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祖国的安全，从1952年冬天开始，每年都抽出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勘察地形。到1955年底为止，他亲自察看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每到一地，他都要看望部队战士，访问地方干部。勘察地形时，对于重要岛屿、港湾和滩头，都要亲自登临，详细询问水深、潮汐和滩头沙石状况，并同当地和随行干部交谈军队设防的意见。

彭德怀每年勘察沿海地形的活动，这里无法全部述及。仅从1953年初他到华东地区视察的活动情况，即不难看出他为祖国安全曾付出过多少心血。

1952年冬，为准备对付美军以扩大军事冒险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除志愿军在朝鲜做好防御美军在侧后登陆的战备工作外，针对美国可能从海上封锁中国大陆，指使国民党军窜犯华东，并轰炸上海等地，1953年1月25日，彭德怀偕工程兵司令员陈士集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乘火车赶赴华东检查战备工作。他先到南京。陈毅、饶漱石此时不在南京，参谋长张爱萍正在福建部署战备，遂由副参谋长周骏鸣和几个参谋陪同彭德怀到沿海视察。上火车后，周骏鸣向彭德怀一一介绍随行人员，介绍到军区空军参谋袁仲仁时，彭德怀说：“我认识你，48年初你跟陈总去陕北开会，咱们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哩！”他的记忆力，使袁仲仁异常钦佩。1月29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员郭化若陪同彭德怀登上国际饭店楼顶，俯瞰上海市区，彭德怀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这么稠密，遭到空袭可是个大问题。”郭化若接上说：“1950年1月25日，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浦江码头上的舰船26艘，2月6日，国民党军飞机17架又来轰炸，投弹70多枚，死伤群众14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如果计算工业生产的损失，就更多了。那次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工厂停工，每天损失就是上千亿元。”

随后，彭德怀检查了江湾机场、高射炮阵地、雷达和探照灯阵地，回到防空指挥所后，他说，防空问题比防止敌军沿海登陆更困难。指挥所设在闹市区砖木结构的楼上，又无地下室，一颗炸弹命中，就要中断指挥，应迁移到机场附近，另建新址。第二大，他从吴淞口乘护卫舰“南昌”号出海勘察，郭化若也随行。登舰后，舰长曾泉生向他介绍驾驶舱内的设备，当说到“这是罗经，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时，彭德怀笑着插话：“莫吹牛嘛！我们是发明得最早，可现在我们落后了。”军舰出长江口，寒风卷起海浪，舰体颠簸得厉害，不少人晕船回舱躺下，彭德怀毫无倦容，在甲板上四面眺望，同来的人怕他受寒，建议说：“前面的泗礁岛还没有修建码头，军舰无法靠岸，就不要上去了吧！”彭德怀马上说：“不行，这个岛必须上去看看。”军舰靠近泗礁岛己是下午4点多钟，换乘小艇上岸，走到官山村的连队住下，天已黑了。彭德怀看到连队的干部和战士，问这问那，兴致勃勃。晚饭后，随行人员发现他嗓音嘶哑，似患感冒，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住在连队里，不和班、排长们谈谈，那怎么能行！”接着便召集班、排长开座谈会，就连队训练、生活、文化学习等问题征询大家意见。当谈到将要实行薪金制时，他向排长们说：“排长每个月薪金60万元够不够？”一位排长吃惊地说：“哪能用得了那么多！”当时正排级津贴是每月19.54万元彭德怀象一个老管家似的向他们算起细帐：将来军官的伙食都要自理，还要赡养父母，娶老婆，生孩子，总不能当一辈子“和尚”吧！顷刻之间，满屋气氛活跃起来。待彭德怀就寝时，己是午夜12点了。

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怀的感冒症状已很明显，又无医务人员同行，陈士集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让改变活动计划。饭后，先去看炮兵阵地，发现炮位背后靠近岩石峭壁，他责问道，如果敌炮打来，弹片碎石乱飞，人员、火炮又无遮蔽，这符合实战要求吗？接着又沿海滩步行五、六里路，来到高墙湾村。为了察看全岛地形，原定从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劝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发，一股劲往山上走，直到顶端，一面观察地形，一面了解沙滩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变化，还详细询问了过去日军在此处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下山后，彭德怀若有所感地说：“战斗打响以前，干部多辛苦一点，战士就能少流血。平时我们当领导的多辛苦一点，战时就能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的牺牲。”

下午航行时，陪同的几位领导人商议，下决心改变航向，绕过岱山岛，直驶舟山岛的定海县，登陆到驻军医院为彭德怀作治疗，因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启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随后从镇海上岸，到驻军营房住下，在勘察了宁波地区后，乘汽车经绍兴到杭州。2月8日开始北行，勘察钱塘江北岸。出发之际，彭德怀发现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即问随行参谋许之善：“酒是哪里来的？" 参谋答：“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顿时怒容满面，厉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在场的浙江省军区和省委领导等送行人员和保卫人员面面相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彭德怀接着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参谋答：“这里的算过了，‘南昌’舰坚决不收几个首长的，不给算。”彭德怀听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责道：“已经讲过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执行？”参谋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分辩。这时，省委书记谭启龙站在彭德怀身边说：“下面同志办事太简单，好心办了糟事。”转过脸向送行的人说：“那些酒，看他们需要多少，带走的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陈士集接着说：“今天要勘察的地点很多，上车走吧！”彭德怀勉强息怒，转身向送行的几位领导人握手告别。

离开杭州，一路上在海宁、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车仔细察看，当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长江口的崇明岛。岛上驻军团长来迎接，准备请到团部稍事体息。彭德怀说：“先到阵地去。”沿途他向团长询问长江口过往船只及国外军舰上的火炮性能等情况，团长都未答出。在一处炮阵地上，彭德怀看到炮位和弹药所距离很近，又无防护措施，就对着连长有些责备地说：“为人民服务，你这个连长就是要为全连服务，你们弹药所离火炮这么近，一发炮弹击中，全连的人和炮都完了，你还服什么务？! ”转过身来，看到团长，这时，压制在心头的怒气，禁不住迸出来：“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应当撤职，送军法处！”陪同的海军副司令罗舜初走向前去解释说，火炮阵地设计是上边定的，是外来的。又说，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团部去谈一下吧。彭德怀才从阵地离去。中午在团部吃饭时，彭德怀发现团长未到，就派人找来，让团长坐在自己旁边，温和地说：“我今天又说了错话，不该说把你撤职，送军法处，现在向你道个歉吧！其余的话你认为不对也可以批评，但饭还是要吃啊！”团长的心情虽未恢复平静，但仍连忙说：“首长批评得对，是我的错。”

2月14日，正是春节，彭德怀一行从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苏州下车，乘汽车去视察仓库。彭德怀看到门窗、出入口等都不适合战备要求，又严厉批评一顿，说领导人不深入现场，不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严重官僚主义。到南京后，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归来的张爱萍交谈了视察中的问题。于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方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他在这个报告里，把50年代前期毛泽东和军委关于战略指导思想的指示和决定，综合起来作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用以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指导全国全军的战备和军事工作。彭德怀于1955年下半年把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摆在军事工作的重要位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他提出，当时西方阵营除了早已组成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陆续组织了东南亚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有军事意义的集团；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后，己成立了华沙条约国集团。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4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作战计划的汇报。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为了有效的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次，是考虑到苏军奉行的先发制人战略方针，中国决不能照搬。1955年5月，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出国前，毛泽东在4月底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指示彭德怀此行到莫斯科，就共同反侵略战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5月21日，彭德怀从华沙到莫斯科，在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会谈中，弄清了苏联已由“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换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决定胜负。彭德怀讲述中国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方针。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宣告结束。就在这次访问苏联和波兰的过程中，彭德怀深深感到苏、波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囚缺乏战略防御的具体准备而遭受严重损失，应当引以为戒。因之他在《报告》中，突出阐述了我军在战争初期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要求一切战备工作、军队训练和组织编制，必须以积极防御为依据。

再次，军队内部建设，到1955年底，各方面工作已基本走上正常轨道，应当适时地把军事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防务建设上来。同时，全国拟制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和远景规划已提到议事日程，军事工作也需要全面安排长远规划。彭德怀说：“战略方针很重要，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但战略方针本身，只是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各种具体措施，仍然不能使战争达到胜利。”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虽然在军事统帅机关中是明确的，但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高级干部还不了解，还需要一个系统阐述的正式文件统一思想，才有利于开展全面的战备工作。

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这次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问题，同国家经济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建议邀请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因此，参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除去军队的93名高级将领以外，还有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财政部长李先念、铁道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长王首道、一机部长黄敬、二机部长赵尔陆、重工业部长王鹤寿、三机部长李聚奎等。

3月6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正式开幕，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宣布开会后，彭德怀便开始作主题报告。他在宣读讲稿过程中，间或插进一些解释。力求大家能够加深理解报告中的重要观点。

关于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根据，他说，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在报告里概括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对战争初期的这种战略设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他规定我军的战略目标，也是从敌我装备技术实际情况出发的。他说，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而把敌人消灭在陆地上，我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为着实现上述战略设想，他还提出了我军应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初期我军“既不单是运动战，也不单是阵地战，而应当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

彭德怀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国防建设问题。他说：“为了使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就必须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对这些准备工作，他讲了三个方面，包括全部的国防建设工作。

一、军队建设和国防设施。重申国家常备军为350万人，和各军种、兵种各自发展的重点，提出陆军必须逐步增加机械化的比重，争取到1967年我军的装备接近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关于国防设施，由于内容复杂，他要求在“全面筹划、重点建设、逐步进行”的原则下，必须协同国家机关，结合经济建设，于1962年底完成沿海和纵深的国防筑城防御体系。

二、战争动员准备工作。他要求根据战时需要，对于后备军官、士兵、技术专业人才等，作出登记、训练和储备计划，对于武器装备要保证战争初期6个月所需的储备，争取在1957年拟制出第一个完整的全国战时动员计划。

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把几年来已经起步的军事科学研究提高到全面有计划开展的新阶段。在内容上，从军事学术到军事技术，从武器装备到军用器材，从常规到尖端，从科研机构到知识分子政策，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方针和要求，可说是全军的第一个军事科学发展纲领。

彭德怀这个报告，不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包含着他个人的丰富军事经验。在会议上经过讨论，上报中共中央，并得到批准下发全党全军贯彻执行。1959年他受批判后，这个文件也随之被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仍待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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