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5 月。武汉解放。

　　上树声率部和兄弟部队一道进驻江城。街道两旁挤满了热烈欢迎的群众。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王树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第二司令员。

　　接着他又请缨挂帅，再次奔向鄂豫皖边的大别山剿匪战场。

　　1950 年，王树声又被任命力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武汉是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大城市。王树声体会到，随着革命的胜利展开，他和出生人死的部下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一些部下骄傲自满，开始讲究享受，入则洋房，出则坐车。

　　王树声召集部下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然后再谈一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可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王树声说：“毛主席的讲话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武汉，咱们引人注目得很，切记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

　　王树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迸武汉，王树声还是湖北省军区第二司令员。一天，夫人杨炬说他许多部下私下议论王树声很亏，资格那么老，功劳又那么大，至少也应该当司令员。

　　王树声严肃地对杨炬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身边也不知多少战友都光荣牺牲了。他们为的是什么？我王树声何德何能侥幸活下来而且还享着福。每想到这，我就觉得欠了战友们很多很多。现在，如果我们计较名利，怎对得起牺牲的战友们。杨炬，以后咱们开始了在大城市的生活，千万不能忘了本，千万要过好名位关、亲属关和享乐关这三道关。”

　　武汉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巢穴，许多反动官僚和大富豪在武汉建了豪华公馆和别墅。渡江战役一打响，这些反动官僚和富豪闻风而逃。解放军进驻武汉，全部接管。

　　部下们为王树声找了一处豪华公馆，王树声说：“我住不惯这样的房子。”

　　后来，在武昌街头找了一幢中等水平的小楼房，王树声才把家庭搬了进去。

　　由于经常出去视察工作，王树声找了一辆很普通的军用吉普，每一次去部队，部下都没能意识到是首长来了，等下了车，才发现不是一般的人。

　　组织上出于他的工作需要的考虑，把他的车予以调换，但也只是一辆很陈旧的轿车。

　　王树声一家按照国家规定，伙食可以“实报实销”，照理说，王树声完全可以把生活改善得很好。一次，部下到他那儿汇报工作，发现王树声饭菜很平常：一碟酸豇豆角而已。部下问其原因，王树声说：“国家刚建立，又抗美援朝，经济上很困难，我觉得吃酸豇豆就已很不错了。”部下深受感动。

　　王树声做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传到家乡，家乡父老乡亲都惊喜地说：“咱们村可出了一个大官啦！”

　　尤其是同王树声沾亲带故的人更是沾沾自喜。不少人鼓动王树声亲叔伯侄儿去武汉，都说：“树声做了那么大官儿，你去找他，他还能亏待你？”

　　又有人说：“喂，你去找他，总不至于让你当勤务兵吧。”

　　更有人说：“将来做官可别把俺们这些老土给忘了。”

　　王树声的亲叔伯侄儿也乐不可支，就收拾收拾行李，来武汉找王树声。

　　王树声说：“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很高兴。但可不能有非分之想。你想，我现在是湖北军区司令员，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把你提个官做做，别人会怎么说？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还有，就拿咱们村来说，在革命中，有多少人牺牲，他们的家属不仍在农村吗！我把你提个官做做，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吗？能对得起烈士的家属吗？再说在农村有什么不好，说实在的，我还真想咱那村，在农村劳动对革命也是贡献呀。”

　　一席话说得侄儿心悦诚服，颇感羞愧，吃罢饭就要回家。

　　王树声说：“大老远的来看你叔，怎么说走就走呢，好歹住几天，看看武汉。”

　　侄儿依言住了几天，总是感觉不自在，一会儿说地还没锄草，一会儿又说孩子不听话，再一会儿又说家庭还有很多东西没清理。

　　王树声乐呵呵地说：“还说想做官，连个家庭都离不开还能做官吗？看你这么难受，好吧，我也不留你了。不过，得带点东西回去。”

　　王树声把一些旧衣物以及平时用得着的药材等左一包右一包包了许多包，然后捆在一个大包里，反复嘱咐侄子这一包给这家，那一包给那家。又怕侄子忘了，干脆写上条。每一张条都体现了王树声对家乡父老的一片诚挚之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武汉地区也不例外。

　　一天，杨炬回来说她所在单位有很多年轻护士都报名要上朝鲜战场，弄得她心里痒痒的。

　　王树声说：“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真高。白天我上街转了一下，发现很多人在给抗美援朝捐款。我也走过去，一个不大的孩子说：‘叔叔，你捐款吗？’我摸了摸身上，没装钱！嘿，那孩子马上把眉毛一皱说：‘真落后’。”

　　夫妻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951 年10 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费支出浩大，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时也揭发出不少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1 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他们为了满足个人极端腐化的生活享受，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公然贪污救灾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工资、飞机场建筑款，堕落成为贪污罪犯和吸毒犯，被执行枪决。

　　11 月30 日，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 12 月.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称“三反”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始了。接着，工商界又开展了“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之后，王树声时时要求自己，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他把他原来的生活管理员现已调新工作的严双喜接了回来，请他帮助自己查查，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

　　严双喜不假思索他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王树声说，“你怎么知道？”

　　严双喜说：“你的军装不穿烂，不准我领新的，伙食上你死定一个标准，不允许我超越。要说有问题，就是我没少吃你剩下的豆渣和腌菜。”

　　说至此，严双喜忍俊不禁。王树声也微露了下笑容，旋即打断严双喜：

　　“谁要你说这些？我是问你我有没有贪污、浪费什么？”

　　“没有，绝对没有！”严双喜斩钉截铁地说，“我手头都记有帐，不信你自己查。”

　　王树声说：“当然，贪污没有，浪费总可能有。你再给我想想，我到底浪费了什么？”

　　严双喜绞尽脑汁，就是想不出来。

　　但是，王树声却把当时组织上对高级干部的特殊照顾，诸如分发手表、皮大衣等，当作以艰苦为荣的思想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害性认讽不够这样的政治高度，在大小会上一再作诚恳检查和自我批评。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南方的老根据地进行访问，王树声是访问团鄂豫皖分团的副团长。

　　家乡的人听说工树声回乡探望，惊喜地奔走相告。男女老少都跑出来看他们朝思暮想的“英雄”现在是一副什么模样。

　　毛笔字较好的人洋洋洒洒地写着标语，欢迎中央访问团。

　　骄阳似火，人们戴着草帽翘首以待。

　　王树声来了，身着普通夏装。人群欢声雷动。

　　一位长辈走过来说：“是国伢子吗？”

　　王树声己有许多年没听到别人唤他乳名了。现在一听，倍感亲切，马上搀扶着这位老大爷说：“是我啊。”

　　老大爷流着泪说：“还能看到你回来，我死也能闭眼睛了。”

　　王树声早年的几个伙伴这时也走过来，亲切地说：“老五，可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王树声说：“你们好，全家好。”

　　在欢欢喜喜的众乡亲的簇拥下，王树声真有说不尽的话。他走湾串户，给军属、烈属，给老赤卫队员，给一切“有功之臣”。亲自送上慰问信，亲自戴上金光闪闪的纪念章。

　　一位天真可爱的小男孩拉着王树声的手说：“爷爷，人人都说你是英雄，‘英雄’是什么呀？”

　　王树声将他抱起，亲了下说：“爷爷可不是英雄，看他们才是英雄呢！”

　　王树声说着朝四周乡亲指了指。

　　众乡亲纷纷地说：“你才是咱们村出的大英雄。”

　　王树声说：“要说英雄，我真愧不敢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们和为创建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你们，才真正是当之元愧的英雄。”

　　通过对家乡的慰问，乡亲们更理解了王树声。有很多人说：“当了这么大的官，还看不到一点官样。难得！”

　　1953 年，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1953 年6 月至8 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评和纠正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倾向。然而，高岗企图扭转会议的方向，借纠正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之机，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党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

　　党中央注意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及时纠正了他们影响下产生的一些不正确干扰，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会后，高岗休假，到华东、中南进行游说。

　　高岗到武汉见了王树声，诡秘地说我们的党分为根据地的党和白区的党。现在白区的党掌了权，这样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王树声对高岗公然地把党分裂开很气愤。他深深地知道，张国焘曾经分裂党造成极坏的后果。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害得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指战员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挨饿受冻，吃尽苦头。许多优秀的战士或饿死，或病死，或累死，或被国民党军队杀害，教训是何等的惨重！分裂党好比将一个好人分掉四肢，这还能成完人吗？

　　王树声明确反对高岗这种“两党论”、“军党论”的错误观点。

　　1954 年2 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 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接着，全党进行了揭发批判。

　　1955 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党籍，撤销他们的职务，胜利结束了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

　　1955 年9 月27 日，王树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了。这一天，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们一道，接受了国家的授衔。王树声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一级勋章。

　　周恩来同志亲手将勋章戴在王树声那墨蓝色将军礼服上。

　　王树声真是心潮激荡、思绪万千。

　　他想起了拿着土铳、鸟枪、大刀、长矛的黄麻起义；他想起了攻打新集时的坑道爆破；他想起了商潢战役中对汤恩伯所部的歼灭性打击；他想起了刘湘“六路围攻”的被粉碎，也想起了强渡嘉陵江；他想起了过雪山草地的艰苦，更想起了指挥西路军的悲壮；他想起了神话般的“飞兵”渡黄河，也想起中原突围受困鄂西北：他想起随刘邓再进中原，也想起剿残匪收兵回武汉..

　　这金光闪闪的军功章是王树声出生入死建立丰功伟业的见证，也是给他的一个最崇高的荣誉。

　　1953 年9 月，《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宣传口号，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井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并举的路线。

　　接着，全国开展了努力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

　　王树声看到他的部下一个个调走投入生产第一线，心里确实羡慕得很。

　　作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抓部队的建设，又要对地方武装进行指导。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更希望能直接投入生产前线，作一个冲锋的尖兵。

　　正当王树声幻想着、希冀着的时候，总军械部一位副部长，也是王树声早年的老部下，专程从北京来到武汉。

　　战友相见，分外亲热。

　　王树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趟武汉之行是不是给我报喜来了？”

　　“还真让你给猜中了，我这回是来喝你的喜酒的。”

　　王树声说：“别卖关子了，否则喜酒是喝不成的。”

　　总军械部副部长说：“彭老总亲自点将，要调你去中央担任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了！”

　　王树声惊喜交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真得感谢彭老总的关心。这工作既是后勤，又是科技，太合我心意了。”

　　是啊，自闹革命起，王树声对枪炮这些玩意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做梦都在钻研枪炮的结构。王树声把玩着驳壳枪，不由得想：这东西太神奇，虽然不大，但打出的子弹的速度却是飞快。开始闹革命，枪支非常缺，这些东西是命根子哟！怎么办？王树声和一些能工巧匠反复琢磨，自己来制造。他们造了一些外形酷似驳壳枪，但却只能打一发子弹的“撇把子。”虽是这样，比没有枪强，比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强。如果再用红绸子一包背起来，吓得土豪劣绅，还真以为是“盒子炮”呢！

　　记得1926 年，王树声提出打击他的舅父“麻城北方一只虎”丁枕鱼。他带领农友们冲进丁家大院，开仓分粮，丁枕鱼说王树声不像个外甥。王树声把绸包的“撇把子”“啪”地朝桌子上一放，丁枕鱼魂飞魄散，脸都吓得变成土色。

　　随着黄麻起义，红军越战越强，不时从国民党的手中缴来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王树声开了眼界，非要弄懂内部的结构不可。他常把枪支摆弄一番，然后拆开，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巧机关”。真弄不懂时，他就间一些出名的能工巧匠，甚至有时还间俘虏兵。因此，王树声肚中关于武器的学问也在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

　　王树声不仅喜欢弄清武器的原理，他又非常爱武器，非常小心地保管武器。作为指挥员，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经常检查或抽查下属的武器，看枪支是否有灰尘，看枪支上是否亮。他对战士们进行严格要求，经常要他们闭起眼睛擦、卸、装，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如果哪位做得不合规范，他就手把手地教，真是“循循善诱”，直到那个战士完全弄明白为止。

　　他常说：“一定要爱护枪支，一定要检查好枪支。在这方面可丝毫不能马虎。要知道，你不爱它，它也不爱你，有时甚至便要了你的命。”

　　如今，王树声又要从事军械工作了。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日益提高，王树声觉得自己知识有限，不可能弄懂军械的方方面面。但他的工作是团结好干部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才干，努力地把军械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挑战，王树声豪情满怀，准备迎接这个挑战。

　　王树声全家从武汉搬到了北京。

　　总军械部是个新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员关系不熟，工作初创雄艰。

　　总军械部群众中间有矛盾，领导班子也不够团结，都觉得自己一套是正确的，相互不买帐。彭德怀认为总军械部必须找一个资格老，又能团结群众的领导干部才能坐镇。因此他想起了王树声大将、把他从武汉给搬来了。

　　王树声走马上任，就找了几个副部长谈，他发现几个副部长都很有才干，也都有缺点，而且扯皮也较多。

　　王树声看到了这个症结后，首先从自身严格要求，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坚决克服自身的缺点。每一次开会检查，他首先都作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时候，他发扬民主作风，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献计献策，然后集恩广益，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适宜的建议，也不是简单地排除，而是耐心分析指出其中不足之处，从而令每个人都心情舒畅。

　　王树声来到总军械部。总军械部有很多他的部下。首长来了，部下们感觉很亲热。亲热归亲热，在工作上王树声同别人一样严格要求，决不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如前述那位接他赴任的副部长，有人称其为“旅行家”，群众议论纷纷。王树声闻讯，就找来他进行谈心，谈心中他发现此同志工作很积极，爱抓基层工作，出差比较多，而自己部门的杂事相对管少了，同自己部门的同志交流也少了，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

　　王树声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老部下指了出来。既肯定了他工作深入的一面，又指出了其照顾不够周全的一面。老部下心悦诚服，马上作了改进，并取得很大成绩，令群众刮目相看。周围人员也深受教益。

　　就是这样，王树声作为军械部主要负责人，在很短时间内，团结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使军械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是个破烂摊子，它主要从蒋介石国民党的手中接过来。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前，能破坏的又把它加以破坏，武器装备上绝大部分又缴自日本侵略者以及蒋介石的“奉敬”，种类真是五花八门。当然，这个时期，苏联也曾给予了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上，认识却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苏联专家的建议都是合理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苏联专家固然水平高，但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家也有跌眼镜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

　　在王树声到总军械部之前，前一种人的思想占了上风。当时流行一句口头禅说：“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你有理还是没理，都得挨上级三大板。

　　王树声来了之后，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能“打板子”。这同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把它设计在华北某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赞同这个意见。

　　王树声先没表态，他召集各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大多数负责人仍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

　　但突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看他怎么说。”

　　那位副部长缓缓地说，“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来看，那地方周围村镇密布，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挤满了人，在如此短的射程之内，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华北某处交通不畅，且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

　　副部长的话一停，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

　　“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

　　“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可谓劳民伤财。”

　　“交通不畅也可以使它变畅嘛。村镇密布，买东西也方便嘛！”

　　还有的人不满地说：

　　“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有一个地方，是理想的靶场基地。

　　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这里顺带说一句，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要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大家的说法，我心里有了底。

　　我想暂时先不确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

　　散了会，王树声如实把开会经过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自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中央分配他主抓军委工作。彭德怀办事雷厉风行、粗中有细，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大跃进”中，他对浮夸风非常反感，亲自做实验，揭露时弊，从而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受到批判。

　　王树声很崇敬彭德怀。遇有重大问题，总请示汇报。彭德怀也非常欣赏王树声，欣赏他那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平易近人的风格；欣赏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两人既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又是亲密合作、互相支持的战友、同志关系。

　　当下，两人坐飞机，对两地作了空中视察，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异议者心中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异议者心悦诚服，承认这个场址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军械部又要修建一个高射炮靶场。苏联专家指定的地点是在边疆某地。王树声又召集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苏联专家的建议。因为边陲某处人烟稀少，场址广阔，很适合做高射炮靶场。

　　王树声也觉得这个靶址不错，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专门进行实地勘察，得回的报告说做靶场可以，可就是要拆一个很大的庙宇，征求当地群众意见，从地方领导到群众都不赞同。

　　王树声知道这一情况，觉得拆除庙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牵扯到宗教信仰的保护问题，允许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到尊重少数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树声请示彭德怀，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怀也说不行。

　　于是，王树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另择新址。苏联专家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亲自前往给以疏导，他说苏联专家所择的场址很不错，但很抱歉的是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不挪个场址。

　　苏联专家不解地说：“为了一个小小的庙宇就重新换一个高射炮靶场，这在我们苏联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非圣人。王树声在负责总军械部时，有时也出了错，但他对属于自己的责任从不推诱。

　　一次，总军械部打算修建一个炮弹装配厂。这个厂从地址选择到内部设计，都是苏联专家一手包办的，准备建在某地山区。

　　无论从军事机密，还是从地形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把厂址建在山窝里，但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却是在平地。我方的当事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苏联专家这一段时期的建议屡屡被否决，很是不快，固执己见，并通过最高层定下了设计方案，不允许再更改。

　　我经办人员接过这设计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图上看，原设计者与异议者的意见出入，好像不大，再说不按苏联专家意见来，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想至此，经办人员就按图施工了。

　　一落实到现场，糟糕！厂房虽依山而建，却敞露在平地。后果难以挽回！

　　这一天，彭德怀和王树声以及几个副部长前来厂址视察。彭德怀一见工厂，就动了肝火：

　　“谁负责的？这是谁负责的？为什么把厂偏偏建在平坝，靠山不进山？”

　　主管的某副部长，满脸窘色地说：“是我没尽到职责，当初只从地图上看问题不大..”

　　王树声马上接过话说：

　　“不！要说责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长，没有调查，工作不细致。彭总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王树声这种勇于为部下承担责任的美德，使部属们深为折服。

　　通过这次“教训”，王树声和大家共同总结经验，觉得做什么事都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尤其修建弹药仓库，地方要隐蔽，运输要方便。

　　以后，王树声派专人指导、监督各地建筑弹药仓库时，都反复叮咛，工作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王树声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强，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单纯依赖别人。他联想到总军械部设计上事事指望苏联专家，长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吗？

　　后来，王树声还发现苏联专家所提供的军械设计图纸，相当一部分颇为陈旧，不少甚至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自己先进的东两却舍不得拿出来。

　　王树声把这些情况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争下，苏方迫不得已供应了我们一些较先进的样品和资料。

　　但当这些样品和资料到来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原料依赖进口，代价十分高昂。

　　因此王树声召集干部开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讨论，国内要生产原材料，不再从国外进口，首先必须要足够的科技人才。没有科技人才，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一位干部说：“我们现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产科技人才可不像生产大炮那么容易。”

　　一位副部长说：“人才不是没有。我认为现在咱们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没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惊奇地望着他。

　　那位副部长说：“除了我们党内的科技人才之外，现在咱们部还有不少国民党留下的科技人才都还没有用上。”

　　此话一出，马上引起了轰动。一位同志说：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残余可靠吗？能相信他们吗？”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说：“对人也不要一概而论，一筐子苹果也不能都说是烂的。我看国民党留下的不少专家人品都很不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专家，戴着老花眼镜，在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他摇头丧气地问我：‘你说中国和美国打，美国有原子弹，中国能打赢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解放军无坚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难道说还怕美国？’那老头是半信半疑。后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又碰到老专家，他仿佛年轻了十岁，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奇迹呀，真是奇迹！’我被搞糊涂了。他见我不理解，解释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尽是外国人欺负咱中国人。抗战虽说胜利了吧，美国、苏联也都参加了打日本，不能说是中国一个国的功劳。这抗美援朝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听见他这样说，我也激动起来。我说：‘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你们说说，像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专家，我们能不放心吗？”

　　王树声听着他们的议论，虽没明确表态，但他心里也倾向要大胆利用国民党留下的专家。

　　在此之后，他审慎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留用的国民党科技人员，其实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错，他们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过，但全国解放已六、七年，通过新旧对比和党的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间，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参加了国民党丢失军械弹药的检查、装箱，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

　　于是，在王树声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军械研究所。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以总军械部的科技人员为主，从外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留用的科技人员中择优录用了一部分。

　　军械研究所草创之初，设备简陋，人员还不能满足需求，可由于上下同心协力，成绩斐然，或改进，或创新，对我国军械工业，作出了可喜可贺的贡献。如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对比试验，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进口炮管是一种新式武器，每分钟可打两百发，威力很大。但缺点也很多，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只有重换。因而，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这种炮，需要炮管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制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赖进口，费用相当高。

　　军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通过不断摸索，最后研究出了制造这种炮管的原材料。当把样品呈给苏联专家看时，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能力。

　　分工经管此事的干部提出一个办法，就是拿国产的炮管与外国的炮管进行一场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树声同意这个建议，上报彭德怀批准。

　　高射炮靶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架起了两架大炮，两架大炮上两种炮管。彭德怀、王树声以及苏联专家等都在实地观看。

　　一声令下，大炮“嗵、嗵、嗵”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中间红了，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经冷却之后，接着又能射击

　　这一场国产与进口炮管大“比武”，终于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结束。全场一片欢腾。

　　彭德怀深为王树声及他的下属们，以国产材料试制炮管终于成功，将给国家节省大量外汇，又给我军提供更多的优质炮管而由衷地高兴！

　　不过，总军械部，主要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供应，而军械工业的生产，则由国务院直属。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脱离，价格一变动，必然造成矛盾。

　　生产部门最初与总军械部配合还比较默契、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军械使用部门向生产军械部门派驻军代表。

　　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在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军代表由军械使用部门委派，他的职责是验收军械产品。验收过程中，自然而然要把握质量关。不讲质量的产品自然不过关。因此，生产军械的部门就抱怨军代表“偏心”；如果军代表不负责任地滥收，军械部门又不认这个帐，重者，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因此，军代表是“老鼠掉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可舍弃军代表制度，又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当军代表制度实行后，有很多军代表来向王树声诉苦。王树声都仔细地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心悦诚服。

　　王树声首先认为，军代表既不单纯站在生产者一方，也不单纯站在消费者一方。他应该既体现生产者利益，又体现消费者的利益。一句话，是体现国家的利益，体现党的利益。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离不开。没消费，生产无从进行：没生产，消费也无从谈起。但二者又有隔阂。军代表的任务就是排忧解难。作为中间调解人，消除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隔阂。正因为如此，军代表的任务异常艰巨但也无尚光荣。军代表做得好，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都受益，做得不好，那就成为众矢之的。

　　怎样才能做好？这是军代表最为关心的问题。王树声告诫大家，做好军代表，要在工作中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入联系群众。王树声说，生产军械部门和消费军械部门的矛盾突出表现在质量和价格上。消费军械部门要求质量好，价格合理的军械，而现在的生产部门就是在这个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军代表现在任务就是搞清楚生产部门质量上不去、价格不合理的原因，然后进行改进，使其质量和价格符合要求。

　　军代表们一听，茅塞顿开，受益非浅。

　　经过调查，军代表发现生产军械部门价格之所以偏高，是因为成本高，而成本中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浪费。

　　按往常惯例，新生产的枪炮，都必须进行“高膛压”、“精密度”等多项试验，每支枪、每门炮要进行试验，打了不少弹药。如果总的加在一起，光试验耗费的弹药就成百上千万发。这样，必然增加了成本，价格降不下来，厂方的负担也不轻。

　　军代表认为经过大批量生产，工人的技术已相当精练；从过去的试验来看，绝大多数产品也符合要求。因此，可以改支支枪炮试验为抽查三分之一试验，而且还减少了某些不必要的试验项目。

　　于是军代表的办法广泛推广。生产厂方减轻了不少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成本自然降低，价格也变得合理起来。

　　再如，往日弹药箱的制作，规定很死板：凡有结疤的或厚薄不匀的木料，一律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就有大量的材料被选掉了。军代表看了这些被选掉的木料，觉得可惜，忽发奇想，让专家们化验一下，看到底能不能用。化验的结果，证明某些结疤井无妨碍，还有的专家提出“补疤”的建议。于是军械部有关部门遂批准，视不同情况，选择结疤木料制作弹药箱的新规定。

　　于是，厂方一下提高了弹药箱木材用料率百分之一、二十，又降低了一笔可观的成本。

　　除此之外，军代表还发现军械生产部门价格高原因，部分由于在成本核算的方法上有毛病造成的。如重炮上配的大板斧，过去定价七、八元，买方一直认为太贵。结果，军代表请来了权威的成本会计，协助生产厂家进行精细核算，找出了漏洞。厂方马上作了改正，降低了大板斧的售价。消费者也就满意了。

　　总之，驻厂军代表们，在王树声为首的总军械部的领导、关怀和支持下，通过他们辛勤地、耐心地做群众工作，沟通了产、销间的联系，消除了误解，为我军装备现代化作了大量工作。

　　当然，改进、翻新武器需要科技，降低生产成本需要科技，储存、保养武器也需要科技。王树声不断扩充军械研究所，而军械研究所也不断地出成果，从而相得益彰。

　　在王树声当总军械部的负责人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耻下问。

　　闲暇之余，王树声主要就是读书、看报、听广播，偶尔上剧院听听京戏。

　　另外，王树声也喜欢在街上散步。他衣着朴素，经常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等打招呼。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他们在一块聊家常，谈感受。但街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人就是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对自己是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但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来了，他总是盛情款待。他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帮助乡亲、部下。同时，为尽量减轻国家开支，他本可以报销的一些滋补药品费，也常自己负担了事。偶尔得了稿酬，也全部交了党费..

　　在王树声担任军械部部长之初，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幢住房，用具配备齐全，装饰比较考究。王树声谢绝了。他只要求盖成一般平房，不要单独的小院，警卫人员也是寥寥几人。屋内也只是寻常的家俱。墙壁也没有特殊的装饰，一幅“延安宝塔山”油画显得挺有精神。

　　五十年代末，全国“备战”，国家有关部门计划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别的不少老干部都修了，夫人杨炬为此也兴致很高。

　　正准备施工，王树声硬是不同意。

　　杨炬说：“别的首长家都修了，为什么我家不修？”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王树声笑着开导说，“国家现在这么困难，有一分钱也好。再说真的扔炸弹，也不能说专朝我王树声头上扔。真到扔的时候，我的街坊各单位，不也都修了，还能说不让我们避避吗？”

　　夫人只好让步。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王树声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之后，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此后经济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思想，出现了“大跃进”的浮夸风。

　　1959 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此后，彭德怀被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之外。

　　在总军械部，王树声曾在彭德怀直接领导下作出巨大的成绩，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看见彭总蒙冤如此，王树声心中实是刺痛之极，但对党的忠诚，不容他有所异议。

　　不久，总军械部撤销，王树声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

　　为了方便王树声的工作，有关领导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

　　第一次，城建规划部门为他划定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并请王树声前往过目。

　　带路的人员指着护城河说：“你瞧，这地方景色怡人，将来这里盖起了新房，一可以欣赏美景，二给你钓鱼也提供了便利。”

　　王树声说：“好，确实难得。这古庙废弃不用了吗？”

　　带路的人员说：“这是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不行，重新换个地方。”看到规划人员茫然的表情，王树声说，“这有悖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六十年代末，规划人员在东城又为王树声找到一个旧院落，很僻静。王树声感觉很满意。他问这从前谁在此居住，规划人员说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

　　王树声一听，马上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

　　“早就被红卫兵撵走了！”规划人员说。

　　“那是胡闹，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王树声坦然地说。

　　又过了很长时间，规划人员又为王树声在玉渊潭附近找了一个地方。此地环境幽静，风光如画，规划人员邀请王树声夫妇来看。王树声一看，喜形于色。忽然看到几间农舍，就问：

　　“建房对住户有影响吗？”

　　规划人员说：“动员他们搬迁一下。”

　　王树声稍稍想了下，说：“算了，人家住得好好的，凭什么撵人家？”

　　就这样，王树声住房一直都没找好。他在那外墙简陋、内廊狭窄的寓所，住了十八年，直到他与世长辞。

　　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不久，由于距家较远，每逢中午都自己打饭吃。他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买饭，自己洗碗筷，从不借别人之手。炊事员起初不知道他是王树声，后来知道了，很感动地说：“首长，你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有一次，王树声排队买饭，只见自己前边站着一个年青的战士，手里拿着一套饭盒。便笑着问：“带这么多饭盒，来客人哪？”

　　“我给首长打饭。”战士说。

　　“哪位首长？我怎么不认识呀？”

　　“我们刚从外地调来不久。”

　　第二天，年轻战士又提了饭盒去打饭，并有意站到了昨日跟自己搭话的老头儿身后。两人一见面，便寒暄起来。年轻战士乘机问：

　　“老同志，你贵姓？”

　　“哦，我叫王树声。”

　　年轻战士一听，惊愕得背过脸一伸舌头。他回去对首长一说，首长也很不自在。此后，这位首长也亲自排队了。

　　1960 年至1963 年，王树声参加了徐向前元帅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长征，王树声或个人执笔，或与别人合作，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出国访问过。在1959 年4 月至6 月，他参加军事友好代表团，随同团长彭德怀元帅访问了东欧、蒙古等七国。他接待过不少国家的贵宾，也接受了不少外国政府或个人馈赠他的大小札品，但他从不占为己有，都悉数上交。他新来的勤务员不清楚他的秉性，认为礼品是送给首长个人的，有几次拿到车上，都被王树声阻止了。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王树声与天下父母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骨肉；但王树声对孩子们从不娇生惯养，管教甚严。

　　王树声四十得子，有三男一女：长子鲁光，中原突围后出生于山东解放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始；小女季迟（文革中改名宇红），姗姗来迟于1955 年。从这些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诗意，又有深刻的寓意；既体现了王树声夫妇个人活动与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又表现了对下代的眷眷的爱和殷切的希望。

　　在王树声调到京城前后，孩子们陆续上了幼儿园和小学。这时王树声夫妇就给孩子们定些“规矩”：起初很小的时候，小手绢、小袜子都要自己洗；到了三、四年级，小衣服也要自己洗；进到中学以后，被单等也要自己洗。

　　爸爸妈妈要定期检查，决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代劳”。

　　这种对子女之爱，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子女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德，以及培养子女坚韧不拔的毅力。

　　孩子们起初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对孩子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周总理看到这一点，指示将这些学校撤掉了，干部子弟的孩子都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学习。王树声对此深表赞同。

　　王树声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普通学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在同学面前夸耀父母；不许打扮得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一句话，要同周围同学一样，不要搞特殊化。

　　王树声夫妇经常翻阅孩子们的作业，作的好的，给予表扬；作的不好，要重作或补齐。禁止孩子逃学。鲁光有次贪玩逃了学，回来后挨了父亲的打。

　　事后王树声心里很后悔，杨炬也说他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王树声生活俭朴，孩子们时常埋怨家庭生活不好。

　　1965 年，王树声参加河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孩子们围拢来， 看爸爸带回来什么好吃的，果然发现了一包东西。孩子们一打开，抢着吃，太硬了！个个呲呀咧嘴。看到孩子们一副副滑稽的面孔，王树声忍不住笑了。

　　随即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刚才吃的是白薯面饽饽，不错，是没有米面好吃。可就是这种东西，别说往日穷人难以吃到，就是如今广大农村，由于灾荒不断，不少人也吃不上呢。对老百姓来说，能吃上这，已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了。”

　　说罢又长吁短叹一阵。此后，孩子们很少在饭食上挑三捡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学校也乱了。这时，建初正读初中，季迟读小学，都回了家，不久都参了军。

　　孩子都要走了，王树声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临别之际，他勉励他们在部队要好好地干，要戒骄戒躁，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建初在青岛海军服役。不久，头疼难眠，写信给家庭，想回来治治，王树声误认为“太娇”，不让回。两年后回来时确实病了，最后落了个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一想起这，王树声就内疚，觉得有时自己做事太武断。

　　小女季迟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讯兵。由于工作紧张，家虽近在咫尺却好似远在天涯。随后，她又被下放到边远山野的部队农场养猪、种稻。

　　肩挑手提，肩膀压肿了，手脚由磨破而又渐渐长了老茧，她没有怨言。唯独伙食太差，她做梦都想改善一次生活。看到其他同志家里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她又不能写信朝家里要，只好背地请战友帮忙，寄来糖果“解馋”。季迟的良好表现，普遍受到好评，后来她被推荐上了军医大学。

　　长子鲁光， 1964 年考取清华大学，攻读光学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某工厂，任光学产品验收军代表，工作认真负责。

　　1972 年鲁光二十六岁，堕入了爱河。快要结婚了，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 全家却若无其事。为新人安排的东西，仅一间房、一张床和两床棉被而已。

　　王树声的警卫员杨伯钧心想：高干子女固然不应该大摆阔气，可也不能“寒碜”到如此程度。于是，他自作主张，跟鲁光商量好了，先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面茶几，暂时借来布置一下新房，等婚后再行归还。

　　夜晚下班时，小杨就顺便把这几件家什搬上车，不想被王树声撞见，要小杨马上物回原处。

　　鲁光心里很不舒服，王树声劝导说：

　　“结婚摆那阔气干什么？有房、有床、有被子就很不错嘛。再说，结婚是自个的事，怎么能随便动用公家的东西呢？”

　　王树声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他处处想到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很少想到自己的利益，他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代表。他给后人留下了楷模，也留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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