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保安。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西北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在灰黄的山谷中保安那一片古老城墙，会使人感到十分新奇。

　　在中国古代唐宋时期，保安曾是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千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倾入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国民党边防军；近年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攻占了这座古城，经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厚的防御砖墙，围绕着大约两公里见方的城池，这就是保安城。毛泽东暂时住在一个逃走的地主家里。地主逃去时很慌张，墙上的古画、橱里的古玩、还有丝绸棉絮的大花被……都留给了红军。

　　毛泽东和徐海东分别坐在棕色油漆的木椅上，正在谈话。毛泽东亲切地问到徐海东的家庭、亲人等情况。

　　徐海东略有伤感，坦率地说：“我家七代窑工，母亲为我受了许多的苦，我十分怀念被国民党惨杀的母亲。为了革命，尽忠而不能尽孝呀！”说着，他的眼睛模糊了。

　　徐海东感慨地说：“你是个好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啊！”

　　当毛泽东关心地问起他个人的婚姻时，徐海东将与童养媳田德载和长征路上的周少兰相处的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仔细地听着，最后，满怀深情地说：“要多关心爱护长征过来的女同志，她们一路走下来就很了不起啦！如果合适，选个良辰吉日就完婚吧！”

　　徐海东没有马上回答，红红的脸，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说：“她和我一样，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了，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转过脸来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转了，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觉得：徐海东有知识、有学问，难懂的道理经他一讲就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了；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分析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全面精辟，使徐海东耳目一新；徐海东指挥打仗也是行家里手、经常谈论古今中外的兵书战策，尤其是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击溃战、歼灭战……然而，指挥中国百万大军，推翻蒋家王朝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却一生没受过一次枪伤。

　　一次野外游击，毛泽东也亲临前线。

　　冬季的晚上，北风呼啸，地冻天寒，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毛泽东、彭德怀和徐海东坐在一铺炕上热烈地交谈着，谈当前的革命形势、谈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以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构思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他不时启发彭德怀和徐海东发表自己的见解，时而细心倾听，时而颔首点头，时而发出会意的“嗯！嗯！”声，也算是对徐海东和彭德怀鼓励。

　　徐海东开始有些拘谨，像小学生第一次回答老师的问题，恐怕说错。当得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认同后，便敞开胸怀，滔滔不绝地谈开自己的看法：从“九·一八”谈到“华北事变”；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到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从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宣言》到最近中央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

　　徐海东独到见地的谈话，使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赞叹地说：“海东同志，你对国内政治形势分析得很透彻，对我有很大启发呀！”

　　由于天气很冷，他们一边谈，一边不时地把被子往胸前拉着。警卫员看见首长们都缩着身子，就用大把的干柴烧炕。哪知，彭德怀最怕热，他喊道：“莫烧了，莫烧了！”

　　毛泽东却高兴地叫，“烧喽！烧喽！”

　　半夜，炕上和席子，铺的狗皮褥，突然有一块烧着了，彭德怀一边扑着火，一边笑着骂道：“烧啊！烧啊！都把老子烧焦了！”

　　毛泽东这时也笑着说：“没有彭老总的叫骂，到明天，我们都成肉干喽！”

　　这么融洽、和谐的同志关系，使徐海东感到更加亲热。如果说，刚刚见面时，徐海东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还有些生疏感，很快，这种生疏消失了。徐海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棉衣都破旧了，就叫供给部做好几套冬装给送过去；见到他们一个个面庞消瘦，想到在陕南打土豪时缴些银耳，他就叫供给部包几包送去。他这个“粗人”，这时候真“细”啊！连中央领导每个人身材高低、棉衣尺码都放在心上了。

　　冬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

　　一场雪过后，天气骤然变冷，寒风卷着黄沙，扑打着窑洞的窗门。

　　徐海东看到穿着薄棉衣的红军战士，把热炕让给伤病员，他们背靠背缩坐在窑洞里，他心里很难过，气冲冲地推开了红十五军团供给部的窑门。

　　一个红军干部正拨弄着算盘。他看见军团长气冲冲的样子，忙放下算盘说：“我们正算帐！准备分些钱下去，让各团买几只羊，给战士们改善一下伙食！”

　　徐海东一听，气消了，说：“这说对了，冬天要多吃点肉，一只羊能顶几百斤山药蛋。你们到底还有多少现洋？要给我实说！”

　　“七千块”那管帐的干部说，“还有些零头！”

　　徐海东顿时眉开眼笑地说：“嗬嗬，怪不得有人骂你们是守财奴，你们还真是个财神爷呀！攥着这么多现大洋。它又不像女人会生小的，松松手，拨给下边一些嘛！”

　　“首长！”那干部叹了口气说：“不管钱不知难！都骂我们供给部是守财奴，让他们骂去吧！反正是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一个子儿不给！供给部就是挨骂的差使。”说着，他又拨拉着算盘算给徐海东听，添厚冬装要多少钱、买药多少钱、又是买盐、油……最后说，“要是再有三至五千块大洋，这个冬就好过了！”

　　徐海东很喜欢这样实实在在、忠于职守认真负责的干部。他很少过问钱的事，如今，也坐在炕头，和这个管钱的干部一块拨弄起算盘来了……

　　“报告！”值班参谋进屋说，“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杨志诚同志来了！就在门口！”

　　“快让他进来！”徐海东一边忙着下地，一边对旁边站着的警卫员说，“小鬼，快泡点茶！”

　　徐海东现在不吸烟，不喝酒，不知什么时候，却染上了茶瘾，平日闲时，自己就泡壶喝，有了客人，首先要用茶来招待。

　　杨志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说：“我是为这事而来！”

　　徐海东打开纸条一看，是毛泽东签的名，上面写着：

　　海东同志：

　　您好！因红一方面军过冬，吃、穿出现了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毛泽东

　　徐海东看完条子，脸红红的，半晌没开口。

　　“我们知道，你们也转战了一年多，也一定很困难，要是……”杨志诚知道红十五军团也不会宽裕，况且红军的制度是：哪个部队的钱财，由哪个部队所有，不许“共产”。他想说，要是实在困难，我回去跟主席说说就算了。

　　“不！”徐海东马上明白了杨志诚话里的意思，坚决地说，“我们有钱！即使没钱，现去筹款，也不能让中央红军挨冻呀！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去！”

　　送走杨志诚，徐海东在窑洞门口站了很久很久。大雪纷飞，千里黄土高原，一片银装素裹；风雪中，荒原上的枯树在不停地摇晃着，像是在一个劲儿地打着冷颤。

　　徐海东站在那里想了许多。自从与中央红军会师以来，只注意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破旧衣服，却没想到更多的红一军团指战员还在挨冻。他责怪自己太粗心了，没想到这个问题，还让毛主席亲自写条借钱。他感到无限的惭愧和内疚。

　　那个拨弄算盘的干部很快就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回来了。一见面，徐海东就说：“那七千块钱，留下两千，拿出五千，送给党中央！”

　　查部长愣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说什么？”

　　徐海东又重申一遍。

　　“老军长，你还不知道，这七千元钱还不够我们自己过冬呢！”查部长诉苦道，“这七千元钱是我们从长征开征，省吃节用，一分一分地攒下来的呀！”说着，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徐海东慢慢地摸出毛泽东的那张借条，递给了查国桢。他说：“我也知道，这钱来的不容易，我们目前很困难。但总比中央红军强些吧！他们更苦，要不怎么会是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同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查国桢毕竟是个老红军，虽然，在送出他日积月累省下的五千元钱，就像剜他身上的肉一样，但是，他马上理解了军团长的决定是对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红军干部，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范围，要讲大局，顾大体。再也没说什么，只默默地点了点头，匆匆走出窑洞，亲自点钱去了。

　　查国桢不满三十岁，却像个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着件补丁罗补丁的破棉袄，下身的单裤显得十分宽大，脚上套着用布条打的草鞋，抱着膀儿，佝偻着腰，消失在风雪中。徐海东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在当时山头主义、本位观念还十分严重的时代里，红军十五军团拿出家底的百分之七十给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这一举动确实难能可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演出哆嗦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都把徐海东送来的五千元钱，看做是“雪中送炭”！

　　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在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道：“在陕背景了困难时，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的那五千块钱啊！”

　　1935年11月，日本扶植老官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1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又于11月28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组成中华民族抗日联军，共同抗日等主张。

　　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国民党当局原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委员长。“一二·九”运动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委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明确指出；经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总任务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还提出：红一斋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向山西发展。

　　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实际也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进一步完满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同时指明了线军事家运动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36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东进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并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徐海东任右路纵队总指挥，挥师东征。

　　2月22日，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夜渡黄河，直捣义牒镇，乘胜向隰县挺进，进逼同蒲铁路，与左纵队配合，打了几个胜仗，所到之处，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扩大红军队伍。

　　1936年2月27日。太原阎锡山官邸。

　　红军的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吓坏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他急忙把围攻陕甘的孙楚四个旅和晋中杨效欧第六十六师调过来，堵截红军东进北上。

　　阎锡山在他的官邸设宴款待这两位将要替他出征的将领。

　　阎锡山向来视财如命。他自己挥霍无度，只要有第二个人参与，就像个吝啬鬼，铁公鸡。

　　餐桌摆着四个又浅又小的盘子，炒了几道山西最普通的小菜，像个馒头放到盘子中间。

　　孙楚和杨效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笑又不敢笑，也不敢大口吃菜。

　　“现在是党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都要厉行节约呀！”阎锡山舞动着筷子，不断地往嘴里送菜，还冠冕堂皇地说，“我平时，连这样的好菜还吃不上呢！”说着，拿起了酒壶，给自己斟满，举起酒杯说，“来！喝！祝你们马到成功！”

　　酒，也只有一壶，阎锡山自己就喝了半壶，孙楚和杨效欧，每次端起酒杯都是抿一抿嘴唇就放下。

　　“老头子（指蒋介石）已经答应，派十个师的兵力入晋，帮助我们剿匪！”阎锡山的黑胡子动着，“等你们剿灭共匪后，我要加两道菜来给你们庆功！”

　　在这顿“丰盛”的晚宴中，孙楚和杨效欧强作欢颜，不知说什么，只是一味地“是！是！”

　　红一方面军突破敌人十多个团在阳泉曲南北的防线后，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挺进晋西北，分散调动敌人。3月25日，军团骑兵连进至距太原仅十多公里的晋祠、威逼太原。随后，继续北上，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合，击溃沿路之敌，发动群众，开仓济民。4月14日，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进至大麦郊，进行为期一周的休整。

　　同日。红二十八军在围攻三交的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侦察敌情，指挥战斗，不幸壮烈牺牲。

　　刘志丹，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一样，也有许多传奇的经历。这个农民的儿子诞生于陕北保安。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四·一二”反革政变后，返回陕南。

　　1928年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陕北红军的核心由此产生。他率领的小分队几次被消灭，只身潜回老家保安，当了民团团长。因他利用职权逮捕地主老财并将其处决，被撤职查办；他带领三个部下在一次国民党军官的宴会上，趁酒酣耳热之际，夺了二十支枪，又拉起了三百人的部队。

　　当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重重的包围，面临灭顶之灾时，刘志丹提出议和，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上校长官。他又打土豪、分财物，再次被围剿、逮捕；在哥老会朋友的帮助，又死里逃生，所辖军队被改编为一个运输旅，旅长的头衔又加在他的头上。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故态复萌。他专向享有免税优待的豪绅征税，第三次遭撤职围剿。最后在悬赏缉拿他首级的情况下，被迫退到保安，于1931年举起一面独立的“镰刀斧头”红旗，攻占保安和中阳两座县城，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陕北红军，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刘志丹的大胆勇敢、智勇双全很快在整个西北闻名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美国著名进步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赞道：

　　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2页。）

　　刘志丹的牺牲，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损失，全体红一方面军战员极度悲伤。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4月的山西，时而被寒流袭击，偶尔的早霜，暂时压制了萌动的春意。但，冬天已经过去，春天不会太远。

　　蒋介石调集近十个师的兵力先后入晋。同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共十几个师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犯。阎锡山以五个师又两个旅向南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晋西地区。

　　红十五军团按方面军的指示，进行了调整。调出第八十一师编制；以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七十八师番号不变。

　　晋西大麦郊。红十五军团指挥部。

　　阳光明媚，气候温和。远处柳林已呈现一片绿意。封冻的河水，开始一点点融化。

　　毛泽东用他的“五齿梳子”梳着自己的长发，穿着肥大的棉衣，在和徐海东交谈。

　　徐海东呷了一口茶后欲言又止。

　　毛泽东却谈笑风生。当他发现徐海东的表情时问道：“海东同志，有什么话要说吧！”

　　“哦……哦……”徐海东吱吱唔唔。

　　“说哟！”毛泽东点着一支用菜叶子做成的烟卷，吸了一口说，“说错话，也不会打屁股的！”

　　徐海东试探着，怯怯地说：“国民党十七、八个师，大兵压境，我们地形不熟；陕北老根据地又面临危险。款、粮也筹得差不多了，打通山西阎锡山这条通道，进入华北抗日前线，目前看，牺牲太大，几乎不可能。我看是不是……”

　　徐海东说到这里不敢轻易说下去了，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咳嗽一声，把菜叶烟扔到地上不吸了，并站了起来，向窗前走去：“说下去，说下去嘛！谈谈你的看法！”

　　徐海东鼓足了勇气说：“依我看，不如红军先打回陕甘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迎接北上的朱德、贺龙两支红军主力；向四周巩固扩大根据地……”

　　“好！好啊！”毛泽东转过身来，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海东同志，我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嘛！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已和闻天同志、恩来同志、彭老总达成了初步共识，有你们几个大将军支持，就可以形成决议啦！”

　　“主席！我是瞎说胡想，别影响了中央的正确思路！”徐海东把吊在嗓子眼的一块石头放到了肚里，从容地说，“走时，我们再留下些小股部队，就地打游击，将来再次东征时，就有导航的了！”

　　5月5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海陆空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通电》痛斥蒋介石、阎锡山阴拦红军抗日的罪行，申明抗日先锋军虽然能够打破反动军队的阴拦继续挺进，但是，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及损耗国防力量，红军撤回河西。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应当幡然悔改，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如果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必为全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红军的东征和回师，使全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和决心，在政治上大大孤立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回师通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抗日反蒋”公开转变为“逼蒋伉日”（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页。）

　　东征的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等的率领下驰骋于晋西山区，打到哪里，哪里人民欢天喜地。贫苦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抗捐税、斗土豪，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娃娃们唱起了新编的歌谣：

　　共产党、红军天心顺，

　　普天下的老百姓心随红军。

　　抗捐抗税当红军哟！

　　阎老西心上着了蒙……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踏上了回返的征途。他以前只是听说，阎锡山爱财职命。这次东征，徐海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阎锡山花了“血本”——悬赏五万元买徐海东的脑袋。徐海东听说以后，摸着自己的头，笑呵呵地说：“娘卖匹的！阎老西就是比蒋介石小器，蒋介石出十万元的赏要我的脑袋，阎老西才挤出五万元！”徐海东骂阎锡山小器在红军指战员中传为佳话。

　　黄河东岸。铁罗关渡口。

　　天上大雨滂沱，地上水土泥泞。

　　河里浪涛汹涌，红军艰难徒涉。

　　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团完成掩护全军西渡的任务后，西撤渡河。队伍行走异常缓慢。徐海东心急如焚。他催马向前，想查个究竟：是渡口有敌人，须马上组织攻击；是路滑难走，得敦促队伍快行，以防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追上来，背水之战，后果不堪设想。

　　山路崎岖，陡坡窄道时而出现。老兵认识徐海东的大白马，纷纷让路；新兵不认识，也不会行军，在队伍里乱穿。

　　徐海东不让战士让路，总是抖动马缰绳，让马从路边泥水或没道的山坡上走。大白马表示抗议，走几步，只要队伍稀少，它就硬往路上挤。前边是山路，路两旁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块，马踏着碎石，艰难地小跑。突然，一个小战士闪出队伍，正好跑到马头底下。徐海东猛一提缰绳，想从右边闪过战士，哪知，大白马也似乎意识到危险了，顺着马缰躺 猛地一闪，徐海东便从马北上栽落下来…… 徐海东被摔得鼻青脸肿，鲜血立刻从头上流下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感到满嘴血腥味，吐了一口，全是血，这才发现他的两颗门牙被石头磕掉了。’“马……马……马踩伤……伤人了吗？”徐海东喃喃地问身边的卫生员。

　　“没有！马没踩着人！”警卫员抢过话回答说。徐海东感到头发木、嘴发麻，紧闭双眼，躺在担架上像是腾云驾雾，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警卫员小张跟随首长多年，他最了解首长的为人。战场上，他负了伤，还要问问其他伤员怎么样？平时病了，还关心别的首长的身体。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现在，自己摔成这个样子，血头血脸，昏昏迷迷，还想着马是不是踩伤了战士。小张看着担架上的徐海东，叹着气，护理着他渡过了黄河。

　　徐海东在昏迷中躺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才完全清醒。开口第一唏还是急切地问：“马踩着人没有？我总记着马蹄前有人倒下！”

　　“没有！”

　　“真没有？”

　　“那战士没事！”护士周少兰与徐海东结婚了，并改名叫周东屏，此时，她守候着徐海东。她心里有些气，埋怨着说，“你还挂念他呢！他差一点要了你的命！”

　　“不能怪他，只能怨我没小心！”

　　“怪你什么！他该受处分！”

　　“要是踩伤他，受处分的应该是我！”

　　“怪我没驯好马！受处分的应是我！”马夫“小猴子”走进屋说，“毛主席他们来了！”

　　徐海东托儿所着坐起来，要下地……

　　“别下地喽！是我来看病号，而不是病号看我呀！”毛泽东说着，大步上前把徐海东推上炕沿。

　　“主席！你那么忙还来看我，我没事！”徐海东激动地说，“东屏，快给主席沏壶茶！还有那盒缴获敌人的好烟给主席拿出来！”

　　走在毛泽东后边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海东呀！好好养病，陕北形势看好呀！”

　　周东屏找了半天只找出一个水杯，正愁没有给周恩来的水杯时，周恩来爽朗地说：“把烟给主席，他是‘烟鬼’；我要茶，共产党讲平均分配嘛！”

　　大家哈哈大笑。

　　徐海东失去两颗门牙，笑露出了两个黑窟窿，再配上原有的两个酒窝，笑得像孩子般天真。

　　周恩来一本正经地说：“虽然陕北到处都是窑洞，但不至于挖到某些人的嘴里去呀！”

　　大家乍一听，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窑洞要不得哟！”毛泽东绷着脸，用手指着徐海东的嘴说，“它只能住两只苍蝇！”

　　又一阵孩子般的大笑。

　　临走时，毛泽东拿起那盒好烟，对徐海东和周东屏说：“你们竟敢私藏国军禁运品，这盒充公了，等革命胜利了，我还你两颗纯金做的门牙！”说着，把烟装进了衣袋里。大家又笑了。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总结大会上说：“我们东征打了胜仗，扩大了红军，只是海东同志丢掉了两颗门牙……”

　　周恩来凑到徐海东耳边小声说：“毛主席这几天没烟了，瘾一来时，急得上树爬墙的，到处寻找可充当烟吸的菜叶、树叶什么的！”

　　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徐海东对周东屏说：“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是好！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胸怀坦荡！”

　　1936年5月28日。绥远宁条梁。

　　夜星闪闪，春风怡人。红十五军团指挥部里，一盏菜油灯照亮了整个房间。徐海东伏桌研究着地图。

　　他想：为了扩大陕甘根据地，19日从延川贾家坪西征以来，经安塞、靖边越长城，仅十天的时间走了近六百里，又是一次远征啊！他在静等第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的好消息……

　　“咣咣！”指挥部的门被撞开了，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张绍东后于1938年叛逃。）和政委赵凌波（赵凌波后于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都挂了彩，跑了进来。张绍东惊慌地说：“第二一七团团长牺牲了，我军伤亡惨重！”

　　徐海东惊愕了，急忙把他俩扶上炕坐下，经了解，情况清楚了：小桥畔位于红柳河岸，两面是水，两面是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并不大，但围墙坚固，而且寨内民团为外国教学神父控制，顽抗拒不投降。显然，徐海东是小看了这个目标。

　　徐海东马上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有人提出反对，说：“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就白死了吗？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集中第七十三、七十五师的兵力（七十八师由韩先楚率领在北部单独行动），杀进寨子，杀他个片瓦不留！”

　　“攻进去，抓住神父，点他的天灯，为烈士祭奠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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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空气顿时紧张，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

　　“住嘴！”徐海东断喝一声，“我不想为他们报仇吗？他们都是我的好战友、亲兄弟！”

　　他们知道徐海东的脾气，谁也不说话了。

　　徐海东沉痛地说：“我们西征，除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抗日力量，有拥护红军、也不抗日的，只要保持中立，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外国教学在这里，其政治影响，不是死几个人能挽救回来的。况且，要想强攻，伤亡还会很大！”

　　他顿了顿，最后坚定地说：“只许智取，不准强攻！”

　　接着，徐海东把军团政治部的唐天际、刘华清找来了，交待了一番，让他俩作为使者，进寨谈判。

　　唐天际、刘华清冒着生命危险迈进了龙潭虎穴——小桥畔寨。唐、刘二人不辱使命，唐天际和刘华清以红军的正气、大度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谈判的胜利，凯旋而归。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通过围寨时，神父领民团还送来些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6月9日。豫旺东滩。

　　豫旺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回民县城，是宁（夏）西（安）公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内有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壮丁总队防守，共六百余人。城内用水全靠北关的泉水。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从宁条梁向西长驱直下，6月9日，到达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

　　军团指挥部正在开会。

　　“北关泉水源头，有敌人一个排把守；豫旺县城城墙高八米，宽两米；城内有六百守敌！”侦察连长向徐海东汇报着，“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回民。城外还有二十一座碉堡，两道防线！”

　　大家议论纷纷。坐在墙角的徐海东站起来说：“这个县城必须拿下来！断水源、困孤城！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茅塞顿开。会场又热烈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断水源，困孤城”的详细作战方案拿出来了：第七十五师担任围困豫旺县城的任务，先肃清外围碉堡和两道防线，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第七十三师沿公路向北寻查、军团骑兵团沿公路向南寻查，担任打援的任务，并伺机扩大根据地；警卫营解决北关水源，并保证对城内断水。

　　同时，军团政治部发动政治攻势。每天有小宣传员对敌喊话，或化装进城张贴、散发油印的传单，以瓦解敌人。这些口号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马鸿逵是回民的败类，是回民的敌人！”

　　“红军是农民的军队！”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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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拉开了打持久战的架势。此时的徐海东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打仗时，更重视政治攻势的威力；更重视正确政策的效果；更体会到，一个高级指挥员，最主要的是每一个战斗或战役的正确战术、方针和部署，而不是一味地带兵去拼杀。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计划在顺利实施着。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27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宁夏城。马鸿逵寝室。

　　秘密客厅装饰得比大客厅要古朴典雅得多，象牙、玉雕、宝石、古画，应有尽有。

　　马鸿逵把白帽放在衣架上，对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还有那个日本军事代表说：“各位请坐！”他指着紫擅木制成的法式沙发。

　　“徐海东这批‘孩子军’还真够厉害，不到两个月使我损失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消灭共军。”马鸿宾气愤地说。

　　“我如集大家来，就是商议我们的合作问题和作战原则”。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呷了口茶说，“我要徐海东有来无回！为他举行‘天葬’！”

　　马步芳、马步青虽没有受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的打击，但中央红军和现在继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他们以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两个对今天的秘密聚会也是很积极。

　　“我们的优势是骑兵多，机动作战能力强，”马步芳吸着鸦片烟说，“可是现在，这些骑兵都分工用在各个围子寨子和县城中，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近半年来的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对付善于游击战的共军！”

　　“好！”坐在末端的日本军事代表，身穿和服，留有一缕日本胡，鼓掌说，“马主任高见，各县城寨子由民团担任守备，步兵和骑兵集中，担任出击、救援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马鸿逵那双深陷且冒着凶光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在想怎么借这个机会再敲“老头子”（蒋介石）的竹杠。他狡黠地说：“还可以向南京要钱嘛！”

　　此时，马步青、马鸿宾已经哈欠连天，浑身无力，眼泪直流，是来大烟瘾了。

　　“装四锅上等好烟，再把娇娣、彩花、媚姐、秀梅叫来！”马鸿逵对秘书吩咐道，“叫厨房准备一桌丰盛酒宴，我要磊宴宾客！”

　　日本军事代表用眼角瞥了一眼这四位“病夫”，暗想：像这样怎么能成大器呢？！失望地回去了。

　　马氏集团的作战方针形成了：各县寨由民团担任守务，所属部队接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三个多月的西征作战，给“蒋介石的走狗”——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预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豫旺县城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

　　豫旺堡和豫旺县城一样，也是个回民城池，同处在宁西公路上，不过一个在山北，是个山城；一个在山南，是个盆地小堡。据说，豫旺堡比豫旺的历史还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堡有三座阿拉伯式穆斯林清真寺，圆圆的拱门，可走过马车；高高的塔楼，直插云霄。头戴白帽或头裹白巾的伊斯兰教信徒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

　　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好响亮的名字，其实，不过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条板凳摆在唯一的桌子孙旁，桌面右侧有台野战电话，左边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自绘地图铺在桌面中央。土墙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搭在木钉上的一条毛巾，地上唯一的家俱是一个磕没漆边的脸盆。

　　彭德怀穿着他那件感到很得意的衣服——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正在招待徐海东和程子华吃饭。因为红一军团就驻扎在周围，首长们开完会，就回去了。彭德怀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留下，说要给他俩改善伙食。虽然只有两道菜——炒白菜和水煮毛豆，每人一碗面条，但气氛很活跃、融洽。

　　谈话中听彭德怀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吧！”

　　彭德怀瞅瞅徐海东，又看看那块表说：“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看！我还有呢！”

　　“你真是财神爷呀！上次没有你那‘雪中送炭’的五千元，我们恐怕早冻城冰块啦！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彭德怀说着接过怀表，放到耳边听了听，怕是这位徐老虎开他的玩笑。顿时，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出了笑意。

　　“当然是暂借给你的喽！”徐海东认真地说。

　　“难道是小护士送你的定情物？！”彭德怀开起徐海东的玩笑来了。

　　“不！不是！”徐海东沉着脸说，“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后来送给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时又送给了我，可惜沈书记他已经……”

　　彭德怀听着，又把它放到耳边，好像在听它的那桩说不完的故事……1946年，彭德怀同志把它交还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同志。

　　彭德怀和徐海东性格相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喜欢说笑……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故友重逢，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个‘洋鬼子’又来了！”警卫员说。

　　彭德怀前几天就给徐海东说过，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和他的部队。徐海东曾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但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彭德怀却说：“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一个‘洋鬼子’？直说就是了！”经彭德怀这么解释，才稍放下点心。

　　警卫员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春风的外国青年走了进来，和彭德怀、程子华打过招呼后，两眼盯着徐海东，因为他从没见过徐海东。

　　彭德怀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

　　徐海东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像个顽皮的孩子，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就是被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的徐海东？！”斯诺表示惊讶，他从挎兜里掏出传单，递给了彭德怀。这是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根据地上空，散发的反动宣传传单。传单上写着：

　　……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页。）

　　斯诺不相信，对面这个像个顽皮孩子的人竟是南京悬赏十万大洋取他首级的徐海东；更不理解，南京政府重奖缉拿的“匪首”，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见到您，我很荣幸！”斯诺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和一位中国窑工，又是红军将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要访问红十五军团当真吗？”徐海东问，“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

　　“如果您允许，过一两天就去。”斯诺回答。

　　“好吧！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徐海东爽朗地说。

　　饭已经吃完了，警卫员抱进两个瓜。四个人坐在炕上，边聊天，边吃瓜，个个像孩子似的，淘气地往炕上吐起瓜籽来。

　　1936年8月26日。豫旺县城。

　　一队人马由南向豫旺县城而来，马蹄嗒嗒黄土飞扬。大道两旁葱绿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有的俯首啃草，有的仰头倾听周围的动静；兀鹰和秃鹰在头上回翔，好似在寻找猎物；突然一群野羚羊走近马队路过的大道，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头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大道上的马队望见了豫旺县城的城楼。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其他的房子像是刚刚建起，旁边还放着一些破木碎瓦。

　　他们顺利通过检查，进入了豫旺县城。这个古老的回民城郭，居民约四、五万人。县政府的两层楼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有人告诉他们，这座楼和城外的房子，都是红军攻城时马鸿逵的守军纵火焚烧过的，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据守或攻城的阵地。

　　马队直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也是一间茅草屋，与彭德怀的司令部的陈设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墙上多了件装饰品——马鞭；另一个徐海东睡火炕不习惯，拆了火炕，设张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有套蚊帐。

　　徐海东知道斯诺要来，没去练兵场，专门在司令部等候他。他只有两套制服，没有彭德怀的高级——用降落伞做的背心，今天特意穿上那套只有一个补丁的军装，这套军装只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或是给士兵上课时才穿，平时，穿那套有五个补丁的制服。

　　斯诺刚进门，就惊讶地问：“为什么您不住县政府的两层楼？”

　　“那是地主老爷住的地方，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和老百姓住的一样！”徐海东随便地答道。

　　“空着，不是浪费吗？”斯诺不理解地追问，“已经用做红十五军团的被服厂喽！”

　　两人谈一阵，斯诺怯怯地说：“听说您这里有个回民教导团，如果可能，我想去采访！”

　　“可以！”徐海东马上说。

　　斯诺、徐海东和参谋部的一个会讲英语的干部，骑马来到了回民教导团驻地。

　　这是一个回民地主的大院，红军占领豫旺县城后，主人逃走了。这所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墙头很厚，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房子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青色的砖地没有任何肮脏的痕迹，回民士兵非常讲究卫生。

　　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和标语：“打倒伊斯兰叛徒马鸿逵！”“反对日本造机场、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

　　“回汉两族人民能否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斯诺问迎面而过的一个回民战士。

　　那个战士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中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人瓣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反对红军，你怎样对待他们 ？” “我人亲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部分阿訇都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连长就是个阿訇。”

　　“但是，有的阿訇说服不下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

　　在回返的路上，斯诺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在整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晚上，斯诺问起徐海东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时，徐海东瞪大眼睛，坐直了身子说：“我家的人全都被杀了，共六十六个人，全被汤恩伯、夏斗寅他们枪决的，只留下一个哥哥，他在四方面军里。”

　　“六十六个人！”斯诺惊奇地重复着。

　　徐海东惨然一笑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比较大而已！”

　　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呆了五天。第三天，即28日，徐海东陪他到第七十三师前线和红军剧社看戏。后两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他一直在向徐海东及其部下提出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和目前西北的情况等问题。

　　斯诺在他的采访记录《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日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9页。）

　　几天的交往，洚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答应他，回到白区后，给买两颗假牙。斯诺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广泛的取材，他最后给徐海东的评语是：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7页。）

　　斯诺是徐海东一生中接待过的所有记者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徐海东每当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总是笑着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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