理要求我方撤退卢沟桥宛平驻军。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亡。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帷幕。当晚，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连夜部署红军调查渡河点，准备随时出动抗日。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肖克、徐海东和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德怀要求红军加紧练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打击敌人。

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重建统一战线，以便团结抗日。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实现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7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为4.5万余人。7月22日，红军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历述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抗日主张，阐明红军改编的意义。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强调说，改编后要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要求大家保持红军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做友军的模范。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彭德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提出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还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和作战方针。

根据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洛川会议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决定红军只留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主力3.2万人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共同支持华北。万一国民党军队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军，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

这时，北平、天津已相继沦陷，进攻华北的日军达到5个师团、10万人以上。以3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红军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要求呢?

8月22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头一个权充会场的私垫小学的土窑洞内，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虑：“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红军前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即将身赴前线，正思索着红军怎样以3万之众，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接着发表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战游击战的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进行到深夜，气氛严肃而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有了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出师紧迫，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进一步开展讨论。

8月22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月11日改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同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通电就职。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北的耀县举行红军抗日誓师大会，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并林彪、徐向前一行人于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面对日军进攻的山西省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华北步步扩张之际，从反共转而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救国同盟会和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阎锡山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保持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这样，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

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当年赴太原一路所见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箱。”“……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在日军即将闯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等赶赴晋北时，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八路军之力，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上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〇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之南茹村。当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在平型关外设伏。25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600余人。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

早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湘鄂赣闽，以劣势装备动辄整团、整旅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应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则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9月21日，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强调他的看法：“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提醒八路军前方将领：“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

平型关之战红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证明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很高的声誉。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捷，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7年9月28日，朱德、彭德怀根据在五台山的实地考察，向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说：“河北涞源，山西灵丘、广灵地区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可在上述地区连同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根据地，与晋西北相呼应。这无论对现在和长远来说，都是上策。”一个月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这一地区诞生。

9月29日，当日军板垣师团在平型关受阻之际，一支日军从茹越口突破内长城南下。阎锡山退军忻县，晋北地方官吏纷纷南逃。朱德、彭德怀率总部仍驻五台县之南茹村。日本的飞机常常从南茹村上空掠过，但并不知道这里驻着八路军的指挥部。因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奸细混不进来。猖狂南进的日军更没有料到，就在同一时刻，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一五师主力位于日军由平型关、雁门关攻取太原之两翼侧外；另以4个游击支队挺入日军后方，一部分深入察(哈尔)南、冀西活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线路，袭击日军的运输队。1937年lO月3日，朱德、彭德怀在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敌白天已不敢运输，改由夜间行动。”“敌后极为空虚，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对我军热烈欢迎与帮助。”

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还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关到五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弦(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人会谈。早在云阳前线指挥部，他已把华北地形摄入他的脑海。他能整日地站在地图前仔细地看着、沉思着。曾多年跟随他作战的红军指挥员李寿轩回忆说：“彭老总不是在看地图，是在读地图，‘吃，地图呢。”现在，晋北、晋东地形更详尽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山西的地形是极不利于依靠飞机、坦克、大炮的日本侵略军的。友军节节败退，除去畏敌、军纪败坏等因素外，其呆拙的战法也使彭德怀愤慨不已，在总部与朱德、任弼时、左权论及时说：“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

1937年lO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进逼忻口。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相传因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在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匈奴围困40日，脱险后回师驻扎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现在，这里却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阎锡山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lO个团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由中央军之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锡山、卫立煌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一一五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一二〇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攻击。他估计：如此，则一一五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毛泽东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10月上旬的后几日，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不断出击；中央军卫立煌部由平汉前线源源开赴忻口布防；从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相持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随即在忻口以北展开。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数县，直逼保定。一二〇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之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

10月8日，彭德怀赴忻口，陪同周恩来与卫立煌商谈忻口布防及八路军配合问题。卫立煌心情焦灼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最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当夜，彭德怀返回总部。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谛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原来，大家以为敌机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根据飞机的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2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之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9日，七六九团的赵崇德第三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0余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机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

日军受阻于忻口，乃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太原市腹背受敌。11月2日，忻口友军被迫撤离，转移太原。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棉袍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一度兴奋乐观的舆论，陡然冷下来。

11月12日，华东战场上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准备着西迁重庆。华北的前途又将如何?全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1937年11月15日，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来到晋东南前线沁县开村八路军总部驻地，会见彭德怀，希望得到他的回答。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详细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到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青年们：“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 　 “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在仔细聆听彭德怀这一庄严宣告的青年中，有一个名叫周立波的，用他的笔，将“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

彭德怀的讲话使来访的青年深受鼓舞，周立波在结束他的访问记时，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

11月26日，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的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方回来了，这消息迅速的雷鸣似的传遍了延安城，使大家兴奋而愉快，忙着慰劳、欢迎。那位跟普通士兵形式上并无特异之处的彭德怀将军，也相当的忙于接待客人。”

彭德怀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彭德怀分析中国在持久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能够由弱变强的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必将从各方面由强变弱的根据。他指出，中国将由现在的劣势地位逐渐地转变为优势地位，最终战胜日本强盗。彭德怀提出的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论断，在以后毛泽东著名的《论持久战》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提出了对整个抗日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设想。他强调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权，通过“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的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从战略上着眼的争取主动，以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根据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期作战的教训，他提出，在正面战场使用兵力上，当前，“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作用于防御与箝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彭德怀痛心地说：“但是不幸的很，在华北抗战的已往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

怎样才能求得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呢?彭德怀答道：“很简单。假设敌我都是四百人作战，这是相等的兵力，我们应该采取进攻的战术，以小部(百人)向敌积极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应战，我以少数兵力箝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假设首先消灭了敌之一百人，敌已由均势而变为劣势，则我集四百人再以同样手段，最后解决敌人。如此，虽是相等兵力作战，我仍维持战术上的优势。”

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这一战术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出色战绩。

关于正面战场的防御，彭德怀认为：“我国原无巩固要塞，多半是野战筑城。我们一般的防御，在于保持战略战役上的重点，及经济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在防御的配备上，应该是纵深的、据点式的、不整齐的、极隐蔽的和独立自主的”。“工事的本身，应避免线式的”，“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殇御本身的任务，”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在抗战初期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7年12月初，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的发言使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的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以后回忆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过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

1938年5月，经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8个月的战争实践，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民主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lO年的妻于刘坤模。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团圆。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7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lO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活跃开朗。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氛。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岁的年纪，已经有3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

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一起来吃了一餐较平素略为丰盛的晚饭，热闹了一番。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也很快去到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他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大举南下。17日，阎锡山把同蒲线东曾万钟(第三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自己到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

日军在沿同蒲线南下的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一〇八师团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以占领整个华北。面对日军的三面进攻，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极具胆略的重大决定。

2月24日，从长治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德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和总部特务团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敌决死队一部与日军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这时，彭德怀正以第二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高平、晋城地区，部署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地区陷入危境的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队的一、三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曾致电朱德、彭德怀，要八路军力劝近百万友军“万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采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四十七军军长)、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曾万钟(第三军军长)、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师长)、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师长)、赵寿山(第十七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今日济济一堂，共商御敌之计。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内举行。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彭德怀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讯提出蒜望。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性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军民团结的钦慕，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以疾风骤雨式的进攻，将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主力，方感恐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述及这一段战况时说：“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零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一二九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句，将由潞安(长治)以 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一〇八师团全部及一〇九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各军同仇敌忾，士气大振。八路军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为迎击各路来犯之敌，朱德、彭德怀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未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备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五师三四四旅和集总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七七一、七六九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七七二、六八九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二十五旅团一一七联队等部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长子、屯留、潞城、襄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0O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开辟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

在反九路围攻中，朱德、彭德怀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使主力军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配合下，运动自如，寻机歼敌。这是红军在苏区反围剿作战经验的发展，也是毛泽东全民抗战思想的一次胜利实践。1945年，彭德怀在总结抗战近八年的经验时说：“八路军领导机关从这次反九路围攻中，直接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会战。在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战、运动战后，国民党部队“一般官兵深感打游击战比较灵活，比绑在山头上遭敌大炮飞机轰炸好得多。在太岳期间官兵振奋，干得起劲”。

1938年5月，徐州失陷，正面战场推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卫立煌部进入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进入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到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

反九路围攻胜利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敌后广阔的地域内放手分兵。八路军的三支主力，在山西牢牢控制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的广大山区和乡村，一部分进入晋西吕梁山脉活动。同时又北越长城，东下太行。宋任穷、陈再道等率部挺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雾山，吕正操部开辟冀中平原，晋察冀游击支队深入平西。日军在华北的30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的出击遍及华北。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由强有力的正规军开辟和支持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呼应；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巍然屹立于敌人占领区内的正规军的指挥系统——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到各师、旅、团部，领导华北民众为捍卫自己的每一寸国土而浴血战斗。

19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15.6万。1939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3900万之众。由朱德、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抗击着在华日军的五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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