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元帅徐向前 作者: 张麟、马长志 转战海陆丰，与“彭菩萨”结下深情。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红四师在紫金县境休整数日，奉东江特委的命令，于1928年元旦过后，开抵海丰县城。 海丰，是广州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县。它南临南海，北依莲花山。县城不大，名声大；人口不多，英雄事迹多。远在南宋末年反元斗争中，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率兵在海丰征战过。后人在城郊五坡岭立起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表忠祠”。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海丰的农民领袖黄镜恭发动农民起来呼应，并一举攻占海丰城。辛亥革命后，海丰又成了彭湃新农民领袖的革命圣地。 这里，是农民称为“彭菩萨”——彭湃的故乡，彭湃领导创建了红色政权，开创了名震中国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里，又是徐向前征战过的地方。1925年春，徐向前参加东征，随黄浦军校到海丰，参加过海丰农民3月3日举行的三万多人的欢迎大会。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的大会上，周恩来、彭湃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那时，徐向前没想到，三年之后，他会领兵再返海丰城，会成为彭湃的部下和战友。 新年伊始，海丰人本不过“阳历年”的，这一年例外。元月5日天不亮，四乡的农民举着红旗，吹吹打打，涌进海丰城的红场。红四师的部队，武装整齐、精神焕发，高唱着军歌，步入红场。人山人海，红旗蔽日的欢乐场面，使徐向前和战士们的心情豁然开朗。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第一次使他开笑脸的县城是紫金县，这里比紫金县更火红。失败的情绪，从战士们心底消失了。 欢庆大会，一是欢迎红四师到东江，二是庆祝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满怀激情，记述了初到东江和海丰的盛会： “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 ‘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火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脚上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 他的声音宏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①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 海丰城，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彭湃出生在县城东郊桥东社一个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他不满五岁，就被送进海丰城七圣宫读私塾，六岁进林祖祠小学读书，十三岁升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几乎都是在海丰城度过的。 1921年5月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长，便辞去局长的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从此，农民称他“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的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他的名声，传遍东江地区。普宁县的老百姓听说彭湃到了，几千男女老少跑去迎接，农民把他当“菩萨”，又把他当“皇帝”一样称他“万岁”。一次开大会，妇女、娃娃高呼着：“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① ①《彭湃传》1986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他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群众中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和他写的诗歌。他曾写过这样一首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诗歌： 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 有足不行，终日静坐，受人奉迎。 奉迎无益，不如打平，铲个干净。 人群进步，社会文明。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是前敌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和起义军一部分一直走到汕头、东江地区。大部队失败以后，他经香港又转向海陆丰，组织武装斗争。广州起义爆发后，他率领海陆丰革命武装（即广州起义后命令的工农红军第二军）正向广州进发，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率军又返回海丰县。 红四师来到海丰地区，彭湃那些天特别高兴。他特请师长叶镛、师党代表袁裕、参谋长徐向前、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等领导人一起吃茶，共叙友情。在海丰，徐向前还见到了彭湃原配夫人蔡素屏——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那天中午，一群妇女慰问队，来到红四师师部。领头一位瘦小的女干部，就是蔡素屏。她落落大方，热情微笑，向徐向前等人敬擂茶。她的普通话虽然不太好，但听得出，她一再说的是：海丰人和广大妇女，从心里欢迎红军；人民解放、妇女解放要有武装。话不多，给徐向前的印象：她是一位新女性。其实，蔡素屏是彭湃一手培养成长的女强人。她是海丰鹿境乡人，16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彭湃。她虽然长相俊秀，聪明伶俐，却不曾读过书。彭湃开始很不满意这门婚事，打算“一走了之”。但他又觉得这样会害了此女一生。最后下决心与她相爱，教她读书写字，叫她放开小脚，扔掉绣花鞋，走上革命路。 她终于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海丰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蔡素屏1928年6月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刑场上她向乡亲说：“只要农会万岁，我甘愿受罪。” 红四师来到海丰，每天都生活在温暖、欢乐的气氛中。徐向前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参谋长的职务，使他大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本来他只管军事行政事务，由于刚从10团党代表改任不久，总还习惯管一些党务、政治方面的工作。这时在几位师领导干部中，又显露出一些不团结的苗头。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党委书记唐澍和徐向前都来自黄埔军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荣经历，又都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难免闹些意见。从花县一路而来，因为行军打仗，有些矛盾暂时压下了，如今来到海丰，环境平稳，几件小事掀起风波。徐向前是新提升的，又惯于忍让，凡事不往心上去，谁和他过不去，他忍忍，笑笑就过去了；谁看不起他，他“甘拜下风”。他不说长论短，埋头实干，一心放在部队工作上。所以他没被卷进闹不团结的风波中。在彭湃参加的党员大会上，徐向前有几句发言，说得与会同志称赞。徐向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都是同志，同志就要志同道合。大家应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做不到这些，遇事也要相互忍忍。现在敌人追打我们，团结是武器，我们只有团结对敌，才能战胜敌人！” 彭湃说：“对，团结是武器，是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武器。我们共产党员，自己不团结好，怎么去团结劳苦大众革命！” 在彭湃的主持下，全师党员大会改选了师党委。徐向前当选为师党委委员。 在新党委会议上，袁裕提出要“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建议。彭湃说：“应该，现在红四师虽然有三百多名党团员，但仍需要积极发展，进一步增强党的组织建设。” 会议休息时，大家在院中散步闲谈，几个人叙起家常和这几年的经历。彭湃听说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笑着说：“五台名山，菩萨多呀！你同意不同意打菩萨？” 徐向前说：“同意打的，只是打它没用。” 彭湃说：“有用。菩萨虽然是不会说话，它压在工农心里，不准造反。该打，该打。” 两个人说起广州，说到黄埔军校，彭湃说：“你们那期时，我还带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去过呀！” 徐向前说：“我们没见过面，听说过这事。” 彭湃说：“当时人多，见着也不认识呀！” 原来1924年7月，彭湃在广州办起第一届农讲所，亲任主任。开学那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出席演说。原定学期一个月，为使农民运动骨干分子懂些军事知识，彭湃亲自领着33名学生，在黄埔军校进行了10天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彭湃又领学员到黄埔附近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调查和实习。徐向前当时正在黄埔军校紧张训练，只听说来了一帮农民学军事，却不知带队的就是这位“彭菩萨”。 不是巧合，恰是巧遇。革命人又走到一起来了！ 红四师在海丰的日子里，彭湃这位革命家给了徐向前很深的印象。以致徐向前一生都十分怀念、敬仰这位“彭菩萨”。 徐向前的诚挚、稳重、党性高于一切的品德和实干精神，也牢牢留在彭湃的记忆中。后来彭湃奉命到上海党中央工作，直到他牺牲前，还常常提到徐向前这个人。 徐向前和彭湃，在海丰相会；在东江征战中，不断加深友情。当然，他们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是后话。 红四师到达海丰不几天，红二师在董朗的率领下，来到海丰，与红四师会合。说来也巧，董朗又是徐向前黄埔时期的同学。孙中山播下的“黄埔种子”在国共分裂后到处开花结果。 董朗是四川简阳人，和徐向前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二队，与徐向前在黄埔的经历一样，参加东征、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董朗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任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团团长。起义军在潮山地区失败后，他率领一部分部队退到海陆丰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董朗任团长； 四团和海陆丰工农武装合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兼四团团长。红二师正孤军作战，红四师来了。 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现如今有了两个师的红军，决心打开一个新局面。为“迅速扩大红区”，遂命令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进攻。企图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领域。 这一年春天来的早，刚过新年，东江山绿水清，正是大好的作战季节。彭湃的性格像他的名字，热情澎湃，亲自率领红四师东进。首先扫平陆丰的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白旗会”，然后攻果陇、打甲子湾，占葵潭。彭湃发着高烧，还带病指挥红军十一团和普宁工农革命军作战。师党委书记唐澍在战斗中牺牲后，师长叶镛生病、党代表袁裕身体不好，作战行军种种工作压在徐向前参谋长身上了。徐向前虽然身体瘦弱，却有一股抗劲。小小的头疼脑热，他从不放在心上，实际上也没有药吃，按他的话说，“抗一抗，就过去了。” 小病能抗得住，敌人大军一出动，抗就难了。这时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沿海，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海丰城不攻自破，东江的红都丢了。 东江特委决定：红四师攻惠来。此时守惠来城的是从福建开来的陈铭枢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哪知，惠来城工事坚固，攻不进去。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彭湃来了。此时，海丰城丢了，他正一肚子火，决心要“一城换一城”，亲自率领队伍去攻惠来城。 徐向前说：“要不得，要不得！” 彭湃说：“怎讲要不得！我不相信攻不下惠来！” 徐向前说：“要攻，我们率领队伍攻，你不能去！” 彭湃还没被劝阻住，他的夫人许玉庆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了。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和彭湃一样火性，丢下孩子，也要去参加爬城。徐向前和红四师的干部们又急又笑，这哪里像打仗，是斗气呀。师长叶镛赶来了，党代表袁裕跑来了，他们病着，都争相去攻城。徐向前说： “你们谁都不能去，我是第一线指挥，我去……” 当晚，部队发起攻击，一阵激烈的枪战，碰巧把城头上敌人团长打死了。这杂牌军，本不善战，头头被打死，一个团四散跑出了城。此时，敌人大军压境，红四师在惠来死守，必遭不测。于是红四师撤出惠来，转移进了普宁县山区的三坑。 在转移的途中和民团遭遇，战斗中徐向前腿部受伤，好不容易在别人帮助下，又是抬，又是架，来到三坑附近一个小村庄。徐向前已经记不清这村的名字了。1983年4月，笔者走访海陆丰老区，专程去普宁县三坑，进行现地调查。汽车经普宁县城，沿着山间小路，走了许多，东拐西转最后才找到那个实际上已经变成水库的“三坑”。山脚下稀稀落落的几个小村庄，分散在三个坑凹里。独具特色的石头墙，石板房，满目的石头，使人感觉这里是真正的山区。放眼望去，群山层叠，云雾绕着山头飞。一位8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从前给红四师引过路。他指着远处一个高峰讲：那儿是“望天峰”，峰顶上有块望天石，登上望天石，南可以望见大海，西可以望到广州；向上可望到“天宫娘娘”。平民百姓没人登上过，听说当年彭湃领的红军上去过。笔者问老人，当年他见没见过彭湃？老人骄傲地仰起头说：“见过，见过，他可不像现在的官难见，他进了山这家走，那家串，娃娃都晓得‘彭菩萨’”。 “你当年见过徐向前吗？红四师参谋长。”笔者问老人。 “你说的当今元帅徐向前吧？”老人摇摇头，“那时候兵那么多，官那么多，都穿一样衣，吃一样饭，谁分得出谁个谁呀！ 我是知道徐元帅，他在三坑这凹凹打过游击，他是了不起的武人。是红军参谋长，参谋长大呀……” “你怎么知道徐向前参谋长的？”笔者提问。 老人笑了：“是这些年才听说的呀……” 在红四师转战普宁山区、徐向前进三坑养伤的那些日子，正是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下坡路。年轻的红军，像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只会往前走，却不懂碰到墙上要头破血流，不懂人生的路怎么走。东江特委领导人，同样不成熟。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转战进三坑一带，东江特委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要把部队拉出山与敌人死战。徐向前和叶镛等人，虽然政治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是多年的军事干部，深深懂得战场上死打硬拼，是军旅大忌。 三坑隐蔽、安静的环境，使徐向前伤口恢复很快。4月，山区春暖花开，他每天都在村边散步，锻炼自己的腿脚，准备再战。又常常望着望天峰深思：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不爱闲扯，爱独自思索，这是徐向前的品格。他认定：弱小的红军，不应攻城夺镇，不能死打硬拼，要想办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红四师师长、党代表，他们同意。但是，他们都说今后怎么办，要服从东江特委的决定。 4月中，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的气氛开始平静、友好，虽然当前处境不妙，大家仍谈笑。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全国反共浪潮似云涌，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机，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园”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对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里，接着乒乒乓乓，许多石块飞下。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师长、党代表都闷着。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徐向前等“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来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人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走向山村的驻地。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没有笑声，也没有埋怨。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我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预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徐向前和一直处在病中的师长叶镛，坚持游击战，战斗在敌人的四面“围剿”中。徐向前后来总说：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
||