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在半年来的战争实践中，深切 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促使他积极探索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 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粟裕回忆这一战略构想的形成过程说： 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 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 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 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 则势必难寻。当时在中原地区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敌我兵力对 比过于悬殊。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 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 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01—103 页。) 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

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当时，我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但是 敌人在兵员数量上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优势，在局部地区仍能保持优势兵力，因 而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反复拉锯的僵持态势。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 而夺取全国胜利，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 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上集结有 十几个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的新老根据地作依托， 已经具备打大歼灭战的客观条件。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 粟裕预料，如果我们在中原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 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 到来。

1948 年 1 月 22 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 承、邓小平。电报全文如下：(《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7 月，第 1 版，第 344—346 页。)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一)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

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 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 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 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 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 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 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 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 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 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 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 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 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 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二)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 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 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 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 收效少。

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其最 大威力。因此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三)依二次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 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 依形势发展，敌将恃物质技术条件，固守在我解放区之某些中心城市。我们不知东 北对于近代技术兵种之建设情形如何，不便发表意见。如已有成绩，而能调集各兵 种彻底解决一个地区之敌固佳；如无此种可能，似以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 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则敌人虽有美 援亦必不能久持。俟其大厦已倾，则敌固守之大城市似已难存在矣。为能迅速变新 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否则丧失时机，甚为可惜。

(四)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 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 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 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 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 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 效能。

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 1

月 22 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

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 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 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我军在已有政治 优势、战略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的发展即可急转 直下，迅速解放全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粟裕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 验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晶。现有档案资料表明，在“子养电”发出前后，从 1 月 5 日到 3 月 15 日，粟裕在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刘邓的 4 份电报中，在华野 直属队干部大会和华野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 3 次讲话中，先后 7 次 反复阐述“子养电”的基本观点，说明他对这个基本观点是坚信不移的。

然而，正式提出这个建议，粟裕还是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慎重态度。粟裕保存的 抄件说明，这份电报早在 1947 年 12 月 10 日就起草好了，又继续观察思考 40 多天，

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在解放战争过程中，粟裕提出的 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在 10 次以上，但是像这样直接地全面地对全国战局和全 军建设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他的建议不仅关系战争全局及其未来发展，而且与中 央军委已有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 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 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 的。12 月 9 日，即预定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粟裕收到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目前时 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面对这种情况，粟裕 虽然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惟恐考虑不周，干扰中央军委的决策，因此采 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

二、在中共中央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的时候， 再次“斗胆直陈”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意见， 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 12 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正在 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特地电召陈毅到陕北，与他当面商定一个重大行 动计划：由粟裕率领华野 3 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陈毅离开华野已有两个月了。他于 1947 年 11 月上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 野外线兵团的后勤供应问题，12 月上旬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 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驻地已是 1948 年 1 月 7 日。

陈毅“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 年 7 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 进江南的行动上”(《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 8 月，第 1 版，。)，并且向中共中央提出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同时 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 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 局书记。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毛泽东与陈毅商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 3 个纵队于 1948 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 3 个纵队组 成第三兵团于 1949 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陈毅为此赋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 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 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栗郎”。

栗裕的“子养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现存中共中央收电译稿上看到，毛 泽东在阅读时逐句圈点，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 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 坚持既定决策。

5 天以后，1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粟裕，要他率领 3 个纵队渡江南 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 3 个方案， 认为各有利弊，请他“熟筹见复”。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足 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 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 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 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 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 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 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71—272 页。)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认真研 究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 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中原战场作战，扭转中原 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 场有重大影响，而且对解放战争全局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存在着两种战略设想，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 战。究竟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粟裕对此进行 反复深入的思考。

粟裕军事决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 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这一次，他一如既往，一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 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 项准备，例如派出一个加强营和 200 多名干部到皖南地区，派原皖江区党委书记曾 希圣带百余干部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领一批干 部到长江北岸开展水上工作，等等；同时，进一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 攻的方略。经过 3 天的缜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 2000 字的电报，于 1 月 31 日上报 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 “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一月二十二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 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 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 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 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 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 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 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 军出版社，1989 年 7 月，第 1 版，。)

这段话插在讲渡江时机的第一部分和讲渡江地点及方法的第三部分之间，表面 看来不合逻辑，其实含有深刻用意。他用这种方法，提请中央军委注意他在“子养 电”中的观点和建议。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 2 月 1 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 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 3 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 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 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 月 1 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 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 1 个半月，3 月下旬出动。同时指示：“三、八、 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 动歼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时间又作 了几次调整。4 月 4 日，中央军委指示，按照全军统一部署，进行整顿纪律工作， 休整到 5 月 15 日为止。渡江时间相应地由 3 月下旬推迟到 5 月 15 日以后。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第 四、第六、两广和特种兵纵队北渡黄河，于 2 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渡江南进 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 3 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 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粟裕的提议，华野前委报请中央军委 批准，调华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华野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参谋长。

在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军阀主义和 骄傲自满，违犯纪律等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为执行新的 战略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针对江南作战条件，部队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 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派遣 1 个加强营到长江沿岸地区，以各种手段侦察敌军动态。 中共中央调集了一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新区

政策。

印制了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 总之，用张震参谋长的话来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他的一贯态度

是：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他认为，“不结合实际情况 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

( 《粟

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在那段时间 里，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 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 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 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 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来看， 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 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 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 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敌人虽然 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但是重要点线防守的包袱背得很重，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 军可用积极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战机。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 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 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 3 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他 联系 1934 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经验，预测渡江南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认为这次南进虽然与当年形势大不相同，但是我 3 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 10 万人， 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 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 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 成大的威胁。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 3 个纵队渡江 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 的 4 个主力军。这 4 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 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 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 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 4 个主力军，

我 3 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 果 3 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 样代价，歼敌 3 个至 5 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

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 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 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 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但是同意栗裕把 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 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 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 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 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 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 年 4 月 18 日，栗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 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 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 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 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

“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第 1 版，第 353—356 页。)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一再“斗胆直陈”， 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再次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 显然，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 家的远见卓识，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在一般人看 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三、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 3 个纵队暂缓过江， 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有口皆碑的“二让司令”。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 3 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194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陕北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 知中共中央将于 3 月 20 日东移，并在到达西柏坡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毛

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接到粟裕 4 月 18 日的电报，毛泽东在 4 月 21 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 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 月 25 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 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的时候，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正进入总结阶段。他 们抓紧时间作完总结报告，就于 4 月 25 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 坡已是 4 月 29 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 城南庄。

粟裕到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 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 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 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 年前，那时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 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 3 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 年以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 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名丧胆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两人都很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 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原本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发 生了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情，因而身价百倍，名垂史册。河北省阜平县城 南庄就是一例。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 1948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 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 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 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 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3 条方针。会议讨论的各项议题，都是在这 3 条方 针指导下进行的。

“军队向前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 方。“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问 题。

4 月 30 日，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 了 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 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 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暂缓渡江 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 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2 月，第 1 版，。) 粟裕后来回忆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

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有人说：在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才是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并且能

为毛泽东主席接受的。在解放战争历史上，粟裕就是一个突出的人。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要看

提出建议者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并且他自己在实践中体会到确有改变既 定方针的必要。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的历次建议，称得上言必有中、算无遗策，是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对此已有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作出暂缓渡江南进的 决定，仍然经过了 3 个多月的观察考虑，才确定下来。1950 年，粟裕到中南海向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陪同吃饭，席间谈起 粟裕当年的建议。李涛说：你那次建议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人后 方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粟裕说：当时有两种意见。我考虑，与其 带几万人去江南，不如在中原打。

中共中央书记处虽然采纳了粟裕关于 3 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但是认为有必 要强调坚持渡江南进的既定方针。在 5 月 3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南进战略是否对” 的问题，反复强调渡江南进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刘 少奇传达了他的指示。毛泽东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 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发言中指出，要从过去的经验认识渡江南进的正确性，从解决上百万人的吃饭问 题认识渡江南进的必要性。刘少奇说：去年大军出中原，河北(指黄河以北)大胜利，

而大军在中原很困难，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是，义无反顾，总要南下，不 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如果搞不好，江北支持不住，主要问题是吃饭。 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说：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 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釆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朱德说：战略方针向南，必 须向南才有胜利。任弼时说：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

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此尖锐地提出渡江南进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的问题，使粟裕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即将采取的战略行动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因而 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分量。

5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在进行，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 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 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 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 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 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 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 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12 月，第 1 版，。)这样，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和在中原战 场的作战任务，就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 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 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 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 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 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毛泽东传》，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847—848 页。)

当时，国民党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 8000 人。十一二个旅共约 10 万人，相当于粟裕当时指挥的部队总数。中共中央给予粟裕的作战任务是相当重的。

中共中央同时采取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就是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 “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于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粟裕毫无思想准备，大感意外，非常着急，再三请求 让陈毅仍回华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和陈毅结成了“陈不离栗，粟不离陈” 的深厚友谊。他深深体会到，华野的全盘工作责任实在重大，有陈毅主持全局，他 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 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知道这是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 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表示同意粟裕的意见：“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 兼政委，但是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粟裕心想，既然中央已经作出决定，陈毅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 自己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

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发出正式决定。5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 毅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5 月 14 日，陈毅、粟裕在致华东局、中原局和陈士榘、唐亮的电报中， 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陈(毅)邓(子恢)粟(裕)参加中原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在 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代理”。5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致中原局、华东局，华 北局的电报，“任命粟裕同志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 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军委又任命粟裕兼 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从此以后，粟裕就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 军的重任。

这就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二让司令”。 粟裕回忆当时的心情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华东野战军 3 个纵队暂缓渡

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肩 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 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 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5 月 7 日结束。陈毅和粟裕 5 月 8 日离开城南庄到石家庄。 应陈、粟的要求，朱德总司令准备同他们一起去濮阳，动员华野部队完成新的作战 任务。

随行参谋的日记记述了粟裕在石家庄的一些情况：“5 月 9 日中午，粟裕首长 沐浴出来，耐心地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等待接收晋察冀工业局生产的一批弹药，并 具体地告诉我弹药的种类和数量。晚上，我们几个人逛大街，在灯光下又碰到粟司 令。他独个儿在遛达，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平凡而自在。人们哪里知道，这就是 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

5 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部队 驻地濮阳，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野指战员表示慰问，在团以上 干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和战士 代表座谈会。朱德号召大家，总结经验，提高战术，用“钓大鱼”的战法寻机歼灭 邱清泉的第五军，想方设法把敌人剩下的几个主力部队彻底消灭。

华野指战员第一次见到日夜思念的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亲自聆听他思想深刻， 鼓舞人心的报告，群情振奋，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和 期望，圆满完成新的作战任务，打几个漂亮的大歼灭战。

四、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之战。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 第二个作战指挥上最紧张的战役。

中共中央决定把粟裕兵团渡江南进时间推迟 4 到 8 个月，给予他们在中原地区 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旅的作战任务，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得以在实践中检验已 经作出的战略决策，证明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 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

5 月 21 日和 22 日，毛泽东先后为中央起草给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的 电报，进一步明确了此次作战的任务、参战部队和指挥关系。电报指出：“以歼灭 五军(按：即整编第五师。)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 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在津 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

“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毛 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10—311 页。)

粟裕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动向，筹谋即将开始的战略行动。在他面前，展开的 是一幅中原战场敌我态势图。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集结有 25 个整编师(军)57 个旅(师)。其中 13 个整编 师 30 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控制着郑州、开封、徐州、蚌埠、信阳、商丘等 城市，以及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另外 12 个整编师 27 个旅和 4 个快速纵队编成 4 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胡琏兵团 在驻马店，孙元良兵团在郑州，张轸兵团在南阳。

鲁西南位于中原战场东北部，是一个由黄河、运河及陇海路徐(州)开(封)段构 成的正三角形地区。邱清泉的第五军集结在这个三角形地区的中心定陶、成武一带， 企图截击渡河南下的华野部队，与华野主力兵团决战。

邱清泉，1902 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30 年代曾到德 国陆军大学留学，40 年代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1943 年升任第五军中将军长， 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以骄横跋扈、惯打滑头仗著称。这次他被蒋介 石派到中原战场，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口出狂言：“活捉粟裕。”

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共有 13 个野战纵队以及各个军区的地方部队。其中， 刘邓指挥的中野 4 个纵队和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第十纵队，分布在大别山、桐柏山 地区；粟裕指挥的 8 个纵队，一、四、六和两广、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三、八 纵队在许昌、襄城地区，中野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地区，兵力尚未集中。

粟裕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选择大量歼敌的最佳方案。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 “为一心一意打五军而苦思冥想”，也没有“受固定对象和固定地域的束缚”，而是 坚持他的一贯做法，把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当面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两个以上的 预案，权衡利弊得失，从中选择最佳方案。

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他首先认真地考虑在鲁西南地区歼灭第五军的 作战方案，认为歼灭第五军虽然具有一定有利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 兵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又是背水作战，地形对我不利，不能稳操胜券，钓 第五军这条大鱼并不是理想的作战方案。这时又得到开封守军兵力薄弱的重要情 报。因此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但是，他考虑到中央军 委已经明确规定以歼灭第五军为夏季作战的中心目标，朱德总司令又亲自作了动 员，不宜强调打第五军的不利，而把“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作为腹案，没有上报 下达。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已经提过 3 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意见，不 能总是不同意中央的决定吧。”

“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虽然没有上报下达，但是在作战部署上是预有 准备的。粟裕首先命令第三、第八两个纵队自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开进，吸引国民 党第五军南下；然后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力求 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吸引第五军回头北上，我第三、第八、第十一 3 个纵队尾敌 北进。他设想，如果歼灭第五军的条件成熟，即南北夹击其于鲁西南地区；如果歼 灭第五军的条件不成熟，也可造成敌人错觉，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在鲁西南与其决战，我军即可对开封之敌实行出其不意的攻击。 有人提出疑问：既然不准备打五军，为什么动员打五军?粟裕说：我们当时的

考虑，就是用打五军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来打比五军更弱的敌人，造成力量对比上的 优势，这样把握更大，并且用这样的部署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创造有利的 战机。

果如粟裕所料，敌人跟着粟裕的指挥棒频繁调动：华野第三、第八两个纵队向 淮阳开进，邱清泉的第五军即南下截击；华野第一、第四、第六和两广、特种兵纵 队渡河南下，国民党军统帅部急令第五军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并且增调 3 个整编师加 1 个旅到鲁西南地区，企图与华野渡河南下部队决战。此时鲁西南地区 蒋军兵力集中，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华野兵力不足，地形不利，前有重兵，左有 运河，右有黄河，形势严峻。但是，华野第三、第八两纵队已经进至离开封只有 1 日行程的通许、睢县、杞县地区。战场情况变化表明，打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打 开封的时机却已到来。已有成竹在胸的粟裕当机立断，把战场由鲁西南转向豫东， 实行“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作战方案，一面上报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一面下 令部队执行。时间是 1948 年 6 月 16 日午时。

6 月 17 日，中央军委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完全同意铣午(6 月 16 日午时)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指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 置，不要请示”。(《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于同日复电，同意第一步以 打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看情况再定，并决定调 5 个纵队全力阻击胡琏兵团北援， 要攻打开封的部队对南面敌人“可勿顾虑”。

不打五军，先打开封，许多同志没有想到。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对粟裕说：“502 啊，难怪人家说你打仗跟别人不一样，拗着来。还说……”

“说什么?别吞吞吐吐嘛!”粟裕很有兴趣地追问。 “人家说，你从来不打别人想打的那个敌人，从来不打别人想到的那个地方。” “这没有什么不好嘛!”粟裕笑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家所贵嘛。连自

己都想不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攻打开封这着棋，果然出乎敌人意料。国民党的国防部和徐州“剿总”判断华

野在鲁西南与第五军决战，开封守敌也认为“开封无真正战斗”。华野部队突然兵 临城下，蒋军仓促应战。从 6 月 17 日到 22 日，只用 5 个昼夜，华野就攻克了蒋介 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 3 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 1 万人，共 歼敌 4 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攻打开封是攻其必救，重要目的在于打援。整个战役分为攻城和打援两个阶段。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尽快攻克开封并及时掌握用于打援的足够兵力，是整个 战役的转折点。

战役发起以后，粟裕就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实现全战役的转折上，督促攻城部队 迅速突破敌城垣主阵地，尽快攻克开封。6 月 20 日夜间，开封守敌核心阵地龙亭尚未攻下，但城区之敌已基本肃清，第一阶段作战胜利在握。粟裕就同华野副参谋 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一起，赶到攻城部队指挥所。在这个战役转折点上， 他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指令三、八纵队留下足够兵力继续攻打龙亭，多数部队则 迅速撤出开封，准备再歼援敌。

粟裕和张震、钟期光乘坐吉普车连夜驶向开封。吉普车由警卫员唐洪驾驶。为 了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粟裕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医生、警卫员在内， 除了掌握专业技能以外，还要学会骑马、游泳、开汽车。这几天连续作战，唐洪没 有睡好觉，加上天气闷热，没走多远，就打起瞌睡来。吉普车突然翻倒，把车上的 人抛了出去。

唐洪吓出一身冷汗，惊问：“首长，没有事吧!” 粟裕第一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大家各自检查一下，看伤了

没有。” 张震也站了起来，连说：“没事，没事!蒋介石没有打倒，全国没有解放，马克

思是不会接收我们的。” 检查结果，4 个人除了头上碰个包、身上擦破皮以外，没有重伤。于是，一起

把汽车翻过来。粟裕抢先坐在驾驶员座位上，对唐洪说：“小唐啊，这几天你太累 了，我给你开一会儿，你给我睡一觉。”

车子跑得又快又稳，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唐洪连忙跳下汽车，拦住 3 位首长说： “请求首长，给我个处分吧!”

粟裕微微一笑：“好，就处分你把汽车开到那棵枣树下，在车上躺一小时。” 唐洪朝粟裕指示的方向望去，枣树就在前线指挥所门前，而且在哨位旁边，在

那里睡觉既安全又不误事，不由得心头一热，热泪盈眶，哽咽着喊了一声：“首 长!……”

粟裕严肃地说：“小唐啊，一个革命军人，必须首先适应战争，才能赢得战争。 抓紧时间休息吧!”

在开封前线指挥所，粟裕得知龙亭敌军阵地尚未攻下，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 令邱清泉兵团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又令新组建的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 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华野决战。粟裕对攻城部队说：“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 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大鱼的钩子。你马上打下 龙亭，他来援就不积极了。”

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开始到三、八两纵主力撤出开封，只用 5 昼夜就完成了全战役的转折，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时，粟裕才感到心里踏实下 来，因为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的机动兵力，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可 以随时投人第二阶段的作战了。

1979 年，粟裕总结豫东战役的经验，对战役转折问题作了理论的概括。他说： “开封战役的实践再次证明，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 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 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 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 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 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在敌人有强大兵力增援的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 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 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如果转折在全战役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后到来，就会因时 间紧迫而仓促作战，使部队伤亡增大，疲劳加重，士气受到影响，有时还会陷入被 动，不得不撤出战斗，打成夹生饭。”(《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58—559 页。)

豫东战役的转折只用了 5 天时间，占全战役持续时间 20 天的四分之一，是粟 裕设想的最佳结果。

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不要按照预定计划打第二仗，发生了不同意见 的讨论。在开封作战过程中，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酝酿着一个进攻郑州的计划。6 月 20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攻克开封以后，集中陈赓、 谢富治、陈锡联、粟裕等主力部队，以攻击郑州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为主要作战目 标。6 月 21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再电中央军委，提出因敌军兵力集中，攻 郑打援可能打成僵局，拟先休整一短时期，待机歼敌。6 月 22 日，毛泽东为中央 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的电报，同意“放弃攻 郑计划”，并指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 要求刘陈邓、粟陈唐两大集团分开行动时“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 集中行动时“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在华东野 战军前指内部，也有人认为部队打得太疲劳了，应当转入休整，不宜再打第二仗。 显然，如果就此罢手，上下左右都会满意。

粟裕认为，这一仗不仅是扭转中原战局的关键一战，而且是对我们的战略决策 的实践检验，必须争取全胜。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部队连续作战，确实很疲劳， 下决心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情况。但是，当时战机已经出现。为了战争全局的利益， 必须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持按照预定 作战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在多路援军进逼的形势下，首先 以攻城部队挥师南下的行动调动和分离敌人。

粟裕起草好电报，首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请同意的同志签名。电报立即发 出。时间是 6 月 24 日 19 时。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认为“部署甚好”。26 日，中央军委针对“似嫌 歼击企图太多太大”的意见，进一步指出：“在此情形下粟(裕)陈(士榘)张(震)部署 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在强敌多路进逼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决策，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胆略。 对于这一点，中原野战军几位领导人有过评论。陈毅说：“粟裕同志浑身是胆!”

蒋介石的统帅部一错再错，不仅没有想到华野会作出如此出奇制胜的决策，而 且再次低估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的能力，判断华野“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 前进”。于是，急令邱清泉兵团和区寿年兵团全力追堵，同时命令增援兖州的黄百 韬兵团掉头南下豫东，西面的孙元良兵团积极东进，南面的胡琏兵团兼程北上，企 图围歼华野主力于黄淮地区。华野部队于 6 月 22 日完全解放开封，6 月 26 日主动 撤出开封。骄狂的邱清泉急于进占开封和尾击华野以捞取资本，多疑的区寿年在睢 杞地区犹豫徘徊，原本相距甚近的邱、区两兵团一夜之间拉开了 40 公里距离。

战机稍纵即逝。 粟裕及时抓住这一战机，不待查明敌军的具体部署，就指挥隐蔽集结于睢杞地

区的华野主力部队，迅速楔入邱、区两兵团之间，围歼战斗力较弱的区寿年兵团， 并在战斗中进一步查明敌军部署。经过 6 天激战，歼灭区寿年兵团兵团部、整编第 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 1 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共歼敌 5 万余人。

7 月 6 日，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进入关键时刻，既要迅速歼灭区寿年兵团 残部，又要争取歼灭援敌黄百韬兵团，还要准备对付可能来援的邱清泉、胡琏、孙 元良 3 个兵团。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保粟军胜利，你们行动 有二方案：(一)全军(一、二、三，四纵)尾敌北进，直达睢杞地区；(二)以四纵尾十 八军北进直达睢杞，以一、二、三纵歼吴绍周。以上方案择一而行。如不取第一案， 则必须取第二案，务使十八军于午灰(7 月 10 日)前不超过睢杞”。后又电示：“望粟 (裕)陈(士榘)唐(亮)以一部进至淮阳地区，协同匡斌四个团阻击十八军，如无正规军 可派，可派地方军”。粟裕当即电令冀鲁豫独立旅向南急进，并要他们伪装主力番 号，以阻止国民党第十八军北援。

此时，黄百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从东西两面向华野部队进攻，胡琏兵团从南面 向北进攻。尤其是黄百韬兵团增援积极，已经进抵靠近睢杞的帝丘店地区。栗裕十 分重视南面的情况，专派一个侦察营监视胡琏兵团的动向。7 月 6 日 17 时，侦察 营电话报告，胡琏兵团(十八军)的先头部队已突破豫皖苏军区两个团的阻击，到达 距离睢杞战场只有几十华里的太康地区。

面对这种情况，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 粟裕认为，我军攻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歼灭大量援敌，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

战役目的。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急需转入休整。为使我军顺 利地撤出战斗，他决定采取先声夺人的战法，给运动中的黄百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 同时迅速歼灭区寿年兵团残部。这一仗，不仅把黄百韬兵团打得焦头烂额，而且使 邱清泉不寒而栗，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在华野与蒋军脱离接触时，黄百韬惊魂未 定，一动也不敢动。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遭到还击后，也未敢再进。华野部队在 多路援敌进逼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预定地区休整。等到蒋军查明华野部队集结位置，华野部队已经休整一周了。打了硬仗、恶仗、胜仗之后，顺利地撤 离战场，是全战役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粟裕果断巧妙的指挥使这个环节为全战 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粟裕又指挥在津浦线上配合作战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利用黄百 韬兵团回援豫东战场之机，举行了兖州战役，一举攻克兖州，共歼敌 6.3 万多人，

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举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主动撤离战场?粟裕解释说：在战役

指挥中，组织转移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与下一步作战任务的 衔接，而且直接影响战役本身的成果。战役打得好，如果转移不当，也会转胜为败； 反之，战役进行得不顺利，但转移得当，就可以减少损失，改变不利态势。豫东之 战歼敌近 10 万，我军也有一定数量的伤亡。部队恶战近月，十分疲劳，需要休整。

打了胜仗以后，主动撤出战场，这是胜利转移，而不是被动转移。胜利转移，是下 一个大胜仗的基础。

为了组织部队安全撤出战场，粟裕作了周密部署。他直接打电话给负责掩护大 部队北撤的第二十九师萧锋师长和李曼村政委，指示：“你们不仅要阻击老对手五 军，以掩护部队北撤，还要做好后尾收容工作”，特别强调“心目中一定想着战士”。 第二十九师出色地完成了阻击和收容任务。粟裕为此通令嘉奖：“十纵二十九师以 阶级友爱，后尾收容友邻部队伤员 1200 余名，师长、政委抬担架步行 70 里。他们 高度关心战士、心目中想着战士的思想很可贵。同时，他们在林七口顶住了五军前 进，使全线顺利北撤郓城，值得表扬”。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睢杞之战的胜利，认为这是继开封胜利之后又一“伟大胜 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 军更有利地进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中共中央在贺电中以深切关怀 之情表示：“值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念之意”。(《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五、实践证明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再次调整战略部署，决定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

粟裕说，豫东战役是他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也是他在解放 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最紧张的 3 个战役之一，是华东野战军两年来作战中一次最大的 歼灭战。在这次战役中，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尽可能多的兵力。除了战略上配合作战 的部队以外，直接参战的部队，解放军约 20 万人，国民党军约 25 万人。在这次战 役中，粟裕驾驭战局转折的指挥艺术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连对手也不得 不承认。蒋介石的国防部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 3 点：“敢集中 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 夺”。

豫东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 9 万余人的空前战 绩，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 4 至 8 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 10 万人的基本要 求，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 展。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形势急转直下。豫东战役以后，不到半年时 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毛泽东用他那战略家兼诗人的特有气质，作过一个 形象的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 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也就 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 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6 年 8 月，第 1 版，。)

豫东战役以后，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 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兴奋地说：“我们过山坳了!”他左手握拳，右手食指 沿拳头顶端滑过。“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 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他还对陈锐霆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 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豫东战役的实践证明，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 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分兵渡江南进的决策则是不符合或不 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中央军委再次调整了原来的战略部署。豫东战役以后第 7 天，1941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和陈士榘、唐亮 的电报，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 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毛泽东年谱》下卷，人 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1948 年 9 月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 华北、东北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3 年 12 月，第 1 版，。)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说：“明年不能渡江， 而不是不需要渡江。那么就得在长江以北打。因为蒋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江北地区， 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

在豫东战役过程中，华野部队中普遍流行着两个口号：

“钓大鱼”，

“中原逐鹿”。 此战胜利，既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有力地扭转了中原战局，可谓“鱼”、 “鹿”兼得。华野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谢云晖，这位 30 年代的北京大学学生，

战后信口作歌： 鱼兮怡兮，鹿兮乐兮，二者得兼，万众欣兮。 三军司命，国之魂兮。幸甚至哉，天道维新。

“斗胆直陈”献奇谋，“中原得鹿”建奇功。在这场逐鹿中原的竞赛中，粟裕在 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口皆碑的“斗胆直陈”和“二 让司令”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特有风格，而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则成为他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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