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文化街七十五号。

　　这座幽静的住宅，近邻老虎滩海滨。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中央为徐海东选了这个很好的疗养场所。

　　徐海东几年没领兵打仗，仍是敌人情报机关追踪的目标。为了保密，从威海卫港上船后，徐海东化名为余立仁。但是，敌人还是很快知道了他的行踪。刚到大连第三天，大连市公安局的一个同志来说，美国电台今天的广播说：“中共重要军事领导人徐海东到了大连，企图不明！”

　　徐海东又惊又怒地说：“我这老病号，什么企图不明！我的企图很明白，就是养病！”接着他问道，“从山东撤下来的其他干部家属都安置好了吗？”

　　“虽说困难些，但都安置了！”大连市委的同志说，“你别担心了，都由我们办！”

　　徐海东对身边站着的秘书说：“你去把组织上拨给我的养病款，送过去，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属！”

　　大连市委的同志瑞三推辞不接，秘书知道徐海东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别人不听，他就会生气，可能会加重病情。在秘书的解释下，大连市委的同志把组织给徐海东养病的钱拿去补助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家属了。

　　一位留美的肺科病专家和苏联红军的一位上校军医，经过化验、透视等详细检查和会诊，断定：严重肺结核并带有多种并发症，肺部的绝大部分失去功能，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

　　在化验室里，当周东屏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一场。

　　“以前主要吃些什么药？”苏联军医问周东屏。

　　“主要是靠吃一些中草药，维持着。”她泣不成声地说，“每天还要工作、读书、看文件……”

　　“这简直是个奇迹！”苏联军医惊奇地说，“我不能理解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

　　两位医生在周燕屏的要求下，答应不把真实病情告知徐海东。

　　徐海东自从病倒以来，从不认为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总是满怀希望和信心，像在战场上蔑视敌人一样蔑视病魔。他始终相信自己会好的，九次负伤没有死，病也决不会夺去他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权利。医生一进门，他就乐呵呵地问：“我要养多久，才能上战场？”

　　两位肺科病专家互相望了望，只好说：“你的精神会使你俩恢复健康！”

　　“你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名军人，军人是最了解军人心理的，我还想参加战斗！”徐海东说。

　　上校军医面对这位解放军拘将，强做微笑、连连点头：“是的！你会的！”

　　可事与愿违，三年国内解放战争于1949年基本结束。徐海东空有一腔热血，却难赴重任。

　　徐海东两肺功能严重损害，听诊器下湿性锣音像水泡样随着吸气鸣响，可是，徐海东对自己的希望从没破灭过，只要病菌情略有好转，就写信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他，也希望他能重新工作。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了大连：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徐海东把党中央的关怀记在心里，把毛泽东的信放在枕边，作为鼓励和鞭策自己的精神食粮。他每天坚持起床，加紧锻练身体，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徐海东永远铭记徐海东的一句话：“我看过〈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的人，不算个中国人！”他在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文件、报刊之余，也常常反复读这些书。他不太喜欢〈红楼梦〉，其中的人物和他这个一生征战的武人性格、爱好毫无共同之处，但他还是把它读了两遍，他要做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1951年5月30日。徐海东住所。

　　阳光灿烂，春潮乍起。湛蓝的辽东海湾，泛起汹涌的春潮，海水一次次向海边的沙滩扑来，不时泛起白白的浪花。被妻子周东屏搀扶着和徐海东，站在门口，已经多时，他的心也随着海水一起澎湃。想到周恩来总理要来大连亲自探望他，他的心情就无比激动。

　　一辆吉普车在徐海东面前停下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敏捷地下了车，大步向站在门外、等了很久的徐海东夫妇走来，徐海东也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两双久别重逢、凝结着深厚友谊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徐海东激动而有些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周总理诚恳地说，“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

　　徐海东说：“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是战争结束了！”

　　周总理说：“胜利了，条件好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呀！”

　　当周恩来发现徐海东卧室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服装时，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大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海东坚持穿。他说，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周东屏解释着，“不过，不时候苦日子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周恩来眼睛模糊了，心情有些激动。他心想：“这是为中国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将军，革命胜利了，怎么能让他过这种寒酸的生活，当即批条，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衣食款。

　　徐海东久居大连达九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来探望。

　　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总理去大连，又到了文化街七十五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喜欢他的坦率性格，热爱他的光明磊落和赤胆忠心。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徐海东的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

　　周恩来第三次来到大连徐海东住处时，发现徐海东还住在那所低矮简陋、潮湿的旧房子里。周恩来当即批条、拨款，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

　　徐海东听说需要很多钱，坚持说：“我感谢总理关怀，房子不修也能住！”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周恩来关心地说。

　　“我要以总理为榜样，要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徐海东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孩子们的话。

　　抗美授朝战争爆发后，徐海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报纸和文件中了解战况。远离战场，他不能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那样，找前线指挥员谈话，于是，他就经常找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老战友郭述申谈谈，和他共同说说战局，讲讲如何做好战备。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徐海东常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古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上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6页。）

　　为了保持谦虚慎谨，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了“六不规定”：

　　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

　　这些话，徐海东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有一次，听说一个干部闹离婚，把在一块抗战八年的妻子无故甩掉，另寻新欢，他气愤地骂了好多天。从此，每逢多年不见的同志来看他，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都问一下：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周东屏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开口就问这些？！”徐海东却认真地说，“问问有什么不好，提醒他们别犯错误！”他鄙视争名、争权、争利的人。

　　1956年9月。北京观音寺一号。

　　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房子虽不新，但古朴典雅；四周的房子红檐绿瓦，院子中间大方砖铺地，很是气派。这是清朝末期给一位德高望重进士建造的。组织上决定，徐海东搬进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

　　徐海东在参加八大期间，见到了许多老战友，老同志，看到他们个个精神焕发，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地工作。他渴望着也能走上工作岗位实在不甘心“只当官、不做事”。他的心扉，一直是朝着整个国家，向着全世界。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解放军专题节目，学习讲座，他都认真收听。对家里人来说，他既是热心的历史讲解员，又是受尊重的“时事评论员”。医生阻止他看书、看文件，只允许他听读，可旗偏做不到，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一些，就职自己看文件，看报，有时还看些文艺书籍。他说：“吃饭不能找人代替，学习一样不能让人代替。听读三遍，不如自己看上一遍。”

　　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

　　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的称他为“天才的记忆”。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广州疗养院。

　　北京的树枝刚刚有点绿意，广州已进入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的仲春了。

　　在广州疗养院的一间套房里，暂时养病于此的徐海东正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亲切交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呀！”徐海东和董老寒暄几句后，谈上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人就是有骨气，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摧垮！”

　　“是呀！苏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迎着困难上，争取比有他们的帮助时搞得还好！”董必武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曾在武汉首创“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现处在中国政坛最高领导层，为中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而不知疲倦地到处奔忙。谈起国内外形势，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汽车厂、远洋轮船制造厂，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导弹和卫星……”

　　交谈了一阵，董老要走时，高兴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养病一、二年，思想就跟不上了！”

　　徐海东摇摇头，笑着说：“我还得向董老学习，请董老多多指教呀！”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59年庐山会议（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旨在纠“左”的万言书，被批为右倾。随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的政治运动。）后，徐海东对党的一些决策，难以理解。他感到，越是担心自己落后，好像时代的列车越是跑得更快，总也跟不上似的；越是害怕犯“右”的错误，思想上却越来越“左”不起来。“老病号”和许多老朋友一样，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1966年5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

　　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徐海东称王震为“王老弟”，王震称徐海东为“徐大哥”，几十年都称呼如初。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晋西，徐海东率领三四四旅和王震率领三五九旅互相配合，使骄横的日伪军首尾难顾，屡遭痛歼，敌后老百姓拍手称快。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困难共同商量克服，打了胜仗纯朴勉励，真可谓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1956年，徐海东在大连休养，王震专程从北京去看望因战争不断而阔别二十年的“徐大哥”。王震高兴地说：“徐大哥，您能有今天真是九死一生呀！您是死不了的人！”徐海东激动地说：“王老弟，我们能见面是多么不容易呀！我相信您能活到百岁！”……他们畅谈了两天两夜。

　　“文化大革命”使人性扭曲，“友谊”一词在字典里失去了位置。往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多年恩爱夫妻划清了界线；征战多年的战友，成了敌对派；……但徐海东和王震的友谊之树却更加根深蒂固。后来据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回忆说：

　　在风雨如磐的十年中，父亲和王叔叔的友谊也经受了考验。林彪、江青一伙把我父亲和王叔叔的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污蔑为“黑关系”、“搞串联”、“搞阴谋”。早在1966年9月，林彪、江青一伙就开始诬陷王震叔叔，强加种种罪名，给他挂黑牌子进行批斗。一天，王叔叔砸了黑牌子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讲了事情的经过。父亲非常气愤地说：“王老弟，你砸得好！我们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顶得住。要说你王老弟是反革命，那我徐海东也就是反革命。”父亲尽力地安慰王叔叔，要他注意身体，坚信乌云总是要过去的。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抓所谓的“军内一小撮”，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徐海东”的标语，污蔑我父亲是“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父亲感到实在冤枉、憋着一肚子的火到王叔叔那里，倾诉衷肠。王叔叔对父亲百般地安慰，并说：“徐大哥，要说你是反革命，那我王震就是反革命。你要多加保重身体，相信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的。”王震叔叔又对我说：“你爸爸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其他地方都不要再去了，我不怕牵连，徐大哥的事我要管到底。”（见胡小欧编《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

　　聪明的徐文伯甩掉盯梢，终于找到了王震，急切地说：“我父亲肺部功能已失去百分之八十，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没有氧气和药品怎么能活下去呢？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这紧急情况，结果都是不管不问。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整死呀！被迫无奈，我又找您来啦！”

　　王震知道，徐海东现在患有严重的肺病，心脏病、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病症，他十分着急，果断地说：“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徐大哥的生命！”

　　王震冒着风险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嘱咐把徐海东同志的医疗关系转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海东同志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自语：“总理，总理，我们的好总理啊！” 1969年3月31日。

　　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的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徐海东从早晨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晚上，从晚上继续等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接到通知，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他原来总是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了解他，现在他怀疑起来！

　　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未眠。天好像真的要塌下来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在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似乎久缠于身的病痛也好了许多。

　　多少年的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统统被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1960年春节，徐海东在广州一个叫机颈坑的地方疗养，当时，正好和毛泽东住隔壁，相距只有几十米，他夜晚有工作，乘车外出，每次都要司机把汽车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机器，毛泽东嘱咐司机说：“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周恩来对徐海东的关怀和体谅，更是难忘。有一回，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头发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后，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

　　……

　　漫长的黑夜，徐海东的心里也一片茫然！

　　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

　　一个大吊灯，照得会议室如同白昼。

　　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低沉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发出一个个回声：

　　“同意！同意！”

　　虽然仍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阴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道：“你能出席今天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向中央请假！”

　　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4月1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庄严肃穆。

　　周恩来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手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身边！”

　　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徐海东对大多数代表和主席团成员，都很陌生。尤其是党代表，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的。……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先确定“九大”代表身份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是在火车上突击入党的。而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九大”之外，被剥夺了参加“九大”的权利。

　　许多应该出席大会的同志，没有参加；有的同志是刚刚从“牛棚”出来，像徐海东一样，匆匆赶到会场的。这些代表们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许多老同志听说“老病号”也受了折磨，对他格外关注，都向他投来亲节问候的目光，用手势跟他打招呼……

　　这时，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会场立即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站在毛泽东座位旁边的林彪，拿着“小红书”，领着全体代表，长时期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就坐后，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一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致意！徐海东久久望着毛泽东和他身边的林彪。林彪也回头看一眼徐海东，四目相对，一束莫名其妙的火花碰撞出来！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那双微微颤抖的手，提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人的名字下面划了圈，急忙向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

　　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辩论，只回答了一声：“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尖下颏、短眉毛，有些三角眼的林彪，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他却狠狠地瞪了王震一眼。王震也没示弱，也狠狠地回敬了林彪一个“白眼”！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迫害，依然没有放松。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北风嗖嗖，黑夜沉沉。

　　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战争会不会马上爆发，徐海东确实说不好。但“战争”一词，对在战争中长大的徐海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家常便饭。徐海东面对没有好脸色的两个办事员说：“我身体虽不好，不过，打起仗来，也不用你们保护！”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决照办执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我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是王震在吵骂不让他进门的卫兵的声音。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

　　徐海东含泪点点头。他从老战友的话语中听出了他有满腹的冤屈。他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既是安慰“王老弟”，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两字！”王震悲伤地说。往日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南征北战，赫赫功绩，革命成功了，却被“疏散”到江南，没有什么要求，唯一奢望的是要党、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同志”。这多么凄惨和悲哀！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水流满地。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医药无保障，连他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

　　周东屏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打不通，信交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剩下的唯一信靠，便是徐海东生命的超然精神。他对妻子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是‘他’！”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周东屏和孩子们都明白他的手势，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五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但却有一条他们无法“不”，那就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抹去徐海东大将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丰碑。

　　1979年1月25日。全国政团协礼堂。

　　春天，又重回中国大地。明媚的阳光，照在金碧辉煌的政协礼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写道：

　　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文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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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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