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夏季攻势结束以后。哈尔滨南六十华里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8 月，夏日的酷暑渐渐消散，秋季的凉凤阵阵吹来，双城前方总部罗荣桓住所，来客不断，忙碌非凡。此刻，一位敦实精干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共中央东北局要员，正在与罗荣桓亲切地交谈着，两人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谭政在认真详细地向“东总”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罗荣桓同志汇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自1947 年7 月1 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以后，东北战局又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新的变化。此次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收复城镇四十二座，解放国民党占领区十六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千万，控制铁路二千五百余公里，东、西、南、北满和冀热辽解放区联成一片。此时，敌人占据东北的地区，不足十万平方公里，被统治人口只剩一千三百六十余万，占东北全区人口的33％，敌人联接沈阳、四平、长春三大据点的中长线被完全截断，联接东北与关内之敌的军事大动脉的北宁路，也时断时续；而我东北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千六百五十五万之多，相当于国民党的二倍。

　　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已达七十八万余平方公里，为国统区面积的七至八倍。经过8 月份以后的扩兵，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五十一万人，其中正规军二十九万人。东北的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改变。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于9 月中旬向东北敌军发动秋季攻势，在秋季攻势发动以前，要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尤其要进行以总动员为特征的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47 年7 月2 日11 时（夏季攻势结束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发出指示电：

　　我军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各部队移下列位置：

　　（1）三纵、四纵移西丰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具体部署由肖［劲光］程[世才]吴［克华］规定。（2）一纵、独二师移西安、平岗之线，独二师归一纵指挥。（3）六纵移西安以北之二道河子、三道河子及其周围地区。（4）独一师移平岗与西丰间之关家烧锅、查库关这一带，归肖［劲光］程［世才］吴［克华］ 指挥。

　　当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又给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发出了关于休整期间的两个指示（摘要）：

　　（1）总结五十天作战经验，总结四平战斗、威远堡门战斗之经验。开会庆祝夏季攻势的胜利，须防止因胜利而失去冷静与稳重老练精神。

　　（2）恢复疲劳后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参考这次作战经验，进行“一点两面”战术教育，纵队派人去教导队报告作战经过、经验教训，并带回伤员，检查俘虏教育情形。

　　7 月6 日20 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双城前方总部致电二纵：休整时间暂定20 天。7 月16 日林彪、罗荣桓于双城前方总部，指示各部队继续休整。在7 月2 日至9 月14 日长达两个半月的休整与整训时间里，遵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精神，谭政全力以赴地主抓了以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运动、战斗动员、形势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为基本内容，以召开诉苦会、战斗总结会、庆功会、英模会、请战会、求战会、经验交流会等为基本形式，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纪律观念、战斗力为基本宗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上述诸种形式的政治教育方式中，效果最好、采用较多、发现较早、使谭政最为重视并给予精心培养与大力推广的方式，即是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

　　在此以前，其他解放区也有过诉苦运动的经验。东北我军中的诉苦运动早在1946 年就出现了，当时驻北满海伦的警备二旅就开展过，以谭政为主任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所属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前卫报》上发表了社论《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辽东军区三纵队的诉苦运动阶级教育，首先是从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九连开始的。辽东军区是1946 年1 月由进军东北的冀热辽八路军部队和山东解放军合编组成的。开始程世才任司令员，后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江华为第二政委，莫文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 年下半年，辽东军区（南满军区）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和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等战役，并在沙林子、辽中、海城大石桥、本溪、凤城新开岭等地打了一些大胜仗、取得辉煌的战果。尔后，纵队奉命到辽东、通化一带集结，准备保卫通化、临江、长白地区，坚持南满斗争。从四平抗退开始，纵队连续二十多个昼夜行军、作战、抢构工事、十分疲劳。同时，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没有退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但也有少数同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方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有的沾染兵痞流氓习气，有的纪律涣散，甚至出现逃亡离队现象。面对上述情况，如何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则是摆在纵队各级领导眼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纵队政治工作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7 月下旬，三纵在柳河整训时，七师（师长曾国华、政委李伯秋、政治部主任李政）召开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上述问题，并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教育部队。会上，师政治部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在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中非常热烈。一次，副班长任纪贞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前想喝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营教导员冯恺及时地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各连作了介绍和推广。与此同时，三营九连也开始了诉苦教育。九连是1945 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人员和解放区群众，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组建的连队，全连219 人。由于连队大部分是新兵，加上成份复杂，连队思想十分混乱。指导员赵绪珍从1946年秋开始，就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帐，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一次，部队住新滨县鱼亮子村时，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祆给连队上课，进行实物教育，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他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等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十六岁就被国民党抓丁东北，其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其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其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当谈到这段家史时，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房天静在九连全连大会上诉苦，给大家以深刻教育，当场就有三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忘本思想。解放战士李东山边哭边说：

　　“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诉苦教育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房天静在1947 年1 月的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人阵地，歼敌一个班，俘敌五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房天静和九连这个典型一经发现，便引起了纵队各级领导的重视。三营副教导员张廉明，二十团政委胡寅和政治处主任宋登华，都到九连帮助总结经验。1947 年2 月， 一保临江战役后，纵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宣传九连和房天静的事迹。

　　于是，纵队政治部和师、团一起，派出郭辛、王暖、魏永祐等同志及宣传队，深入部队采访，并以房天静事迹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复仇立功》，到部队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接着，纵队在七师二十团进行诉苦教育试点，推广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到1947年1 至4 月份的二保临江至四保临江战斗期间，纵队将诉苦教育逐步推向其他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又涌现出像王永太、任继贞、周恒农、高英富、陈树棠等一千五百多名战斗英雄和功臣。1947 年4 月15 日至5 月12 日，三纵奉命在进驻柳河休整期间，各师总结了四保临江的经验，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并号召把开展诉苦教育同复仇立功运动结合起来。纵队政治部宣传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在庆功会上突出地宣传了王永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成长过程的诉苦教育经验。南满（原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加了会议，高度肯定和评价了三纵开展的诉苦教育与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的诉苦教育经验，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1947 年6 月，南满军区在通化召开师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三纵七师政治部主任李政汇报了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汇报了诉苦教育的经验。

　　南满军区首长陈云、肖劲光、肖华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辽东日报》、军区《战士报》对三纵诉苦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报道。南满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首先在南满军区各部队推广此经验，陈云并就此经验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政治部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1947 年8 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总结夏季攻势经验，部署新的作战、政治工作任务。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三纵宣传部长汤从列，分别在会上介绍了三纵队诉苦教育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加之此前陈云的报告，谭政全面了解了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并十分重视。为此，他专程从哈尔滨来到双城，认真而周详地向罗荣桓汇报了这一经验。谭政兴奋地对罗荣桓说：“南满三纵诉苦教育激发指战员阶级觉悟、复仇立功的经验，效果很好，值得提倡。通过这一教育形式，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我想，应该在东北民主联军所有各部队，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并向中央报告。”罗荣桓高兴地谈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和意见。南满军区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我们东北全军首先应该大力宣传与推广这一经验。”接着，罗荣桓对谭政说：“你先起草一个训令，下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让我东北各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然后，你再组织人为《东北日报》写一篇有关开展诉苦运动的社论，造一点舆论。”很快，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在东北我军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这个训令，经罗荣桓审定后，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发出。1947 年8 月26 日，《东北日报》同时发表了由谭政组织撰写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和关于诉苦运动经验的报道。《东北日报》的社论指出：

　　三纵诉苦教育的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主要解决了部队教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部队教育当前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进行部队教育。由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是由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一小撮挑起的，因而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而进行这种教育的方法绝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来提高群众的觉悟，而应该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通过诉苦说明当前极其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把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个人要求与集体要求、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紧紧结合起来，以明白个人在这个战争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1947 年9 月28 日，谭政将三纵诉苦教育的政治工作经验，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经验，对报告全文逐字逐句作了修改，尔后批发全军推广。1948年3 月7 日，毛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在秋季攻势发起前的这段休整期间，谭政除坐阵哈尔滨进行全面指导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而外，还亲自深入部队基层，到东北有关纵队、师、团了解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具体解决、处理部队有关问题。8 月22 日晚，谭政与刘其人来到吉林图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研究与解决六纵的有关政工问题，第二天上午9 时离开图们。据赖传珠日记所载，谭主任此行图们，“轻油车出轨，幸未遇险。”9 月13 日至23 日，谭政来到沙河子、朝阳山、黄泥河子六纵队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驻地，听取各师汇报，检查诉苦和土改教育情况，并作了时事报告。谭政特别提出了十六师的三个问题：提高党内原则空气，政治工作，干部问题。在这一时期内，为加强东北全军的政治工作，谭政与林彪、罗莱桓等，还发出指示电任免一些重要领导干部。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于双城致一纵电：牡丹江军分区与东安军分区合并，多余干部送二团，可在前方分配工作。8 月20 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于双城发出电令：以独一师、独三师、东满独立师编成野战十纵队，任命梁兴初为司令员，周赤萍为政委，黄炜华为参谋长，刘型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发出电报：同意李伟为一师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8 月22 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黄克诚、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刘亚楼、伍修权、谭政、周桓发出命令，为培养团营干部，使在职团营干部都能得到轮流学习，以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决定在军政大学开设干部大队，下辖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教育时间暂定三个月，由总部直接领导，并规定了学员的条件、各部人数与报名时间。

　　9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发出任命电：任命王明贵为骑兵师师长，朱纪先为政委，马骥、钟明标为副师长，刘锋为副参谋长，牟永春为政治部主任。

　　10 月24 日，林彪、谭政答复，同意李立三为东北局城市书记。

　　11 月12 日，林彪、谭政就领导方式问题给赖传珠发来指示电。

　　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而日夜忙碌、操劳着。

　　灿烂的政治之花，结出精美的军事之果。在谭政等人强大的政治工作推动下，我东北全军历时五十天（自1947 年9 月14 日至11 月5 日）的秋季攻势，歼敌近七万人，收复城市十五座，解放土地三·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二百六十余万，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把敌人压缩到大小二十四个孤立的城市里，仅占东北面积14％的狭小地区，到11 月中旬，东北敌军总兵力十三个正规军，三个暂编师共四十五个师，加上特种部队、游杂武装等共五十八万余人，而东北我军已达九个军区，九个纵队，十个独立师七十三万余人，其中正规军四十二万余人，地方部队三十一万人，我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敌军。造成了东北敌军空前严重的处境，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至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个狭小地区。使我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的整个主动权。

　　看到这些辉煌的战绩，谭政并没有满足、止步，他在酝酿着东北全军政治工作的更大的新举措。

　　1947 年11 月16 日。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呼啸的北风卷着雪尘，终日不停地刮着，塞外的严冬已经降临。哈尔滨，这座北国的雪城，矗立在零下30 多度、白雪皑皑的冰冷天地之中。在这仿佛进入“冬眠”状态的银色城市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住所里却温暖如春。一道由林彪、谭政、刘亚楼署姓（林谭刘）的冬季作战指示的红色电波，正穿过冰雪，超越严寒，飞向东北我军各指挥部。指示电文写道：

　　（1）五十天的秋季作战中，已取得歼敌六万余和占十五个县城的胜利，奠定了冬季作战的基础。

　　（2）今冬应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的时机，实行集中兵力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外，可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3）从战略上看，集中兵力冬季作战，对我军是最好时机，应克服寒冷的困难，确立胜利的信心。（4）关于冬季作战的补充问题，应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北满数十个补充团）。（5）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应该发扬高度的战斗勇气，去争取胜利。（6）各部应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动员。①

　　随后，谭政又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出指示，指示东北我军各部队，利用冬季攻势发起前的近一个月的时间，作好部队的政治动员工作，继续开展诉苦教育和以学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为中心内容的阶级教育。

　　同时，鉴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我军即将解放更多的地区和城市，加之土改后期东北出现过“左”的偏向，谭政及其所领导的“东总”政治部根据10 月10 日中央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此期间的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加进了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

　　早在1947 年9 月，东北我军秋季攻势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10 月10 日，公布了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尔后，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东北局发出了《告农民书》。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发出了《传达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关于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及深人土地教育的指示》等文件。文件要求，各部队以刘少奇的总结报告为主，首先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会议文件；对战士则着重解释《中国土地法大纲》与东北局的《告农民书》。

　　对于谭政等“东总”政治部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东北我军各部积极、全力加以落实贯彻。如六纵队政委赖传珠，在政治部发出指示电的当日，就来到岔路河方强师，商量并决定此后三个月的政治工作，并确定其工作中心应解决两个问题：

　　（一）整思想。（1）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偏向。（2）克服保守自满情绪。（3）克服右倾情绪，提高积极作战精神，要建立六种作风及制度等。

　　（二）诉苦坦白运动，先搞第一个，然后搞第二个。

　　再如，11 24日，独二师对“东总”司令部（含谭政的政治部）工作的两个指示，贯彻、研究讨论的情况是（摘记）：

　　（一）强调工作思想：（1）发挥高度工作热情；（2）一切为了打胜仗；（3）多作具体工作。

　　（二）改变工作习惯与作风：（1）抓紧一顿饭的机会；（2）不怕疲劳严寒；（3）自发主动工作；（4）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5）工作随到随办；（6）多收集和熟悉情况；（7）严格执行制度。

　　（三）改变战斗总结方法：（1）采取典型总结；（2）战斗结束立即扼要上报；（3）深入班、排，选择典型战例；（4）参谋长、作训参谋，为典型战例写稿。

　　通过“东总”及其政治部的冬季攻势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东北我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得到了增强。仅以我四纵（司令员胡奇才后为吴克华，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刘澜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为例， 1947 年12 月11 日，纵队接到“东总”命令， 即刻从清原南下，回到以前老战区安奉路。14 日傍晚，又由通远堡、连山关一线出发，以勇猛奔袭动作，向沈阳、本溪、辽阳之间的三角区楔进。时逢冬季大雪，雪地奔袭，十分困苦、艰难。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和敌机的轰炸、扫射，部队须经常日宿夜奔，出敌不意地远距离穿插。每次出门，都是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指战员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脸都用毛巾包起来。部队在没膝的雪地里艰难跋涉，吃睡不好，饥寒交加，人困马乏。然而，在部队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作用下，指战员行军吃苦的能力非常强，仍然一夜走一百里以上，有时走一百五十多里，每次出发都是途中不休息，直奔目的地。如果稍有停顿，也不敢坐下，只在原地踏步，因为一不运动，就可能冻僵身体，蹲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在冰封雪飘的大地里，从纵队司令员、政委到战士，都是一样靠两条腿走路，行军力本身就是战斗力。哪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干部模范作用强，行军速度就快，就能赢得时间，抓住战机，取得胜利。部队指战员都明白，要大量歼灭敌人，就要大踏步前进，大打运动战。许多干部战士说：“四保临江，那么苦都熬过来了，如今是战略进攻，向胜利进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指战员们在政治工作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向西南方向猛插。不久，我四纵战区就从中长路以东移到路西，从山区下到平原，从解放区推到敌占区。

　　同时，谭政在进行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当时，在部队中由于个别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曾发生了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东北有名的“马玉事件”。部队的问题，特别是“马玉事件”对谭政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主持政治部、向东北全军发出通告：

　　在经过广泛的土政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针对六纵十六师六十四团存在严重军阀主义等错误，1947 年11月26 日，谭政以“东总”政治部名义通电东北全军： 十六师六十四团在海伦打伤员及送出伤员十余人，经检查该团存在军阀主义、地主思想，并包庇地主，干涉土改，团长副团长下命令与伤兵打架，政委腐化堕落，二十八日十六师称，已将该团解散。②在东北土改后期，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表现，主要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甚至同中农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滥征车马，宰杀耕牛，损害中农利益，违反工商业政策等。

　　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在罗荣桓的支持下，严肃认真地一一加以纠正。1948 年1 月30 日，以“林、罗、谭”名义及时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较好地纠正了这些问题。

　　这样，在冬季攻势前和冬季攻势过程中，由于以谭政为首的“东总”政治部坚强有力丰富多采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我军的刻苦力、耐寒力、行军力即战斗力。

　　在冬季攻势中，气温常常下降到摄氏零下40 多度，夜晚在野外行军作战，赤手伸出一分钟，就冻得麻木难以屈伸，湿手摸枪身，铁质部分会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里卧上几分钟，也会冻得爬不起来，常有机枪、六〇炮在连续发射中因乍热而折断撞针事，很多指战员冻伤了手脚。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各部队在前期与战时政治工作的鼓动下，不怕苦，不怕冻，不怕饿，不怕累，不怕困，不怕死，士气盛，斗志昂扬。有的部队，在酷寒中进行大规模雪地作业，构筑高一点五米、长二千米的雪墙三道，掩护部队作战，出现了中外战史上罕见的严寒中御敌的宏大、壮美的人文景观。

　　于是，东北我军在为时九十天（自1947 年12 月14 日至1948 年3 月15 日，除掉间闲时间）的冬季攻势中，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占城市十八座，解放人口六百余万，彻底粉碎了东北敌军“确保北宁、维护中长，确保海口”的防御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整个东北敌军被压缩在占东北总面积不到l％的土地上，被分割于长春、铁岭、本溪、抚顺、沈阳、新民、阜新、义县、锦州、锦西、绥中、兴城等十二座大中小城市里，敌人唯一的交通命脉——北宁路已被完全切断。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已完全贯通，最后歼灭敌人，解放全东北的时候，已为期不远。对于东北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发挥政治工作作用的基本经验，罗荣桓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战斗胜利所依靠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最主要的条件（另一个基本条件是正确的战术）。

　　谭政在1948 年卫月1 日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题为《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的电报指出：

　　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是靠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性，才不至于在敌火前趴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要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战术上的创造性。

　　此刻，谭政的心情异常兴奋。回首来到东北整整两年的时光，暑往寒来；出风入雪，枪林弹雨，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戎马生涯，与延安时期相比，又别有一番风味与情趣。那累累的战绩，那阵阵的凯歌，无不浸透着他的辛劳与汗水。谭政在为东北战场的最后胜利而思考着，策划着，忙碌着..

　　1948 年2 月28 日。

　　哈尔滨。

　　东北军区政治部驻地。

　　淡淡的太阳，挂在那茫茫的天空。皑皑的白雪，覆盖着无垠的东北大地。辽南炮声隆隆捷报频传，吉西紧锣密鼓，佳音不断。在这冬季攻势即将结束，辽沈战役就要来临的关键时刻，东北军区（1948 年1 月1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兼东北军区，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分开。但是，军区与野战军政治部虽在编制上分开了，可人员和工作未截然分开，都是在谭政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6 月4 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东北局，谭政仍为局委员， 成立军委会东北分会，谭政为分会委员），政治部召开的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正热火朝天地按计划进行。

　　今天作重要报告的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原来，在此前不到一个月，即1948 年1 月30 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冬季攻势以来东北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下一步辽沈战役（当时称“秋季攻势”）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在谭政组织下，东北军区政治部于1948 年2 月2 日，召开了东北全军纵、师政委或主任以上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于3 月7日结束，共开三十三天。

　　谭政等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为会议作了精心妥善的安排。随着与会人员陆续到达哈尔滨，1 月29 日，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与会纵队领导干部会，各纵（除七纵外）均已到达，讨论会议如何开法。l 月30 日，军区政治部请与会干部看电影《水泊粱山》第9 集。31 日，军区政治部又请与会干部在兆麟电影院看电影，发言者准备会上汇报内容提纲。2 月1 日，各发言者已将汇报材料准备完毕，晚上到哈尔滨铁道学院看电影。2 月2 日，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军区政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首先由六纵政委赖传珠、四纵政委彭嘉庆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3 日，一纵政委万毅、二纵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月4 日，由三纵政委罗舜初汇报纵队政治工作情况。2 月5 日，七纵政委吴富善，八纵政委邱会作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6 日， 九纵政委李中权、十纵政委周赤萍汇报纵队的政治工作。2 月7 日， 十一纵政委陈仁麒、十二纵政委袁升平等汇报各自部队政治工作情况，下午休会，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京剧《霸王别姬》、《借东风》等。2 月8 日，骑兵师政委张荣汇报师政治工作情况，晚上看电影《柏林大战》、《保卫斯大林格勒》。2 月9 日，旧历除夕， 2 月10 日，大年初一，体会两天，2 月10 日，军区政治部招待与会者看电影《水泊梁山》第10 集。从2 月11 日至13 日，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由龙江、合江等东北各军分区政委等领导汇报各自的政治工作。2 月14 日下午，东北局请与会者吃饭，晚上看京剧《吕布与貂蝉》、《玉堂春》。从2 月26 日起，上午谭政开始作报告，下午继续报告一个小时即休会。此时各纵队、军分区的汇报已经结束，谭政对各纵队的汇报情况，作了总结与说明。2 月27日，会议休会，谭政开始准备大会的总结报告。

　　就这样，经过会议的一系列酝酿、准备阶段，今天即2 月28 日，谭政开始郑重作起作为会议中心内容的《关于“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报告还涉及了土地改革教育、诉苦教育等问题。但谭政在报告中着重强调，通过这次“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解决部队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在谈到部队中存在的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时，谭政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沉痛的，他的胸中燃烧着怒火。由于这是师纵队一级以上的部队高级领导政工会议，因此部队中的问题，无须有什么隐瞒。

　　谭政先是批评了各纵队学员赴炮校学习途中违犯部队纪律的问题。他气愤他说：“这些赴炮校学习的学员，功臣思想严重，在脱离领导的途中，享乐腐化成风，骄横霸道，发生问题很多：（一）带队人不负责任，被带人不服从管理，由于带队人都是临时指定的，甚至指定警卫员（四纵），因此都是临时观点，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中途就下车了，有的私自回了家等等。（二）卖公物倒买卖成了普遍现象，如九纵队三十四名学员中就有三十名卖过东西，别的纵队较多的有十纵二十七人，三纵二十四人，七纵二十人。（三）蛮横作风严重，如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还有一人打了很小的孩子。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的大闹牡丹江戏园子，九纵带队人二十六师参谋刘振江擅自向肇东县政府要粮三百公斤，又向九纵某科长要钱二十五万元，企图从中贪污粮食钱（查出后，将钱追回肇东县政府了）。”会场一片寂静，与会的政工干部在严肃、冷静地深思着谭政的讲话。

　　谭政接着讲道：“有一个师（即十六师）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是红军的‘老祖宗’，但部队非常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官兵不团结，军民不团结，干部因此要离开部队，战斗力眼看着下降，那个部队所谓有三凶主义：对敌人凶，对老百姓凶，对自己同志凶。但是，这种‘三凶主义’的部队，在东北我军中却不只这一个。”谭政的批评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谭政停顿了片刻，观察一下与会者的情绪，喝了一口水，润了一下有点干燥的嗓子，越发激动他说道：“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主要靠我们深入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执行纪律，严肃纪律绝不可少。对于‘马玉事件’那个连长的处决，是我们下了决心的，否则，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兵就无法带了。譬如，四平保卫战期间，二纵一个管理员和女房东通奸。事情暴露后，很多老乡为管理员战士求情，说这个女人一贯如此，‘不怨这个八路’。可结果是：不行，枪毙。沙岭战斗前，三纵七师一个侦察员强奸妇女。这个战士在抗战中立过大功。团里尽其所能，做了口棺材，置办一桌饭菜。这个战士看过棺村吃饭。团长敬酒，政委敬酒，营长、连长一一敬酒。酒足饭饱，一声枪响。

　　十六师驻在阿城时，师部的三个警卫员强奸日本女人未遂。事情暴露后，有人找师长替战士说情，说：都是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好不容易从苏北来的，政治思想都挺好的，一时犯错误，罚劳役就行了。但回答的是三声枪响。没有铁的纪律，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胜利。”尔后，谭政又提到了干部的问题。他用宏亮而严肃的声音讲道：“夏季战役后，干部中出现了一种右倾情绪，感觉战争残酷，死亡的威胁太大，认为革命有前途，个人无前途，想脱离前线到后方享乐。表现此种情绪的多为连干部，但尚不普遍，不严重，现在注意克服。此外部分干部还有恐美的心理，怕原子弹，怕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因此顾虑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谭政的报告，在2 月29 日上午继续进行，下午，与会者分组讨论了谭政将近两天的报告。谭政的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3 月1 日上午，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报告了部队俘虏工作及整顿后方诸事。下午，周桓继续报告，尔后进行了分组讨论。3 月2 日、4 日至6 日，刘亚楼、谭政、李富春、高岗，就有关问题在会上又作了报告。会议最后，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同年8月始兼野战军政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份由谭政及其东北军区政治部起草的报告，首先谈了目前形势，其次谈了建军问题，最后谈到政治工作。在关于目前形势中，谈到东北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谭政在报告中写道：在东北“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个！当然工作应该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该打屁股。”在关于政治工作上，罗荣桓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谭政主任在会上作的《关于开展“五整一查”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另一方面指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缺点：

　　一是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不够：二是思想指导不力，阶级教育、诉苦运动有的搞出了很好的经验，有的搞得平平淡淡；三是有些工作走了弯路，如立功运动、战评运动等同阶级教育结合不紧。

　　罗荣桓围绕报告精神提出：部队政治工作方针应该是“以阶级为基本内容，在集中指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结合谭政等起草的报告，罗荣桓说道：“整作风，首先是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是着重整干部。例如，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这还叫什么民主呢？军队的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因为军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因此有些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习惯于简单化。

　　但是政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搞好了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

　　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当然，我们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让群众自发自流。”

　　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在谭政等军区政治部指示下、经过充分准备并在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进行试点，各部队从3 月上旬开始，陆续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3 月15 日，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当日，东北军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关于春训工作指示》电报：

　　为了准备下一次攻势，我军利用化冻期，于18日起转入全面整训，暂定30 到40 天。各部队应按照军区政工会议的决定与指示，立即定出整训计划，开展以诉苦教育的“五整一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自此，主要在东北军区政治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以诉苦教育为动力，以“五整一查”为核心、为期四十天左右的新式整军运动，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谭政的领导下，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以“五整一查”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切实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方针。在指战员中的新式整军，主要经过诉苦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使其弄清楚苦从何来，为谁打仗，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在一起，把为个人报仇的思想，引导到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大大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加强了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同时在干部中着重进行的“五整一查”，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而不以查成份为主；以查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这样，经过谭政四十天左右的主抓，布置，检查，落实，通过诉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使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缺点，改进了作风，增强了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发扬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增进了军内外的团结，部队原来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成份不纯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不仅如此，在整训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在谭政统一指导下，还对部队进行了战争形势和我军任务的教育，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我军将与东北国民党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直至进行战略决战的发展趋势，讲清决战的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原来对战争前途模糊认识或有厌倦情绪的干部、战士，有了明显的转变。东北我全军指战员，普遍树立了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思想，士气旺盛，斗志更坚，纷纷请战，要求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为阶级兄弟报仇！”“当尖兵，打大仗！”“练好兵，打长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等口号、誓言深入人心，遍及部队。这就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8 年8 月29 日。哈尔滨南双城。“东野”前线指挥所（现双城县人武部驻地）。金秋的双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那令人爽快的秋风，似乎就要把这旧世界，吹荡得干干净净。双城“东野”（由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8 年8 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前线指挥所进驻的宅厅，虽已破败，却仍显得富丽堂皇，古色古香。漆皮剥落的原始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内，青砖铺地。院墙，青砖砌成。阁楼，六根一人粗的圆柱形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阁顶是青一色小叶瓦。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着林彪。今天，一封事关辽沈战役大局的电报指示，即《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从这里发出。这封电报指示是由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

　　原来，东北我军在1947 年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以五个月的时间，运用诉苦、“五整一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我军的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大量二线兵团的补充和加强。从1947年8 月至1948 年8 月，第一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八个独立团，每团定额二千五百人，总计二十五万人。1948 年4 月至1948 年11 月， 第二批二线兵团共组建八十个独立团，总计二十余万人。至1948年8 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七十万人，两个大军区、十个省军区及地方武装三十三万人）。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以上，人口86％以上，并控制了二万一千余里长的铁路（敌占区仅有一千二百里），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土改、剿匪已基本完成，政权已得到巩固，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1947 年夏、秋、冬三次我军攻势作战，被歼三十余万人，尚存五十五万余人，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举棋不定。我军发起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在东北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二十七万余人守沈阳地区，以便北进可支援长春，西攻可策应锦州；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十万余人困守长春孤城，以图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十五万余人，守锦州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海、陆联系。东北我军根据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形势与东北我军冬季攻势后的新形势，认为东北敌我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在中央军委、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的作战准备。其中政治动员、政治准备，又是各种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8 年2 月7 日，东北我军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提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

　　冬季攻势结束后， 1948 年4 月18 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谭政等致电中央军委，拟攻长春，并阐述了上述两个方向不能攻取的理由。4 月22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打锦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①1948 年5 月29 日，因久攻长春不下与此次试战和侦察情况得知，长春工事坚固，敌军战斗力强等原因，林彪等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决定改变决策，由硬攻长春改为久困长围，乘其撤退时在途中歼灭之，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之线作战。5 月31 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即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笔者）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

　　1948 年6 月5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关于东北我军行动问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第二个是目前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个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我们认为第三个方案为好。6 月7 日，中央军委复电：基本同意第三个方案。

　　6 月15 日，东北我军总部在吉林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打不打长春问题。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采取长围久困方针。

　　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其他主力位于长春、四平间地区整训。7 月20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 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22 日，再电中央军委，建议派兵包围大同，东北、华北协同作战。当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现在距8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

　　7 月39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

　　8 月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第一步拟以北宁线的三个纵队和二个独立师，采取奔袭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待主力到后，逐一歼灭这五座城的敌人。锦州驻敌兵力较强，故暂不拟攻锦州。第一步行动结束后，究竟是攻承德或唐山，我们当依照中央军委30 日来电重新考虑承德和唐山两处。

　　8 月3 日，中央军委通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杨成武部于本月20 日左右即可完成西出绥远准备，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唐山并已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他们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到达并攻击归绥；你们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告。

　　8 月6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在8 月底9 月上旬才能行动。但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7 日，中央军委复电：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 月21 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 月10 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 月10 日以前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中央军委。

　　9 月3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北宁线作战计划。

　　9 月5 日，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同意3 日19 时电部署，并指示：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等。

　　9 月6 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完全同意中央军委9 月5 日电，在袭击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后，继续进攻锦西、山海关外，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迟一步唐山亦可能成为有利的进攻目标。

　　9 月7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给林、罗、刘的指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锦州至唐山一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①至此，从2 月初开始，经4 月中旬至9 月初酝酿、商讨的东北我军作战行动计划终于确定下来，即第一步进行北宁线作战，控制整个北宁线；第二步向卫立煌、傅作义两翼机动，争取在北宁线上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与此同时，东北我军进行了战略决战的各方面准备，特别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准备。

　　8 月6 日， “东总”及其政治部谭政等发出战前整训指示，就“准备九月初开始行动”问题向各纵队、各师的领导发出预告，并要求严守机密，对外大造“练好兵，打长春”的舆论，麻痹敌人。在此一系列准备基础上，即1948 年8 月29 日谭政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签署的《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的电报发出了（周桓回忆这份电报指示的题目是《北宁线作战政治动员令》发出的时间是9 月7 日发往各纵队、各师）。谭政在这封辽沈战役前著名的政治动员令指出：

　　我军新的作战行动是暂时放弃攻击长春，只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以奔袭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术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的早日到来。

　　此一行动，对于打通东北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更有力地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皆有重大意义。全军指战员必须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懂得新的作战行动之重大意义与有利条件，发扬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挫折和忍受与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合大规模连续作战的需要，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从9 月10 日开始，东北我军一方面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新的作战方案，紧急调整与部署，调动主力部队向北宁线开进，一方面在此前后，即9 月上旬与中旬，按照谭政起草的政治动员指示精神， 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活动。准备攻坚的部队，进行了独胆作战教育；准备打援的部队，进行了顽强守备、保证整个战役胜利的教育；围困长春的部队，进行了加紧围困、瓦解敌军的教育。

　　所有部队，还进行了爱护人民利益，贯彻《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遵守《入城纪律守则》和主动团结友军的教育等等。9 月12 日，一场关系东北命运、关系全国命运的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在东北大地北起长春，南迄滦县，绵延七百五十余公里长的战线上，悄然、缓缓、郑重地拉开了庄严的帷幕。在新的战线上，未来共和国的政治将领谭政，又开始艰辛绘制我军政治工作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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