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次年春节为《解放军报》《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栏撰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毛泽东使用的仍然是“大跃进”。到了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把“大跃进”作为一次运动明确的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大跃进”这一提法仍然存在怀疑，但在发表文章和讲话时，却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不再使用“大发展”这一说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于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土。那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情况，毛泽东有20几次插话，另外还作了几次长篇讲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毛泽东的插话和讲话，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鼓舞着更多的人参加这种探索。毛泽东还讲：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讲话的本身就充满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坦露胸臆说：“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他感到，通过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座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50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 , “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彭德怀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他自己的热血也在沸腾。每到一地，他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曾以虔诚的心情，拥护“大跃进”，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取得人们所向往的、震撼世界的成就。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穆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人家一起吃。”在县委食堂就餐的人看到彭德怀也在食堂用餐，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张望。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人们随意交谈，在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掺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急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象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和不平衡，他处事也就更加谨慎。

“大跃进”的热风也吹进军营，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儿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尽管“形势”逼人，彭德怀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给部队回信，明确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作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作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 “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作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大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千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由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帐：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蔑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相联、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磁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集中精力考察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这是彭德怀在听到人民沉痛的呼声之后，第一次为人民“鼓咙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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