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9 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秋高气爽，红日当空， 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长征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自红一师随中央纵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横跨泽国茫茫的草地以后，于9 月18 日来到了甘肃南部迭部县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为期数日的休整。这里是藏族农牧区，草原辽阔，居民极少。虽然此时9 月中旬，正值牛肥马壮、秋粮成熟的季节，但是长征快要结束，北上抗日在即，红军只能路过，不能久留。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很好地遵守了藏族的风俗习惯，严格地执行了民族政策，秋毫无犯，得到了藏民兄弟的拥护和支援。为此，现在藏民兄弟在盛情款待红军领导人。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巴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他说道：

　　当时，觉得藏巴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巴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 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 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 年10 月19 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这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小镇。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在周围窑洞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七百多人口。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一问三不知。为此，谭政等政治领导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25、 26 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老人们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

　　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他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干部们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介绍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他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在吴起镇，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七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在政治工作方面，经谭政等人的组织与发动，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刷擦武器，调整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加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师从1934年10 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历时一年，长驱两万五千里，途经十一个省份，长途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一师的长征，使红一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建立了功勋。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就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也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后来谭政富有风趣他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1935 年12 月27 日，陕北重镇瓦窑堡龙虎山脚下，基督教礼拜堂。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和黄土高坡特有的沙尘，更给这灰白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寒气。在陕北，瓦窑堡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上千户居民都住在这些窑洞里。镇子周围有陕甘苏区的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镇东不远的清涧（秀延）有苏区的机械修配厂、被服厂、镇南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镇西与保安、吴起镇相望，镇北是波浪翻滚的大理河。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所在地，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中共中央礼堂就座落在离镇不远的龙虎山脚下。

　　中共中央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这里正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场的前部中间，坐着一位三十上下年轻、潇洒的红军将领，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时地低下头记录着报告的重要内容。这位红军将领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

　　自1935 年11 月10 日中共中央迁至瓦窑堡以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辗转回国，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转变即由内战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 日至25 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 月25 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 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 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 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 年3 月26 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

　　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

　　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

　　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

　　“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 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 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 日， 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两手时而叉腰，时而举起和挥动右臂，给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生动、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着重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给正在聆听讲话的谭政很大鼓舞。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一种解放民族、争取光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谭政内心荡起无限涟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的，面临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红军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红大政治委员，林彪任红大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部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红大第一期在成立当天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第二科为团、营一级的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的干部。谭政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

　　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1955 年，当人民解放军初次授衔时，这一科的毕业生。最低的是中将，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将军科”。第一科的课程较重，教师阵容也相当强大。军事课，主要由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役学，主要由林彪讲授；战术学，由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主讲；政治课，主要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则由王稼祥、艾思奇等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列主义与联共（布）党史，则由张闻天、博古主讲；文化课是徐特立讲授。红军大学的校园生活开始了，谭政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自觉性和热情很高，学习十分刻苦。每天除上课外，都抓紧时间阅读、讨论、研究问题。保安，地处陕北的西部，北靠长城，南望洛河，东邻安塞，西接吴起，在秦朝和唐朝时，是防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边防要地。六月的保安，景色秀丽，风光迷人。远远望去，起伏婉蜒的山峦，犹如茫茫之海中奔腾澎湃的云涛。座落在山谷里的保安古城，犹如镶嵌云涛中的金色项链，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一片火红。走近保安，一切像变了一个样，举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棚，不到四百人口的小城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牛屎马粪。难怪当地有句民谚，“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1936 年6 月21 日，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瓦窑堡， 红军大学主动撤离，于7 月3 日来到了保安县城，红大随即在城东南的一座半山坡上准备建设新校舍。一进保安，举目疮痍，真使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来到新校址，大家一看，破烂窑洞像是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沉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臭气难闻。谭政和他的同学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自己动手开创红大新校舍的战斗开始了。谭政与战友们，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一下子变成了打扫垃圾的清洁工，变成了劈石弄土的泥瓦匠。大家清理完垃圾，修整好洞穴，又自己凿石、挖土，自制了教学和生活用的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做的。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嗬！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啦！”毛泽东来红大看望大家时，高度评价了同学们这种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地建立陕北“最高学府”的精神，同时还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内修炼，可以成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毛泽东所说的“参禅”，就是“参”马列主义之“禅”；毛泽东说的“悟道”，就是“悟”中国革命之“道”。

　　这就是说，毛泽东要求红大的学员们，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红军大学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垒起的石头就是挡风墙，草帘子就是门窗，几个小石洞是卧室，讲台和凳子是用石头砌成的，晴天时大家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上课。上课用的讲义则是利用废纸甚至敌机撒放的传单背面油印的，有的红绿纸油印得很不清楚，难以辨认。艰苦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谭政学习的兴致。他白天听课，看书，校对，整理笔记，晚上摸黑与同志们讨论问题，联系自己实际，总结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和教训。据莫文骅回忆，“当时谭政的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刻苦学习精神，真是令人钦佩。”1936 年12 月12 日。

　　陕北保安，红军大学驻地。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伸延在狭长山谷里的边陲要塞保安古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座落在城外山壁上的孔孔蜂窝似的窑洞——红军大学“教室”，显得格外肃穆与庄重，这是古城保安冬日少有的艳阳天。红大一科的学员按六个组，在各组组长刘亚楼、彭雪枫、谭政、杜理卿、张纯清、杨成武的分头主持下，各自在窑洞里讨论战略问题，忽听窑洞外有人喊道：“同志们，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谭政及其第三组的同志们顿时惊愕了。他们相互用目光询问：会是真的么？窑洞内顷刻开始寂静，寂静得只听见每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谭政的心激动得嗵嗵跳个不停。但大家谁也不开口，他们在沉默，在倾听，在判断。窑洞外那个狂喜的喊声，还在响着，其他窑洞各组的同志已经隐约传来阵阵的欢呼声。是真的！谭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拳头往炕上一捶，大叫道：“真好啊！”一呼百应，三组的同志们同声欢呼起来，争先恐后挤出门，要去外面打听个究竟。谭政等学员跑到一科科部洞口，一科政委罗荣桓同志满脸喜色地走了出来，挥舞着拳头激动他说：“蒋介石被抓住了，在临潼抓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了大功！”随后，红大校领导也证实了这个喜讯，并向全体学员传达了“西安事变”的大致经过。红大领导还说，中央领导目前正在开会，准备立即派一个代表团赶赴西安。

　　听到这些，谭政和大家欣喜若狂，笑啊，跳啊，把帽子抛到了天空，人在雪地里打滚，有的人竟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们想起了被蒋介石杀害的战友和父母兄弟。回想起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回想起陕北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艰苦创业，联系今天蒋介石被捉的惊人喜讯，谭政陷入了无限的暇思与感慨之中。“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通电全国，希望联共抗日，党中央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呢？时光如流水，岁月似烟云。谭政和他的同学们在保安，这近似原始部落的泥土夹缝之间，度过了为时半年的窑洞大学生活。“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的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与发展，全国进入了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这样，中央军委决定，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以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1936 年元旦刚过，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 在保安一座旧戏台上隆重举行。清晨，谭政和第一期的学员们早早地整理好内务，穿起洗得整洁的军装，列队来到了旧戏台前。听说毛泽东今天也要来出席这次毕业典礼，谭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一直盯着主席台，希望能看见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毕业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颧骨微凸，双眼有些下陷，身上的棉袄也显得宽松。无疑，这是由于操劳过度造成的。听说，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每日只休息几个小时，文稿、电报、会议一下子增加了几借，百忙中还三天两头地了解“红大”学员的各种情况，毛泽东可以说在日理万机地工作着。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开始讲话了。他一开口，大家就感到，他心情很好，仿佛有什么喜事。

　　他声音洪亮，笑容满面，举止洒脱。他刚一走上主席台，就朝学员们扬手道：“祝贺同志们从红军大学毕业，我代表中央来给大家送行！”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一停，毛泽东又着重讲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趋向。他说：“‘西安事变’带来了两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加剧内战，二是促使蒋介石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看来，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住后，红大里头不少同志主张杀蒋。请同志们说，杀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

　　现在还有不同意放蒋的同志没有？站起来发表你的主张嘛，我可以把这个讲台让给你。”毛泽东幽默的问话唤起了满场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大家要到前线去了，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搞好联合。要知道，你们联合得越好，对抗日越有利。希望你们那里将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希望发展以后，我们中央和你们用无线电联系，而不是用骑兵通信员联系！同志们，抗战到底，前途光明！”听着毛泽东有力的话语，看着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和面容。谭政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半年不平凡的红军大学生活结束了，谭政更加成熟了。

　　他身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踌躇满志地奔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7 年5 月下旬。延安师范学校旧址。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谭政就住在这里。延安，这座陕北古镇沐浴在和煦的春光里，四周山峦上杏花、桃花竟相开放，争奇斗妍，春日的陕北一改冬日的凋零，焕发出勃勃生机。谭政简陋的住所里热闹非凡，不断有人出出进进，每一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红光。谭部长要结婚了！这消息早就像长了翅膀，传遍后方中央机关和部队。今天，人们专程向谭政和妻子王长德贺喜来了。老上级罗荣桓、他的同事胡耀邦、肖向荣等及其夫人也来了，大家欢聚一堂，祝贺谭政新婚之喜。谭政穿着一套整齐干净的军服，眉头掩饰不住喜悦之色，新婚妻子王长德脸红红的，微露羞色。他们热情地招待着前来贺喜的同志们。谭政自爱妻秋葵病逝，长年奔波征战，一直没有娶妻。革命重任在肩，他哪里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上井冈，转赣南，建设保卫中央苏区，万里长征，谭政一直沉浸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总算有了一段相对较为安定的时光。这时，父亲多次来信，开始催促谭政赶快成家。父亲娶妻生子的观念很重。有一次，谭政忍不住把父亲的来信给莫文骅看了，莫文骅一看，只见信中这样写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你早日成婚，为谭家留下一儿半女云云。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开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于是部队中的一些大男大女也都相继结了婚。一直未娶的谭政也被热心人盯上了：

　　罗荣桓有个老战友叫许建国，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女同志刘桂兰相识并结了婚，经过许、刘二人介绍，罗荣桓与刘桂兰的同学林月琴结成了百年之好。于是，罗荣桓古道热肠，给谭政操持起了婚姻大事，他把一位叫王长德的女同志介绍给了谭政。这样，今天谭政与王长德终于结成百年之好。王长德是川北人，出生在四川阆中的一个小村子里，全家人靠父亲当长工维持生计，生活十分窘迫。

　　十岁时，王长德就开始提着篮子，卖咸鸭蛋补贴家用了。因为生活困难，她只在村里勉强读了一年半的小学，十五岁的时候，她开始给人家当童养媳。1934 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边地区，王长德参加了革命，由于工作积极认真，她很快参加了阆中县妇女委员会，不久又调任县委妇女干事，还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 年3 月， 嘉陵江战役期间，红军伤员增多，红军部队扩充医院，王长德就被调入了工农红军总医院，担任连长，由此她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她曾任大金川省妇女部巡视员、省委侦察队队长。有一次，亲自带领侦察队侦破并缴获敌人大批金银、麝香等贵重物品，受到了上级的奖励。1936 年7 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王长德又随部队第三次穿越草地，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她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且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就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王长德结识了林月琴——罗荣桓的夫人。王长德可以说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好同志，谭政的老上级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一直为谭政操着心，夫妇俩一商量，就把王长德介绍给了谭政，撮合成了这段姻缘。战争环境下，一切只能因陋就简，谭政和王长德的婚礼极为简单。两个人经组织同意，便筹办起了婚事，王长德利用一个星期天把谭政的被褥洗了洗，当作了新婚铺盖，就这样结了婚。婚礼当晚，政治部所有的同志包括警卫员在罗荣桓的带领下，都来讨吃谭部长的喜面。王长德、谭政一阵张罗，便做好了面。面条里油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然而大家仍然吃得分外有味，都觉得香喷喷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是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来临，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闪动着昏暗灯光的新房里，不断传出阵阵笑声。1937 年6 月。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后方政治部。

　　延安座落在黄土高坡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里，西面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顶，环抱小半个延安城。东边的宝塔山，在半山腰高高矗立，西侧的凤凰山，树木丛生，绿荫浓浓，东北端的清凉山，坡身漫漫，窑洞密布。绵长的延河水，由北而来，恰好在延安城内调头东去，又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份鱼光山色。军委后方政治部的窑洞里，一位三十多岁，身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正在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并且不时地提笔写些什么。他就是从红军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刚刚就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从红军大学毕业以后，谭政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长，配合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大同学，也是老上级罗荣桓处理日常工作。后方政治部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独立师等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批判张国焘退却和逃跑、军阀主义的错误，统一思想。后方政治部只有三十多人，任务较为繁重，因此，谭政一到这里，就投入了处理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务中。谭政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很快为同志们所了解。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为红军东征山西、西讨二马，立下了汗马功劳。1937 年初，遵照中央部署，红军各部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东征山西。2 月间，参战部队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

　　被派往红一军团开展政治工作。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各项活动，一会儿给有关于部作报告，一会儿找有关干部谈心，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深入基层连队，摸情况，作工作，卓有成效。

　　东征结束后，谭政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又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主任兼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回到了延安王家坪。初夏的微风，带着些许凉意，吹进窑洞。谭政放下手中的文件，伸了个懒腰。接着，他点燃了一根烟，抬头向外面望去，窗外金黄色土坡上的片片、点点绿荫，令人赏心悦目，有沁人心肺的感觉。谭政觉得红军大学六个月的学习的确大有裨益，无论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还是在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各方面，他都感到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更是给谭政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的讲演，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法，这些不仅开阔了谭政的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而且为他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的任务与方向。陕北的夏天是迷人的，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谭政仿佛嗅到了收获的气息。全国各地抗日斗争如火如茶。谭政也因工作需要，不断变换着工作岗位。1943 年2 月，他调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 年4 月，他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6 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五章居后方细运筹政工显身手

　　1937 年8 月下旬。陕西三原，红一军团驻地。秋日的晨露尚未消尽，金色的阳光已洒满宽敞的土坪上，一阵嘹亮的号声之后，一队队刚刚换上新军装的战士们，精神抖擞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排成方阵。只见会场周围挤满了当地的群众，熙熙攘攘。台下战士们议论纷纷：“喂，这一下咱们可以和国民党一起打小日本鬼子啦，打他这个狗娘养的！”“唉！你瞧这个帽子，那国民党帽徽多难看，青天白日，真别扭！”“唉，穿什么衣服不能打鬼子，都一样！”“咱们穿上国民党服装，不就是向他们投降吗？”“同志们，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打日本侵略者，是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已决定的，这个决定，对打败日本鬼子很有意义，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现在，党内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同志们千万要注意，不要受干扰。”这时，只见罗荣桓主任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台下战士们热烈鼓掌。罗主任用两手做了一个往下按的手势，用湖南口音大声说：“同志们，父老乡亲们，东北三省已陷入敌手，现在华北危在旦夕。日军还想过黄河，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了不亡国灭种，每个中国人都要奋起抗战！红军就是抗战的先锋！”在罗荣桓的鼓动教育下，想到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冲上心头对日寇恶魔的怒火，掩盖了内战时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全体指战员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只见罗荣桓情绪昂然地拿出《红军抗日出征誓词》在烈日当空下，率领高举拳头的战士们，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浴血奋战，拯救中华民族。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誓做抗战先锋..

　　誓师完毕，部队便开向抗日战场。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谭政千方百计地对部队进行各种宣传教育。

　　1937 年8 月下旬。

　　毛泽东住所。

　　“主席，这次改编部队番号，肯定会在部队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谭政说。毛泽东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他们原来是红军，现在要穿国军服，他们就以为我们要变成国军了呢，是不是啊？”谭政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党内也有一种右的倾向，搞什么统一口号，统一任务，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等等，无非是想把我们领导权交给他们，这是很右的错误。另外，部队中‘左’的错误也不少，他们要凭借自己单独力量把日本打败，要建立纯而又纯的队伍，不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孤家寡人政策，自高自大，不愿与友军友党往来；有的不愿下山改编，这是‘左’的错误，不管是‘左’还是右，都对抗日有害，要及时纠正。”谭政说：“听说部队中有一种认识，就是说戴了红军帽子，又来戴国民革命军帽子，将来又戴什么帽子呢？”毛泽东主立即说：“这是一种‘左’的思想表现，你们总政要研究研究，抓紧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谭政说：“我看首先可以重点对各部队政工干部进行宣传教育，然后再推进到整个部队！”毛泽东点头说：“行！我同意你的意见！”陕北。军委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

　　他语气激昂他说：“同志们，这次我们出台的《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提示》，符合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此次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扬战士们高度的抗战热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有严明的纪律与抗日行动，影响友军，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日战争。”说到这里，一位同志插话说：“我们必须要提出恰当的口号。”“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而战！’‘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接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编几本书来激励我们战土的斗志，《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作为统一战线教育的基本教材。这些教材在教育内容上主要要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我们抗战的正义性，要坚定部队抗战必胜的信心，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英雄事迹和我军光荣传统，来教育与激发部队抗日热情和敢于井善于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信心。”“同时，各地还可以根据行军、作战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恶现场，利用上课、誓师大会、班排讨论、标语戏剧等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使战士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谭政主持下，这几本书很快编印出来，下发到各部队，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八路军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会议。“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军委要求我们搞一个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分总则和细则两部分。你们看怎么样？”王稼祥说：“我看可以，搞一个条例，也好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嘛！”谭政说：“我们抓紧把这个条例搞出来，让主席给看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了。谭政接着说：“我已写了一段总则，请诸位听听，再修改，我念给大家听。”接着，谭政就把总则在会上读了一遍：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一部分，总则：中华民族已经万分危急，只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动员全民族一切抗日的力量，坚持长久的抗战，去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八路军最中心的任务，也就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

　　读完后，谭政征求道：“你们看，行不行？”“哎呀，太好了。”

　　另一个同志说，“你这个总则，就连老蒋看了，也不会有意见的，民族、民权、民生那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大家都鼓起掌来。谭政说：“那好，我们大家分头去写，越快越好！写好了，送给中央看！”

　　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教育广大的部队干部战士，谭政日夜写作，接连发表了四、五篇文章。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有一次，他和谭政讨论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时，对他大加称赞。“谭政者，谈政也！”毛泽东说，“你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看了，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有《华北己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有《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你写得很好嘛，有理论、有例证，很有说服力。”

　　谭政不好意思他说：“哪里哪里！还要请主席多指导，我着重谈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应积极走在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模范，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人民抗日，要建立和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力量同日本侵略者斗。坚决反对相互倾轧、低毁和妥协。”

　　毛泽东说：“很好，要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要独立自主。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加强政治工作是党的一贯要求，各部队要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把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谭政认真地听着，不时地还记着什么东西。谭政说：“我们搞的政治工作条例，已发下去了，各部队反应还好。”

　　毛泽东说：“当前越是处于困难时候，越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八路军新四军协调行动。要特别强调我军的革命性。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的优势，有一个条例，对于加强政治工作，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极为重要，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并提出修改意见。当然，要因时因地而宜。”

　　谭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听说部队里有的不愿戴国民党军帽子，有的说共产党部队戴国民党帽子，这不是投降吗？”

　　毛泽东说：“这不仅仅是个帽子问题，这是关系到统一战线问题，要求各部队加强对统一战线的教育与宣传，这是能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关键。要让战士们懂得我们的战略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为了戴帽子。”

　　谭政说：“各部队都搞了誓师大会，进行了生动深刻教育，加上我们条例的下发，这种错误认识正在缩小。”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7 年9 月30 日。陕西富平。一二九师誓师大会上。刘伯承根据总政治部有关指示精神，生动深刻他讲了“换帽于”的问题。他用手推了推眼镜，拉着四川腔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们烧、杀、抢，中华民族十分危急，面对这个凶恶的敌人，我们就要和国民党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换个帽子算得什么！我们虽然换了帽子，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红军的优良传统决不能丢。我们要戴这顶帽子，和国民党军一道，打败日本侵略者，当然，国民党军队也有可能不真心真意地抗日，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推着他抗日。同志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请戴上这顶帽子吧！”说完，刘伯承首先把缀有国民革命军帽徽的帽子戴到头上，顿时，全场一片掌声。谭政身在后方“小天地”，胸怀全国大世界。他出色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即政治工作，已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初见成效。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进行坚决抗战。

　　而国民党军队却大力散布“失败论”、“亡国论”。助长了日寇侵华气焰。日寇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吞井中国。国民党在华北、沪宁战场上虽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但接二连三地丧师失地。很多被击溃的国民党士兵说什么：“日本鬼子太多了，太厉害了，他们的武器太好了，中国人打不过他们。”一时间，失败情绪笼罩在国民党军队里。

　　在军委总政治部教育宣传与鼓动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大胆地深入敌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友军，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政治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显出了极大的威力，每战中，各连党支部都讨论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英勇善战，结果取得了重大胜利。1937 年9 月下旬。一一五师以一部在灵邱、沫源阻击敌人增援部队、用三个团的兵力昼夜行军，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9 月25 日早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进至设伏地区。

　　“打，狠狠地打！”我一一五师战士居高临下，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往哪里逃，到处遭到子弹的射击。敌人死伤过半。就在这时，几个团的冲锋号在山谷里吹响，我一一五师战士端起枪、上起刀，如下山猛虎，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白刃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仗，有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一二九师取得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击毁敌机二十四架，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伏击敌人汽车五百余辆，切断敌人进攻太原的交通线，有力配合友军太原保卫战。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了国民党忻口战役。接着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一一五师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〇师开辟晋绥根据地，一二九师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

　　新四军在华东华中也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各根据地依靠山地、河湖港汉、青纱帐，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进犯。江南新四军利用敌人在上海、南京胜利后看不起中国军队的心理，大胆地设伏于镇江至句容公路的一段，伏击日军车队，击毙日军少佐和大尉以下十三名，击毁汽车四辆。一位被击散的国民党士兵问，“陈司令，国民党军队武器那么好，都经常吃败仗，你们就凭这武器能打败日本人？”陈毅哈哈大笑说：“能，一定能打败日本人！”“那你们凭什么？”那个士兵不解地问。“就凭这个嘛！”陈毅指着头。一个党员战士说：“就凭我军有强大的政治工作，凭严格的纪律，凭广大战士的勇敢。”“好，说得好！”陈毅夸奖说。“报告，陈司令！”一个参谋来报。“我军在伏击战中，击毙敌少佐，大尉各一名，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大批日钞！”“好，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加点餐！”此后，陈毅高兴地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就这样，通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努力工作，使我军统一战线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有声有色，上下一条线，左右一大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谭政总觉得还有点不满意。

　　1937 年10 月12 日。延安凤凰山麓。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塞外陕北的寒风，卷着黄沙不停地吹打着延安小城。军委总政治部窑洞里，一盆炭火在燃烧着。窑洞内温暖如春。毛泽东和谭政这两个湖南老乡正持着相同的口音聊天。“主席，我想，部队还是要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这样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对保证我军抗战胜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你意向如何？”“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和你完全相同。”

　　毛泽东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右的倾向，认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要给国民党、蒋介石统一指挥。我看这种倾向有危险，它有害于我军独立性，恢复政委制，就避免党放弃武装力量领导权。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啊，我们已吃过一次亏了，这次再也不能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了。我们要记住历史教训啊！”谭政深深叹了一口气。

　　“是啊！”毛泽东点了点头，把手放在火盆上方烘了一烘。

　　“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写一份报告给党中央，要求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我看可以！”

　　 1937 年10 月19 日，八路军总部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度致电张闻天等。后来，张闻天、毛泽东批复：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今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洛甫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接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就发布了由毛泽东、谭政签署的一道命令：

　　目前抗战已走上了新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恢复原来名义。

　　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留守处，各医院学校边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此时，谭政实际上具体主持了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

　　时令进入了冬天，陕北的大地不时刮着风、下着雪。谭政在窑洞里来回踱着步子，尽管是深夜，可他却没有睡意。勤务员在炭火边的椅子上已经睡着了。谭政在思考着：这方圆八百里的陕甘宁边区，出征在外的八路军、新四军，后方的各部队；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思想倾向；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部队团结，等等；他都在考虑，这份担子确实不轻！他一会儿坐下来，把手烘一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为小伙子盖上大衣，他想：只要在党领导下不管工作多么艰巨，任务多么繁重，生活多么艰苦，都要担下来，只要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决心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党交给的一切工作。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战略区几乎都是独立自主作战的，后方的总政治部很难直接了解和掌握各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为军委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精神及时有效地在各部队执行造成了相当的难度。面对这些情况，谭政经常思考着如何开展政治领导工作。当然，各部队政治委员的任命，政治机关的设立，也为政治工作的落实，奠定了组织基础。1938 年5月26 日。抗日战争研究会驻地。五月的陕北，到处披着绿装。延安， 依偎在绿色怀抱之中。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毛泽东正在给抗战研究会及后方干部战士作《论持久战》的报告。谭政，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目睹着毛泽东的演讲风采。只见毛泽东不时地比划着。他时而挥手，时而把手插在腰间，时而又在黑板上书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发生发展规律，系统地提出了我军的战略任务、战术原则，科学地预示了持久战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前途。同时，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极其重要性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当讲到了政治工作的根本性问题时，谭政入了迷，他时而举头凝视，时而低头速记，他完全被毛泽东那深刻、精辟的报告和多姿的风采所吸引。在讲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毛泽东说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谭政被这精辟的论断折服了。他不停地写着，连一个字都不想漏掉。最后，毛泽东说：政治动员即政治工作“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就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这一轰动延安、震撼全国、影响世界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谭政。他决心在今后的政治工作中把这篇光辉著作作为指针，井在实践中开始落实。1938 年6 月上旬。

　　总政治部会议室。谭政主持了会议，研究如何改进政治工作，落实毛泽东的政治工作的有关思想。谭政说：“同志们，主席的论持久战，写得特别好，很精辟、透彻，特别是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针。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落实加强政治工作。”另一位领导同志说：“主席特别强调政治动员，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扩大军队，我看，我们政治工作就要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对！”谭政肯定他说，“我们的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仟群众大会，召开各类代表会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申明我党我军抗战之决心，特别要利用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罪行，来教育群众，激发广大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决心。

　　我们宣传群众的目的，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千军万马。要把各阶层、各团体的力量调动起来，建立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还有工会、农会，妇救会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他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完全领会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要武装群众，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建立与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使它能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摧毁一切伪政权，肃清汉奸，消灭地方土匪，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我们不要怕，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国民党方面抗战，害怕与不愿武装工农群众，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毛主席说了嘛，战争力量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目前，党内有一种右倾思想，强调由国民党指挥，这是很危险的。要认真克服。”谭政喝了一口水，又说：“我们还要加强建党建政工作，这也是党中央的决定。各部队都要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没有民主政府的地方，加快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要加紧培训地方干部，发展和培养地方领导骨干。抗日民族政权建立后，各部队要维护它的权威，保证各项法令政策得到执行。”另一位同志插话说：“现在，有少数地方，政府不健全，一些地方农民对现有的苛捐杂税很不满意！”“我们要认真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实在利益，这样，他们才会体会到共产党好，他们才会拥护我们，跟着我们干，这一点特别重要。”谭政说，“我们军队每到一地，都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坚决反对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乱杀牲畜、践踏耕地等现象，要时刻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要扩大军队，发展党员，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下，各地部队都相继开展了扩军工作。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根据总政治部和军委扩军指示，一二九师在师部驻地进行扩军动员工作。只见征兵处红旗招展，应征青年踊跃参军，个个都显得格外精神。在一杆大红旗下，放了两张桌子，几名干部在紧张地忙着。只听喊道：“下一个！”“哎？你叫什么名字？”“李..”

　　这个小家伙有点紧张。“噢，他叫李二蛋，是我家老二！”“哈，哈！”几个工作人员笑了起来，尤其是两个女兵笑得更是合不拢嘴，使李二蛋很不好意思。接着征兵人又问：“多大了？”“十六！不，十七了！”“那不行，年龄不够，再等年把吧！”一个征兵的干部看了看这位老大娘，笑着说。“呃，八路军同志，我这个孩子，说起来是小，他倒是有劲，准能扛起你们那枪，求你们帮帮忙吧。”

　　正说着，刘怕承师长从远处走了过来。刘师长乐呵呵笑着，问到：

　　“怎么回事啊？”只见一个女兵在老大娘耳朵旁说几句。老大娘一乐，便转过声来，“哎，刘师长，咱求求你们，收下我这个孩子吧，他保准能扛枪打..”没等老大娘说完，刘伯承看了看那小伙子，说：“嗬，这小伙子倒是很结实嘛，多大了？”“十七！”

　　“那不行，太小了！”

　　“呃，师长，你们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就收下他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说着老大娘就跪下身来。刘师长赶忙扶起老大娘，“唉？快起来，大娘！我跟您说实在话，你的孩子还小，不够参军年龄。这样吧，把他登记上，先到我们师部，呆上两年再说，不过，下不为例！”“哎，谢谢刘师长。”大娘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忙嘱咐道：“孩子，你就跟师长去吧，他是个好人，往后要多多做事，多多打日本鬼子为你爹报仇。”小伙子一个立正，说着：“妈，您放心，我一定要多做事，多打日本鬼子，为咱爹报仇！”1938 年初春，总政治部，谭政办公处。“报告，这是一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材料，其中，特别讲到部队某些连队贯彻三大原则不力的情况。”“哦？”谭政接过材料，迅速地看完。说：“看来，这是政治工作不力造成的。要赶快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同志说：“恐怕有少数基层干部对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认识不力。特别是一些新入伍的同志，对其理解不够。”

　　“对，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大原则是红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我看要下一个文件，重新强调三大原则。”“是的，这项工作即刻就要开始。”一位同志说。1938 年4 月底，晚上，谭政住处灯火通明。他正在紧张地赶写他的文章，着重要强调我军工作中的三大原则。“谭主任，已是晚上12 点了，您得睡觉了！”一个小同志，端了一杯开水过来， 递了过去。“小鬼，你还没睡啊！”“我刚才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你先去睡吧！”“不，您不睡，我就不睡。”“哎？我有重要的事要写嘛！”“再重要的事，我看明天也能写。”谭政写文章思考问题时，不大喜欢别人打扰，为了让小同志先睡觉，他就同意睡觉了。不一会儿，小同志进入梦乡，可谭政还在思考着问题，他看小同志睡着了，就又点亮了灯，把自己被子盖在小同志被子上，喝了口水，又开始写了起来，直到黎明，他才起来伸伸腰，打了一下哈欠。只听到外面的鸡开始鸣叫起来。1938 年6 月，谭政办公室。“报告，谭主任，这上面有你的大作。”谭政一抬头，看见一个女兵，是主编派来的。就赶忙问：“什么大作？”“不就是你那篇文章，洋洋洒洒，观点独到，哈哈！”“不好意思，只怕是又长又臭，我只是重申毛主席，朱总司令反复强调的治军原则，可不敢有什么新观点。”“可对不起你啊！”“怎么啦？”“肖总编说没有稿费！”“哎，要什么稿费！”“肖总编说，以后，等革命胜利了，经费好转了，再付。”“嗬，你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嘛！”

　　“当然啦！有毛主席中央军委领导，有你们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还能不胜吗？”“那好，感谢你们发表我的文章！请把这本书带给你们主编。”还没等谭政说完，那个女战士一溜烟似地跑了。1938 年7 月，总政治部。“谭主任，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不少爱国人士。各界十分重视，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抗战议案，还发表了宣言，都承认国共合作，表示要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生，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合作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只怕是国民党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一个同志疑虑他说。“哎，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过，我们可以利用他合法承认，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利。不过，要特别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摆弄花招，要绝对保证我军独立自主权、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这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团体。”“对，就要利用这种合法性，加强宣传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党要加强对这个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使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38 年8 月，延安，总政治部组织的联欢会上。红旗迎风招展，灯火照在人们脸上通红通红的。“大家请安静，请谭主任讲话。”一个主持者大声说道。在一片掌声中，谭政走上台，大声说：“同志们，现在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纵深阶段，日寇气焰十分嚣张，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应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宣传力量，到群众中去，到前线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拿起武器，勇敢地跟日本侵略者决战。”接着谭政和大家在一起合唱了抗战歌曲：《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等，嘹亮高亢的歌曲响彻在延安上空：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嘹亮的歌声，从延安上空，飞到大行山，飞到晋察冀，飞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形成了一股宏大的抗日潮流。

　　1938 年9 月初，总政治部。

　　“报告谭主任，这是全国各地开展扩军与发展党员情况的材料，请您过目。”

　　“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发展如何？”

　　“报告，八路军由原来三万二千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人，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

　　“部队中建党情况？”

　　“八路军、新四军中党员数已由原来三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

　　“另外还有几万地方武装力量。”

　　谭政听了这一数字，点了点头，说：“要通知各部队，继续做好扩军与发展党员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广大人民，把大批先进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到党内来，还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员质量，不断提高我军政治素质。”

　　“可新四军中有一种认识..”

　　“那是右倾思想在作怪”，还没等那位说完，谭政就生气他说：“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否则在新四军中影响特别不好，将会影响我军战斗力的。”

　　“你看，这是长江局的杂志，有王明的文章，这里面思想与总政治部精神不大合得上。”

　　谭政接过杂志，一眼看到王明的“统一行动、统一服装、统一指挥，统一番号..”谭政气得一把将杂志扔得老远，“什么统一不统一，这分明是放弃我党对武装力量领导权，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让给老蒋，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另一位同志捡起杂志，心情有些沉重他说：

　　“看来，这个问题是到了解决的时候，否则，将会影响八路军，特别是新四军工作全局的。”谭政点了点头。夜，已经深了。杨家岭军委窑洞里，灯火通明，灯光下，谭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览着各部队政治机关送来的汇报材料。

　　他一边阅读，一边思夸，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从事革命工作己很多年了，既有经验，又有教训，难道是自己错了吗？为什么王明老是强调统一，放弃自己独立自主，这不是束缚自己手脚吗？王明这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不能团结同志，搞“左”倾机会主义，现在，他又来了180 度大转弯，由“左” 向右，眼中只有国民党，看不起我八路军、新四军，说我们还没达正规军，只是流寇主义，这是肯定不对的，可党为什么又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明天，我得给主席他们提一提这个问题，我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过，又一想，王明这个人在共产国际中挺有背景，是不是共产国际支持他这样干，他喜欢把苏联经验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这是错误的根源，我看我们党现在完全有能力解决好自身建设问题。想着想着，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一份材料..

　　杨家岭军委窑洞。

　　谭政起草各部队政治工作任务。

　　谭政在通过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实践工作中具体贯彻毛泽东、朱德有关政治工作的思想及三大原则。早在八路军东进之时，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东迸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就己体现了这三大原则的内在思想（如前述）。

　　1937 年10 月29 日，就在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过后四天，由谭政参与制定、由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又一次体现了这三大原则。《指示》要求“军民一致”，“动员整个部队的指战员，用最高的热情进行地方工作，创造抗日的根据地，做到人人能做宣传工作，每个干部时刻不忘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为完成每一动员计划而斗争”。同时，《指示》还体现了“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等原则。

　　1938 年底，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参与制定八路军总部颁布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又把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郑重地写入了《条例》的总则，成为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谭政领导军委总政治部积极贯彻、落实，并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工作有关思想，来充实、完善已有的政治工作计划。

　　这一期间，以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紧紧围绕两项政治任务，开展工作。首先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在谭政等军委总政治部推动下，部队主要开展下述政治工作，使部队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宣传群众。每到一地，部队便以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颁发布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各类人员座谈会等方式方法，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我军打胜仗的消息，申明我党我军抗战到底、与民众共存亡的决心。在宣传工作中，还特别注意利用日寇奸淫、烧杀、抢掠和伪军、伪政权的暴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对日伪的仇恨，激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群众的胜利信心。组织群众。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会，抗敌协会，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口号下，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同仇敌汽，一致抗日的生动局面。武装群众。努力培植与发展自卫队、游击队等群众抗日武装，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使其担负起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项任务，并配合我主力部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摧毁一切敌伪政权，肃清汉好，消灭土匪，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并不断向敌寇占领区的纵深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在军委总政治部的号召下，我军各级政治机关还承担了建党建政的任务。积极协助地方党健全各地党的领导；在没有建党的地方，则负责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对有旧政府的地方，进行团结争取，逐步加以改造：在旧政府人员逃遁一空的地方，则迅速建立完全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并加紧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培养训练，开办各种训练班，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培养骨干。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部队则进行爱护根据地、尊重抗日政权的教育，规定抗日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模范地遵守执行。贯彻经济政策。各部队各级政治工作团、服务团认真宣传与贯彻我党提出的减租减息、停征田赋、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并将没收的汉奸财产分发给群众，使群众从经济利益上亲身体会到我党我军的正确。同时，我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田园，发展生产，反对随意支差、轻易砍伐树木、杀害耕畜、践踏耕地等浪费民力物力现象的发生。通过这些实际的行动，使敌后广大群众紧密地团聚在我党我军的周围，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到底。另一项任务是扩大军队，发展党员。

　　在谭政为副主任的军委总政治部的具体指示、部署下，各部队以政治工作人员为基干，组成各路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扩军工作。各路扩军人员同各地党、政、抗日民众团体密切配合，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各种宣传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型飞行会议，以及个别谈话、组织群众到日寇摧残过的地方参观等方法，向群众说明抗战的形势和求生之路，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群众明确要想自身不遭受日寇蹂躏、迫害，只有拿起武装，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战斗到胜利。同时，还特别强调，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经常举行军民联欢会，请群众代表到部队吃饭、参观，以我军严明的纪律、团结和谐的内部关系，给群众以最切实的影响；推动政府和民众团体，慰问抗日军人家属和欢送新战士上前线的工作。从而在群众中造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感。使命感，从而激发出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抗战热忱，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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