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 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 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 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 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 年12 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 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 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 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 并于1953 年12 月7 日至1954 年1 月26 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 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 年4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 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 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 日至31 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 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

　　“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 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 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成绩，今天，也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在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致的开幕词、所作的报告和重要发言后，谭政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原来，谭政自调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常务工作以来，在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加之建国前谭政的成就与贡献，因此，1955 年9 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因此，谭政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便对新阶段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总结。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谭政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逐步地从过去的旧阶段，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技术装备的改善开始的，由此引起的是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这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飞跃，建军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谭政在介绍了上述时代变化的背景、特点之后，单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提高语调继续说：“有鉴于此，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目前来说，我们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并争取若干年内在军事技术上赶上其他先进国家的军队。”

　　谭政在强调了军事技术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状之后，话题一转，又谈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为此，谭政格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使各级干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内普遍达到大专以上，同时普及战士的文化学习，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正规化，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防军。”

　　最后，谭政又在发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阶段中，部队工作转变中所发生的几种偏向。他指出：“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上述问题，谭政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谭政发言结束，会场掌声雷动。谭政的这篇发言，是我军在新阶段政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发言，被编入“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央军委将其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2 月，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人大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7 年1 月7 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新年刚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便在北京隆重举行。

　　会上，一位风度翩翩五十岁上下的中年首长，正在满面春风、流畅潇洒地进行长篇讲话《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此人就是一年多前被授予大将军衔，半年前参加了党的“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说起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由于身体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思考，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由新人来接班。罗荣桓认为谭政是最恰当的接班人选。经过慎重斟酌， 1956 年9 月2 日，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五十四岁的罗荣桓，终于提起笔来，郑重写道：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

　　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

　　1956 年9 月2 日

　　同时，罗荣桓通过别的形式，提出谭政为自己的接班人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

　　召开在即，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报告后再说，便将此信压下。10 月2 日， 彭德怀来到军委办公室，让秘书将罗荣桓的信取出，在信上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

　　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决定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该两项提名在12 月29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52 次会议通过。

　　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主持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高潮。长期以来，部队处于紧张而又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农村出身的干部、战士占很大比例。因此，总的说来，部队的文化素质、理论素质特别差，不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连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很少。补人部队的翻身农民，有许多人还是文盲。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谭政从1953 年起在广州军区（原中南军区）时，就开始考虑组织部队学习文化问题。他先是组织力量在中南军区部队调查摸底，了解部队中各种文化程度的状况，看看还有多少战士需要“扫盲”，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和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文化教员从哪里来，从哪里解决。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又在一些单位搞了试点，取得经验：文化教员，可以招收一批地方大中学生，教授各年级干部班。战士的“扫盲”，可以聘请地方小学教员兼任。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南军区部队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此时，谭政又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了在全军普及文化的建议。1956 年12 月底，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 结合部队正规化、现代化要求等特点，根据部队文化素质低、理论素质差，很难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等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他的一贯思路和主张，在他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对部队领导干部，谭政还提出了学习政治理论的任务。谭政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的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以上。为此，谭政领导并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干部理论学习计划》、《海岛工作纲要》等法规、准则。他主张干部要脱产学习，要保证有四百个小时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对于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谭政要求在若干年内，读完十二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课程，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在抓部队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时，谭政还以身作则，除了抓紧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外，还和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南京举办的读书班中，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亲自组织编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后又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这样，便在全军掀起了进一步学习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热潮。后来， 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谭政学习了这篇讲话后，带领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4 月间，谭政执笔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条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军委的好评。谭政在抓部队的文化学习、理论学习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的关系。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部队训练任务的完成，除了训练时间给以充分保证外，谭政还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事训练，到部队去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谭政本人也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检查部队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这样， 1956 年12 月在谭政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曾就部队军事训练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总政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

　　这样，在今天即1957 年1 月7 日起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在作了重要演讲后宣读了这个《总结》。军委副主席、会议主持人彭德怀听后，认为很好，建议将此《总结》刊登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后，这个《总结》又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总结》写道：

　　在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也能得到改进等好处。发扬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乃是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

　　1958 年，谭政对于部队正在开展的军事训练，又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为推动部队军事训练作出了积极贡献。东北某地，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厅里，谭政发火了。原来，这次谭政来东北检查部队工作。当地政府出于对革命老干部、上级首长的尊重，特在政府机关招待所餐厅里，为谭政等摆了一桌酒席，并把茅台酒说成东北地方名酒，把熊掌说成“牛蹄”，把鱼翅说成..当谭政入席，看到桌上摆着的高档酒菜之后，便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了当地政府的不正之风，并要退席。后来经过再三劝说，在当地领导答应撤下高档酒菜后，谭政才出于礼节，坐下吃饭了。建国后，谭政出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后，仍和建国前一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革命传统精神，从不向国家伸手、搞特殊化和多吃多占等。早在1948 年8 月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总部驻哈尔滨。当时，中央管理处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各分一套又宽又大的住房。此时，罗荣桓不肯住这栋比较考究的庭院式楼房，他建议该房可用作机关办公，给他另找一处房子。罗荣桓看到谭政住的那栋小楼里倒是空荡荡的，就叫夫人林月琴去和谭政夫妇商量，和他们搭邻居，搬到一块儿住。谭政夫妇立即表示欢迎，并希望罗荣桓一家尽快搬来。没过几天，谭政与罗荣桓两家便搭邻居，一同住在一栋小楼里。据谭政秘书乔希章、佟印回忆，建国后， 1954 年9月，谭政调北京升任后，中央管理局分配给他一套住房。该房设施简陋，常年失修，但他从来没有提出修理或更新。当管理部决定拆去旧厨房重修一座新厨房，并加大取暖锅炉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谭政的妻子王长德是老红军女战士，偶尔坐了谭政的车子去办私事，谭政就告诉司机：“一定按规定收费！”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十多年，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有熟人来看望他或谈工作，碰到吃饭的时间，只不过让炊事员临时加个菜，一同就餐。但每逢过节、过年，他总是把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请在一起聚餐、打扑克、说笑话，一同娱乐。谭政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他的贵重礼品，如照相机等，回国后都交给画报社等专业部门公用。他经常告诉秘书，不准收礼。晚年，他曾回井冈山、东北等战斗过的地方，也曾回过湖南家乡。

　　在到这些地方参观工厂时，厂里送他一些工厂自己的产品，他也不肯接受。

　　一次在湘乡市一家糖果厂参观时，厂领导背着谭政把几包糖塞进车子里，回到宾馆发现后，谭政硬是让秘书把这几包糖退回了工厂。谭政严以律己，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革命家的政治风范，使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都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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