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4 月11 日。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四月的北平，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中山公园内百花争妍，姹紫嫣红，正是游园赏春的好时节。但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不对游人开放。原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召开军事动员会议。主席台正中间，一位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高级解放军将领，操着满口四川话，挥动着大手，正在说着富于鼓动性的讲话，这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他正在向准备南进的四野部分连级以上的指战员，作南征动员报告。而坐在朱德身边主持会议的，正是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朱德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他首先给与会者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家都知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之后，我们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已被我们歼灭了，剩下的一百多万部队，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进行一线式的防御。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会很久了，全中国的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企图用各种阴谋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获得喘息的时间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这完全是痴心妄想！因此，我们要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朱德号召四野全体指战员，要认清当前的斗争形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横扫一切敌人，到长江以南去，解救被国民党欺压下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跨上战马，飞速前进，向全国进军！

　　同志们被朱总司令的讲话所激励。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江南受国民党欺压的兄弟姐妹们报仇！”“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声震动着音乐堂。接着，朱总司令针对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南方情况而产生的怕若、怕热的思想，介绍了江南的风土人情。他风趣地说：“听说有的同志害怕南征的艰苦，害怕江南的炎热，甚至有的说把苞米面贴在墙上马上就熟了（下面出现笑声），你们不要笑哇，这说明有的同志不了解南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祖国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样可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好得很哪！我的家乡就是四川，那里是天府之国，四季翠绿，鱼米之乡，富庶得很哪！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他有力地号召：

　　“同志们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前的困难比起红军时的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就算不上什么困难了。希望同志们打消顾虑，同时也要作好克服困难的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总司令的教诲与期望，语重心长，句句刻在大家的心坎上，印在脑际里。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信心百倍，高呼口号，表达自己的心声！

　　坐在朱德身旁的谭政也被总司令生动、深刻的动员所激励，被同志们激昂的情绪所感染，他操着满口的湖南话，铿锵有力地说：

　　“朱总司令的指示，对于我们四野指战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们四野全体指战员一定不辜负总司令的教诲和期望，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革命传统，在南下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政治部主任，谭政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目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号令，我们四野准备南下作战，从总体准备上是充分的。我们通过平津战役后两个多月的休整比入关前的休整充分得多了。但目前问题也不是没有的。入关前，有的指战员怕入关，不愿离开东北，现在要南下、有的指战员怕南下，不愿离开北京。甚至有的说，‘这回我北不出关，南不过江’，革命到头、大功告成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要利用南下行军和战斗间隙，作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战胜和克服南下作战中各种困难，包括北方籍战士不习惯南方的自然环境以及南方炎热、空气潮湿、蚊虫多等困难，按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戒骄戒躁，把革命进行到底。”谭政的总结，虽然简短扼要，但却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使四野指战员有了长途跋涉，南下作战，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朱总司令的动员和谭政的总结会结束了，大家都依依不舍不愿离去，长时间的掌声响彻音乐堂，响彻中山公园的上空。

　　会议结束后，与会指挥员纷纷返回部队。经过简短的会议精神的传达，我四野主力七十余万人结束了两个月的休整，于当日（4 月11 日）起，分三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南下，开始了驰骋中南消灭国民党和清剿匪寇的征战。

　　四野的中南征战，是按着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

　　早在1949 年1 月6 日至8 日，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担任进军任务的几支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罗荣桓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1949 年和1950 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中原军区部队及坚持敌后斗争的人民武装，消灭该地之敌，解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实际上，在四野主力出发之前，按着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华东、中原野战军3 月中出动，四野于2 月19 日派出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解方为参谋长由四十军，四十五军共十二万人组成的第十二兵团，为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从北平市郊先后出发，沿平汉路东侧，跨越华北平原，跋涉二十余天，于3 月下旬，先后到达郑州以东、陇海铁路以北地区。4 月下旬，按着中央军委部署，四野主力正向湖北境内推进。5 月初， 四野总部电令先遣兵团发起渡江战役，5 月14 日，先遣兵团以第四十军两个师沿平汉路向汉口进逼，打击可能南逃之敌，并相机占领武汉三镇；以第四十五军向汉口以东之团凤、武穴沿江一线发起攻击，并夺获百余只木船，乘胜渡江。江南守敌仓惶南逃，第四十五军冒雨追击。截止6 月初，先后解放了大冶、阳新、九江、武宁、安义等城市，奉命停止于武宁、安义一带。沿平汉路向汉口挺进的四十军一部，于5 月16 日解放汉口， 17 日配合江汉军区部队解放武昌、汉阳，武汉至此宣告解放。

　　在解放江西南部地区以后，9月下旬向广东挺进， 10 月2 日发起广东战役，歼灭余汉谋集团六万二千余人。11 月6 日，四野发起广西战役。至14 日，我军先后占领镇南关、隘店， 控制了中越边境，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白崇禧桂系部队全部及其所指挥的蒋军一部共十七万余人，全部就歼，实现了中央军委的部署计划。在四野南下作战的艰难远征与浴血奋战中，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始终与之相伴随，并为其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精神上、政治上的保证。

　　此前， 1949 年3月，全国实行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正当四野主力按着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统一部署，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南进军时，四野政委罗荣桓突然病倒了。谭政被任命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时他刚刚完成原北平傅作义国民党的改编，妥善安置了大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立即转入南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四野全军开展了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工作、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出的行动口号是：“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方法是：结合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部队干部中深入进行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团结，反对骄傲自满；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享乐思想，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等等。同时，谭政还向四野全军部署了进军中南和接管城市、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教育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教育，使四野部队，无论是南下先遣兵团，还是南下主力部队的进军，都能保持高昂的革命士气，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保证了南下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9 年5 月下旬。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初夏的南国已是多雨季节，霪雨靠靠，雾气缭绕，但武汉三镇却到处是欢歌笑语、旌旗满天，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节日气氛中。在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驻地会议室里，经中央军委任命的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正在主持军管会会议，主要研究驻武汉部队的入城教育及城市管理的有关事宜。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武汉解放后由中央军委直接任命、组成、派驻的。其成员有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等十三人。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肖劲光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朱涤新任副司令员，谭政兼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汉口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是南下先遣兵团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汉阳则由武汉军区派出的一个旅驻防。此次，谭政回到武汉，心情十分激动，夜不能眠。想当初， 1927 年3 月，二十一岁的他，正是从这里，经大舅哥陈赓的介绍，投笔从戎，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道路的。今天， 1949 年5 月，四十三岁的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又回到了武汉。当初的武汉，黑云压城城欲摧，今日的武汉，阳光普照庆解放。谭政此次的驻汉，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作为军管会主任，作为警备司令部政委，他不仅要负责武汉三镇的城市全面整顿与管理，还要负责驻汉警备部队的全面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解放武汉的四野南下先遣兵团，在其解放武汉之前，就己按着谭政的要求与部署，全面贯彻与落实谭政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并在艰难行军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遣兵团的第四十五军，按着中央军委部署，于1949年2 月25 日提前率四个师，从北平附近的通州、香河地区出发，经安次、任丘、南官、大名、濮阳、开封、兰考、项城、汝南、宣化店、新县等地，向鄂东大踏步前进。沿途受到人民和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对部队鼓舞很大。

　　每到一地，当地群众或兄弟部队，都预先给其准备了给养供应和宿营房屋，减少了行动的困难，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在谭政总体部署下，军政治部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怕苦、怕累、怕难和初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等而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行军中，部队普遍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特别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行动。很多战士脚上打了血泡，仍坚持不掉队，下决心说：“爬也要爬过长江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徒步行军，全军穿过河北、河南平原，通过黄河泛区，翻越大别山，于4 月8 日先后进抵湖北东郊之黄安、河口地区集结，行程达二千六百余华里。4 月21 日，全军向前推进到江北宋埠、浠水地区待命。此时，赖传珠同志从北平赶到军部，向全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谭政的学习要求指示，部队又为之一振，使部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为后来四十五军的多打胜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部队渡江前休整期间，部队又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谭政在平津战役期间提出的入城部队“约法八章”与“三大口号”等，从而为后来武汉的解放、城市秩序的维持、部队纪律与城市管理作好了准备。此次，武汉解放，市政管理，部队纪律、政策教育，谭政又亲自坐镇指挥，主持军管会研究对策。谭政说道：“现在武汉三镇业己解放，但如何保证好武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管理好武汉三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任务。要搞好这项工作，我看主要还是先从抓部队纪律、政策教育入手，像平津战役一样，‘约法八章’，‘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谭政的意见、计划被通过，驻汉部队普遍开展了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入城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纪律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受到了武汉市民的赞扬。我四野部队进驻武汉市区以后，按着谭政的有关教育与指示，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肖劲光回忆，有一支部队到达汉口时，已是万家灯火。经过七十里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乏，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他们就在街头露营。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部队规定，在五天之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各单位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上街，不看戏，群众送给慰问品，一一婉言谢绝。

　　1949 年7 月初。鄂西山区。夏日炎炎，烈日当空，一支身着草绿军装，帽带红色五角星的部队，正在鄂西的崇山峻岭、深涧低谷之间，秘密、神速，而又艰难地穿插着。这支部队，就是我四野第四十七军，他们正像一支支前头，按着上级的部署向湖北省长江沿岸重镇宜昌射去。

　　自古以来，宜昌就是川东门户，重庆屏障，是争夺四川首先必须争夺的军事重镇。渡江战役之后，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为了阻止我军西渡长江，控制鄂西，确保川东门户，以宜昌、沙市为中心，从东起岳阳，西迄巴东的长江两岸加强防线，派遣他的“名将”、黄埔高材生宋希濂率部驻守湘鄂西，坐镇宜昌。

　　7 月初，当我东路大军攻占武汉，西路主力即将渡江南进之时，宋希濂部队集中主要兵力向我当阳、荆门地区进犯，企图威胁我平汉、粤汉南下大军的侧背。我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宜昌、沙市，直捣四川，将计就计，于7 月6 日发起了宜沙战役。四十七军就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宜昌急速进军的，其行军速度的快慢，直接关系到攻取宜昌的胜败。

　　部队开始是向宜昌快速迂回。7 月9 日，与敌在当阳东北的观音寺一带遭遇，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发现了我军意图。这些敌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我决战，立即向宜昌方向全线撤退。我军从奔袭迂回包围作战，随即转入了追击作战。

　　为此，能否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加快行军速度，则是整个宜昌战役的关键。而在这艰苦行军的途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就显现了其重中之重的巨大作用。而谭政通过抓层层、层层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与内容，又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效力。

　　此时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时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

　　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中进行过短时间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在行军途中，不时看到躺在路边生病的干部和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着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面对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行军困难，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谭政派出的随军政工人员，按着谭政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身在苦中不知苦，任何困难踩脚下。昏倒的战士刚一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炎热的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着沉重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倒，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开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下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的逃跑，我军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地追击。鄂西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入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很多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了不几步就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

　　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之为四十八道湾。部队从此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时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着绑腿渡河。即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人带枪被激流冲走了。鄂西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

　　当时正赶上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从地里掏点尚未长成的小土豆，或者从瓜棚上摘下几个青绿的嫩南瓜，学着谭政当初在红军时期的办法，留下一张条子几块银元。一次，一支部队正用面粉做一锅稀糊糊，一个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一面喊着：“白面白面！”一面提起干粮袋就往锅里倒，结果盛出一吃，又苦又涩。原来他把老百姓家里的石灰当成了白面，害得大家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在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精神支撑、激励、鼓舞下，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饥饿、疾病、疲劳袭击着部队，但部队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战士们互相鼓励，干群间互相帮助。“咬咬牙，饿顿饭，一气走它一百三”，“上刺刀，手榴弹，一举攻下镇境山”的口号，在苍茫的鄂西深山峡谷之间回荡。经过近半个月的急行军，我四野四十七军终于战胜了南方行军途中的重重困难，于7 月14 日和15 日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最后终于取得了宜昌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宜昌城。谭政的政治工作，又结下了丰硕的军事之果。

　　1949 年8月5 日。湖南长沙北。城外八里。南国的初秋，骄阳如火。长沙城郊北八里之遥，成群结队的长沙市民十余万人出城，在这里等候和欢迎我四野解放军进驻长沙。这是我四野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谭政一贯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敌军相关结合原则的又一运用与胜利。早在我四野主力向中南进军中，在谭政的策划和指示下，我四野部队便通过各种渠道，派遣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对国民党军的上层人物开展秘密的争取工作。前线各部队，在谭政指示下，也以各种手段展开政治攻势，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瓦解，使他们脱离国民党的营垒，站到人民方面来。

　　从1949 年春天开始， 当北平、天津、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我湖南党的地下组织，在省委书记周里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做争取程潜（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工作。武汉解放以后，四野在做好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在谭政的反复强调下，进一步加强了争取程、陈和平起义、瓦解敌军的工作。据肖劲光回忆，当时军委总部和野司（谭政）派来做争取程、陈工作的李明灏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明灏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潜、陈明仁以及谭政都是湖南人。北伐前，程潜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自任校长，李明灏任他的教育长，陈明仁是他们的学生。1927 年，程潜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明灏任过他的第七师师长。次年，程潜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灏又代理第六军军长。由于这些历史关系，谭政等派他来做程、陈的工作，实属人地相宜。当时，李明灏往来于长沙、汉口、北平之间，费了不少周折，多次受到谭政的会见与指示，也向肖劲光汇报过和谈工作、争取工作的进展情况。

　　7 月间，我四野大军南下，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赣边广大地区。我四野南下先遣十二兵团，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于7 月19 日连克距长沙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平江、浏阳两城，兵临长沙城下。

　　与此同时，根据军委指示，四野谭政参与组织成了一个五人和谈代表团，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四人为代表。代表团于7 月22 日到达平江，和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程星龄先生举行了谈判。程星龄与程潜是本家，又是程潜智囊团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位积极赞成和谈的进步人士。他建议代表团派人到长沙去直接同陈明仁谈。因当时程潜在宝庆（邵阳），兵权又主要握在陈明仁手中。

　　开始，金明觉得自己应该去，李明灏担心别人去有风险，便自告奋勇，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长沙，当面与陈明仁进行了洽商。

　　在我四野大军压境和我党和谈政策、政治争取感召下，在四野谭政等积极参与策划下， 1949 年8 月4 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两将军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8 月5 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浓妆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下午7 时，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欢呼和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回电嘉勉，称之为“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撼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湖南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的结束，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其中谭政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程、陈两将军的思想转变，使长沙最终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12 月13 日。

　　广西南部。

　　广西的冬日，虽有淡淡的冷意，但中越交界处公母山上，仍景色恰人，一派翠绿。中南地区国民党最后一股顽匪，这时正被我四野中南剿匪大军，追击至此，退守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原来，自1949 年2 月23 日、4 月12 日至23 日，我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主力部队共八十二万人分别南下作战后，4 月29 日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将四野各兵团的组织和前进方向进行了调整，兵分三路，进军中南：以肖劲光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为中路军，沿平汉路和东侧地区向武汉前进。以程子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八军、四十七军、四十九军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以刘亚楼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二军，由中路前进。（9 月11 日，调往北平，组建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以邓华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下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在我四野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并解放了武汉、宜昌、长沙、广州、柳州等中南地区广大地区以后，到1949 年12 月中旬，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问题尚未解决，全国各省（除海南岛）都获解放。但是，在中南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形优势，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谭政的参与下，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号令，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清剿大股土匪和在新区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此时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

　　谭政针对广西地区和湖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严格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的前提下，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与新区改革工作。

　　就在谭政指导剿匪过程中，到1949 年12 月中旬，中南剿匪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后一股顽匪，则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后一仗。原来，此时粤桂边战役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白崇禧所视为最后支柱的几个主要兵团都已一一被歼，只有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还残留着黄杰兵团的一批残兵败将。曾经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这群匪徒，慌慌张张逃出了南宁，经过绥绿、恩乐到达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区，企图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

　　我剿匪部队在谭政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原则指导下，从钦县北面冒着连日阴雨，翻越崎岖难行的十万大山，向中越边境兼程前进，于12 月13 日抵达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以突然和极迅速的动作，将未及逃往越南的黄杰部后卫主力九十七军截住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12 月14 日中午，我军发起了强烈攻势。连做梦也设想到解放军会昼夜兼程抄小道而来的敌军官兵们，经此突然的攻击，就无能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当炮声刚刚响起的时候，那些愚蠢的敌军官们还满自信地以为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攻击，不很在意，直到炮声越打越紧，公母山战地上空又出现了四架法国飞机时，昏了头脑的敌军参谋长伍国光又错误地认为是“法国人的误会”，并大发脾气地连声大骂法国人是“蠢猪！饭桶！混蛋！”，并责骂“是谁去跟法国人交涉的？一点事都不会办，倒叫法国人打起我们来了！”然而，不管敌人怎么样的叫骂，我解放军指战员们，早已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以高涨、旺盛的士气，擦掉枪上和脸上的尘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顿时布满了飞跑冲锋的我解放军战士。慌乱的敌人蠕动在山岭和山坡上，茫然无目标地向山下开炮扫射。在我火力掩护下，八连连长蔡子祥以一个排正面攻击一个山头，自己则带着另一个排从敌人三面交叉的火网中向纵深猛插。当抢占制高峰的战士们刚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六个敌人己抢先占领了山头。山势陡峭无路可寻，战士们从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着草根、树根、树枝奋力攀援。这时，抢占山头的敌人已把机抢架好，八连一排的全部战士和后续部队毫无隐藏地暴露在这架机枪的杀伤范围内。在这最紧要关头，攀登在最前头的八连三班代班长谢纪忠，以极勇猛的动作绕过一个小山头，出现在敌人的侧后，他把冲锋枪一摆，指着六个敌人喊道：“缴枪不杀！”敌人乖乖缴了械，这架正待发射的机枪就这样缴过来。这位勇土夺过机枪，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头，向山坡敌人猛烈扫射，迫使敌二十六团团长和部下举手投降，其余散乱的敌人，群龙无首，毫无斗志。这样，前后共四个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敌九十七军军部、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补充团连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共四千余人都当了俘虏。两广大陆上的最后一股残敌，悉数被歼，在南方国境线上，到处响起了胜利的号角。

　　谭政所指导的中南剿匪胜利结束。

　　夜，已经很深了，谭政房间的灯依然亮着，谭政坐在桌前，时而紧蹙眉头，时而伏案疾书。室内静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码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和文件陪伴着将军的思绪。谭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爱动脑筋的人，井冈山时期，谭政跟随毛泽东作秘书，便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现在两广剿匪结束后，谭政便不自由主地总结起我军中南地区剿匪的经验。谭政翻看着自己即将写完的文稿，他已经总结了我军中南地区剿匪过程中斗争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二是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进军，转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三是匪特扰乱，交通阻隔，供应困难，生活条件艰苦。

　　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

　　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

　　“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单纯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据本人的罪恶多少和民愤大小来决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恶很多、民愤极大者，也要镇压。他认为，必办，不等于必杀，要杀的必须是罪大恶极、群众强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镇压，应以具体情况来定。但是，不杀，也要设法管制，绝不能待为上宾，要让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服从管教。二要必须坚决反霸。谭政认为，恶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某一地区残酷压迫剥削群众，又是勾结、控制、支持匪特的后台老板，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众曾说：“不镇压这些恶霸，就如同只砍树枝不砍树根、树干一样，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众的头抬不起来。”“你们敢镇压大的，我们就敢抓捕小的。”谭政认为，敢于镇压“南霸天”、“北霸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三要把我们政策的基点，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谭政认为，对于在匪特活动中有这样或那样缺点、错误的群众，对于一般匪特的家属，绝不能把他们推到匪特一边去。在土匪活动猖獗、匪患长期严重的地区，绝不能把匪、民混为一谈，更不能称什么“匪区”。否则，势必为渊驱鱼，脱离群众，扩大敌人的力量。当然，对于参加反动会道门的群众，也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啪”，谭政终于放下笔，舒展了一下身体，长出一口气。室内已洒满阳光。他的眼睛略感发酸，手指发麻，但他心里充满喜悦。他认为自己只是对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总结，他还不晓得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主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1950 年5 月1 日。广东海南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满天，灿烂的金光洒遍了五指山、黎母岭，万泉河、昌化江，洒遍了这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岛，照亮了二百五十万琼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岛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热闹非凡。清晨，当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边的椰子树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的时候，人们便已穿着节日的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涌向庆祝解放的会场。五月的海口，微风轻拂，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日，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 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 天，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 年12 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 年1 月27 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谭政特别强调，要格外加强渡海部队的战前训练，特别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领导并决定让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洪学智到京后，中央军委领导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朱、聂听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特别强调：“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其中的思想、政治准备，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学智从北京返回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作了传达。

　　1950 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李作鹏等领导同志和来自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包括谭政在内四野领导的指示，一致通过了原定作战方案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谭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包括谭政）反复强调的渡海准备政治工作，发扬谭政在四野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传统，第十五兵团所辖渡海部队各级领导与政工人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并积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海南岛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谭政反复强调、一贯倡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竞赛，大表演，大总结，大汇报。谭政往日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据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变成了三把钥匙开了一把锁教育，三个纪念章教育等。1950 年初春。广东雷州半岛。第十五兵团驻地。爽爽的海风，轻轻掠过，和煦而温柔的阳光，正沐浴着刚获新生的祖国大陆。第十五兵团十万余健儿，正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三面环海（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的雷州半岛，展开了准备渡海作战的海上大练兵，思想大整训。在海练前，干部战士面对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顾虑重重。

　　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巨浪滚滚，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波浪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着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过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在狂风呼啸的日子里，那狂涛更是气势磅磷，犹如草原上千万匹烈马在奔腾咆哮，势不可挡，像要把整个世界吞进海底。与海南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对于不习水性的东北部队（四野）指战员来说，并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诗所描绘的那样，是浅蓝色的胸脯，洁白的浪花。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产生望而生畏、听而怯步之感。何况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顽敌！当时，在进军雷州半岛之前，我十二兵团一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吃苦、牺牲观念逐渐下降，享乐、保命观念不断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南极”，革命已经到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年春节来到，所以，当时和平享乐保命思想相当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向雷州半岛挺进之后，上级便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对有些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的。同时，由于没有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的海练活动，因而海练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波动。

　　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 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 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 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 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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