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1日。豫东南花山寨。

　　夕阳晚照，炊烟正从村寨袅袅升起。

　　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区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央精神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着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省委书记徐宝珊正在念中共中央早在2月12日给省委的指示信：

　　……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

　　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徐宝珊说，我们是7月1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的，当时省委根据鄂豫皖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完全脱离苏区，采取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内线运动持久战和外线游击速决战并重的方针，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腾云驾雾，自由往来于敌人林立的碉堡之间，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开辟了以朱堂店、陶家河为中心的两块游击根据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他三个月剿灭红军的妄想。当时，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该讨论一下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了。中央2月指示信分析的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我看对现在更为适宜。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了：

　　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条件：

　　⑴敌人力量比较薄弱；

　　⑵群众中革命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⑶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

　　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　　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徐宝珊继续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军事训令中指出：

　　……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193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训令》。）

　　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做了一些这方面工作。现在到了坚决拿出战略转移决心的时候了。

　　郑位三同志用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要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　　持，也能够保存老革命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徐海东果断地说：“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在这次会议上徐海东被增选为省委常委。他说：“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仍很高，但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受到了严惩摧残。参加红军的人员迅速减少，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有的村庄只有老弱伤残的群众，没有一个适合当兵的。若是以前，红军打这么多胜仗，我们的队伍绝不 会还是三千多人，肯定早发展到一万多人了。这样下去，不进行战略转移，不利于红军主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想，选择新根据地时，除了中央提出的三条外，还应加上当地或者周围群众数量多这一条。再说，红军的给养也是个重大难题。根据地的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春耕时种不上田，秋收时被地主团丁抢走，群众自己也没吃的。只靠到外线抢敌人的粮，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还接济不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将来到新的根据地，一定要想方设法自己生产些粮食，以备急用。” 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觉得徐海东的一席说得有道理。一个窑工出身，只读过三年半私熟的虎将徐海东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分析的能力还真高呀！

　　吴焕先打趣地说：“我们的老虎军长成了政治家了！海东同志分析得入木三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鄂豫皖根据地的严惩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可能更为严峻。在沿边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都不巩固。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而且还有被消灭的可能。现在必须马上转移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二十七岁的吴焕先政委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会议一致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会议决定：⑴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⑵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地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⑶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⑷留省委常委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最后讨论军队整编时，徐海东欣然地主动说：“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兵暴，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他文武双全，比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肯定高明。为了不再让红二十五军军长！”

　　“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你就别推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劝道。

　　“还是让他当军长，要不我当副军长，给他当助手。”徐海东诚恳而坚定地说。

　　“海东同志的这个提法我同意！”有人说。

　　最后在徐海东的坚持下，程子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时，任命吴焕先为政治委员；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戴季英为参谋长。

　　徐海东异常留恋生他、养他、育他的大别山。自从11日省委作出战略转移后的几天里，徐海东一有空就独自站在山顶，想把起伏连绵的山峦、九曲回转的沟壑，一一刻在心里，永不磨灭；想把激烈壮观的战斗、开人子分粮的情景，一一印在头脑中，作为精神动力；想把纯朴善良的人们、情意缠绵的妻子留在记忆里，以示怀念和慰藉。

　　大别山、鄂豫皖，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湾都是这样熟悉、这样亲切。我徐海东是大别山的儿子，是鄂豫皖人民的儿子。我不会忘记这里的！我会永远记住这里的！大别山的亲人啊！不要难过红军还会回来的，我徐海东还会回来的。只是此去征途千万里，何日重返难说定。再见吧，大别山！再见吧，鄂豫皖！啊！还有我那徐家窑，那散落在山坡上的房屋，那依山而筑的窑孔，那维系生命的盆盆罐罐，好多年没再见到了啊！我那劫后余生的哥嫂叔侄、我那惨死敌人屠刀下的老母及徐家几十口英灵，我的身子是离你们越走越远了，但我的心还和你们在一起啊！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革命、属于红军、也永远属于您——大别山、鄂豫皖，我的亲人们！

　　徐海东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再加上远征，任务艰巨，有时不免有些忧悒不乐，有的在背后悄悄议论：

　　“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

　　“听说他自己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

　　徐宝珊和吴焕先等，听到议论后，做些解释工作。绝大部分想念省委的决定，相信徐海东的为人。但是，不明真情的多嘴者，少不了在背后说三道四。徐宝珊深知徐海东秉性刚强，又爱急躁。这天，见到他便说：

　　“海东，你听见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哩！你可别太在意呀！”

　　徐海东早就听到一些闲话，但没放在心上，他想：我徐海东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长大、也不是在一片阿谀奉承中长大，我一生光明磊落，身子正不怕影子歪。如今见省委书记来安慰自己，不觉有点好笑，便笑着说：

　　“你把我当成娃儿啦？！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还是打仗。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从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我祖辈是烧窑的，要不是革命，我不还是个穷窑花子嘛！至于我闹不闹情绪，宝珊，你心里应当有数。年轻的时候，还有勇气从正团长下来当副团长呢！现在又长了几岁，难道还不如以前了嘛！更何况是我自己提出的呢！……”

　　不等徐海东解释完，徐宝珊很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他讲话。这一番出自内心的真挚而诚恳的话语，不是一般阳奉阴违、投机取巧的人所能理解的，作为省委书记的徐宝珊甚为感动。他想，对这样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革命同志，再去安慰，科是对他的污辱。于是，也取消了在干部会上对徐海东任免一事进行解释的想法。

　　1934年11月16日傍晚。豫东南何家冲。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从何家冲出发，揭开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

　　1934年11月18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静坐在红色单人沙发上，呷了一口参茶，平静地问：“汉卿，徐海东匪部，现在何方？”

　　张学良端着茶的手一颤，茶杯差点落在地上，偷眼看了一下蒋介石，小声说：“委员长，您不是知道了吗！”

　　“我要‘剿匪’副总司令亲自向我汇报！”蒋介石有些怒气。

　　“是！委员长！”张学良在蒋介石没发怒前觉得有些愧对蒋介石，心里有点内疚；但当蒋介石要责怪他时，他就异常平静了，因为“剿共”打败仗你蒋介石是首当其冲，何况，我毕竟将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赶出大别山，夺路西逃，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功劳吧！于是，他拿出军人应有的嗓音，一字一板地说道：

　　“经过东北军指战员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无立锥之地，只好夺路西逃。17日晚，徐海东匪部由信阳城南的东双河至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

　　蒋介石似乎看出张学良的心理，半责怪地说，“汉卿啊！我们太大意了！徐海东匪部狡猾多端，凶猛残忍。近几年，他闹得豫、鄂、皖三省无安宁之日。欲图剿灭，屡遭失败。反而消耗了党国一大笑人力物力和财力呀！到穷途末路之时，委兄弟收拾残局，哪料，我又枉费心机了！现在他们在哪？”

　　“逃向桐柏山区！”张学良答道。

　　“不是逃，那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走到地图前，仔细观察了许久，他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他们逃进了死胡同！哈哈哈……”

　　“请委员长指教！”张学良有些纳闷。

　　“桐柏山正处在汉水和京汉铁路之间的狭窄地带，回旋余地小，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的好地势，游击、游击游而被击吧！”蒋介石少有的狂笑，在他瘦削的脸上，出现了个茶碗大小的黑洞。随后，他脸一沉，命令道：“‘追剿纵队’五个支队、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趁徐海东匪部脱离匪区，孤军远出，立足未稳之机，以我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加以合围、根除！”最后“根除”两个字蒋介石说得很勉强。

　　11月21日。桐柏山区双河镇。

　　整个镇子死一般沉静。镇东北一间茅草屋里，一盏麻油灯照得整个屋子通亮。

　　“据手枪排侦察所知，敌五个‘追剿队’已经追来，庞炳勋和萧之楚部肯定也会出动！”徐海东望着地图说。

　　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省委书记徐宝珊也都围着地图，四个脑袋几乎要碰到了一起，好像儿时的游戏——顶牛，准也不想撤出。

　　“这桐柏山区的地形，对我们不利呀！”程子华说。

　　“确实！北有庞炳勋，西有萧之楚，东和南边又有五个‘追剿队’！”徐宝珊补充说。

　　“海东，你有什么想法？”吴焕先看徐海东不做声，便问道。

　　徐海东说：“这桐柏山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又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发展。反正我们这些‘山大王’，有山就好办，桐柏山呆不住，就北向伏牛山！”说着，他把手指停在地图上伏牛山的位置。

　　“具体路线，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北上，采取向南佯攻枣阳，取道豫西平原，再西转向伏牛山！”吴焕先说着，手指也不停地在地图上移动。

　　“好！”程子华把拳头往桌上一砸说，“我们来他个声南击北！让蒋委员长的计划再次落空！”

　　国民党官兵，好像红军指战员棋盘上的一颗子，摆到哪是哪。他们果然中计。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集中。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在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下，折向东北，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合田、贾楼等地，乘虚北上，进入豫西平原，打破了敌人的追堵。

　　长征以来，徐海东一直率领手枪排、带着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隘江。他昼夜不眠，两眼熬得又红又肿。程子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说：“海东，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从前卫团改成后卫团吧！好在职后边略略放松休息一下！”

　　徐海东想，军长对部队情况不太熟悉，再说，从分工上讲，副军长也应该是前卫。他说：“前与后，都一样走路，在前边早到，还早休息呢！”

　　吴焕先太了解徐海东啦，这个人，舍已为人，可以两肋插刀。从来都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安逸让给别人。便支持程子华说：

　　“海东，今天应该叫我们在前头了！”

　　说着他和程子华一块朝前卫部队走去。

　　谁都明白，部队的前卫团与后卫团相比，要劳累多了。如果把行军中的部队比作一条游龙，那前卫团就是龙头。负责侦察、带路、冲锋、占领有利地形等重任。作为前卫团的指挥官，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敌情严峻时，更是如此。后卫团任务虽也很艰巨，但精神上放松多了。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

　　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

　　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

　　“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

　　“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

　　奉军奉军，没有良心；

　　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

　　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

　　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南公路，才有回旋余地，粉碎敌人的追堵。”

　　吴焕先说：“现在阴雨连绵、战士都是单衣，几天来没吃上一顿好饭，是不是先休息一两个小时再走。”

　　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说：“几天来，连续行军、伤病员增多，战士饥肠碌碌、疲惫不堪，不如稍加休息，再一鼓作气通过许南公路。”

　　会议商定：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休息一个小时后，先行出发。直取七里岗、马庄、砚山铺一带，强过许南公路。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率领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暂驻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

　　黎明时分，警卫员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机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哨子响，要立即转移。徐海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

　　空中的雪，落在战士身上，马上化成了水。鱼背似的路面，又滑又亮，倒很明显。房前、屋后、草棚、甚至是墙根，到处是熟睡的红军战士。被喊醒的人，骂天骂地：

　　“它妈的，这老天给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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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年后，徐海东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

　　这时候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挺身而出，同时也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

　　而当时被“军阀作风”大棍打醒的一个干部，在许多年后却感动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徐海东率后梯队在王店以北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继续往北急行军。突然，他听到“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徐海东向发出声间的方向看去：路旁有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呻吟着。徐海东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可周围几乎全是一拐一拐的伤病员。

　　徐海东在担架旁边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受过十几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徐海东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

　　“报告，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增援，前梯队遇到了埋伏！”通信员边下马边说。

　　徐海东立即把担架交给别人，命令说：“吹集合号！跑步前进！”

　　十分疲惫的后梯队指战员，单薄的衣服被雪雨浸透，贴在身上，忍饥冒寒。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跑步前进。

　　11月25日。南阳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部。

　　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又一次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急先锋！他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自己如何高见。他说：“徐海东匪部弃桐柏山，夺路北逃之时，我预见：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

　　“军长高瞻远瞩，真是再世诸葛呀！”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吹捧说。

　　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怎么样？被咱们军座不费吹灰之力，就剿灭了，冯玉祥被迫重入泰山，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昨天在北平伏法，听说还留下什么‘正气浩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惜此头’、‘何惜此头’，那就掉头吧！掉头吧！”他越说越激动，竟然站了起来狂吼。

　　“坐下！要不是你尾追不力！徐海东匪部早就在象河关被消灭殆尽，今天就是庆功日了！不不赶快配合‘追剿’的五个支队，继续追剿！”庞炳勋气愤地说，“徐海东匪部第一步已过象河关，眼看就要闯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东北麓，那才真是放‘虎’归山呢，你我都等着到军事法厅吧！”

　　“遵照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途中或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徐海东匪部。许南公路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庞炳勋此时，好似稳操胜卷。他接着说道：“兵力部署是：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唐河北返方城县之独树镇、七星岗、砚山铺一带，迎头进行堵击；驻叶县之骑兵团史振山部，南下保安寨等地配合堵击；一一六旅刘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召，阴止匪军进入伏牛山区；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和‘追剿’五个支队联手，负责尾追清剿的任务。”

　　11月26日13时。独树镇附近。

　　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刘世荣第一一五旅和史振山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张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良，大雾覆盖了整个豫西南平原，能见度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军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近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伙儿……各自逃命吧！”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外号叫“大金牙”的参谋主任，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

　　刹那间，前梯队又一次乱了阵脚，有少数就地抗击敌人的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定的情绪，惊慌失措地掉转头来，纷纷往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半步！”一位飒爽英姿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如同一束离弦之箭、飞奔而来。他就是年仅二十七岁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大家一看政委来了，情绪立时稳定，纷纷卧倒射击。吴焕先及时、坚决而果断地稳住濒临溃散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转危为安。他马上指挥前梯队的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全体战士，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做依托的田埂、壕沟、坟墓堆儿，爬在泥泞地上、顽强抗击敌人。

　　“张连长！”吴焕先大声喊他原来的警卫员张海文。

　　“政委！你下命令吧，……”这个外号叫“肉牙”的连长带着一个号兵一个旗手跑了过来。

　　吴焕先指着不远的一座砖窑，果断地命令说：“你们二连，占领那个土窑，利用那里的沟沟坎坎，坚决阻挡住左翼的的骑兵，……”

　　“是！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转身说，“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占领阵地……”

　　不一会儿，破窑顶端就插上了一面鲜红的红旗。猎猎飘动的红旗上，乡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六个鼓舞斗志的大字：“英勇上前杀敌”！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三陵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拥着一面战斗的红旗，利用砖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左翼敌人骑兵展开猛烈射击。张海文也不断地喊，“我们的连旗插在这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旗在、人在、阵地在……”

　　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怒气冲冲地举在面前，大声喊道：

　　“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都跟我来——冲啊！”

　　吴焕先带领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阴击，一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红二十五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天黑夜暗，雨雪不止。

　　前后受敌疲惫不堪的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在此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贡勇战斗，发扬连续作战和吃苦耐劳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突出敌人的包围。由地下党王湘莲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湾湾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病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几座山峰朦朦胧胧地映入眼帘。徐海东大呼：“同志们！我们的援兵到了，三个团。”大家又惊又喜地问：“在哪里？！”徐海东微笑着指向前边说：“你们看，那三座山不就等于三个团嘛！”指战员们大笑起来，精神百倍地进入了伏牛山东麓地区。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战略转移的成功失败，都在此一举。红二十五军突围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二五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是打不烂、摧不垮的。

　　远在南阳城内的庞炳勋，在独树镇战斗后，身价百倍，红极一时。11月28日，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庞炳勋请功嘉奖的电文中写道：

　　特急。武昌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顷据南阳罗专员感（二十七日）已（九时至十一时）电报称：此次赤匪窜至方城之砚山铺、七里岗一带，经我庞军长令刘世荣旅痛剿，毙匪二百余名，俘匪五十余名，得枪甚多，请予嘉勉等情，查该军长庞炳勋此次督剿，颇有所获，不无可嘉，可否予以嘉奖之处，谨电呈核示。

　　庞炳勋——这个率部“剿”过“抗日同盟军”的总指挥，现在又竭尽“追剿”“抗日先遣队”之能事，这似乎又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安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攘外”呢？留在历史上的更是一段可耻的记载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庞炳勋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驻兵太行山区，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唱对台戏，是个专门反共的磨擦专家。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地区被日伪军打得一败涂地，落花流水，庞总司令仓惶逃跑未遂，被日军所俘。这个专事反共的急先锋，在名利的诱惑下，变节北叛自己的祖国，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汪精卫政府的怀抱，任伪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驻兵开封，成为国华民族的逆贼。庞氏炳勋，早已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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