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也正是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时候。当时，我在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一连当指导员。一天，我们连奉命去河口执行任务，回来在石家湾宿营。第二天拂晓，徐海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石家湾，准备打敌人从河口来的运输队。那时他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就去师部，一是看望首长，二是汇报得知的敌情，三是请求任务。一见面他就搬凳子叫我们坐，问我们连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团员，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思想情绪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接着，徐海东同志就谈起围攻七里坪战斗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他说，攻打七里坪久未凑效，反而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主要是没粮食吃，造成了巨大的减员、伤亡和消耗。说这段话的时候，徐海东同志非常痛心。我们回来后，为了减轻师首长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就把连队里的粮食和买的几头猪送给师部，同时，我们又请示师首长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办。徐海东同志说：“你们快回去，配合地方干部动员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告诉干部群众，准备转移，以防遭敌人屠杀；粮食物资要贮藏好，不要丢给敌人。”并指示我们连迷惑牵制一下敌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随后就告别了。

　　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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