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7年12月，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也先后从陕北调3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逐鹿中原。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被动地位。这时，陕甘宁解放区失地己大部收复，与晋西南解放区相联结，支援前线的能力有了提高。野战军增加到7.5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己由约十比一变为五比一。虽然敌大我小的形势仍然存在，但西北野战军己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在大量歼灭敌人和新式整军的基础上，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了。

1948年1月在野战军司令部讨论战略进攻方向时，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出陕中三个方向可供选择。他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彭德怀善于集思广益，博采众议，在听完议论后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路上缺乏粮食；同“二马”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会打消耗战。他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图上画了一圈，说：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现在敌人占据黄河渡口，如我们利用的好，就会出其不意来一支奇兵（指当时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他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了各种利弊，提出向延安以南出击，插到敌人后方去，向黄龙山进军。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彭德怀画龙点睛地说：我们是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裁，收复延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确是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的一着好棋。1948年1月下旬，彭德怀和张宗逊致电一、三、四、六各纵首长：派副旅长或参谋长，率有力侦察部队附测绘员，到延安以南进行敌情、地形侦察，绘制敌军配备要图，捕捉俘获逃兵，搞清敌人的实际兵力及位置，向野司报告，要求在2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

当时，胡宗南集团以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第二纵队西渡；以其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以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由刘裁率主力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原中部）、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实现其所谓“监视三面”，并保护其后方补给供应线。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第一步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攻宜川。彭德怀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裁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指挥员一致赞同，说：这一招把刘裁的坟墓都准备好了。会议确定进行宜川战役，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援敌，然后再夺城。彭德怀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彭德怀把这个“围城打援”的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得到批准。

彭德怀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时，即着手进行打援的准备。他依据侦察的材料，分析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敌人究竟会走哪条路呢？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全神贯注地估量着，象是问自己，又象问其他同志：“来不来呢？可能从哪条路来呢？”一科副科长接着他的话茬说：“敌人胆小，我估计不敢走小路。”彭德怀说：你这个估计基本正确。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裁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而刘裁上次增援清涧时来得慢，受了处分。这一次他一定要走得快，要走公路。彭德怀进一步分析，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且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裁经第一条道路驰援。因而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另一方面，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决心下定，彭德怀风趣地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裁，钓来钓不来两种可能。刘裁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按照围城打援的作战意图，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释、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一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2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命令所作的兵力部署，构成三个歼敌方案，不论增援宜川的敌军是取道瓦子街或经石堡（黄龙），或者走进士庙梁，野战军均能从所在地区出发，进入预伏区，合围歼灭增援之敌。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预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以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按照野司的部署，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的任务为“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于24日完成对宜川城的包围。27日，占领了宜川外围主要据点。准备打援的第一、第四纵队也于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进攻的出发位置。同日夜，王震率领第二纵队开始由禹门口强渡黄河，集结于宣川以南约50里的屹台街附近。

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后，彭德怀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到城北的塬上观察城内外敌军的防御工事。由于城郊烟雾缭绕，看不真切。彭德怀说：“咱们再往前走走。”他边说边走，一直走到敌军的炮火射程以内。忽然有一发炮弹在离他十几米处爆炸，弹片从他头顶飞过，尘土落满全身。彭德怀骂了一声：“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他转过身对王政柱诙谐地说：“敌人的炮镜比我们的望远镜强，我没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了。”在阻击打援打响前，他又同副司令员和各纵队首长，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但直到深夜，他仍在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有什么漏洞，还将身旁刚到职不久的副司令员赵寿山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赵寿山回答说：“嘿！就看胡宗南肯不肯往里钻了。”

这时，在西安绥署的胡宗南，正接连收到守宜川的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的电报，呼救求援。胡宗南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据当时缴获的刘裁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命令和通报等材料，胡宗南认为彭德怀只有5个纵队，部队经连续作战伤亡大，又无重炮，不能攻坚。他判断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4个纵队，可能以3个纵队的兵力围攻宣川，只有1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张汉初依据宣川的险要地势和巩固工事，坚守待援，令刘戳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理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刘裁接命令后，连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出发，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日夜兼程增援宜川，27日进到瓦子街地区。

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洛宜公路的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刘裁的参谋长刘振世建议，不要直往东走，可先向北绕打共军一翼。刘裁对这一带地形熟悉，怕西北野战军打伏击，也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请示西安绥署，胡宗南回电：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还说：找共军大队找不到，现在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2月28日晨4时，彭德怀等下令：决于明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命令适当调整了部署，以三纵、六纵各1个旅继续围攻宣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全军集中9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之南北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电令二纵队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8日，刘裁率援军继续东进，在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部分兵力的阻击。刘裁判断阻援部队只有1个纵队，几千兵员，不能阻其驰援，命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限于当天到达宜川。这样，连其后续部队均于当日进入瓦子街以东的隘路。28日下午，天空阴云密布，开始下毛毛雨，后变成小雪，入夜，鹅毛大雪漫天飞扬。野战军第一、四纵队和第三、六纵队各一部，冒雨雪由预伏地区隐蔽接敌。

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宣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同日晨2时，负责扎口袋的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点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这时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现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以南高地，而敌人正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堵塞这一缺口，敌人将有突围逃窜的可能。于是在前卫独一旅三团插过公路开始攻击之后，又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以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附七一五团1个营，与敌五十三旅1个团的兵力，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占领了阵地。并向东发展，同友邻部队一起，完全截断了敌军回窜的道路。

同一天，第一、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击退了企图夺路突围之敌。担任攻击敌右翼的第二纵队亦赶到投入战斗。到黄昏，野战军紧缩包围圈，将敌人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铁桶合围的态势。当天夜里，部队冒着大雪严寒露营，不顾疲劳饥饿，积极准备第二天总攻。刘裁也命令其所部各旅连夜构筑工事，继续顽抗。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击命令。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二纵队由南向北，四纵队由北向南，六纵队一部由东南向西北，三纵队一部由东北向西南，向敌人发起总围攻。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这一天，全线战斗十分激烈。刘裁的援军顽强抵抗，与西北野战军反复争夺位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文电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名闻全军的刺杀英雄刘四虎，原是苦大仇深的翻身农民，也是新式整军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典型，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刀，负了重伤。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带领特务连夺取敌军指挥所盘踞的山梁土寨子，身先士卒，英勇牺牲。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对广大指战员鏖战东南山，英勇拼搏的战斗作风深为满意。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在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一个旅，只顾阻击，没能见机行事，协同兄弟部队出击。彭德怀在电话上批评该旅旅长表现迟慢。旅长即带一个团出击。彭德怀又踏着烂泥直奔该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领这个团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他对旅首长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经过连日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整编二十九军军部被歼。残敌都被驱赶到沟里，狼奔豕突，争相逃生。但到处都是解放军，哪儿也跑不出去。下午5时，增援宜川的胡宗南军全部被歼。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一年前率部进攻陕北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刘裁，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逃跑，走投无路，以手榴弹自毙，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另一个曾扬言他一个师可打共军两三个纵队的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见大势已去，坐了滑杆（即轿子）逃跑，被西北野战军击毙。随后在西府战役中，宝鸡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受伤被俘后因伤重而毙命。国民党军3个高级将领接连丧命，所以当时西安流传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下联为“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命也亡”；横额是“纪律严明”。此联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卖命，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国民党将领的可悲下场。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裁、严明的尸体。彭德怀交代：“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亲属来认领咯！”不久，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受野战军司令部的委托，通告刘裁、严明的家属和亲友说，如来运回刘、严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这使胡宗南十分难堪。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瓦解其军心。但不去接运，又无法向全体将士及死者家属交代。不得不派人把刘裁、严明的棺材运回西安，予以厚葬。

宜川战役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打击是沉重的。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为敷衍国大代表对胡宗南的责难，给胡宗南以撤职留任的处分。3月13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手启电”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原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说：“彭德怀的口袋战术，使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敌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在其《宜川会战史》检讨部分承认：“战略上处于被动”, “对共军企图、兵力无正确判断”, 行动过于迟缓，“致使共军王震部亦能参加宣川附近作战”，加以指挥上错误，导致全军覆没。

宜川战役开辟了黄龙分区，使黄龙区与关中打成一片，奠定了以后作战的有利态势。刘裁部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将位于潼关以东的裴昌会兵团向西安回调。这就减轻了中原野战军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毛泽东在3月7日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写道：“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宜川战役之后，不论在全国、在西北，形势都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决定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转到华北。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从米脂杨家沟出发，由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四五月间相继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

宜川战役之后，为乘胜扩大战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进行黄龙山麓战役。因洛川久攻不下，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北进。彭德怀打援不成，遂决心西进。他设想，野战军大踏步向胡宗南的后方挺进，把主力插到凤翔、宝鸡一带，夺取麟游山脉各县，可以调退延安、洛川守敌，调动、分散裴昌会兵团，寻机各个歼敌，巩固黄龙新解放区；又能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给养，改善野战军的装备。

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现在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向为兵家争夺之地。国民党在这个地区兵力空虚。胡宗南集团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仅有第七十六师（清涧被歼后重新编成的）师部率1个团2000余人驻守，其余地区都是地方团、队守备。所以西府既是胡宗南的战略后方，又是他统治区的薄弱环节。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以第三纵队继续围困洛川，迷惑敌人，第一、二、四、六纵队于4月7日由黄陵、澄城地区向西移动，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照金地区。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上，称这次西府作战为调虎离山，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彭德怀部署以炭、四纵队为左路，一纵队为中路，六纵队为右路，渡径河后攻击前进。左、中路相机夺取宝鸡，右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抗击可能来援的马步芳部。16日，部队开始分三路西进。

彭德怀在20日致电中央工作委员会转毛泽东，报告夺取麟游、陇山山脉的计划说：黄龙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进。“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陇（山）两山脉根据地。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毛泽东在26日复电：“你们第一步向径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并告诉彭，中央已和中央工委会合，这里一切很好。

西府战役初期的战斗进展顺利。先后攻克径河以南、渭水以北的麟游、扶风、岐山等9个县，切断了西兰公路。25日夜，第一、二纵队向宝鸡之敌军发起总攻击，至26日全歼守敌，占领宝鸡。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重伤被俘，第二天毙命。缴获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西北野战军南渡径河，切断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闻讯大为震惊。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电延安守敌弃城南撤，以缩短防线。4月21日拂晓，何文鼎率整编第十七师南逃。被敌人占领一年一月又二天的民主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彭德怀以外线进攻，逼敌自撤的战略意图顺利实现了。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路口、崖畔、窑顶、街头，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干部和乡亲们兴奋地互相道贺：“延安，我们回来了！”

在彭德怀率部西进后，蒋介石也看到，西北野战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调裴昌会率所部配合马步芳之整编八十二师共11个旅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彭德怀决心在运动中再歼敌几个旅。他部署六纵队教导旅于长武、彬县（原那县）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右侧后之安全；四纵队及二纵队之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左侧后的安全。但四纵队在扶风杏林镇地区的防御，兵力分散，被裴昌会兵团突破阵地。27日，裴部经岐山西进，直逼宝鸡。与此同时，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突破了教导旅的长武、亭口阵地，向崔木镇急进。宝鸡地区的野战军主力反处于敌人左右夹击的不利形势。一、二纵队更陷于背水侧敌的被动地位。既无时间准备以粉碎敌军的反突击，也搬不走在宝鸡缴获的物资。为摆脱敌人，彭德怀果断命令部队，在28日拂晓前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

27日这天，彭德怀率野战军司令部驻在凤翔南的屈家山村。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相距只有几十里，前线的枪炮声已依稀可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转移。他却岿然不动，命令电台继续工作。他为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大量运走而痛惜。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机立断，使野战军主力迅速摆脱危险的处境。当天，野战军攻克宝鸡的部队未料想敌军骤至，正分散做群众工作，运送和处理战争物资。彭德怀让电台叫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交代一、二纵队：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这时天己渐黑，野司一些单位已准备出发。但有个部队的电台未联系上。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决然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警卫营紧急挖工事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直到给各纵队的紧急电报发完后，他才让撤天线，率司令部向北转移。28日中午，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撤出宝鸡及今后行动计划，准备提前实现第二步，转向陇东。中央军委复电：你们的行动由你们按情况临时决定。

西北野战军左路阻援未成，右路抗击也受挫。马步芳部非常猖狂，整编八十二师又一再袭击六纵队教导旅，至29日进占旧永寿县、构（旬）邑及彬县，截断野战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继续向麟游地区急进。由于东面的裴昌会兵团兵力集中，野战军不易捕捉战机。彭德怀于5月1日率主力北上，以摆脱被动，寻机消灭八十二师。3日夜晚，通过西兰公路，涉过径河继续北进。这时裴昌会部一改过去密集方阵推进，实行数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在其途经地区不留兵守备，企图挟其优势兵力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

鉴于胡宗南部尾追不放，马步芳部积极配合，敌人的兵力占明显的优势，预定各个歼灭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无法实现。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向东转移，于5月12日转移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才完全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从挺进西府到转向陇东，在1个月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1500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相当损失。他清楚地看到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切实地加以解决。5月15日，彭德怀和张宗逊、赵寿山致电各纵首长，指出此次出西府的行动中有严重缺点，在战役上、战术上犯了某些错误，主要原因是轻敌（亦有怕敌者），造成个别纵队的相当损失。“我们确定彻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的检讨经验教训”。

5月26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在这次西府战役中遭受到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旅领导素知彭德怀严于治军，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比较紧张，连平时爱说爱笑的人这时也很严肃。会上，彭德怀作了春季攻势概况的总结讲话，指出：出击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战果：光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分区，歼敌2.1万多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敌人西北供应基地宝鸡，扩大了我党在蒋管区的政治影响。同时，对“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千（济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因为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说：“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彭德怀总结西府战役在指导上的错误是：过分强调突然性的一面，怕暴露我军企图，行动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战役的准备不充分；对四纵队党委会中存在严重自由主义，对干部迁就放任，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等问题，未深刻了解；在敌情判断上，对胡宗南能集结11个旅增援宝鸡估计不足；对马步芳实力亦估计过小，特别是对胡、马两部积极配合认识不深刻。由于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主观上总想利用敌人阵营的若干矛盾，过分强调利用敌人矛盾才吃了亏。说到这里，彭德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互相矛盾的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面。”他十分沉痛地说：“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在停顿片刻之后，他感慨说：我们打了礼泉，应观望一下再打出去，没停。打了扶风，应该背靠麟游，钳制马军，消灭胡军一部，可是我们又前进了。一个人哪，“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事过20余年后，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又一次总结了这次战役在指导上的深刻教训，写道：“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

在土基前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他说：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己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在历数了一件件失职行动后，彭德怀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说，是应该砍脑壳的！”彭德怀越说越怒不可遏，质问四纵队负责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一席话说得纵队负责人羞愧沉痛，不敢抬头正视台上的彭德怀。参加会议的人也一个个屏息静气，会场鸦雀无声。彭德怀话语尖锐，但件件是事实。为帮助犯错误者提高认识，他剖析了部队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 “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彭德怀环视会场，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熟悉的面孔，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土基镇后，同纵队首长广泛交谈。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在5月31日讲话指出：西府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我们缴获了不少弹药、武器、汽车和物资，特别是因此收复了延安，对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大”。“但是，在实现彭总这一正确决心的过程中，某些将领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于不执行命令，那是平时治军不严造成的，党纪军纪所不容。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头，纵队首长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贺龙指出要搞好整训，检讨经验教训，准备再次打出去。前委扩大会议贯穿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斗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和战斗作风方面，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个别人对抗击不力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四纵队指挥员在会上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彭德怀的脾气很多老同志都了解。他坚持党的原则，赏罚严明，不徇私情。不论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当面批评，而且“火力”很猛，毫不客气。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谁要是不考虑全局，搞本位主义，玩忽职守，打滑头仗，他是绝对不容忍的。他说：“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你。”以后，在9月间的第三次前委扩大会上，他再次说道：土基会议我对四纵队的问题那样凶，为的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相当严重，用猛火一烧以提起他们的警惕。不严格批评整顿，不能把这个纵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鼓起来。我们高级干部中应讲原则，不看面孔。当犯错误的干部认识提高了，检查改正了错误，他就高兴地说：“对啦！就是要这样。”一旦发现批评过头了，在冷静下来后，他又自责地说：“我是很粗的，有点象李逵。”“我这个人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我以后要注意这点。”有时，自我批评说：“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脾气不好，有缺点，有错误，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不顾情面地给我指出来。咱们赤诚相见，我愿意接受和改正。”但也有人对彭德怀的严厉态度和率直的批评有意见，说他太威严了。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土基会上寓意深长地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有坦荡的胸怀，你愈是了解他，甚至受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地感受这一点。”当时对彭德怀的严厉作风不大习惯的副司令员赵寿山也说：“彭总忠诚感人！”“他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 。6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同意前委这个决定，并已发西北以外之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参考。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彭德怀在土基会议上的讲话。

西北野战军根据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六七月间在黄龙城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评功查过的运动（简称“四评运动”)。

土基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显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才能和魄力。

1948年8月至11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进行了澄（城）合（阳）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粉碎了胡宗南军在渭北地区的“机动防御”，进一步削弱了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作战，并为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

彭德怀在部署澄合战役时，以一部抗击敌4个整编师大部，集中11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作战指导原则，粉碎了敌军以整编师为单位，以攻为守的机动防御体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火力攻敌一点，以重点突破、割裂围歼敌人的战术手段，给整编三十六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整个战役歼敌近万，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

在澄合战役中，正当攻击整编三十六师主阵地壶梯山的紧张时刻，彭德怀又冒着炮火到了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的指挥所。这里距离前沿部队很近，只构筑了一些简单的防弹掩蔽部。王震发现他来，顾不上汇报前面的战斗情况就说：“这里太危险，你还是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德怀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问：“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这时，战斗正激烈进行，不断有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硝烟腾起，弹片横飞。彭德怀听完汇报，又到掩蔽部外面观察，工震实在急得无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德怀笑答：“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事后，王震深情地说：“彭总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那里钻。”而彭德怀谈起他同王震的关系时，则作了个诙谐的比喻：“我和王胡子（指王震）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湖南骡子，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却是一股劲。”

澄合战役后的休整期间，彭德怀深入部队，了解到有些搞后勤工作的人员不安心，认为没有前途。工作很累还时常招来埋怨和批评。为此，彭德怀在8月中旬召开的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土，首先肯定了搞粮食、做财经工作的成绩，指出，从延安保卫战以来，由于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任劳任怨，使部队的粮食、被服等基本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全军的需要。接着谈到了对为人民服务的体会，说：“庙里的泥菩萨和屋里的扫帚都是工具。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象扫帚一样的供人民使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让群众感到我们是人民生活中最实际最有用的。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有人想当菩萨不愿做扫帚，这是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一把有用的扫帚。”他要后勤工作人员坚持制度，坚持原则，不能眼睛里只看见首长，夹着私心杂念给首长送东西。还批评那种“在首长面前毕恭毕敬，背后则各自干各自一套”的阳奉阴违的坏作风。这番话是彭德怀对干部的告诫，也是他自己一贯奉行的准则。

8月中旬，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军摆成一线，利于我各个歼灭。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目前一个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秋冬两季在渭北作战，再歼胡宗南部几个旅，使其完全处于被动。并确定于9月间发起秋季攻势作战，本着出其不意地分割围歼敌人的战役思想，歼灭大荔以北之整编第十七师及三十八师。

当时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3个整编师分散守备在蒲城、澄城、大荔间正面20公里，纵深30公里的防御地带。以城镇及平原村落为据点，形成纵深配备，但各据点之间间隙很大。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不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从侧翼楔入，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敌。本来，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各个聚歼，是彭德怀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这次，他仔细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遂改变作战方案，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的胜利。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为钳制胡宗南部，配合淮海战役，并解决粮食问题，便于以后冬季整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于11月中下旬进行了冬季战役。彭德怀把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不断制造与捕获战机。胡宗南的几个军被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胡宗南东奔西窜的所谓“机动防御”、“重点增援”，在西北野战军的机动迅猛打击下，一败再败。对此，彭德怀当时就写道：自我荔北战役胜利以后，胡宗南集中9个军番号（国民党军从1948年10月1日起，将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的兵力以对付我们，自以为得意。其结果在东至洛河以东，西至咸（阳）同（铜川）铁道，12天中往返奔驰3次，平均每日走80至100里。象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东西奔跳，其疲惫之状可想见。他幽默地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冬季战役歼灭胡部第七十六军等共2.5万余人。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及两个师长被俘，十七师师长被击毙。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以来，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七十六军（原整编七十六师）三次被歼，三任师、军长（廖昂、徐保、李日基），一人丧命，二人作了西北野战军的阶下囚。

渭北3个战役共歼胡宗南集团6万人。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要求的，西北野战军不仅使胡宗南不能抽一兵一卒增援中原战场，还得抽调部队到关中地区，以保卫其老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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